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宗社党、青年军式家天下之回光返照与天下为公

　　任何家天下式政权一旦病变到了扁鹊第三次见蔡桓公而调头就走的地步，无论大清帝国末年宗社党式组党还是中华民国末年青年军式建军都只是回光返照而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跳出这种历史周期律的前提则是践行天下为公。

　　大清帝国快完蛋时，一群不甘心失败的清朝遗老遗少妄想维护清朝统治而以维持宗庙社稷为宗旨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谓“宗社党”。1912年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满清帝王二代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制政权，密谋打倒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的全国性革命浪潮已不能阻挡了。1912年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为了扫清革命阻碍，自告奋勇，决定舍身前往刺杀良弼。彭家珍通过调查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便印了崇恭的名片，又购买了一套清军官服。当晚晚，当良弼乘坐的马车回到府邸门前，良弼正从马车上迈下一只脚时，一个身着清军官服的青年人迎上来递上一张名片。良弼觉得不认识眼前这个人，诧异之间欲转身快步回府。突然，彭家珍掏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后，良弼应声倒地，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也击中了青年人的头部，他不幸壮烈牺牲。两天后，良弼伤重死去。良弼之死震动朝野，使得在南北议和期间拥护清室的宗社党诸大佬闻风丧胆，惊呼革命党已潜入京师，乃不再过问清室存亡，纷纷作鸟兽散，潜往天津、大连、青岛等租界自保。宗社党随之瓦解。良弼身死半个多月后的2月12日，清帝下逊位诏书，清朝至此遂亡。1914年日本政府有大隈重信组阁，其支持“满蒙独立运动”。于是宗社党在日本第二次成立，在国内的大连设支部。成员包括善耆(川岛芳子生父)、溥伟、升允、巴布扎布、富升阿，还有日本人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义父)、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其障碍，曾策划刺杀张作霖。1916年5月，日本土井少将接到除掉张作霖的密令，马上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三村预备上校等组成“满蒙决死团”。1916年5月27日，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经过奉天，张作霖要到车站去迎送，但在归途中路过小西边门时突然遭到炸弹袭击。张作霖情知有变，立即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然后在马队的保护下，从小西边门背胡同，穿过大西边门绕道奔回将军署。张作霖经过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由于张作霖飞马疾驰，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张作霖安全返回了将军署。之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宗社党失败。宗社党在共和制成为主流时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复辟帝制之心不死乎?

　　大清帝国末年的“晚清五虎”中唯一有留学经历、意气风发的良弼，其短暂的一生在“五虎”之中也最富戏剧性。他是镶黄旗出身，身世显赫，早年经历却十分艰苦。成年后适逢国难危急，为了富国强兵，毅然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成绩优秀却招来祸患。回国后推动新政实行，致力宗室集权，却又深陷权力斗争的泥沼，最终惨死于政权鼎革之际。良弼的祖先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五弟巴雅喇，但由于巴雅喇四子巩阿岱依附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九年以阿附奸党的罪名削爵、剥夺宗室籍贯贬为庶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良弼的这一系被授予“红带子”，此后良弼的先祖随着多尔衮被平反才恢复名誉。良弼的祖父伊里布在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清廷代表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良弼于1877年在成都出生，由于父亲早死，良弼幼年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艰苦的生活磨练了良弼坚毅的品质，凭借出色的成绩，良弼于1898年考入京师同文馆的东文馆，学习日语。良弼刻苦好学，为他今后留学日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甲午战争后，良弼同当时很多的爱国青年一样投入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凭借在同文馆的优异成绩，良弼被选派为官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指挥。留学日本期间，良弼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成绩优秀，为同期留学生中的翘楚。在这个过程中支撑良弼的除了对大清的忠诚外，还有继承自祖先的身为大清宗室的荣誉感。这一点从两个细节上得到了体现：一是良弼平日生活俭朴，从不穿着绸缎，通常只是穿一件哔叽长袍，但良弼的腰间始终栓着一根“黄带子”(到良弼这里，已恢复了“黄带子”)以表示自身的宗室身份。二是良弼的署名习惯，不管是在其著作《参谋要略》的署名还是日常生活中，但凡署名的地方，必写明“爱新觉罗·良弼”。在清代，满人一般只写名而不会写满族姓，良弼此举无非是表示自己对自己身为爱新觉罗宗室后裔的骄傲。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有为数众多的革命派。作为满族宗室出身且成绩优秀的良弼自然成为抱有强烈反满思想的革命派攻击的对象。如在当时革命派学生主办的《游学译编》杂志上就有文章捏造良弼针对反满者有“以一顶子且每日五十两银子给伊等者，彼又将为我之奴隶”的言论。实际上，良弼主张满汉融合，认为满汉互相仇视会加深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在日常交往中，良弼更是与吴禄贞这样的革命派成为莫逆之交。两者无话不谈，甚至直到日后革命与改革两派势同水火，吴禄贞还时常拜访良弼。两者爱国的志向是一致的，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1903年，驻日公使照会日本政府，称“良弼以修学成绩良好，希望为任用归国。”良弼得以归国，参与清末新政。良弼回国后，立即投身新政事业。适逢清廷成立练兵处作为全国新军编练事宜的领导机构，良弼凭借赴日所学任职练兵处军学司监督，专管军事教育与训练。此后又相继出任练兵处军学司副使，后历充第八标统带官、军学司副使及长校阅参议、太湖秋操北军审判长、考试陆军游学毕业提调官等职，成为清末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清廷重用良弼，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其能牵制袁世凯的势力。作为当时满人中少有的精英，良弼深知若要对付袁世凯的北洋，那些好逸恶劳的八旗子弟是靠不住的，必须拉拢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在消弭士官生革命思想的同时对抗袁世凯，并以此为班底实现皇族集权。1906年，清廷裁撤练兵处，另设陆军部统帅全国新军，由与良弼同为“满人五虎”之一的铁良任尚书。此后，袁世凯在朝野压力下交出北洋六镇中的四镇给陆军部统辖，在“丁未政潮”后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夺去了全部兵权。1908年慈禧去世后，袁世凯更是直接被载沣以“足疾”的名义开缺回籍。袁世凯的暂时失势，使良弼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10年清廷设立军谘处后，良弼作为时任军谘处大臣与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的助手实际上担起了禁卫军的训练与章程制定等工作，极大地推动了皇室的军事集权与军队现代化进程。但良弼在满人中鹤立鸡群的表现使其成为革命党仇恨的对象。武昌起义点燃了全国烦请革命的火焰，京城顿时人心惶惶。指挥不动北洋军的清廷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而此时的袁世凯则携权自重，并与革命党展开谈判，企图以逼迫清帝退位换取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与袁世凯结党的庆王奕劻也于御前会议上主张清帝逊位。对此，良弼坚决反对逊位，并联合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洵、镇国公载泽、原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数清室王公亲贵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称“宗社党”。宗社党主张解散袁世凯内阁，另组皇族战时内阁，并由铁良、良弼带领禁卫军南下平叛。正因为如此，宗社党遭到了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共同仇视，其中，袁世凯更是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避免来自宗社成员的报复，袁世凯决定利用革命党除掉良弼。这一时期京中流传的“先刺良弼，后炸铁良，二良不死，满虏不亡”，实际上就是袁世凯为吸引革命党消灭良弼而派人散布的。1912年1月26日夜，经过事先准备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埋伏在良弼宅前，等候此时正在肃亲王处商讨应对北洋将领请求清帝逊位一事对策的良弼回府。深夜11时，良弼回府。彭家珍立刻上前投出炸弹，良弼被炸断左腿，彭家珍则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死亡。经过紧急救治的良弼本已无大碍。但29日夜民政部长赵秉钧(袁世凯亲信)慰问良弼并推荐了一位中医为良弼消除火毒。当晚，良弼服药后伤口剧烈疼痛，辗转呼号而死。其实，良弼早在遇害前就意识到这件事是袁世凯背后操纵，曾有“今日之害我者，即来日之夺国者”的感叹。良弼之死是压倒清朝宗室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宗社党成员人人自危，作鸟兽散。没了支柱的清廷只得于2月12日宣布逊位，清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戏剧性的是，与良弼在日本结为好友的革命党吴禄贞也在“滦州兵谏”后被刺杀。根据后来的研究，吴禄贞之死很有可能也是袁世凯指示，将刺杀吴禄贞嫁祸给清廷宗室，将刺杀良弼嫁祸给革命党，从而破坏南北和谈从中牟利。两位同怀爱国热忱却走上两条道路的挚友，却都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殒命。不仅令人唏嘘。文史君曰：良弼，大清王朝末世绝对的精英人才。他才猷敏练、忠心不二，如果在承平之世，他本可急流勇退。但面对数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出身宗室的他也无法跳出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的窠臼。良弼的死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等人的陷害，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试图强行为清王朝续命是再优秀的个人能力也无法完成的任务，满清宗室最后的“良驹”也无力回天了。

　　大清帝国末年的肃亲王善耆的一生与两大著名汉奸存在交集：他是川岛芳子的生父，同时，他还在释放了汪精卫，生一汉奸又放一汉奸。但汪精卫在日本疗养期间回想起善耆活命时还曾念及他的好，将其称之为“了不起的政治家”。晚清因为什么灭亡?主流的说法是腐朽，但朝廷没有人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善耆是肃亲王豪格的后人，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当初皇太极死后，没有确立大清国的继承人，豪格一度得到朝廷内很多力量的支持，但奈何豪格实力不及多尔衮，而多尔衮也未能碾压豪格，于是才有了小儿福临当皇帝的情况发生。但豪格的后人始终是大清朝的铁帽子王，可做到世袭罔替。善耆的父亲去世后，善耆继承了肃亲王的爵位。大清朝给了善耆尊荣，善耆当然要拼死维护大清的利益。毕竟，善耆可是大清朝的大股东。因此，对于晚清政局与治理方面的陈规陋习，善耆总是最大化予以纠正、革除，但善耆的这些改革，少不得要得罪别的权贵，因此，善耆在晚清时期总是受到排挤。武昌起义爆发后善耆认为：能挽救大清的只有君主立宪改革。因此，善耆参与“宗社党”致力于君主立宪事业。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历史就给予过清朝自救的机会，奈何当时大清帝国陷入病入膏肓的腐朽状态，各种改良都对清朝的振兴无济于事，因此，在革命的洪流面前，这种临时性的加速改革，又怎可能挽救清朝?最终，宗社党最后的努力归于失败，清朝灭亡了。清朝灭亡后毫无见识的隆裕太后与只有六岁的宣统小儿并没受到太大冲击：因为民国政府答应隆裕太后：皇帝与太后的生活费由民国政府负担，而宣统只有六岁，也压根不知道皇帝与百姓的区别。反倒是清朝的权贵、官僚们，对大清开始念念不忘起来——当然，遗老遗少的群体不光局限于权贵，很多贫穷的旧式知识分子，对大清的灭亡也深感悲痛，对民国也持仇恨的态度——毕竟对于读过洋学堂、接受过共和思想的新青年来说，没有君主是进步的体现，但对于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旧式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君主意味着大逆不道、无君无父。而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居然存在着在认知方面看似来自两个不同时代的读书人群体，这中可知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善耆之前的开明是建立在维护大清帝国统治的基础上，而一旦大清没了，善耆的开明，就转化成一种落后与保守：对于善耆来说，民国是自己的死敌，共和更是应被倾覆的制度。因此，从宣统帝逊位那一刻开始，善耆就感觉自己的人生使命，就是用来复辟大清帝国。善耆是一个有一定见识的晚清王爷，因此，善耆对时势有着较为密切的关注与清晰的了解，因此，在民国初年，善耆就知道：想复辟大清，应越快越好。因为一来，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是旧式农民，对于农民来说，皇帝要比大总统靠谱，复辟帝制，最起码最广大的农民不会反对;而支持共和的力量，其实只是南方的革命党而已，而北方大部分官僚，或对共和采取无所谓态度，或骨子里支持帝制，而蒙古王公里面，支持帝制的，要占主流。与此同时，日本与沙俄也开始暗地利用中国的混乱来分裂中国的领土。比如沙俄支持内外蒙古的叛乱武装在蒙古地区制造叛乱，而日本则支持“勤王复国军”在东北地区复辟清朝。善耆听闻这一情况后，慷慨捐赠了大量财富给“勤王复国军”，但这一图谋被民国政府粉碎，其捐赠的财富也被民国政府没收。为此，善耆郁闷了好久。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这一举动将全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得罪了：大清的遗老遗少认为袁世凯是乱臣贼子，而革命党则认为袁世凯背叛民国。因此，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时善耆也在北方联合巴布扎布的蒙古骑兵，准备发动叛乱复辟大清。为了筹备经费，善耆把家产抵押给了日本，而后紧锣密鼓筹备叛乱。哪料到这个节骨眼上，袁世凯迫于南方讨袁革命的高涨，最终病死，而袁世凯一死，局势相对得到稳定，善耆由此不得不中止叛乱计划，而之前投入的全部家产也付之东流。辟没搞成，还倾家荡产，这让善耆痛苦好久，并且，善耆也知道：自己如今倾家荡产，想继续复辟清朝，已是万万不能了。于是善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告诉自己的三十八个子女：从今以后，善耆家族与民国势不两立，自己的子女不许在中国做官，更不要给中国当老百姓。善耆自己将“生做大清人、死做大清鬼”奉为了自己的信仰，并让下一代继承。但他的三十八个子女中，有的却是遵守了善耆的主张，而有的则及时追求了进步与正义。民国十一年，善耆去世，宣统帝赐谥号为忠。又过了十年，善耆的女儿川岛芳子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与伪满建国，这或许是继承了善耆复辟帝制的南柯一梦吧!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政治投机者又会有什么下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核心阶层的震惊与愤怒可想而知。清廷决定出兵讨伐，但派什么军，遣什么将却叫他们左右为难。清廷皇族内阁成员、协理大臣徐世昌(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建议，由袁世凯挂帅出征。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1881年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1884年，袁世凯又指挥清军，帮助朝鲜平定了甲申政变。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清军机大臣李鸿章等保荐他负责督练新军。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受到慈禧太后宠信，更是官运亨通。1905年北洋新军六镇练成，其中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光绪皇帝死后，由于其没有后嗣，其弟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便做了皇帝，是为宣统皇帝。载沣则以摄政王名义，代行皇帝职权。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把袁世凯恨得要死。囚禁瀛台期间，终日写着“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以示碎尸万段之意。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现在执掌了大权，就有杀袁世凯之心，为乃兄报仇。但袁世凯羽翼丰满，他不仅控制着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而且此时已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是朝廷的中枢重臣。对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载沣自然也不敢贸然动手，于是召见时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商谈。张之洞虽与袁世凯不和，却很欣赏袁世凯之才。他对载沣说，太后与皇上新崩，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不敢造次，只得发表上谕道：“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疴。”免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打发他回老家养病。袁世凯没有回原籍项城，而在河南卫辉停下来，次年迁往彰德洹上村，过起了“隐居”生活。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他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起一道小桥以通往来，题名为“圭塘”。他自称“洹上老人”，不时披上蓑衣，泛舟烟波之中，拍成小照，题诗一首，名为“烟蓑雨笠一渔翁”。他经常与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做出一副超然物外，闲云野鹤的姿态。对于袁世凯，摄政王载沣恨之入骨。现在，徐世昌上奏起用他，载沣自然十分反感。他忿然道：“袁世凯脑后有反骨，万万起用不得。当年好不容易把他赶下台，怎么能又把刀把子交到他手里去呢?”满族王公纷纷附和，否定了徐世昌的提议。朝廷立即发布上谕严厉斥责了湖北总督瑞澂，命令他立即带领部队收复武汉，同时命令陆军大臣荫昌派遣两个镇的兵力、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长江水师立即开往武汉。陆军大臣荫昌是满人，曾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跟北洋诸将既有师生之谊，又有荐举之恩。似乎唯有他才可取代袁世凯统驭北洋军。同时决定从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三镇中各抽调一协组成混合军，以冯国璋为军统。开赴武汉前线，镇压革命军。载沣任命冯国璋为军统，颇费了一番踌躇。因为在他看来，冯国璋是北洋诸将中最为可靠的将领，此人不仅一再表示忠心皇室，而且跟宗室大臣良弼交情很深。令载沣如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对冯国璋发布任命的当天，冯国璋就悄悄窜进彰德城外的洹上村袁府，向袁世凯作了详尽的汇报。此时的袁世凯早已成竹在胸，他决定利用武昌乱党肇事这件事，实现自己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于是他讳莫如深地赠给了冯国璋六个字：“慢慢走，等着瞧。”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嫡系，自然领命而去。率领大军南下平叛的荫昌，在湖北孝感扎下了南征大营，原想一鼓荡平革命军，抢个头功。不料北洋军先头部队开到汉口郊区刘家庙后，借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开攻势;后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在京汉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前头的军车开不动，后头的军车过不去。这些北洋军是袁世凯的嫡系，只听袁世凯的。荫昌空有一腔壮志，却无可奈何，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使荫昌成了光杆司令，而去还及时发起了国际舆论攻势。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大造舆论，必须起用袁世凯才能指挥得动，否则夜长梦多，前途堪虞。庆亲王奕劻过去一直与袁世凯沆瀣一气，收受过袁世凯大量贿赂，当即出头唱和。载沣优柔寡断，志大才疏，面对如此危局，也不敢作主，于是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隆裕太后是光绪皇帝的遗孀，但她政治上毫无见识，手段上也远远不像慈禧太后那样杀伐果断。她思忖无计，不得已只好召集御前会议，请满族王公公议，以赖群谋。庆亲王奕劻在会议上力排众议，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勘乱”。庆亲王奕劻资历很深，他的话自然很有分量。10月14日，清王室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会同”荫昌节制前方军事。袁世凯再次被起用的圣旨到达洹上村袁府养寿堂，袁世凯却并不领情。他听说叫他当荫昌的副手，不禁连连冷笑。他貌似恭谨，叩谢天恩后却说：“足疾未痊，尚难启程。”载沣曾以“足疾”为由，轰他下台;现在他便以“足疾”为由，拒绝效命了。其实，他根本没什么“足疾”，此刻却成了一个很好的托词。袁世凯“足疾未痊，尚难启程”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都傻了，这个袁世凯，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赋闲多日后东山再起，多好的事啊，他居然拒绝了!力挺袁世凯的庆亲王奕劻更是大感意外，好不容易保奏他出山，他却端起架子不肯出来，这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奕劻只得请徐世昌到彰德去，嘱其力劝袁世凯出山，有啥难处就提啊!徐世昌连忙动身去见袁世凯。10月20日，徐世昌从彰德回来后对奕劻说：“不要再找他了，难道少了他就不成?”奕劻忙问：“怎么回事?”徐世昌气愤地回答：“袁世凯太过份了：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他说，如不依他六个条件，前方的仗没法打。与其丧师败绩，不如在家‘养疴’。”奕劻忙问道：“哪六个条件?”徐世昌把六个条件说了出来：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昌起事人员;宽筹军费;授予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徐世昌的气愤都是装出来的，他的这番表演，实际上是与袁世凯串通好了演出的双簧戏。他们是想借奕劻之口把条件摊到清廷面前，向清廷要权要钱。而且时机把握得极好，就在徐世昌回京的前一天——10月19日，清军在汉口前方与革命军发生接触，北洋军没放几枪就败下阵来，荫昌指挥不灵，弹压不住，只得退守滠口;萨镇冰所率长江水师也吃了败仗，向下游撤退。”现在摆在清廷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答应袁世凯的条件，要么任由局势日危，大厦倾塌，走向覆灭。一直反袁最卖力的那些满族王公大臣气急败坏，表示决不答应袁世凯“趁火打劫”的条件。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作为清廷的主事人，自然不能与那些王公贵族一样去意气用事，不得不反复权衡利弊了。但历史却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迟疑余地，形势日益恶化，武昌起义的影响迅速在全国扩大，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廷上下一片惊慌，隆裕太后、载沣只得饮鸩止渴，答应袁世凯的条件。10月27日降旨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方各军。这是袁世凯小试牛刀，借用革命力量胁迫清廷屈服让步，抬高自己身价的一次尝试。他成功了，一切尽在他之掌握。从此，他就在清廷与革命军之间，两面其手，以北制南，以南压北，玩弄起呼风唤雨的南北逼宫术来。袁世凯成了大权在握的钦差大臣，就决定真正出山，给南方的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促使南方的力量为己所用。冯国璋秉承他的旨意，向部队发布了总攻击令。10月28日，北洋军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占领刘家庙、大智门。同日，就在革命军已无法抵挡清军的猛烈进攻，将要放弃汉口的危机时刻，在激烈战斗的前沿阵地上，革命军官兵突然看见一匹快马在他们眼前飞驰而来，马背上的士兵高举着一面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对于革命军官兵来讲，黄兴这个领袖的名字如雷贯耳，阵地上顿时响彻欢呼之声。原来，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于28日到达武昌，被推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方面不知道的是，几乎与黄兴到达武汉的同时，他们阵地对面的清军官兵中也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一个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局面有着几乎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在这一天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袁世凯。10月29日，冯国璋下令猛攻汉口。同一天，黄兴设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并立即到前线视察部队，组织反击。但北洋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不断向前推进。30日，冯国璋下令炮兵轰击市区，人烟稠密的汉口市陷于熊熊火海之中。革命军战士在大火中坚持了3天3夜，于11月1日退守汉阳。11月2日，汉口完全落入北洋军之手。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2000余人。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在阅马厂高筑将台，举行隆重的“拜帅大典”，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当即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等于汉阳城西昭忠祠设司令部，全面部署汉阳防务。革命军由于在汉口战斗中大量减员，加上来援湘军，也不过1.3万余人。黄兴将防线布置在南岸嘴、汉水沿岸至三眼桥一线，在武昌蛇山、汉阳龟山、汤家山安设了炮阵地，但对西侧蔡甸、宽沟一线则未部署重兵。北洋军占领汉口后，将战线设在硚口至龙王庙一线，准备渡汉作战。11月中旬，黄兴作出反攻汉口的决定。11月16日晚，担任主攻的湘鄂军在琴断口通过浮桥，到达汉水北岸。27日晨，在黄兴指挥下，湘鄂军分左右两翼向博学书院、既济水电厂敌阵地攻击，前锋到达玉带门。北洋军增援部队赶到，革命军左翼发生动摇，首先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严令停止退却，部队皆不听命，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阳，反攻失败。此次反攻作战，革命军伤亡800余人，士气大受影响。北洋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后，袁世凯踌躇满志离开了他“息隐归田”的洹上村，启程南下，于孝感萧家港扎下前线指挥所。袁世凯住下来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口。袁世凯出山之前，早就想好一套“两面三刀”之计。他既为“督师”，前方将士不打胜仗，清廷能看重他吗?革命军能把他放在眼里吗?所以，他必须封官悬赏鼓励冯国璋等北洋将上为他卖命，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显示他的威风，显示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击溃革命军，消灭革命军，这叫做“养敌自重”。试想，如果不是武昌起义，他还会出山吗?如果迅速消灭了革命军，他还能在朝廷立足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候说不定“回籍养疴”犹不可得，枉抛一条老命。上上之策，莫过于一方面利用清廷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廷，从而火中取粟，乱中取胜。于是，打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汉口之役，袁世凯捞足了政治资本。3天之后，11月5日清廷御前大会，决定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10天之后，袁世凯组成了清政府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责任内阁”。载沣解除了摄政王职务，退归藩邸;毓朗解除了满族军谘大臣职务，交出了禁卫军的指挥权，由徐世昌接任。民政部大臣由号称袁府“师爷”的赵秉钧升任;军部大臣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担任。至此，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大部分落到了袁世凯手里，甚至紫禁城的警卫权也落到了袁党手里。11月11日，袁世凯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支持下，派人过江与革命军“议和”。袁世凯的代表被革命军一些将士轰走，但把袁世凯的信留下了。信上写道：朝廷已实行“君主立宪”，何必还大动干戈。如果起义将士“悔罪投诚”，朝庭将“不究既往”。武昌革命军首脑人物黎元洪、黄兴各写了一封回信。黎元洪劝他“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将推举他为“汴冀大都督”。黄兴劝诱他做“新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诱降不成，认为革命军还没受到足够的“教训”，又玩弄起军事手段，下令冯国璋进攻汉阳。于是，北洋军在革命军反攻汉口受挫后，又于11月20日按既定部署向汉阳发起进攻。北洋军一部从新沟渡过汉水，占领汉阳门户蔡甸，并迅速推进到汉阳以西的三眼桥附近。11月21日，两军在三眼桥展开激战。同日，另一部分北洋军抢渡舵落口成功，突破美娘山防线。11月23日，北洋军占领美娘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美娘山失而复得。11月24日，北洋军增兵美娘山方向，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美娘山、仙女山。黄兴鉴于仙女山之敌对汉阳威胁甚大，遂令预备队反击。因有的部队不听指挥，反击未能成功。北洋军一部乘势进攻三眼桥。革命军被迫退守锅底山、扁担山。经反复争夺，终因力量悬殊，锅底山、扁担山及磨子山相继失守，25日，革命军再次夺回磨子山、扁担山，北洋军以炮火向革命军猛烈轰击，两山复被北洋军夺占。至此，汉阳周围制高点尽失。革命军因伤亡过大，无力再组织反攻。11月27日，汉阳终于失守。汉阳保卫战，革命军伤亡3300余人，清军亦付出了沉重代价。袁世凯面对各省纷纷独立与起义的局势，加上没有海军支援(海军已在九江附近江面宣布站在革命军方面)，同时也为了给“和谈”留些余地，因此没有马上进攻武昌，只是隔江与革命军对峙。汉口、汉阳保卫战，虽然均已革命家失败而告终，但为各省组织起义、完成独立赢得了极可宝贵的时间。北洋军占领汉阳后，袁世凯不但没有乘胜进攻武昌，反而请英国领事出面，建议停战3天，再次发动“和平攻势”。袁世凯的和平攻势，是他窃权之后进而窃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苏州、浙江相继光复，先后宣告独立，革命军在南京又开辟了一个战场。北洋军即使拿下武昌，也不能扑灭革命烈火。何况北洋军未必有这个能力。所以，袁世凯认为：“角力不如斗智。”更重要的是，他的和平姿态是向革命军表明，他并非死心塌地作清廷鹰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凡事都可商量。这一信息，首先是满族王公大臣替他“义务”发出，迅速传遍天下。他们疯狂反对议和，大肆攻击袁世凯，甚至有人主张推翻“奸细内阁”，另组“战时内阁”，继续对南用兵，把革命军斩尽杀绝。另外，袁世凯利用汪精卫把信息传给同盟会。汪精卫于1910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曾作绝命诗一首：“慷慨歌幽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获释，“袁府师爷”赵秉钧见他很有利用价值，把他留在北京。11月12日，袁世凯从孝感前敌指挥所回到北京，召见了汪精卫，见他英俊潇洒，谈吐不俗，大为赞赏，便叫他的长子袁克定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汪精卫出入袁府，很快了解了袁世凯的政治野心与两面手法。他用密函报告给上海同盟会。汪精卫说：袁世凯并不是清朝的“忠臣”，不可把他视为敌人，如果能推举他为民国总统，袁氏“举手之劳”即可推翻清廷，革命大业可“兵不刃血”而“大功告成”。汪精卫还与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组成“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杨度公然说：“现在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朝皇帝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袁世凯的敬称)议和。袁不想做曾国藩李鸿章，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也就成功了。”他的话十分露骨：袁世凯也是汉人，不像曾国藩、李鸿章甘做满人的奴才。你们革命的目的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吗?只要袁世凯倒戈反正，革命就成功了。关键在于解决“袁的问题”。11月30日，革命军11省代表齐集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12月2日，作出决议：“虚临时总统主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对袁世凯发出的信息作出了反应。12月5日，袁世凯通知11省革命军代表大会，他已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前往和议。南方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出以上海为和议地点。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双方谈判的实质内容就是，袁世凯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保证推举他为总统。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2月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就职，对于革命军各省代表来说只是个“激将法”。这些代表大多属于同盟会与立宪派。他们早把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借以刺激他早日动手，逼迫清帝退位，以免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就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孙中山本人也在就职之后打电报给袁世凯：“暂时承立，以待贤者。”逼迫清帝退位，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了。袁世凯建议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一项优待清室的条例，让清帝“光荣退位”。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由直隶提督、淮军老将姜桂题领衔通电清政府：“现值军情紧急，请求皇帝命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是袁世凯压制满族主战派的一条妙计。满族王公大臣气势汹汹，大话炎炎，天天叫嚷南征勘乱，但要他们出钱筹饷，一个个就噤若寒蝉了。主战高调一下子就压了下去。同时，袁世凯派人四处散布谣言，把革命党人说成三头六臂的凶神恶煞，“他们已派人钻进北京城里来，布下天罗地网，一旦发生爆动，主战派谁也休想活命”。更加把那些主战派吓得不敢开口了。1月12日，袁世凯终于把牌摊了出来。他指使奕劻在宫廷会议上提出了皇帝退位与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大多数王公哑口无言，但以良弼为首的少年亲贵坚决反对。会议意见分歧，不欢而散。1月16日，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亲自出马了。他上朝向隆裕太后奏道：“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班班可考。”他先把隆裕太后吓了一通，接着劝诱道：“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啊!”隆裕太后听了这番话，吓得心惊肉颤，只得往后推延，说道：“从长计议吧。”谁知当天上午，袁世凯退朝回家，路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猛可间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马车慌忙疾驶而过，刚刚走到祥宜坊酒楼门口，义一颗炸弹从酒楼飞了出来。一声巨响，卫队营管带袁金标及排长1人，亲兵、马巡各2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袁世凯所乘马车安然无恙。他的卫队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拥送他逃离现场。行刺的人是同盟会员与其它革命团体成员。他们认为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一日不能实现。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行动，同盟会并不知情。结果10人被捕，3人判处死刑，袁世凯却毛发未损，安然无恙。从这天起，袁世凯称病不朝，却让他的亲信赵秉钧、胡惟德、梁士诒代他逼宫，胁迫清帝退位。满族王公大臣载沣、奕劻等人主张或被迫同意退位，但以溥伟、良弼为首的青年亲贵结成了一个以保全皇位为宗旨的“宗社党”。他们坚决反对退位，主张继续用兵，并且派人警告载沣、奕劻，如果再言退位，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载沣、奕劻吓得不敢吭声，宗社党人气焰更加嚣张。清帝退位是袁世凯当总统的先决条件，不意受到宗社党的阻挠，袁世凯不禁忧心如焚。他一直避免采取强硬手段逼宫篡位，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背上千秋万世骂名。于是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良弼，威吓宗社党。他让他的长子袁克定去请汪精卫帮忙。袁克定把宗社党阻挠清帝退位的内幕告诉了汪精卫，指出，“杀一人而全局可定”。汪精卫心领神会，满口答应。汪精卫经过一番策划，刺杀任务落到老同盟会员彭家珍头上。1月26日，彭家珍在良弼家大门口碰见良弼，扔出一颗炸弹。良弼中弹倒地，彭家珍也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身亡。良弼伤在腿部，送进日本医院抢救，于次日死去。良弼一死，宗社党以及满族王公大臣吓得魂飞魄散。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对赵秉钧、胡惟德说：“你们快去对袁世凯说，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要紧。”1912年2月12日，清室以清帝名义奉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由此结束了清朝260余年的统治。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参议院电文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这里，他把“辞职”与“解职”分开。他虽辞职，但袁世凯必须实现这三个条件，他才“解职”。孙中山的三个条件，只有第二条是实的。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以为调虎离山，让袁世凯脱离他的北方老巢就不至于“为害民国”，其实他高估了首都所在地的意义。袁世凯“为害民国”无论在南京或在北京，效果都是一样的。但这样的条件，袁世凯也不接受。南京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五位专使到北京。他们又让了一步，不谈首都问题，只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隆重欢迎专使，“恳谈”南下就职事宜，一面密令北洋旧属曹锟率部在北京哗变。2月29日北京东安门、前门一带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北洋军第三镇士兵因欠饷闹事，抢劫商号焚烧房屋，奸淫妇女，虏掠市民。把住在迎宾馆的五位专使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躲进六国饭店避难。第二天，天津、保定也发生了兵变。形势变得极其混乱。日本军部调动军队，准备向北京推进;北方各省督抚纷纷通电劝阻袁世凯南下，否则无人坐镇京师，北方前途堪虞。袁世凯大言不惭地说：“我若一走，必将引起内忧外患，北方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局。五位专使惊魂甫定，电告南京参议院：“不妨尽量迁就。”孙中山的条件全部落空。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很快就原形毕露，其复辟帝制之举成了众矢之的，其部下张勋的再次复辟帝制同样难逃引火烧身，而这也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式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

　　谍战剧中的《绝密者》男主原型是一位红色贝勒爷，名叫爱新觉罗·宪东。他的一生比较有传奇色彩，伯父是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父亲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姐姐是川岛芳子(爱新觉罗·显玗)。一生游离于满清后裔、伪满洲国、日本之间，但却是我方的地下党。1988年，经过上级批准，还特批宪东享受地专级待遇(厅级)。1914年8月9日，肃亲王的福晋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爱新觉罗·宪东。对于这个名字的寓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要宪(献)给东亚，也有人说是东亚立宪的意思。1912年时隆裕皇后、溥仪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但肃亲王拒不签字，还企图利用日本人复辟帝制。他的子女跟随日本人川岛浪速前往日本接受教育，为的是日后成为复辟的骨干力量，继续享受铁帽子王的待遇。肃亲王的女儿显玗被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就是那个一手策划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女间谍。受父亲与川岛浪速的洗脑，川岛芳子极力寻求复辟，还曾担任过伪满洲国的安国军总司令、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与川岛芳子截然相反的就是川岛良治(宪东的日本名字)，在日本接受了红色思想的洗礼。1929年，川岛良治在陆军士官学校认识了日本共产党员加藤惟效。被红色思想洗礼后的川岛良治一发不可收拾，执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川岛良治改名为金宪东，为的就是削弱当时人们的仇日情绪，继而寻求加入共产党。由于是溥仪的侄子，金宪东很快就得到了重用，成为伪满洲国高射炮团的连长。原本金宪东想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动兵变，继而投靠抗日武装，但由于力量太过弱小，兵变并没有实施。我方在东北的地下组织注意到了金宪东，认为金宪东倾向于抗日，是策反的最佳人选。1944年，我党派章晋秘密与金宪东接触，金宪东立马表明态度，加入了抗日青年地下组织。金宪东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替我方摸查敌军物资的储备点，为我方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随后在李运昌的推荐下，金宪东被任命为沈阳卫戍司令部第二纵队副司令，负责保护沈阳工业区的治安。后又经过上级批准，金宪东正式改名艾克。由于地下组织成员的信息很少披露，所以金宪东在东北具体做了什么没人清楚，但他是忠于国家与共产主义的。金宪东只是一个缩影，在战争时期大量的地下党成员一辈子隐姓埋名。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1981年，由于艾克的身体情况逐渐恶化，上级批准了离休申请，享受副处级待遇。1988年，上级又把艾克的待遇改为地专级待遇(厅级)。2002年3月13日，艾克悄然寿终正寝。

　　在中华民国末年的国军序列中，蒋经国亲手打造的青年军非常特殊。这支部队诞生于抗战期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亲自着手组建，但这支部队却处处透着古怪，与其他部队的组建模式截然不同，最后走上一条怪胎不归路。10万青年军没怎么打仗就冰消瓦解，成了国民党军历史上最大的笑柄。青年军这个称呼，始自于1944年9月，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惨败后，蒋介石痛感国民党军士气低落，斗志匮乏，便想利用青年人的爱国之心，征召一批青年兵，借以补充兵员之缺，提振一下衰颓的士气。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从军报国。国民党当局按蒋介石的意图，迅速组织征召初中以上学生入伍。当时全国4.5亿人口，大学生仅有6.4万余人，高中学生11.7万余人，初中学生58.7万余人。命令一下，各地青年惩于国破家亡之危，无不踊跃参军，报名者多达12.55万人，最后经淘汰，留下10万余人。这10万余人，编成青年军，共有10个师，番号自201师往下排，直到210师。后来由于兵力不足，210师仅建起2个团，不够1个师的架子，便拆掉编到别的师。这样一来，青年军共设9个师，10万人。青年军10万士兵中，大中专在校生多达15500人，占总数的15.5%，这个比例相当高。学生们有如此大的激情，不外乎受国难的刺激。以多灾多难的河南省为例。1942年-1943年春夏，河南省刚刚经过惨重的饥荒，饿死人口数百万，据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认定：河南全省在1942、1943两年饿死者多达300万，占当时河南总人口约10.1%(1941年河南人口总数2930万，数据来源为《河南省统计年鉴》1947年版)。受灾如此惨重，人口损失如此惨烈，河南省却贡献出6500青年子弟，高居沦陷区各省第二(第一为湖南，共约9000人)，直接原因就是救亡国存。但青年学生入伍，满怀抗日救国之壮志，一腔热血却枉洒在蒋介石的权谋暗影之中。征召士兵入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是提一句口号便能撒豆成兵，也不是光靠喊喊口号就能爆出十万大军。当豫湘桂战役惨败、国民党政权公信力急剧降低之时，国民党当局最需要的是力挽军事上的颓势，守住现有国土，扎扎实实地为后续战争做准备。而不是空喊口号，白白浪费国家并不充裕的人力物力。蒋介石忽然来这么一手，完全是病急乱投医，想一出是一出。从征召青年入伍，到编练形成战斗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短期内绝难产出强大的战斗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不过是老蒋又犯了微操病罢了。青年军在制度设计的根子上就是畸形的，这为日后青年军沦为笑柄埋下了祸根。蒋介石组建青年军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作用：扶植儿子蒋经国。国民党派系众多，政学系、CC、土木系、浙江系、元老派等等，在蒋介石刻意纵容之下，各派互相制衡、争权夺利，各有一帮人马，蒋介石高居其上，总揽全局。但到后来蒋介石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在这诸多派系之中，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居然插不下手，哪个派系也拾掇不下，日后父子相继，年轻的蒋经国靠什么压服这些派系大佬?蒋介石治党无方，搞封建权术倒是颇有一套。既然现有派系无法融合，那就不惮其劳，干脆另立山头，在国民党内再搞一个蒋经国的小派系，壮大嫡系力量，蒋经国正好也有这样的潜质。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就极力向蒋介石建议，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一个掌控青年人的组织，名字就叫“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三青团说白了就是国民党的预备党或党中之党，在蒋经国大力推动之下，三青团的组织迅速扩大到国统区的县乡，与之相映照，国民党党部基本上到了县一级就停止了，在基层，三青团比国民党党部也就有了更强大的控制力。有朝一日，基层组织壮大起来，三青团便可随时崛起，替代现有国民党组织，乃至实现政治势力大换血。可见蒋经国野心之大、手段之高。蒋经国咄咄逼人的势头引起一些大佬的不安。1943年三青团中央团部曾密谋发起”倒孔运动”,意即弹劾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以挽救日益腐败无能的中央行政机构。孔祥熙忝列四大家族之一，手下掌握着庞大实业，背后有有江浙大财团的支持，三青团贸然搞了这么一出政治密谋，不啻一场政治地震。孔祥熙极为惊恐，向蒋介石上书请辞行政院长。蒋介石不敢烧起来这把火，他深知要是烧大了，难免把自己的支柱都烧塌了，于是装模作样地痛批了三青团中央团部，让他们不要做这种出格的事。可叹蒋经国虽然看到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但在政治上的种种努力，由于蒋介石这个最大的绊脚石的存在，总是无法成功。但三青团蕴藏的强大政治力量总需要有一个出口倾泄出来，否则迟早要出问题，要么蒋经国个人声望受损、太子之威无法积累，要么政治能量爆发出来惹出国民党分裂，都不好办。蒋氏父子正发愁之际，青年军的出现，给了三青团一个极好的发力点。10万青年士兵入伍编为青年军，需要大量军官，而且由于士兵学历高，军官也要具备较高素质，不能随便派员糊弄。恰巧蒋经国在江西举办过军官训练班，蒋介石便下令优先从这个训练班毕业的军官中选人，到青年军中当长官。如此一来，蒋经国就隐然成为青年军军官的校长，也即政治上的领路人，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在内战中打得很凶的几个军、师长，如戴之奇、邱行湘、康泽等人，都是出身三青团、小蒋的得力干将，为小蒋挣足了脸面。国民党大佬们都明白这是太子小蒋要抓部队，但人家父子唱得这出双簧合理合法，大佬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就只好听凭小蒋为所欲为了。蒋介石怕不保险，又令蒋经国担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全面掌控青年军的人事大权。过了一段时间，又让蒋经国担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工训练班中将主任。这个职务的妙处在于，青年军所有师、团、营、连级的政工军官，必须经过训练班培训才能上任。蒋经国在用人、思想控制两方面上了双保险，确保把青年军死死抓在手里。蒋经国干得十分卖力，不仅亲自上台给军官们讲课，还时常在寒冷的早晨，光着上身带着军官们跑步训练，令军官们大为折服。青年军编练机构的其他重要官员，大多出自陈诚土木系，对蒋介石、陈诚保持着绝对服从，如罗卓英、黄维等人。师团以下军官，多由蒋经国亲自挑选任命，其构成与其他国军部队截然不同，有“三多”，即新派军官多(留过洋思想较为开放)、文人多、党团干部出身的多。“三多”好不好?当时国民党军中并没有给这一现象下定论。但国民党成军二十余年，即使军纪不好，也编练出来许多有战斗力的部队，其正规军建设的路子大体上是正确的，像新一军、新六军、七十四军这些部队都很厉害。主流军界众说纷纭，但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支承载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过高政治期望的青年军，从一开始就没走对路子，这就注定着部队战斗力不行。青年军由于是蒋家父子的门面工程，政治待遇、物质待遇都比其他部队高出一截，几乎能与五大主力相提并论。只要青年师愿，1个师可全都装到车上。这种机动能力，除了五大主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比得上。其次是生活待遇，其伙食标准连国民党的公务员、其他部队的军官都比不上，很多人对这个标准忿忿不平，议论老蒋太偏心，但又都敢怒不敢言。政治待遇也很高，蒋介石、蒋经国选配来的9个师长，如戴之奇、罗泽闿、钟彬、刘安祺等，大多都是从军长、副军长位置上过来的。高职低配，将星闪耀，前途不可限量。许多青年军的军官都通过蒋经国的路子，升任三青团高级干部，进而升入国民党中央，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贵。连带着青年军的官兵也都趾高气扬，高人一等。待遇高，按理说战斗力也要高人一等。但蒋经国编练军队是门外汉，他派去的一帮军官也大多是眼高手低、尚空谈而无真本事的人物，青年军编练一年多，本事没什么长进，脾气却日益变得骄横，谁也不放在眼里，成了一帮典型的少爷兵。国民党高官都觉得青年军是升龙捷径，纷纷把家人子弟送到青年军来当兵。蒋介石首先带了个头，把次子蒋纬国调到青年军206师第1团任营长，总统公子到来，该团团长赵云飞诚惶诚恐，每每有了重大事务，都来请示蒋纬国营长，蒋纬国也是受之坦然，认为自己在德国喝过洋墨水，全不把文化水平不高的赵云飞放在眼里。蒋纬国的妻子在西安，经常坐飞机回西安。赵云飞每次都亲自带着军乐队迎送，弄得上下颠倒，啼笑皆非。203师搜索连更为特殊，全连士兵几乎都是官二代，诸如张群之子、顾祝同之子、杨森之子、罗卓英之子等等，这些少爷们骄横跋扈，看不起一般军官，青年军军部只好派了一位正规军校毕业的中校担任连长，又越级提升张群的儿子张继正为上尉指导员。饶是如此，高官们还怕儿子受了委屈。张群的夫人怕儿子吃不好穿不好，动辄派汽车拉上好吃好喝的，从成都运到203师驻地泸州。张继正还经常请假离队，回家待上几天。在这些少爷的影响下，青年军军纪越来越不好，师、团长官也不好管，管也管不住，索性就不再去管，反而利用青年军优厚的经济待遇，在军中大搞贪污走私，青年军上下很快弄得乌烟瘴气，全无军纪可言。204师的青年军尤其无法无天，该师611团一名士兵，夜间看到一辆卡车接近营区，大声喝止后车继续前进，该士兵明知不会是外人，却也悍然开枪射击，本意是吓唬一下来车，谁知误中车上的乘员，一枪打死。拉出来一看，竟然是团长黄绶申。这样的军队，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社会上很快传扬开来，讽刺青年军是“青年虫”。青年军的9个师，到全面内战爆发之时，这些绣花枕头大都没有经过实战锻炼，士气低迷，畏战怕死，经过考核，只有3个旅勉强具备上战场的条件。蒋介石没办法，只好借部队整编之机，取消了青年军的番号，改成普通的军、师番号，与国军其他部队同等编排。青年军是蒋经国亲自打造的嫡系部队，文化水平较高，装备了最新式美式装备，虽然在各种军事训练中成绩特别优秀，但由于普遍缺乏实战经验，同时因为有知识的人脑子太灵活，不容易服从管理，所以青年军在解放战争中根本不堪一击，洛阳战役中206师一个师让解放军一个团给歼灭了。青年军的201师与206师(48年洛阳战役中被歼灭后重建)，与204师，207师一起去了台湾。202师、203师、208师、209师，1949年5月在上海浦东被解放军歼灭。1949年，205师在在北平起义投诚。

　　2020年台湾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曾带领新党青年军拜会统派精神领袖许历农，赞许几位年轻人在当前险恶的环境中继续为新党坚持的理念奋斗，许历农则勉励新党青年军剑及履及成为一支允文允武的部队。随郁慕明前去拜会的还有苏恒、王炳忠、林明正、侯汉廷，然后是几个渐崭露头角的新党年轻党员。苏、王、林、侯四人均是外界熟悉的新党青年军代表人物，屡遭当局政治打压，其中侯汉廷2018年当选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曾贴文指出，“我是台湾统派，我热爱台湾，我看到台湾的问题，我试图开出台湾问题的药方。立足，台湾是我的家园，文化，中华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国，未来，中国是我们的出路。”他又说，“正因为热爱台湾，才知道移民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才希冀留在台湾渴盼两岸和平，与大陆合作，开创下一代美好的未来。统派必须让人民理解统派比‘独派’更爱台湾，才能说服民众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重要性，及获得正当性。”香港中评社快评指出，侯汉廷等人坚持做个坚定统派，为此付出很多汗水与牺牲。统派处境艰辛，任重道远，是理想、信念支撑这些年轻人无惧打压、坚定走下去。郁慕明在其脸谱网贴文中表示，大家支持新党，不是因为郁慕明这个人，甚至也不是因为“新党”这两个字，而是新党背后代表的路线，在愈困难的情况下愈要坚持。他表示，现在“台独”全面掌控党政军特及媒体，社会上一直有一切只为选举的声音，认为新党也该调整，向选举路线靠拢，为选举必须有所“修正”......但他想问，如果真妥协了，就是选上几席民代，又有什么意义?郁慕明强调，在这个全球格局洗牌、两岸动荡不安的关口，新党年轻人将迎接更多的挑战、风险与变动。时下民进党当局全面掌控台湾党政军特，统派政治生存空间狭小而处境艰难。

　　家天下式政权无论如何改头换面都逃不出世袭制的历史周期律，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太小是这种政权每况愈下的直接原因，“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思想阴魂不散则是根本原因，其回光返照无论如何“辉煌”都终将回归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