“历史学术界”不“学术”的态度亟待改正

　　《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中国与世界》(李兆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元2017.1出版)一书，通过对古代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和其它大量历史原始资料的研究、分析，论证《坤舆万国全图》不是西人利玛窦带到中国的，而是明代中国人根据中国的资料绘制的，大致成图于西元1420年到1440年郑和下西洋后不久，并认为郑和下西洋船队不仅到过非洲，还到达了美洲、大洋洲等地，西人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大发现”不仅远远迟于郑和船队，而且是根据郑和船队的测绘资料按图索骥才成功的。正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个论证“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1)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2)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3)利玛窦世界地理西学东渐”，但它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并且与西人孟席斯的研究结论(见本公众号文章 《郑和船队发现世界、启蒙欧洲及西史辨伪运动》)互为补充，可以说是走在了通往历史真相之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前面载有两篇“推荐序”，作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和“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地图学协会国家与区域地图集委员会委员”廖克。这两位都是“学术界”名人，都属于“正版”的被俗称为的“官科”，从其“推荐序”中可以看到，他们虽然认为李兆良的研究结论“还有进一步完满的必要”，但仍肯定“他的论述是言之成理的，至少是动摇了这些经典理论(即上面提到的“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的根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历史学术界”的“专家”基本上是在近百年来才形成的西方“历史”话语体系中浸染而成的，他们对非本“学术界”的人在历史问题方面置喙是不以为然的，更不容许这种置喙挑战乃至否定在他们头脑中已然固化了的西方“历史”话语体系。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历史学术界”人士(俗称的“民科”)对西方“历史”话语体系进行研究、质疑、辨伪，“历史学术界”对此不予理睬，其心态，用毛佩琦在“推荐序”里的话来说，就是“总体上学术界不大参与这一讨论，而'民科'则乐此不疲。就好像严肃的科学家，很少有人介入UFO(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一样”，可以说是嗤之以鼻。而今，“严肃”的“历史学术界”的两位“专家”能够为非“历史学术界”人士李兆良的历史研究著作写“推荐序”，希望只是因为李兆良的研究结论“言之成理”，而没有掺杂他的“美洲郑和学会会长”、“居美香港学者”头衔的因素。

　　毛佩琦在“推荐序”里表白道：“几年前，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他提出中国明代郑和航海曾经到达美洲。……孟席斯来华，……当时，我商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女士，邀请孟席斯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倾听他的意见。后来《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文版出版，我又帮助他组织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以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和海洋出版社的名义举办，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逸夫会议中心报告厅举行，并且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席，以示隆重。我们想以此表明，我们的学术界并不是闭目塞听，拒绝新鲜意见;我们的学术界，也不是高筑门槛，拒绝他人进入。”“历史学术界”的这个态度是很好的，希望能够真正普遍实行。

　　毛佩琦的“推荐序”里还提到：“我在会上致辞，表达对孟席斯先生的敬意，对他能一反西方中心论而重新审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表示欢迎。……但是我也直言，尽管你对中国古代航海家说了不少好话，因为你提供的证据不足，或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同意你的结论。”这个态度也是很正确的，关键在于，“历史学术界”实行得怎么样。比如，廖克在“推荐序”里根据古代传承有序的典籍和现代考古发掘的发现介绍了中国地图知识技能的发展历史，接着就说“西方古希腊在公元前4世纪至2世纪于自然科学方面，尤其在数学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地图学领域获得很大发展。例如，已认识到地球是个椭球体，有了按经度、纬度划分，并把经纬线绘到地图上作为定向定位控制的方法。特别是出现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托勒密(87-150)，他除了发表了著名的《天文学大成》(13卷)之外，还撰写了《地理学指南》(8卷)，是古希腊有关地理知识的总结”云云，这套说法自然是来自于西方人的“历史”叙述话语，但是这种话语是否证据充足、真实?是不是有缺陷?恐怕我们的“历史学术界”并没有去辨析、考证过。实际上，近些年一些非“历史学术界”人士对西方“历史”叙述话语中的许多方面，例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之类，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分析、质疑，很多是言之成理的，符合基本的常识、常情、常理，而“历史学术界”却无动于衷、毫无反应，这种态度是很不“学术”的，亟待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