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战舰”设想到C919商业首飞成功 充分彰现了中国在大国重器领域的隐形先天优势

　　据媒体报道，被誉为“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院士最近提出美国很难超越的“超级战舰”设想，必将颠覆现代海战模式而引发轰动(本文第四节具体介绍)，马伟明院士之所以能提出“超级战舰”这一颠覆型的设想，一方面是马伟明院士杰出创新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在大国重器研制中的先天优势的体现。

　　5月28日，国产大客机C919商业航班首飞成功，成了轰动国内外特大新闻。虽说国产大客机C919与“超级战舰”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大国重器，但中国大国重器的研制有其共性，那就是离不开中国人所特有的先天优势，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无论是马伟明院士所提出“超级战舰”的颠覆型设想，还是C919商业航班首飞成功，均可作为笔者在3月1日复兴网发表“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重回造机器正轨”一文的两个最新的重要例证，本文也算是3月1日一文的续篇。

　　在3月1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重回造机器正轨”一文中，笔者提出中国发展经济必须“押宝”大国重器，那为什么中国“押宝”大国重器能取得成功?这足因为中国在大国重器研制上有被人忽视的公开与隐形两大先天优势：一是笔者在复兴网3月23日发表了“台积电在美国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两国高科技竞争力的逆转”一文所论述的汉语先天优势;二是本文所论述的中国人在遗传基因上的隐形先天优势。之所以称遗传基因为隐形先天优势，因为这个先天优势不像汉语先天优势那样是公开的，而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方式“隐藏”于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之中。汉语先天优势与遗传基因隐形先天优势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双强先天优势组合，决定了中国必将在大国重器研制上超越西方、引领世界。

　　中国在以光刻机为代表的部份大国重器领域的落后并不是我们真的不行，完全是自己过去“自废武功”的错误造成的(可参见笔者发表在3月20日复兴网“对八十年代中国科技黄昏现象的反思与借鉴”一文)，好在我们已从中吸取教训，迅速赶上来。上海微电子公司已在2023年2月正式交付用户首台28纳米工艺制程的国产光刻机，而美国实际上己放弃先进制程的光刻机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在光刻机领域起码不落后美国。上海微电子公司有望在2024年研制出更先进的14纳米工艺制程国产光刻机。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国重器会反过来卡西方脖子。

　　一为何日本造得好(燃油)汽车，却造不好商用支线客机

　　与C919商业航班首飞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2月7日，日本三菱重工正式宣布，取消日本支线喷气客机SpaceJet的研制计划。这个项目始于2008年，至今已有14个年头，如今的落幕等同宣告日本冲击国产大飞机的梦想彻底破灭，在可预期的未来，日本不大可能重启大飞机项目。

　　回首2008年，中国C919大型客机项目与大规模高铁建设几乎同时启动时，很多日本人与日本媒体都抱着看笑话的心理对中国冷嘲热讽。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连汽车都造不好，中国国内汽车市场成了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日本品牌汽车大受欢迎，中国居然还想造比汽车技术复杂的多的大飞机与高铁?这不成了一大笑话!时至今日，虽然日本在燃油车领域仍比中国有明显的优势，而日本在新能源车领域已明显落后于中国，不过最令日本人吃惊是，与日本三菱支线喷气客机被迫下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C919大型客机研制与高铁突飞猛进发展则超出了所有日本人预料之外，C919大飞机商业航班首飞表明其将投入大规模商业运营，日本支线喷气客机项目的被迫下马反而成为中国网民所嘲讽的对象。

　　在2016年的珠海航展上，美国大型军用运输机C-17首次参展，而此前从未有美国军机参加珠海航展。美国参展事出无奈，主要是担心中国首架军用大型机运-20风头太盛，盖过自己的C-17。可以说没有运-20，C-17不可能放下身段来“屈尊”参加珠海航展，于是C-17与运-20在航展上同台展出成为一个万众关注的焦点。而“运20”作为新机就敢参展并进行较大风险飞行表演，表明其科研试飞进展顺利，飞机性能良好，安全可靠，早在2016年7月6日就正式列装部队。

　　除军用民用大飞机，中国数款先进军机如歼-20、歼31等也研制顺利与列装部队，而日本则只能硬着头皮当冤大头，成为美国“问题机”F-35首个买家，买回后各种故障不断，对此日本人只能羡慕疾妒恨了。而中国高铁反超日本更令日本人郁闷不己。

　　那么造得好(燃油)汽车的日本人却造不好自己的大飞机与军机?其深层次因素与日本人遗传基因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日本制造最大优势是精细制造，日本人多地少、资源严重匮乏程度比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这使日本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中国人更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精细基因，使日本人能精细的思考办事与制造产品。即思考办事时十分注重细节，将细节问题考虑得很周全。日本制造各类产品也能体现出其精细风格，精细风格中的“精”是指日本制造的产品很精致，精细的“细”是指日本制造的产品都细致小巧，即体积小，重量轻，以最大限度节约原材料与降低生产成本。日本人用“短、小、轻、薄”来概括日本制造的风格，是十分形象和准确的。在精细基因影响下，日本能造出比中国更好的马桶盖及其它小物件日用消费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5年春节前后，不少国内媒体报道称，日本制造的一种具有除臭、冲洗、烘干、抗菌等功能的高品质的智能马桶盖成了赴日中国游客疯抢的香饽饽，以致在日本一些商店出现断货的情况。这种高品质马桶盖售价不菲——约2000元人民币一个。不仅是马桶盖，日本一些看似技术含量并不算高的小电器和家居用品也备受赴日中国游客追捧。如剃须刀、保温杯、美容棒、陶瓷刀等，贴心的设计或特殊工艺深受中国游客，成了赴日旅游购物的新动向。问题来了，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完全能大批量制造出这类技术含量并不算高的消费品，但为何在品质上比不过日本同类消费品，以致于中国游客跨洋越海、舍近求远去抢购日本的马桶盖及其它日本制造的小物件消费品。

　　当时不少媒体对日本马桶盖一事大肆炒作，不少资深财经人士也因此对中国制造竟争力与前途感到担忧，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制造的甲午战败”，有人甚至以此哀叹中国制造不是日本制造的对手。笔者以为比较中日制造业竞争力，不能被日本马桶盖畅销所一叶障目，或只盯着日本马桶盖，就事论事，而应有战略眼光，全局意识，要高屋建瓴地认识中国制造优势，这样才能增加自信，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日本国内曾出版了一本几十万字的厚书，这本厚书只研究考证一个细节问题即“七七事变”中，中、日军队谁先开了第一枪?自然，日本人的考证结果是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以此为日本侵略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如果考证结果是日本军队开了第一枪，想必日本人是不会出这本书。为研究考证中、日军队谁先开了第一枪，专门写一篇或几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但为这样一个细节问题专门出版一本厚书，恐怕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出来。但擅长细节的日本作者却有意回避了一个关健问题，“七七事变”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发生在中国的国土，中国守军为反抗侵略就算像日本人所说，先开第一枪也没有错，是理所当然的。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派大量间谍渗透到华北各地去收集情报。再对交通沿线村庄收集情报时，连易被人忽视的水井情况都成了收集对象，日本间谍不仅在地图上注明每个村庄每口水井的具体位置，甚至连水井傍的标志物都要注明。如标志物是树，不要以为日本间谍注明是树就罢手，日本间谍还要进一步注明是杨树，还是柳树、松树等其它树种，真是细到不能再细的程度。如换成“中国间谍”到日本去收集类似的情报，决不会细到连水井傍树种都要注明程度，很可能粗到只收集每个村庄有几口井的大概数量就上交了事。两个民族粗与细，大与小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不同行为方式与结果，在精细思考与办事上，国人确实比不过日本人。

　　二为何中国造得好飞机，却一度造不好(燃油)汽车

　　虽然日本独有精细基因带给了日本精细制造竞争优势(如智能马桶盖)，而中国人独有的基因优势也给中国带来了日本所欠缺的竞争优势。中国有句老话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确，国家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的思考范围与眼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就一直以大一统国家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这种延续两千多年的大国体制在世界各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使中国人有一种来自遗传的“大气基因”，“大气基因”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国民才具有的一种独特基因。

　　“大气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大气基因”使中国人有一种大气思维方式，大气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总体性思维方式，而“大气基因”与由此派生的总体思维方式在各个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汉语的词汇是丰富多彩的，总体思维方式也可称之为综合思维方式、整体(全局)思维方式等，尽管叫法有所差异，但含义相同。越是大型、复杂的技术领域越能体现中国人的总体思维优势，同时也体现了日本人总体思维劣势与缺陷。

　　无论是军机，还是民机，中国均把日本甩在后面，且呈拉大趋势，可以说中国人在造飞机上比日本人造得更好更快更先进，日本人只能望“中”兴叹，自愧不如。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探究日本造得好(燃油)汽车，为何却造不好飞机?中国人曾一度造不好(燃油)汽车、却造得好飞机!这种巨大差异从中日遗传基因对比角度就比较好解释。

　　一辆小轿车零部件总数不过数千种，而一架军用民用大飞机零部件总数多达四百万、五百万种乃至更多。仅从零部件数量来看，大飞机技术复杂程度比小轿车高出千倍都不止，仅制造出这些海量的零部件就是一项艰苦挑战。飞机零部件质量与技术要比汽车零部件高得多，靠日本擅长精细制造优势，或许日本能制造出很多高质量的飞机零部件，但对飞机研发与制造来说，最具挑战性的不是发动机、雷达、空气动力学，也不是特殊材料、加工工艺与复杂零部件制造能力，而是技术的整合能力(也可称集成能力)，飞机设计制造集现代科学技术的之大成，现代科学技术所有分支与领域均在飞机设计制造中有不同程度的运用，那么如何把各种先进技术、设备、零部件整合成一个能协调运转且故障率极低的有机整体即飞机，这种超复杂技术的整合能力靠的就是研发人员特别是总师的总体思维能力，擅长精细制造、关注细节的日本人则缺乏这种思维能力。因此可以说，日本在造飞机上特别是技术超复杂的大飞机与军机上，日本人不是擅长于总体思维的中国人对手。

　　日本自二战结束之后，因受美国管制，从未独立进行过战机开发。虽然日本在基础力学、材料、发动机、电子系统等方面有着较深的技术储备，但开发一款采用多种新技术的主力战机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堆砌。如何对整个系统进行技术整合对日本来说是一大难题。虽说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的零式战机也曾横行一时，但现代军机技术复杂程度比当年以螺旋桨为动力的零式战机复杂上百倍都不止，以日本人所欠缺的总体思维能力，造零式战机那类相对简单的螺旋桨军机或许还勉强够用，造小体量轿车也够用，但要造极为复杂的现代军机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跟不趟。

　　日本曾经研发的高速隐形战机ATD-X战机又名“心神”(意为“上帝之心”)，项目主承包商是三菱重工业公司。设计目标是要打造一款操控性能更佳、具有空中优势的隐形战机。日本防卫省称这是一款集“i3”(信息化、智能化与迅捷度)概念和反隐形能力于一体的“第五代”战机。但“心神”战机与日本支线客机一样，也面临一大堆技术难题的困拢。

　　2018年3月，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已经放弃新一代战机国产化工作，这就说明“心神”下马已成定局，“心神”作为日本雄心勃勃的自研五代机，对标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57，此次下马对于亟待恢复自研的日本航空业来说，打击不小，要使“心神”战机再现当年零式战机的“辉煌”纯属痴心妄想。

　　日本在民机项目与心神战机所遇到的困境就在于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把造飞机视为造汽车，用造汽车那套理念、做法与习惯去造飞机，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三 中国高铁后来居上与引领世界的深层次原因

　　说了汽车、飞机再说下高铁，中国高铁为何能后来居上并引领世界高铁的发展潮潮，这方面探讨的文章也不少，但均忽视了中国人的总体思维与技术整合能力在高铁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高铁发展快不是因为高铁技术体系简单，而是因为其技术体系超复杂。高铁不是单项技术，而是我国继航天航空产业之后，最复杂、最庞大与涉及面最广的集成技术体系之一，其间包含线路工程系统、牵引供电系统、动车组制造系统、信号与控制系统、通信系统、运营调度系统、客运服务系统等环节建设与运营，涉及了机械、冶金、建筑、橡胶、合成材料、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大家可以想一想，要把这么多的种类的技术、产业、产品、原材料、零部件等整合为一个天衣合缝、高效安全、有序运转的高铁技术体系，难度有多大，这需要超强的技术整合思维能力，中国人超强的总体思维能力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大显身手。

　　西方高铁同行之所以没有想到中国高铁发展广如此之快，是因为他们严重低估了国人超强的总体思维能力与技术整合思维能力。中国高铁人，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成果，系统掌握了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列车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于一体的高速铁路成套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技术体系，成为西方高铁同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以高铁动车组技术为例，系统攻克掌握了时速200到250公里动车组核心技术，全面构建了设计制造体系。在此基础上，在高速列车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制造工艺、实验评估等方面实现了系统集成创新，成功搭建了时速350公里动车组技术平台，国产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大批量投入生产与运营。

　　汽车零部件总数不过数千，其体量不大，总体结构并不复杂，按照汽车大王李书福的说法，轿车不过是两对沙发加两对轮子，造汽车对研发人员总体思维能力要求不太高，中国人擅长总体思维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即使日本研发人员总体思维能力不强，但用于研发小体量轿车还是够用，所以中日在轿车领域竞争主要不是总体思维竞争，而是精细制造的竞争，这使日本擅长精细制造的优势能充分发挥。由于遗传基因所带来的先天差异，或许中国在精细制造上赶超日本难度较大，所以日本能一度造得出比中国更好的(燃油)汽车，以及更精致的马桶盖、小电器等“短、小、轻、薄”产品，但日本未见得造得出技术复杂得多的好飞机，日本飞机制造业技术水平与中国差距是越来越大。

　　四 马伟明院士关于“超级战舰”颠覆型的设想是中国人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的登峰造极之作

　　如今中国在军工技术各个领域正奋起真追，大有超越美国，不仅把日本甩得越来越远，且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中国已逐渐不再把日本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这与中、日在飞机领域的竞争很类似，像大型军舰、大航母、潜艇、反导系统、防空系统等，与大飞机类似，都是超复杂的技术集合体，而且随着军工技术日新月异，其技术复杂还在进一步提高，日本人不擅长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的劣势，注定了他们在超复杂的武器技术集合体研发制造上只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现在战争不是过去那种一两种杀手锏式武器的较量，而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日本或许不缺技术高超的工匠，能造出世界上质量最好、精度最高的零部件，但严重缺乏世界一流水平的武器系统总设计师;日本或许可以靠擅长精细制造、关注细节的优势搞出一些不错的分系统、子系统的武器，取得某些局部优势，但无助于日本在武器体系对抗中取得总体优势。而中国武器研发人员特别是总师的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在全球首屈一指，这方面代表人物有中国三代99式主战坦克独譬总师祝榆生、歼10与歼20总师杨伟、中国首款航母舰载机歼15总师孙聪、中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总师王小谟……而且，在一些复杂的武器系统研制中，几乎没有那个国家能像中国武器研发人员那样把来源于不同地区的武器制导、控制、导航等技术有序整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系统。有些武器系统甚至可以兼容美制、法制、英制、俄制的标准与技术，这为国产先进武器外销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在武器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时代，某种程度上是研发人员特别是总师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较量，中国人的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以独譬总师祝榆生为代表的武器总师的总体思维能力堪称超一流(参见笔者在复兴网3月18日发表的“99式主战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的成功之道与借鉴”)，日本人只能甘拜下风。

　　据媒体报道，马伟明院士所提出打造集成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大功率微波武器于一身的“超级战舰”，“将会彻底颠覆一百多年来一直沿用的海军舰队作战编队。”

　　2017年，在十一届发明家论坛上，马伟明院士做了主题报告，其中就提到了“全能舰”这个概念。单艘舰艇就可以实现系统防空、反潜和对海、对岸的精确打击。可以将核能转化为动能武器，“将会彻底颠覆一百多年来一直沿用的海军舰队作战编队。”2017年，在十一届发明家论坛上，马伟明院士做了主题报告，其中就提到了“全能舰”这个概念。

　　他说：“要想赢得战争，亟须舰船平台在能源动力、武器及发射方式上进行颠覆性变革，以技术性创新牵引作战样式创新。”

　　确实，百年来全球海军虽然经过多次的理论和实践革新，但是作战平台似乎已经固化，基本是以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常规和核动力潜艇、各型战机等组成，形成了一个覆盖海空的作战系统。马院士非常明确地表示，一艘“超级战舰”即可满足防空、反潜、反导和精准目标打击能力。

　　不同的任务由不同的编队组成，往往兴师动众，运营成本很高。因此急需一些新概念设计的引入。马院士审时度势，提出了“全能舰”的设想，希望单艘舰艇就可以实现系统防空、反潜和对海、对岸的精确打击。但是，这个设想并不遥远，因为舰载高能武器和全电舰船的集成和创新，中方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只不过2017年时，大家还不知道。随着由马院士担当重任的003航母“福建”舰电磁弹射和电磁阻拦的成功运用，第一艘全电推舰艇的下水，首艘海上浮动核电站(ACPR50S小型堆示范项目)的建设，这些技术终于要从设想走进现实。

　　2023年6月，马伟明院士的论文正式发表在权威《中国电工技术学报》上，其中升级了“全能舰”的提法，改为“超级战舰”，准备代替航母编队的既定模式。

　　可以说，马伟明院士关于“超级战舰”颠覆型的设想是中国人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的登峰造极之作，且不论美国是否具备相关技术，美国军舰设计总师大概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即使想也不可能想出“超级战舰”这一颠覆型设想，这是自以为是的美国总师永远望尘莫及的。而中、美两国在大国重器领域的深层次的较量是两国总师总体思维与整合能力的较量，而中国总师的确在这方面超过美国总师(可参见笔者在复兴网3月23日发表了“台积电在美国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两国高科技竞争力的逆转”一文第七节相关论述)。这决定了中国在大国重器各个领域全面超越美国是迟早的事，美国只能甘拜下风。

　　五装备巨型化时代与振华港机崛起的借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建成的第一座秦山核电站单机功率才30万千瓦,当时建设的火电机组也多为30万千瓦,当时新建的不少炼油厂产能才百万吨,兴建乙烯装置产能大都为30万吨。而现在全国在建炼油厂全部是千万吨级;乙烯装置全部是百万吨级;在建核电站单机功率均是百万千瓦级,台山核电站单机功率竞高达175万千瓦。在化工、发电、钢铁、石油、船舶等工业领域,装备巨型化趋势很明显,因为巨型装备可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竞争力，其节能减排的效果也更好。例如百万吨级乙烯装置比30万吨乙烯装置生产成本要低20%以上。装备体量(或产能)与技术复杂的增长幅度并不是同比例放大效应，而是一种算术级数与几何级数关系，装备体量(或产能)增加一倍，其技术复杂程度可能增加十倍都不止。

　　可以说人类社会已进入军用、民用装备巨型化时代。中国航母、大飞机项目的进展顺利，大型核电、大型船舶、大型石化等大项目的不断上马，这些巨型乃至巨无霸装备的研制、安装与运营，对相关技术人员的总体思维能力与技术整合思维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拥有“大气基因”的中国人更可以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为国人总体思维能力与技术整合思维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空间。

　　日本人关注细节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错，这也是日本人一大优势，但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既有优势又有劣势，日本重细节的思维方式能使日本制造产品很精致，，但没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万能，如思考任何问题都过度关注重细节，死抱着细节不放，不能与时俱进，顺应技术与产品发展趋势，不仅可能犯下鼠目寸光的错误，而且助长自己总体思维劣势。

　　中日竞争一方面要发挥国人总体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强的优势，争取不犯或少犯错误。另一方面要善于抓起日本企业战略失误所提供的宝贵机会，趁机后来居上。上市公司振华重工的前身振华港机就是这方面典型，从1992年创业至今，从过去振华港机到今日振华重工，依靠自主创新超常规地发展，以原总裁管彤贤为代表的振华港机人创造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奇迹，用10多年的时间，跨越了世界同行数十年走过的道路，占领了世界港口装卸机械70%以上市场份额，其成功经验有两条值得关注：

　　一是顺应船舶大型化趋势，超前研制大型化、巨型化港口装卸机械。目前，现代造船业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海上货物运输已进入了以集装箱船为主的“大船经济”新时代。

　　2023年3月9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地中海泰莎”号，在中国船舶集团沪东中华造船厂交付用户。该船甲板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足球场，最大载货量为24116只标准集装箱，可以承载24万多吨的货物。刷新了最大集装箱船的世界纪录。与普通的1万箱级别集装箱船相比，油耗可节省约25%，降低航运成本的效益显著。

　　而船舶大型化所带来的“水涨船高”的结果是港口装卸机械也必须随之大型化，才能适应大型乃至超大型船舶的装卸要求。船舶大型化的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过度关注细节的日本人一开始忽视此事，但船舶大型化趋势之快完全超出日本人预料，日本企业研制港口装卸机械总是比市场需求慢几拍。而振华港机则很好把握了港口装卸机械大型化趋势，不断推出更大的港口装卸机械，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以至于任何一个港机项目竞标，一旦日本发现振华港机来投标，马上知趣夹着皮包就走，因为日本知道自己不是振华港机的竞争对手。

　　振华港机不仅擅长造大，而且在造大同时，还发挥国人擅长总体思维进行创新，一做到大而不“笨”，大而有效率。原总裁管彤贤曾说过，像我们搞双40英尺的港口起重机，简单说其实就是把几个起重机成功“捏”在一起(用笔者话说就是整合在一起)。日本看起来觉得很难，但我们并不觉得难(按笔者观点这是因为中国人擅长总体思维与整合思维，自然觉得不难)。

　　半个世纪以来，集装箱起重机械领头技术一直是一次只能吊一个集装箱，振华港机双40英尺的港口起重机一次能吊两个重达80吨的40英尺集装箱，效率翻翻，能快装快卸，给港口和船东创造巨大效益，因而风靡了全世界各大港口，最多时一年订单多达282台。包括世界机械制造的龙头老大德国，开始不肯不接受，最后也被迫放下身段开始接受。这个产品还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集装箱港口装卸机械从外观看如同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其长、宽、高多达几十甚至上百米，都是超长、超宽、超高、超重的庞然大物，日本人尽管擅造马桶盖之类小物件，但日本人专注细节思维方式确实不太造合研制港口装卸机械这样的庞然大物，又看错大势，被擅长总体思维的中国人赶超是自然顺理成章。其实真正决定中国与中国制造业前途与命运的不是马桶盖之类小物件，而港口装卸机械、核电、高铁、大飞机之类结构复杂、技术含量高的大国重器，大国重器研制能与国际竞争力提高才应是中国制造主要努力方向。况且中国人的“大气基因”与总体思维方式最适合大国重器研制，这注定了中国在大国重器领域不仅能压倒日本，也能超越西方，成为世界的强者，核电、高铁、港口装卸机械就是这面的成功典型。

　　六大国重器理应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强项与优势

　　即然日本人擅长造马桶盖或其它小物件，那就让日本人尽情去造，我们应当“祝贺”日本成为制造马桶盖的“制造强国”，希望日本人多造马桶盖与少造武器，才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学习日本制造的优势与长处虽有必要，但要在制造业国际竞争取胜更要扬长避短，而不是以短击长。我们应充分发挥中国人“大气基因”所遗传的总体思维优势，专门制造大而复杂的军用民用大国重器，如大军舰、大航母等大型武器系统与大型复杂民用装备如高铁、核电等，对外签大单。

　　2015年4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巴基斯坦期间，在核能合作项目中，中核集团签下向巴基斯坦出口五台“华龙一号”(ACP1000)核电机组大单，金额高达150亿美元，这是中国目前最大金额的核电出口大单。

　　“华龙一号”是中核ACP1000和中广核ACPR1000+两种技术的融合，是我国具备完全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路线。“华龙一号”结合了能动与非能动结合的设计理念，在相对低成本和高国产化率的前提下，实现了国际三代技术的安全和性能水平，华龙一号”不仅将成为我国未来国内核电站建设的主力型号，也将成为中国核电装备“走出去”与推进核电国际产能合作的主力型号。

　　既然日本是蕞尔小国，那就让日本发挥小国与“精细基因”优势去造小而精致的产品如马桶盖，中国则大造大而复杂的产品即大国重器，签外贸大单，干大项目。从经济回报角度来看，核电、高铁这种大国重器与大型项目涉及金额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上百亿美元，其巨额回报是劳动密集型廉价消费品出口无法相比的。核电装备，好比是电力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代表了一个国家最高的工业水平。核电装备因此也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出口一整套核电装备，可带来至少30亿美元级别的大单。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出口一座核电站相当于出口100万小轿车，这种说法成为核电走出去最强有力的注释。那日本得出口无数马桶盖、小电器、家居用品，才相当中国出口一座核电站，这只能让日本人甘拜下风，自愧不如。

　　我们可以重视马桶盖之类小物件问题，向日本学习，尽力改进和提高，但不能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主流与方向，从基因角度讲，这也并非中国人基因所擅长的。如果只盯住这问题不放，就会犯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战略错误。这类似蒋介石只盯着一城一地的得失最终却丢掉大陆，而毛泽东则凭着“战争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战略夺取了胜利。

　　大国制造业就应有大眼光、大志向、大战略、大目标，无论从那个方面讲，中国制造业必须死盯着大国重器不放，或许我们可以容忍马桶盖之类小物件暂时落后日本，但决不能容忍中国在大国重器领域落后于西方。当年，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你们要快点搞，就算把我的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如同“两弹一星”是那个时代大国重器，初步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象征。而以核电、高铁为代表的大国重器则是今天中国大国形象的新标志，作为中国在大国重器领域后来居上，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领域之一，核电、高铁成为中国的“新名片”，并塑造了中国制造新形象。

　　中国如果也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仅局限于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廉价消费品，尽管可以为农民工创造大量低端低薪就业岗位，但决不能强国富民，决不能为大学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那中国还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区别?高铁、核电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是以大国强大国力为后盾，大国重器才能体现大国实力与水平，才能作为大国的名片与象征。正因为如此，普京出访大力“推销”俄罗斯核电、军机、导弹、潜艇;美国总统出访大力“推销”美国波音客机与各类先进武器装备;法德两国总统、总理出访大力“推销”两国的空客与高铁;日本首相出访大力“推销”本国高铁技术。可以说大国首脑出访时“推销”本国各类大国重器已成为国际惯例。李克强总理曾扮演高铁、核电等中国大国重器的“超级推销员”也就顺理成章。总理总不可能去推销服装、玩具之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廉价消费品毕竞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作为大国总理只能推销象征大国地位与形象的大国重器。从经济回报角度来看，核电、高铁装备这类大国重器项目所涉及出口金额少则几亿，多则几十甚致上百亿美元，其巨额回报是劳动密集型廉价消费品出口无法相比的。

　　尽管中国在大国重器部份领域有所突破，接近乃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不可否认，中国能输出的大国重器品种还不够多，档次还有待提高，还需要中国制造业做出更艰巨努力。

　　七遗传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深层次的隐形竞争力

　　市场上所销售的各种洋品牌轿车特别高档进口轿车，即使不看其品牌与生产国，也能比较容易从外观上去区分是那国制造。

　　众所周知，英国号称绅士之国，英国男人最具绅士风度，其实绅士风度说到底是贵族风度。在英国，贵族文化根深蒂固，而且已渗透到英国人的血液即遗传基因之中，作为贵族那怕再穷，只要贵族身份在那，仍算是上流社会一员。所以，由于受贵族文化影响，英国生产的名牌车都有一种贵族气质，即车辆造形显得十分典雅、高贵，大家都熟知劳斯莱斯轿车是个典型，一看其高贵典雅的外形就觉得只有贵族与上流社会的人士才配乘座这样的名车。

　　法国人天性浪漫，法国被称为浪漫之国，巴黎是浪漫之都，也许法国人天生具有一种浪漫基因，这使法国在造型、服装、艺术设计之类的浪漫产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天性浪漫的法国人所造出的轿车外形往往具一有一种浪漫气质。

　　德国人天性严谨，或许德国人天生有一种严谨基因，严谨的德国人所造的车在质量与安全耐用上很不错。但天性严谨德国人所造轿车外型往往是乏善可陈，缺乏吸引力。当德国奥迪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其方正规矩的造型被中国消费者讽为“大平正芳(方)”(前日本首相之名)。由于中国消费者不喜欢这种造型，德方不得不根据中方强烈要求，更改其呆板方正的造型后，奥迪才成为畅销车型。

　　此外，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美国所造林肯牌等高档车往往豪华大气，但比较耗油。与之相反的是，在人口稠密，资源匮乏日本，受其精细基因影响所造轿车往往小巧精致，比较省油。

　　所以，各个汽车强国在轿车造型与竞争优势上的差异性，用任何经济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都无法解释，从根本上讲是由各个国家主体民族的遗传基因差异性所决定的。各个汽车强国遗传基因的差异性决定了这些国家所造汽车各具竞争优势与特色，谁也不能超过谁、取代谁，而是各扬遗传基因之长，能满足本国与全世界不同消费者差异性消费喜好与需求。而日本丰田公司曾经不顾日本人精细遗传基因特点，曾想在豪华耗油的大型轿车上与美国同行一较高低，其后果是可想而知。超越自己遗传基因能力范围的竞争行为只能是心有余而力足与事倍功半。

　　国际贸易中传统的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把一国产业优势主要归结于成本比较优势，如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那就应发挥自己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主要生产服装、玩具之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劳动力成本高，那就应主要生产所需劳动力少，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飞机等产品。然而各汽车强国产品的差异性，却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难以解释的，因为这些汽车强国都是高成本国家，在生产成本上并无明显差异，轿车造型与性能却有明显差异。所以把一国产业竞争优势归于单一的成本优势显得过于单一化和绝对化，成本毕竟不能包揽所有生产要素，这可以说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至命缺陷。可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却对此深信不疑，好像中国人天生就只有做裤子、做皮鞋的命，这真叫人难以理解。

　　笔者以为，生产成本固然是决定一个国家产业与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各个国家及主体民族遗传基因的优势与特点才是国际竞争中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有什么样的遗传基因，就有什么样的产品与技术竞争优势，各汽车强国汽车造型的差异性与不同竞争优势充分证明了此点，套用“成本比较优势”提法，可否称之为“基因比较优势”，或许还可称为“基因比较优势RK成本比较优势”

　　五花八门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涉及到遗传基因与经济发展、竞争优势的关系。笔者经过深入思考认为，被经济学家所忽视的遗传基因与经济发展、竞争优势之间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思维方式与民族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遗传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科技竞争优势，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从本质来说是基因竞争，所以制定与实施战略，千万不可忽视遗传基因优势与劣势。

　　遗传基因与其它生产要素最大区别在于，遗传基因所带有的竞争优势才是中国所独有的、最与众不同的隐形竞争优势，也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复制的竞争优势，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王牌。其它的国家、民族可以在技术上、产品上模仿、复制你，但永远无法在遗传基因上模仿、复制你，因为遗传基因是一个国家、民族骨子里世代相传的最独有东西，从这个角度看，遗传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其主体民族最本质、最核心、最独有的隐形竞争力。现在中国最大的隐形竞争优势就是本文所论述的“大气基因”与由此带来的总体思维的优势，中国人遗传基因优势决定了大国重器完全能够成为中国制造业最具竟争优势的领域，中国今后不一定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但完全有可能以己基因之长克对手(如日本)基因之短，即然日本人的精细基因决定了日本善于马桶盖之类小物件精细制造，那么中国制造业在与日本制造业较量中不妨以(造)大对(造)小、以总体思维对精细制造，更加关注于我们所擅长的大国重器制造，只要我们善于在竞争中扬长避短，就一定能成为大国重器研制与出口的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