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医学与人性——关于医学政治学

　　各位天使，大家好!大家不是一般的天使，而是“最可爱的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的天使。虽然我做讲座的机会比较多，但在这种场合还是第一次，所以还是比较诚惶诚恐：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身体上的。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普通人在医生面前，是任其宰割的羔羊，总有这种感受。我想大家在行医之前也有这种感受，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遗忘了。当我们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什么知识呀、尊严啊，都是没有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乖乖地像一个小羔羊。尤其让我在这里讲医学，那简直就是“班门弄斧”，那就是“兰亭写字”，那就是“华山论剑”，那就是“北大讲课”，颇有一种亵渎神明的快感。好像是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到农村去，把大娘大婶大嫂集合起来，说：我给你们讲计划生育常识。那些大娘大婶大嫂们肯定会哄堂大笑的，说：你这娃娃自己还没找婆家呢，就讲起生娃娃的事情来了，还是我们给你讲讲吧。不过我想，外行讲话恐怕也有他的特点——坦白、便利。他不会蒙人，一切都袒露在众人面前，人人都可以纠正他。而内行，因为他的知识远远高居在听众之上，他说什么人人都得听，反倒不利于交流。我想，今天的讲座主要是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我不讲我所擅长的文学、文化、艺术，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讨没趣地来讲一讲医学问题。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而且觉得它很有意义。

一、对“科学”的理解与态度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医学，谁没看过病啊。谁都离不开这个医，即使是巫医，巫医也是医。只要找人来给他看病，那个人对他的功能就是“医”。而谁的亲戚朋友中没有医生呢?都有。尽管中国的医生比例很低，但谁都接触过。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就在你们301医院。我的高中的同桌就是学医的，上大学之后我们互相写贺年片，我给她写过两句话：“但愿今生永无病，莫逢足下华佗刀”。这话其实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观念：我们对医生的态度就是孔夫子对鬼神的态度，叫做：“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是可尊敬的，要尊敬。但是尽量远之，尽量不要靠得很近。所以人们对医生有一种崇拜半仙儿的感觉。一些学者对“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快一百年了，中国的高科技很好，但是科学观念在社会上普及得很差，人们的科学意识很差。为什么?从思想上讲，我们对科学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把科学当作一种新的迷信。看见穿白大褂的就觉得他会治病，有一种仪式崇拜，把医生当作牧师一类的人，这里面就包含着对“科学”做何种理解的问题。

　　我本人是搞文学的，文学跟医学有什么相通呢?表面上看来，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非科学，现在一谈“科学”，就变得很吓人，医学、科学都是一个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成了一种罪状，成了一种罪名，某某人某某事一旦被戴上了反科学的帽子，就离杀头不远了。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在科学很发达的国家，谈到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有那么神秘。

　　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反科学是一种态度，它不是一种罪过。人可以喜欢社会，可以不喜欢社会，可以反社会，你可以讨厌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他没有罪。科学问题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用科学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好，但是未必能够做到。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总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圆圈之外，那个广大无限的世界谁来管呢?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至于说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在它之上，有一个东西可以整合它，什么东西呢?就是“叙述”。

　　文学中有一个学科是研究“叙述学”的。什么东西其实都是被“叙述”出来的。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其实是被语言编织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被“说”出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告诉大家：文学和医学，其实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都是哲学，都是社会学、心理学，都是政治学!如果你不能跳出狭隘学科的技术分野，那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你永远也成不了大师，你永远是一个干活的人，不论你的专业怎样。你不要以自己的专业为荣或以自己的专业自卑。你说我是扫大街的，我就自卑吗?不一定。扫得好一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人物。台湾有一个人就是掏耳朵眼儿的。就因为特别敬业，特别刻苦钻研这门技术，想办法怎么给人掏得好，结果后来在全世界开了几百家分店，都是一流的现代化设备，很多名流富豪慕名而去。什么事情干好了就是一流的。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二十多年前考入北大的，那个时候考北大中文系是天下最光荣的事情，我所考入的那个文学班里，全国省级高考状元九名，空前绝后，此后就再也没有过。所以，到了班里以后，一个个都特别牛，一说就是：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怎么怎么样……那时我心想，人怎么怎么样，跟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多少年过去了，全班50多人，一半以上还不是“泯然众人”吗，只不过你可以跟别人吹吹牛，说你在北大中文系上过学而已。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吃北大”的，有些人是“被北大吃”的。任何一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医院都是这样。当我们刚到这个单位的时候，我们是吃这个单位的。但是，一个有出息的人总有一天会变成让单位吃我：让我所在的集体因为我而获得荣誉，因为我而增加光彩。我觉得这才是有出息的人。

二、福柯：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是学医出身的，这已经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郭沫若，都是学医出身。这其中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吗?怎么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字了呢?还有，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非常珍爱医学题材。就说电视剧吧，你统计一下里面有多少医学题材的，有多少里面写到病写到医院的。就连恐怖分子也喜欢到医院里面去作案。我们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巴金。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等都和病有关。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它的术语，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来的。像什么“会诊”呀，“感冒”呀、“非典”呀、“上眼药”呀，这些都进入日常语言了。它不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了。比如我说：某某和某某处于非典型恋爱阶段。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可以转喻的词汇。所以说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它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

　　医学不是一个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这次非典疫情的成功控制，虽然焦点首先在医学界，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危机的转折，实事求是地说，主要不是医学的功劳，而是政治的功劳。疫情从什么时候开始转折的?就是政府下了决心，社会动员起来了，动员起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动员起来，问题就丛生，就解决不了。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是城郊结合处，老头老太太都戴着胳膊箍，都是坚壁清野、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每条小路都封锁了。网上有些笑话比较夸张，说看见北京的车来了以后，村里儿童就放倒了“消息树”，喊着“北京人来了”。虽略带夸张，但实际情况很接近。那个时候我出门回家只能走一条路，你想抄近路是不可能的，老头老太太就把你拦住：我们这个村就不能有任何外人来。所以，联合国的官员就怀疑中国，说中国怎么这么快就把非典收拾住了。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国情，按照他们的想法，中国半年也控制不住。正是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像我一样的大学老师，重新想到了国家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想到了我们离不开国家;越是希望个人自由的人，越是对个人自由度期望比较高的人，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到“自由与非自由”的关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可以提出“医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我觉得我们学人文科学的人，都要读读这本书。福柯是当代最有名的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所有的人文科学、人文哲学没有不受他影响的。要知道，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现在福柯的书很多，介绍福柯的书也很多。还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凝视之爱》，是介绍福柯的医学理论的。大家到了博士阶段，不仅仅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提高。技术，它是有上限的。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往上走是什么?是哲学，是艺术。把一个东西做到艺术哲学的境地就是大师了!就像庄子《庖丁解牛》里讲的“进乎技”，一个杀牛的人能杀到那样艺术的程度，这是我们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应该向往的。

　　1.“病”是被规定出来的

　　福柯从医学出发，发现了很多现在影响人文学科的重要问题，比如说癫狂的问题。什么是癫狂?什么是狂人?谁来规定别人是精神病?精神病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狂人是怎么样产生的?福柯一步一步分析，最后他发现：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命名为、叙述为“狂人”的，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感到，我们问：“谁是狂人”?“怎么证明他是狂人”?回答是：大伙都这么说;所有的邻居都认为他有病;我们班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正常。难道：多数人认为的就是真理了吗?这是科学的吗?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近年有一个电影叫《来了》，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导演的，一个有精神病的舞蹈家，挺有意思的。艺术家、思想家多多少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周围的人都要强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父母子女都不能理解他，太太要跟他离婚。理由是：他不正常，不正常就是有病，有病就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我们知道，许多国家、民族都把跟大家不一样的人叫做狂人，把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变相的监狱。比如：前苏联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有很多领导人在斗争中失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了，说他患了精神病。

　　还有监禁。福柯研究了监狱的问题，监狱的模式，监狱的结构。最后，福柯发现：医院和监狱非常相近，医院其实就是监狱，监狱也就是医院。因为监狱也号称治病救人，是救人的。监狱领导肩负的一个任务叫“帮助犯人转弯子”,不就是治病吗?不就是认为这个犯人是有病的人吗?我要给你转弯子：你为什么要吸毒啊，为什么喜欢偷女人内衣啊，你为什么老是去泡网吧呀，你心理不正常。

　　2.知识是一种权力

　　还有什么是知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很崇尚“知识”的社会。但是福柯解构了知识的来源：知识是怎么来的?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是一堆什么东西?知识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比如：在我小的时候得到的知识中，有一句话是：万恶的旧社会。每天接受这样的知识，一提到旧社会就是万恶的。我一想到“万恶”，就是什么都坏、没有一样好事，旧社会完全是一片黑暗。等长大了以后开始怀疑：难道这旧社会就一点好处也没有吗?

　　我说你这“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要反思：知识是谁给你的?给你知识的这个人他有什么利益?要分析，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去分析，分析信息的来源，分析知识的组成。小时候学过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是一种暴力。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

　　比如说，我们这种讲座的形式，其实仍然是一种权力的模式。古代孔夫子讲课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孔夫子跟学生席地而坐，讲累了，到河边游泳，然后上来继续讲，大家随便坐。这就是古代的大学。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模式，大家一排排坐好，像监狱一样。实际上是被统治的模式，一个人在前面，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然后他在上面讲这个讲那个。不管怎么样抵触他，你必然受他一定的影响。这就是一种权力。

　　还有我们看戏看电影的方式全部改变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戏园子是大家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围在那里嗑瓜子喝茶，演员你唱你的，我爱听不听。后来，我们变成了西方那样一排排坐好的模式，座位都编了号，不能乱坐，坐好了不许说话。电影一开始，啪，把灯一关，在一大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静静地看。这就是监控和塑造一个模式的国民的最好方法。从电影院里出来，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一场一场……现代国民是这么被塑造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大家都赞同，说：对，他有病。“有病”就是这样被描绘出来的。大家看过曹禺先生的《雷雨》没有?《雷雨》中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当然她其实没有病，她只不过是有一腔想反抗的怒火，她是一个受了五四影响的、要求个性解放的这样一个年青妇女。周朴园虽然也知道她没病，但是他就说她有病。当他说她有病之后，他就获得了处治她的合法性。所以有一场很精彩的戏是周朴园逼她喝药，而且还逼着大儿子周萍跪着求她喝药。说：给你的母亲跪下!那一场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很具有爆发性。

　　福柯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很多真理。比如说，病、病的名字都是被规定的。医生说得了什么病，他就患了什么病。也许明天他换个医院，大夫又说你其实得的不是那“病”，又变成另外一个“病”了。这个大夫说你是猩红热，使人急得要死，马上准备后事了，又来了一个大夫说其实不是猩红热，就是出疹子。医学把人分为健康人和病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亚健康人。值得思考的是：到底是科学上有了新发现还是社会的需要呢?其实，人还是原来的人，但是名目为什么会增加?名目增加之后改变了这个社会什么，给这个社会增加了什么?因为有了亚健康人的说法，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就增加了无数针对“亚健康人”的广告。大多数人都被描绘成了亚健康人，说你需要补什么，你需要吃什么，于是就刺激了消费。所以说，医学又是商业。

　　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整个社会其实就是一所大医院。就看你怎么叙述，根据一定的叙述，我们都可以被当作病人。换一种叙述，我们就都是健康人。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工作者是干什么的?也是看病的。我们的工作也是看病。只不过不是直接看肉体上的“病”，我们也是研究“人”的，是看人的精神上的“病”。“病”这个词是从医学这儿剽窃来的，但使用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研究人的“病”、作品的“病”、文化的“病”。谁有病，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为什么作家很讨厌批评家?人家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写了一篇小说，我们一看就说有这个病那个病，这儿写得不好那儿写得不好。北大的一个老师对我说：孔庆东，以后咱们是上不了天堂的，因为咱们平常太缺德了，老说人家有这个病那个病，人家的病都是咱们说出来的。人的病、人的性格的特点、标准、毛病都是由我们来制定的。

　　所以，我常在业内说：要对我们每个人的专业有反省，对自己的专业不可太相信。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真理在手。我们今天好多人都批评“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红卫兵就以为真理在胸旗在手，就可以去审判别人。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跟红卫兵的思维逻辑一样的人。他在用他所批判的红卫兵的逻辑去批判别人。比如，有的人要求“文革”过来的人都要忏悔，他认为从“文革”过来的人都不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不恰恰就是“红卫兵”吗?你凭什么让人家忏悔呀，就好像当年的红卫兵要求地主的儿子都忏悔是一样的呀，你犯的是和当年红卫兵一样的毛病呀。一个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专制就是不好的。所以他就站在好的一面，批判他认为不好的一面。这个标准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就那么理直气壮地我行我素。

　　可见，要超出学科之上，才能够看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说他对医生又相信又不相信。因为他看透了。很多伟人、有很大成就的人对医学对科学基本上都是一个态度，就是孔子说的敬而远之，又相信又不相信，有用的时候就信一信，没用的时候就不大信。我们不要以为他们不懂科学，水平不如我们，不可能的，他们是那个时代接受了最先进知识的人。比如说毛泽东，他经常不刷牙。保健医生说：毛主席，您有虫牙，得刷牙啊，别人都刷您怎么不刷呢?每天光嚼茶叶也不行呀。毛泽东就说：你什么时候看见过老虎刷牙?有人引用这个材料，认为毛泽东很“土”，说他不懂科学知识。其实是他不懂毛泽东这句话。毛泽东是那种不懂科学知识的人吗?这句话里有一种对科学的挑战，这个医生不能回答主席老虎为什么不刷牙。是不是因为老虎没有手不能刷?不是的。主席提出的是一个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保健方式?老虎一辈子不刷牙为什么没有虫牙?

　　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个桥。在没有科学这个词出现的年代里，我们人类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了，一样能获得真理。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越。不要以为人类社会是越来越进步，受简单机械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以为社会是越来越好。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就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经产生了。在东方，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以乔达摩·悉达多为代表，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类文明发展到那个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人类的全部精华基本上都产生了，此后的人类就是消费这些文明，消费他们的智慧，我们今天仍然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

　　今天，有那么多人写书，有那么多人去思考去探索，当你看着眼前桌子上写的文章的时候，你有一种成就，但回过头来看，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走出他们的阴影，我们还在吃着他们的饭。不要以为“科学”这个词产生了，之后的人类全是往好的方向走。看你怎么看，看你怎么叙述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简单地把我们看到的现象和我们听到的评价认同起来。要知道，我们看见的东西未必是真的，特别是用眼睛看到的东西。庄子在《庖丁解牛》里讲：“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用神来看用心来看，用心看到的东西跟用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到大都市里像丛林般立起的高楼一座座，这是用眼看到的东西。当你看到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看到汽车越来越多，你怎么评价呢?很容易评价说：这是我们经济进步了，国家繁荣富强了。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你只看到了“色”。看到了“象”，没有看到背后“空”的东西，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凭什么说，高楼大厦多了就是经济繁荣的象征?当你自己问自己的时候你就心虚了，我这个知识是从哪来的呢?这个知识是谁给我的?当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流汗，会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个知识分子，自己一点独立思考都没有。这样思考和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有什么区别?

　　没有知识的人的知识是被媒体灌输的。你看电视里面一个记者采访一个老农，说：“大爷，你今年的茄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呀?”老农说：“嘿，党的政策好呗。”这个老大爷怎么会把茄子长得好和党的政策联系起来了呢?这个知识是谁给他的呢?是媒体给他的。我们为什么说他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没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呢?比如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了很多人，今天很多人就把这个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跟刚才的思维是一样的。他不会回到历史仔细地去剖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像医生找每一条血管那样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所以很多学了医的人，正因为他接触到了活生生的人体、活生生的血管，如果能想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他就会想：如果我把这里的觉悟用到人文科学上该有多么大的收获。我想，当年鲁迅也好，郭沫若也好，一定是有过这样的启悟，他才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知道鲁迅写过《藤野先生》，中学时学过的。藤野先生后来知道他教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成为中国的大文豪，他很高兴。他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鲁迅——“回忆周君”。他说，有关周君当年在班上的记忆很深刻。他说，周君不是最好的，不是最优秀的，是中等的。回忆说：他在画人体血管图时，画得比较美观。意思就是画得不对，不真实，真实的血管不是这个样子。鲁迅想把血管画得好看一点，其实，鲁迅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从对人体的觉悟，上升到了精神方面。

　　三、现代医学首先不是技术的发明而是组织形式的改进

　　1.现代医学诞生于传染病的爆发

　　现代医学和其它学科共同组成了现代知识的网络。整个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文艺复兴之后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生开始于中世纪大规模的传染病，正是中世纪的几乎要灭绝全人类的大规模的传染病 (几千万人的死掉)，正是人类在面临了这个绝境之后才有组织地对付传染病的进攻。人类必须有“组织”。所以，现代医学首先不是技术的发明，现代医学与现代社会的产生，首先是组织形式的改进。为了对付传染病，建立了全社会的监控制度。我们说医学和监狱有相似性，都有扼杀人权的一面。但是它又是迫不得已的。它的目标是为了你“好”，为了社会好。为了社会好就必须把这个社会控制起来。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牺牲人权。

　　根据我们一般的社会知识，好像我们处在比以前更解放的社会，处在人性好像更加自由的社会。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一说封建社会，就说“封建专制主义”，现代好像是开放民主。这完全是“叙述”，历史真是这样吗?比如说，一个唐朝人比我们不自由?这完全是颠倒历史。古代的人才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人自由不自由在于有什么力量来控制你，有多少外力来操纵你。比如，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只有那么几千个、上万个当官的，管谁去?皇帝的权力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实现不了。县级以下皇权往往干涉不到，在县以下是人民自治。有家族或者帮会，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由他们来控制。你在家里骂一个人谁知道呀?没有人管你。谁去给你打小报告呀?人与人之间的控制，恰恰是到了现代社会才变本加厉起来。

　　我们现代社会，每个人你都无所逃，每个人，有你的身份证号码、户口本、电话号码、相片、血型、你的地址、你的档案。你干了“坏事”，你往哪里逃呀?你说我想当隐士?当不了隐士。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哪块土地给你当隐士呀?你怎么生活呀?就说说我们现在好多的旅游区，和尚老道都可以营业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和我们一样世俗呀。所有的人在这个网络中被互相地监控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监控?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监控?是我们远离了土地，远离了大自然。我们每人都丧失了安全感，谁也不敢再回到大自然中去了。我们现在必须依靠“科学”生活，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钻木取火”了。假如我们的能源断绝的话，我们就会活活地饿死，没有一个人会引火。不要说钻木取火，我现在就是给你一个小炉子，让你把火生起来，大部分人都不会。我问北大的学生：你们谁会劈柈子(木柴)?就是把一块原木劈成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用它来引火。没有一个人会。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不会了，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互相抱成一团。既然你要依赖于这个东西，那么，你就要放弃很大一部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隐私其实越来越少。今天人们热衷于对隐私的炒作，什么“绝对隐私”等等，其实真正的个人隐私很少了。因为大家用一个模式在生活，你是怎么样生活的别人基本都知道。你不可能跳出你所学到的知识。我就讲，现在的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接吻的姿势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上学来的，毫无特色，没有人自己发明。因为他们没有施展个性的机会，在他还没有恋爱之前，他早就自以为知道了爱情是怎么回事，他从媒体上先期学到了他不该学到的东西。然后，等他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就去模仿这些。他是被剥夺了这个权利，被剥夺了恋爱的能力，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地讨论恋爱问题，讨论“性”的问题。其实越讨论这些就说明社会越缺失这些。正因为缺失，它才成了一个问题，它才会被拿出来讨论。体现出来的问题恰恰是：整个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焦虑，越来越深的焦虑。

　　2.医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面谈到，医学是一种监控制度。所以医院和监狱和警察和军队和法庭一样，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家要重视自己这个工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你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要客观认识到，你实际上帮助这个国家在统治这个社会。现代社会统治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不是一纸命令。除了用行政的手段还用经济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经常羡慕西方社会比我们民主。说他们总统出了事，全社会可以弹劾他。这里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我们用中国人的思维去想，以为政权都在政府。西方社会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总统权力没有我们领导人这么大，这不代表他们的人民就一定比我们自由了，他们把统治权分散了，不光是总统在领导这个国家，国家主要是由有钱人来领导。在每个企业里，比我们百倍的专制。我们中国的问题是企业里单位里太自由了。单位企业里太自由了，所以我们效率不高。西方社会好像总统的权力没有这么大，动不动把他赶下去了。谁把他赶下去的?有钱人。但是，他们的企业里、单位里是绝对专制的，老板一言堂。哪个企业是由工人投票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没这事儿!企业是绝对的专制。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找到平衡点。怎么样专制怎么样来平衡，这样考虑一下，我们就会承认，医院的确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医院不应该以创收赢利为目的。如果医院以赢利创收为目的，那就是国家的自杀。我们设想：军队可以自负盈亏吗?监狱、警察可以自负盈亏吗?这些都应该是国家养起来的，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组织军队，军队来保护纳税人。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来建医院，医院来保证纳税人的健康。所以，大医院、还有医学研究机构必须由国家来投资，这个道理是非常明白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人道主义，治病第一。我们国家百十年来一直宣传爱国。我们怎么读解这个知识呢?我小时候就以为中国人特别爱国，每天看那个标语上都写着爱国，后来我才发现，年复一年地宣传爱国，恰恰是他的人民不爱国，因为不爱国才需要宣传。小时候老看见墙上写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中国人不容易团结，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毛主席从来不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只从正面讲“我们要团结起来”。中国最缺乏的恰恰是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是整个民族统一起来的尊严优越感。你看看上次的世界杯，各国球迷到韩国去加油，你看看别的国家的球迷、那个团队精神、那个整齐化，你看看中国球迷是怎么样的呢?中国球迷到了球场上呼喊的是什么呢?武汉球迷，沈阳球迷，每个地方只为自己喜欢的球星加油。所以，“团结起来”一直是我们国家的重要问题。

　　回到技术层面，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是从大的方面上说仍然没有逃脱：望、闻、问、切这四个字。所有的医疗设备的发明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望、闻、问、切又和我们搞学术搞文学一样，使用相同的逻辑。我们做学问其实也是望、闻、问、切这几个字：凝视、旁观、探寻，最后找到要害，给出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病人很相信医生。有时我接到读者来信，有的是文学青年写了一篇作品，他说：孔老师你看看我这个东西有什么毛病没有?哪块儿还需要提高?我就很谨慎，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句话他会相信。我随便说的话可能会害了他，所以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

　　病人是相信医生的，那么，医生相信谁呀?为什么我要谨慎呢?因为我背后没有更相信的人了。我老师的一切我都学完了，我的专业里的书都读过了。现在我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人。别人向我请教，我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他的命运，所以我就觉得这支笔千斤重。就好像是给别人看重病的大夫一样。而且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错误是难免的。你越处在高的层次你就越知道错误是难免的，自己是会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医生要宣誓，因为他的工作是与道德最紧密相连的一个职业，他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把医生叫“天使”，为什么不叫“老总”呢?这个称呼不是随便加的。

　　我2001年和2002年在韩国，韩国是一个喜欢罢工的国家。我写有很多表扬韩国的文章，比如：他的斗争性、他对日本的态度、他的群众运动、他人民的组织性，这些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赞成：医生罢工。医生为什么会罢工呢?因为他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医药不分，医生又开药又卖药，所以医生的收入特别高。然后金大中要出台一个新的措施，说要把医药分开，说医生不能卖药只能开处方。然后另设卖药机构。他觉得这个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这样一来，医生的收入肯定要下降，所以医生就不同意，要罢工。我觉得这是滥用罢工权。因为他们的医生已经是全社会收入最高的职业了，一个医学院的博士毕业之后那是万人仰视呀。韩国朋友跟我讲：韩国的一个女孩要想嫁给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得准备好三把钥匙，一个是房钥匙(豪宅)，一个是一辆名车的钥匙，还有银行保险柜的钥匙。你要把这三把钥匙交给未来的丈夫他才会娶你，因为他娶你用不了一年，他就会把这些钱全部给你赚回来了。我认识一个大学女老师，她丈夫就是医生，还是一个中医(他们叫韩医)。她说我这一个月挣的钱我丈夫一天就挣来了，我是在家里呆着实在无聊才出来找活干(因为他们妇女一般是不工作的)。医生收入是这样的高，还要罢工，这次医生的罢工在社会上就没有获得同情。但是，医生罢工造成所有医院关门，影响太不好了。

　　3.“看”是一种权力

　　讲到望、闻、问、切，就有一个“看”的问题。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医生和病人之间这种权力关系是怎么构成的?是通过“看”这个动作构成的。根据后现代理论，“看”是什么?“看”是一种权力。谁看谁?这是很有讲究的。“看”与“被看”实际上具有统治和监控的高下关系。看是不能随便看的。比如说，我们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美女，你不能长时间地盯着她看。你如果看她超过半分钟就属于侵犯。你说：我也没碰她呀，我怎么就是侵犯?看，就是侵犯。看，是权力。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比如，在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车上，两个人的目光偶然相遇了，于是两个人就斗气儿，我盯着你你盯着我，谁也不把目光离开，最后结果怎么样?肯定打起来了。为什么看会打起来?就因为：看，它不是一个平常的举动，看就是权力，谁先把眼光离开了谁就是服输了，表示：你可以看我，我是孙子。所以，看，是有权力的。这个大家以后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注意，镜头对着谁?镜头是怎么转移的?可以发现，电视里镜头经常围绕着女性在转，经常把女性的各个侧面展示给观众。我们现在的影视剧体现出我们现在是男性社会，女性生存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让人看的，是给男人看的。在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是通过“看”与“被看”。男人的主要功能是看别人的，所以男人不太注重自己的外表，男人只要穿着舒服就行了，不需要特别打扮自己，去为悦己者容。而女性就需要为悦己者容。表面看来男人挣了钱都给女人了，但是女人用这些钱干什么呢?女人用这些钱买东西为了让自己好看，为使给她钱的人觉得没白给她钱。所以，男人女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看与被看基础上的。我们平时说的“看病”，都是不对的说法，只是我们习惯了。说：你干什么去?我看病去(北京人叫瞧病)。瞧病、看病，谁看谁呀，是你去看“病”吗?还有的说：我看大夫去。这都是一种托词。实际上是大夫看你。你看什么大夫?大夫不需要你看。你到了医院后，低眉顺眼的，希望大夫好好看看你。你在大夫面前，老老实实地“自首”，这就是一种权力，医生的话就是“金口玉言”。

　　我们东北有一个人，他是个副厂长，当地医生说他该吃什么就吃点儿什么，就能活几个月了。厂里的人说，好好去玩玩吧，旅游了好多地方。唉，还没死?然后在北京又找了一个大夫看，大夫说：你什么病都没有，看什么?谁说你有肝癌呀?此人本来都起不来了，用担架抬着，听了大夫这句话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回去当了正厂长。这完全是受大夫的语言影响。大夫为什么会有错误诊断呢?诊断错误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们知道，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里的“小格格”里归。我们学了一些知识，比如说感冒是什么样的，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小格格小框框，然后把看的病人归类，特别是刚当大夫的时候，你会想这像什么病那像什么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主观参与，所以说不是绝对的科学。这里面有医生的功夫高下的问题。你的功夫不高，你归类就可能归错。近似有一个程度问题，近似到什么程度?而你学到的这些分类是由同样可以犯错误的人给你分好的类，也就是说分类是主观的、有限的。你要把人类所患的无限的病放到有限的框框里，那早晚要出事。所以有识之士总是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总是呼吁：从整体上考虑人。这个背后就涉及到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美国人喜欢动手术，美国人动手术的比例是最高的。而法国人就不喜欢动手术，法国人动手术比例很低，能不开刀就不开刀。为什么?这和他们的医学观人生观有关。法国人认为人体是美的，人体尽量不能破坏;而美国人看人体就是个“东西”。美国人很实用主义的，花一万美元买一条连衣裙，忽然发现少个兜儿，拿块布就把兜儿缝上了，很实用主义;而法国人绝对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也不喜欢动刀，但不完全是从美学角度出发，而是从“体肤毛发受之父母”的孝的观念上讲的。

　　4.医学机构的双重功能：治病和治国

　　医学机构和文化机构和社会机构，在一个国家中基本上是按相同比例配置的。我们看医院的分布，看每个城市按人的比例，看每个区每个街道怎样分配，就可以看到这个医院和政府一样，是按比例来统治每一个社区的。所以说现代医学必须国家化，你必须承认它的国家化。国家化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承认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它。有一部老电影《春苗》，不知在座的有没有看过，可能四十岁以上的人小时候看过。《春苗》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它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它指出了我们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县级医院，农民的孩子生了病，要死了，来医院了，大夫就是不给看。大夫干什么呢?大夫在忙着搞科研呢，在忙着研究小白鼠，在研究一种更高级的病。这跟我们现在一样，研究出来可以评职称、可以获奖、可以拿成果。今天，不只是大夫，包括我们，不都是在被引上这样一条路吗?不去解决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而研究跟人们跟社会脱离的问题。研究一些人民不懂、圈子里的人互相做游戏的问题。然后用这个问题来谋取个人的利益。

　　比如说在我的专业，当你坐在火车里的时候旁边一个人问你说：昨天看了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情节是怎么回事，我不懂，据说你是搞文学的，向你请教。我们很多教授会说：啊，这个不是我研究的;这个没什么意思，我不懂;这个我没看过……如果我们每次都这样回答，那是我们的失职。国家凭什么给我们科研经费让我们干这些活，我们可以不种地，不织布，解放军为我们站岗，警察保护我们，让我们研究这个，然后什么问题都解答不了，你是什么教授?是什么专家?你对得起谁呀!干哪一行不妨碍你向高深研究，但是基本的问题你更应该会呀。高深的问题都会，基本的怎么能不理呢?在《春苗》里反映的就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反思说毛泽东时代比较专制，好像说没有人权。什么叫人权?人权怎么看?毛泽东时代人的平均寿命由30多岁长到了60多岁，这不是人权吗?中国人由四万万一下子变成了七万万八万万，这不是人权吗?

　　老舍先生回忆说，解放前一个孩子平均长到八九岁时家长才放心，这孩子才算活下来了，孩子八九岁之前随时可能死掉。我研究了很多作家，很多作家的兄弟姐妹或者孩子五六岁就夭折了，这种事情非常多。国家的生产率怎么提高的?人民怎么相信这个国家的?是因为这个国家给了人民福利，其中，很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问题。《春苗》反映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更是关注农村医疗体系的建设，下大力气改变农村广大地区的生活与健康条件。有报道说，某个村子只有一个党员，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几十年过去，他只发展了一个党员，是他儿子。多少农村全是家族式的统治，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

　　还有一部作品叫《人到中年》，也是医学题材。西方好多国家的大医院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医生、即使是国家公立医院的医生也有比较高的收入。在八十年代，社会上就有一个问题：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的太太就是一个广西的一个眼科大夫。他说做一个眼科手术，补助费只有2元钱，从下午忙到半夜累得不行。《人到中年》这部电影从最敏感的医学题材人手，因为医学问题关乎国家的命运，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古代的知识分子认为，第一有出息的人，我要做良相，争取考状元当宰相治理国家，如果这个不能实现，那我要当良医，当一个好医生。古代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老残游记》的作者是一个行医的人。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太平道、白莲教，政治事件许许多多举不胜举，都是从给老百姓看病开始的，包括耶稣基督。基督首先的一个形象是看病的，把瞎子治好聋子治好，当然《圣经》里很夸张，把他夸张成奇迹。但我们去掉那些夸张，他肯定治好了很多人的病，这些人才相信他，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才能够传教。

　　一切政治都和治病有关系。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得来的?是靠打仗打来的吗?打仗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毛泽东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宣传队，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里头必须配备医生，这个医生不仅是给战士看病，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你看《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老百姓是怎么拥护解放军的，看病!老大娘病得快不行了，给她吃一片阿司匹林就见效，农民多少年没吃过药，所以只要很小的一片药马上就治好了，因为她没有抗体呀。于是老百姓欢呼解放军是活菩萨，马上就踊跃参军。解放军直接传播了文化、传播了文明，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老百姓对解放军才信赖。

　　一直到现在，为什么老百姓都信任301医院呢?传统。人民几十年来建立了对军医的迷信。相信：第一不会坑我害我，不会不负责任;第二技术高。所以你看《林海雪原》特别设立了一个小白鸽的形象，本来在真实的故事中是没有的。在《林海雪原》剿匪的战斗中，一个三十六人小分队，冰天雪地零下四十多度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姑娘跟着呢，不可能。当年有一个军医是男的，但是为了文学作品的需要，必须有一个天使的形象——一个小白鸽，和参谋长有点暧昧关系。这是《林海雪原》的一个亮点。

　　所以，医学机构是具有双重功能的，治病和治国。很多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警察做不通，医生护士就能做通。很简单的话，护士一说就通了。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住了几天院，日后他老怀念住院的那几天时间，就是护士对他态度稍微好点，好中带点训斥，但他觉得很甜蜜，他老觉得那个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

　　这样看来，病既是个自然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在古代更多的是自然问题，在现代它更多的是社会问题。我是没机会当医生了，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我觉得职业没有高低，但是有“方便”与“不方便”。佛教讲这个“方便法门”。我觉得有一些专业是方便法门，学文学的，还有学医学的，就是“方便法门”。但是方便法门有它的危险，它离天堂很近，但离地狱也很近，搞不好就下地狱。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职业。

　　现在考研特别热，我们专业每年只招六、七个人，但是有一二百人报名。我总劝他们不要报考，告诉他们这个专业没什么好的，是个高风险专业。你看到的都是学有成就的人，你要看到大批垫底儿的人，什么也学不出来，最后就多了一项业余爱好而已。因为，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热血的事业，它需要有热血，表面上看很冷，心里要有热血，像鲁迅写的《死火》一样，或者叫《火的冰》，外面好像是冰，心里要有火。现代医学的建立就把医学跟物理、跟地理、跟所有的空间学科、时间学科都连为一体，把人体不仅作为病理对象，而是作为哲学上的认识论对象。从而医学本身制造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用于大量的医学之外的消费。我们现在的广告多数是身体消费广告，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问题。这么大一个国家在黄金时段做的广告居然都是身体广告，说明这个国家的重要部门不发达，说明制造业衰落。你看每天新闻联播之前的广告不是酒的广告就是身体广告，为什么没有飞机广告?汽车广告?还有，这么重视身体健康、重视亚健康，是否证明人的体质就提高了?我们知道，人类的寿命是延长了，但寿命的延长是否证明体质提高?我们现在寿命延长是靠什么?是靠医院，是靠维持。人的体能体质和古人比，是否真的增进了?这不能用奥运标准，不能看奥运会上那个短跑冠军跑得有多快，举重冠军举得多沉就证明我们强。奥运标准是一个科学标准，但不是普及标准。现在的奥运战略和大众体育是有脱节的，与大众健康是有脱节的。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学校做广播操，喇叭里广播毛主席的教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的体质，不是说发展体育运动，奥运多拿金牌。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们国家每拿一块金牌要花好多人民币，但是广大人民的健康水平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在奥运会上金牌第二、第三，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就好了呢?

　　这些都不能只看表面，要用心去看，在“看”和“知”中寻找到一个平衡，最后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超越的眼光、用佛家的角度讲，就是用佛眼来看这个痛苦的人间。禅宗讲人生的几个境界，我想对各个行业都是通用的。禅宗讲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境界，看什么是什么。第二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个时候你能够反思了，你能够质疑了，你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了，看破一些东西，打破一些东西有所创造，这个时候你可能很牛，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有真理的人，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跟第一个阶段好像是一样的，又回去了，很平淡。但是和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但是已经像武侠小说里写的“无招胜有招”的地步了，表面上很平淡，实际上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看穿了。我们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们应该向往这样的境界。向往这样的境界才能以健康的平常的心态，去看待和治疗这个充满了痛苦和疾病的人间。

　　现场交流：

　　问：我想问您几个关于文学的问题。我们知道2003年您和金庸先生等在华山论剑，在享受亵渎神灵的快感。我想问的问题是：您是金庸迷吗?你最喜欢金庸作品中哪一个人物?另外，提到金庸我们不能不提到王朔，王朔前几年对鲁迅、金庸先生都提出了批评，您怎么评价王朔的作品和这个人?你怎么评价鲁迅先生作为“中国文化伟大旗手”这一评价和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还有，您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是什么?

　　答：我在文学研究界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像我们搞现代文学的，有的人研究鲁迅，他就会不喜欢金庸、贬低金庸;或者有的人研究金庸，他又说鲁迅如何，等等。我是既研究鲁迅也研究金庸的，我的目的就是“打通”，把高科技的东西转化成能用的东西，把我们学术界很高深的东西转化为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东西，把鲁迅和金庸打通。我这个学期在北大开的全校性的选修课就是“鲁迅研究”。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把他的作品推得非常高。我有一篇文章写我接触金庸作品的过程叫“遭遇金庸”。我也是受正统教育长大的，到了北大中文系之后天下的名著都读完了，觉得什么小说都看不在眼里了，这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在读金庸，我说：有什么好看的，打打杀杀的。然后我就拿来一读。这一读，就放不下了。这就是我遭遇金庸的开始。我在一篇文章里调侃，我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诞生了——就是孔庆东遇到了金庸。

　　我是用自己阅读的真实感受觉得金庸的小说是好东西，是精品，是一流作品，但是，社会上这种“叙述”太厉害了，叙述说：武侠小说是低级小说，武侠小说就是金庸。我把这种观点叫文学上的“血统论”。它先给你规定出身，说你出身不好，那你肯定不好呀。你是地主的儿子，地主的儿子怎么能够入党呀，地主的儿子怎么能够当医生呢!所以说，武侠小说就不是好作品。

　　我喜欢的人物有很多，最喜欢的是萧峰。我最喜欢萧峰不见得我做到了萧峰，我喜欢萧峰是我愿意向他学习，在生活中的我远远不如萧峰，生活中的我更像张无忌。张无忌是个什么人呢?张无忌就是一个专业很好，在其它方面很窝囊的一个人，在其它方面犹犹豫豫拖泥带水的人，自己觉得工作水平高，经常遭受女孩子欺骗等等，是这样一个人。萧峰是一个很高大的人，张无忌像我们平时的一个同事一样，一个好劳模。

　　我觉得王朔和金庸这一场论争是不明智的。王朔迷有很多，有很多人喜欢王朔。金庸迷也很多。但是王朔迷和金庸迷是不成比例的，王朔迷是以万来计算的，金庸迷是以亿来计算的。所以，王朔跟金庸一开战，好多王朔迷跑到了金庸那里去了，还有很多人本来是两个都喜欢的，最后也跑到金庸那边。其实王朔本人不是他在文字上面给人的形象，我们一定要把作品和本人分开。比如，我们看了很多小说里的人很高大感人，不要以为这个作家也是很伟大的，道德纯洁的人，不是的。比如说：果戈理，看他的作品觉得他特有正义感，其实他本人就像他批判的那些人一样，也是一个卑琐的小人物。这就涉及到了人的创作心理。人写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写，有的人是照着自己向往的样子来写，就像我写作品写萧峰那个样子的，其实我自己像张无忌，这是两回事。王朔其实不那么坏，王朔相反有点纯情。王朔是复兴路一带部队大院儿长大的一般军官子弟，又属于那个不太上进的，没考上大学，没赶上好事情，没赶上提干，就是没有进入第三梯队，当时又有一身的傲气，革命后代嘛。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东西，他代表一些不得志的有志青年在说话。他的特点是谁出名就攻击谁。他对攻击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仇恨。金庸其实很不了解大陆，金庸是大侠，他不了解大陆的文化，他觉得王朔好像跟他有仇恨似的。王朔跟谁都没仇恨，王朔乐着呢，他就是把事挑起来，你们在那儿讲真理，他跟真理没关系。他当面就跟我说过，他说：你知道我们北京的孩子小时候滑冰吗?在冰场上，看谁滑得比较溜、看谁滑得比较漂亮，女孩儿都瞅他，我在他后面拿一块砖一下子把他拍倒，让你飒。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他跟谁都没仇，就是因为你有名。王朔是谁有名他就指着谁骂：鲁迅、梅兰芳、金庸、齐白石、老舍，全都骂了。然后一流的名人骂完了，他就骂二流的，骂三流的，他连我都骂了。他骂完了就忘了，他为了把这个文章发表出去。然后，专家学者就给他讲道理，说他讲的怎么怎么没有知识。比如，他说齐白石从来就会画大虾，为什么不画人呢?他不知道齐白石画了成百上千的人。他无知、他不知道，这叫“无知者无畏”。所以，你不用跟王朔当真，你要把王朔当成一个孩子来看。我就很喜欢王朔的。我们传统的社会特别鼓励好孩子，一个班里的三好学生得到特别多的宠爱。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我跟同学打仗，老师永远向着我。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揍了一个小孩，孩子去老师那儿告状，老师挺同情他的，问他：谁打你了?“孔庆东打我了”。老师一听这话，马上立场变了，老师说：你胡说，孔庆东怎么会打你呢，一定是你错了。像王朔这样的孩子是受忽视的，因为我们老是用一个标准来看问题。今天，有很多很多像王朔这样的“问题少年”，他心里曾经有压抑，他一旦发挥了聪明才智，他一旦能冒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报复社会。你看王朔主要是报复比他有文化的人。他专门讽刺知识分子，他有些话的确戳到了痛处，他真是戳穿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虚伪的地方，只不过他做得比较过分，有时候是全盘否定。包括他攻击鲁迅，这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他没有认真读过鲁迅的什么书。包括他批判金庸，他都没有读过金庸的书。我除了去华山之外，还去嘉兴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有人针对王朔的批判金庸的意见说：“王朔，我就不用批判了。”因为王朔说他看的《天龙八部》是7册本的。天下的《天龙八部》就没有7本的，只有4本的、5本的，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不理他就对了。按理说你王朔就写自己的就行了，不用管别人，但是，他不喜欢寂寞，过一阵子就要招惹个事，就要制造一些媒体事件，就像马拉多纳不踢球了，但是过个把月就要制造一个什么事件，生什么孩子了，或者到哪国去了，王朔也是这样，小说不高兴写了就制造一些事情，而且他写这种文章稿费很高，他的稿费可能是全国最高的，因为带有挑战性，可能是一个字4块钱，他现在是作家圈里稿费最高的人。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当然，我们的传统把他给神化了，不能把他放到平凡人的角度来看待。我现在在北大讲鲁迅研究课，我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鲁迅，你越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你越会发现他真正的伟大之处。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有缺点，他有欲望，他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要吃饭要谈恋爱等等，才会发现他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多么可贵。为什么我现在要讲鲁迅呢?我觉得现在中国又一次面临着鲁迅时代的很多问题。我们小时候也讲鲁迅、学毛泽东著作，其实我们不大学得进去，我们只是给灌输了一种知识，说这是伟人，不得了，但跟我们周围的生活挂不上钩。比如，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天天讲”，其实，我们周围哪有阶级斗争?在我小的时候，我没觉得有阶级斗争，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地位还不如我。到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忽然发现鲁迅的光芒，后来发现，我说的很多话鲁迅先生都说过，而且说得比我好，我的很多批判言论，他都说过，而且批判得像现在一样。这就使我思考，为什么?我发现原来又回到了鲁迅时代的很多情形，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小时候不一样了，反而在很多方面和鲁迅所生活的三十年代有很多相似。鲁迅当年批判过的西崽、洋奴在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的，今天又有了。到外国学了一点皮毛，然后到中国，当中国人的外国人的形象，动不动就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这种人都有了。……鲁迅的特点就是不被中国人所理解，他离我们一般人的智慧太高了太远了，我们一般人理解不了他。我接触很多韩国日本的学生，他们最佩服中国的一点就是中国有鲁迅，他们没有。他们把鲁迅当作东方人的财富。在整个东方文明遭受英美文化欺凌的时候，中国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有这么多对鲁迅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一种品格。我们希望中国越搞越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我说过我们要关心劳工的安全问题，据我所知，南方的民工因为工作环境不好经常出现各种工伤。昨天中午新闻联播已经播了浙江永康，就永康一个地方的民工，手指伤残每年是几千个人，我们应该更多呼吁保障他们的劳动安全。

　　问：您刚才说我们“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感到我们的工作很重要。您在考入北大的时候实现了愿望，您觉得“有出息”指的是什么?当您留在北大成为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时候，您对“有出息”怎样理解?还有，您是怎样教育您的孩子的?您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答：我是在哈尔滨工人区长大的，“要成为有出息的孩子”是邻居们常说的。老百姓常常说谁家谁家的孩子有出息。我妈妈就说，你看邻居家的哥哥多有出息，他会自己打沙发，还有一个哥哥更有出息，他会自己装半导体。在我们那个地方这就算“能人”。后来，我们家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对面，马路对面的哈工大主楼，就是一个像克里姆林宫那样的大楼，因为我父母不太了解考大学的事，他们从别人嘴里听说我上高中了，快考大学了，问我：考大学是怎么回事?我爸是个老山东人，问我能不能考上工大?我说工大是我不乐意去的。我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从小就想着我将来一定要到天安门去。我有一篇作文受到老师表扬，里面说我到了北京，穿着皮鞋，夹着皮包走在长安街上……小时候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牛的生活。后来上了北大了，我就去实践了一次，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满足了这个愿望。

　　说到“有出息”，我为什么不愿意到工大呢?因为我和周围的人不一样。他们认为有出息就是为家庭、为自己谋得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样是有出息。我小时候有幸读了很多书。现在很多人都说你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没读过什么书吧。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小时候读了很多书，而且读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比如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我把《论语》都读了，我觉得孔子说得对呀;评水浒的时候，我把《水浒传》读得滚瓜烂熟，“一百单八将”全都能记下来，包括他们的名字、外号、所使用的兵器。因为读书，使我有一个比较超越的精神世界。人吃饭不是一个问题，人不应该想着吃饭的问题。还有，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三不谈”：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我觉得人年青的时候应该这样，生活问题不要去想。当然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人不要只为自己活着。

　　我小时候一直是好学生，我的快感是能为别人做事。我的周围的同学都是工人子弟，多数是学习不好的，他们都有求于我。我只有一个妹妹没有兄弟，打架是吃亏的。但我从小就发现：知识就是力量，虽然我打架不行，但是打群架的时候，我往往担任“参谋长”。有我担任参谋长的一方是必胜的，因为只要使用一些简单的谋略就很有用。从小我就觉得给别人做这样的事，是很高兴的，这跟我个人的思考跟学校的培养都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有出息”就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后来在北大学了一些哲学，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性。特别读了鲁迅的作品，读了《药》、《彷徨》。我们是想去启蒙人民，我们觉得学了很多知识，发现别人知识不够，然后我们去启蒙他。可是悲剧在于：启蒙者经常让被启蒙者给吃掉。我们学了鲁迅的《药》都知道，夏瑜他是要救人民的，结果华老栓拿着馒头沾他的鲜血，人民不但不理解他，人民还要吃他的人血馒头，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退缩了。鲁迅也经过几年这样的彷徨，经过了几年这样的彷徨之后，鲁迅还是决定战胜它，就是人民尽管是愚昧的，但我还是要为他们谋福利，还是要这样做。他的弟弟周作人没有选择这条路，周作人选择了为个人生活的这条路，他想获得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清白。但是，政治这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你越远离它，它越靠近你。结果周作人很不幸，日本人来了，他就不得不当了汉奸，越想自由的人反而越自由不了。所以，有出息不是完全不谋个人利益，是在个人温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尽量做别的事，为别人做事我感到很快乐。别人说你不觉得累呀?我说不觉得。你要是觉得累，你就不会去做。

　　我很反对“刻苦学习”这句话，我说，你要觉得学习苦，你就不学习，干什么“刻苦”学习呢，一定要快乐学习。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发片子下来以后就埋头做题，做完了以后，一抬头，都趴着呢——一览众山小啊!这种快活就是难以替代的。所以，我老在班上散布反对刻苦学习的言论，老师很反感。老师说：你们别信孔庆东成天玩，他骗你们，他每天回家半夜两点钟才睡觉。

　　我教育我的下一代，是把我的人生观点告诉他，但是不强迫他。在他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告诉他，需要一定的灌输。我想等他长大了就会自由。但是，自由是有局限的。人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自由度就越大。你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有自由?你必须有很多的选择你才有自由，我要把我知道的东西尽量告诉他。比如前两天我的孩子说(他上小学三年级)：我爸爸这么聪明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不去炒股票呀?我爸爸要是炒股票得挣多少钱?我说：谁告诉你的，谁给你传输的观念?后来我一想，这是整个社会给孩子传递的信息，他们认为：有钱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我说我要炒股票，我相信比你的那些叔叔大爷都好。我的同学里有好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比他们都强，我说当年他们都是我们班学习不如我的人，我肯定不比他们差，但你有了钱干什么呀?比如说，在家里电视剧看不懂，这跟猴子看电视剧有什么区别呀，人不能返祖呀。假如说，你只吃过馒头没吃过饺子，你很遗憾吧，其实在精神领域是一样的。有的书别人能看懂你看不懂，你应感到自卑，你应该像享受一种好的食品一样，人类的这么美好的文化我也应该享受，凭什么就让他们享受呢。

　　我跟北大的学生说：我们北大有这么好的图书馆，有这么多珍贵的书，你不去读，四年以后毕业了，再也没机会读了，这是你最大的遗憾。你在这期间，你应读这些别人读不到的好东西，为什么不读?连《红楼梦》、《金瓶梅》都有原版的。我说你要不读这些人类最宝贵的东西，那你就是浪费。我教育孩子时，有些东西一时讲不明白，就先稀里糊涂告诉他。比如，我让他背一些典籍，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都背完了，现在背《论语》，二十篇已背了六篇。我告诉他，这是人类最好的书，你背了它以后，所有的书都是它的孙子，都是从它伸展出去的，都是它生出来的，别的书一看就懂了。他不太明白，说我的同学都不读呀。我说，不要管，每个人只和自己的同龄人竞争，你只要比你的同龄人多一点特长，你在你的这一代中就是佼佼者。我说，这个好处你将来会知道的。

　　人生有人生的底线，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讲真话。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说遇到外敌入侵，在刺刀下面怎么办?不能说真话，那第二条是保持沉默。沉默也不能保持，你必须发言，非让你表态，怎么办?第三条，说废话。可以说一些谁都知道的大道理，说了半天把时间混过去就完了。废话也不能说，实在要说，必须说假话的时候，要有一条界线——说假话不能伤害别人!比如说，日本鬼子来侵略，拿刺刀问你：你说皇军好不好?我一想，说皇军好，没事呀，不伤害别人，我就说：皇军好。这是假话，这个假话是可以说的。再问你：你的领导藏在哪里?这个不能说。人生有几个这样的界线，最后一个界线是不能突破的，最后一个界线是要用生命来保卫的。这些事情不能临时想，要提前想好。比如说，为什么鲁迅的骨头这么硬?鲁迅的战斗是从不屈服的，不是说他没有犹豫过，没有彷徨过，因为他早就彷徨过了，他彷徨了好几年，把人生的一切可能性都想好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想好了，所以他才不会背叛。很多背叛的人是事先没想好。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想到了被人家拐走怎么办?被压杠子怎么办?被灌辣椒水怎么办?竹签子捅进指甲怎么办?事先想好了，到时候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你想好了在心里面体验一遍，这个体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想烈士能做到，恐怕不是临时才做到的，是因为他早就想过很多可能性，人生信仰是这样坚定下来的。

　　鲁迅讲：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的。怎么活呢?必须得有人死，做好死的准备，才能够活。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死没什么，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因为意识到死才建立的。人和动物不一样，知道自己早晚会死， 于是想： 活着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建立了功业，文明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吧。所以，我是能呐喊的时候，呐喊，不能呐喊的时候，沉默。包括说真话也要讲方式。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病是被规定的还是自然存在的?孔教授现在已是功成名就，有知名度。您是孔子的后代，又是两位著名教授的弟子，属于强势群体。第二个问题，历史上有孔孟之道，你是孔子的传人，那么，孔家与孟家有什么历史渊源?

　　答：实际上这是三个问题。

　　首先，“自然存在”只能说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状态。我们只能说这个人，他和别人不一样，这个人的肺是四两，别人的肺是二两，只能说不一样。但是后来我们说，二两的这个肺它是“病”，这是被规定的。这个话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其实这个在哲学意义上已经是共识——“被规定”。这不是我的发明。必须被规定以后，我们才能采取某种措施。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当然，“规定”大多数是对的，但也有不对的。福柯反思的是，我们现在的文明、现在的知识体系最后是不牢靠的，有些建立在暴力的规定之上。比如说，前苏联的很多政治斗争都把对手说成是有病的人，说他身体不好，强迫他离开岗位。领导说他有病，医院就能开出他有病的诊断。这也不仅仅是医学，文学、政治，这些东西都是被叙述出来的，我们所有这些学科都离不开叙述学。

　　第二，你说我是钱老师和严老师的学生、孔子的后代，是不是强势文化对我有影响。第一个呢，我不是孔子的嫡系传人，是比较近的，而且，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以前不知道。以前我只知道我姓孔，因为我老家是山东费县，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没有很大的影响。至于我是钱老师和严老师的学生，虽然他们都是我国有名的学者，但赫赫有名并不代表强势，当然，不是说被镇压就赫赫有名，而是他们有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为了坚持真理，真是掉了脑袋都不怕。恰恰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弱势。

　　第三，孔孟的关系。儒家学派的圣人是孔子，至圣先师。孟子被叫做亚圣。这两家在地理上、血缘上没什么关系，尽管都是山东人，他们只有文化上的一种关联。后来，人们在孔庙里把几个圣人放在一块儿同时祭祠，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一起来祭祠。后来，孔家家族每一辈都有固定的字了。比如说，我叫孔庆东，我这个“庆”是生下来就规定好的，我这一辈儿就是“庆”字辈儿。我上面是“宪”字辈。当然解放以后很多人不按这个辈儿排了，但是多数人还是按这个辈儿排下来。现在，我们孔家还在继续修家谱。而孟家就不大按这个排了。孔孟颜曾四姓，过去还加上闵姓，我们见面都说你是哪一辈哪一辈的。我的上一代是“宪”字辈儿，我的下一代是“繁”字辈儿：孔繁森，他比我小一辈儿。再下一辈儿是“祥”字，是我的孙子辈儿的：孔祥熙。再下一辈儿是“令”字辈儿，孔令辉。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辈分的差距已经不能反映实际的状况了。很多年纪大的比年轻的要小好几辈儿。我这个辈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农村人比较淳朴，他们非常讲究这个。比如说，我到农村去，见到本家，白发飘飘的老人见面先说：你是哪一辈儿的?我说：我是庆字辈的。他一听就叫着：“老爷爷、老爷爷”。其实他比我大好多，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搞现代文学的，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标志。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在社科院，也是一位教授，他比我小一辈儿，我俩一见面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平辈相论。所以，孔孟是一种文化上的关系，没有其他的家族中的血缘关系。

　　问：很感谢孔教授做的精彩演讲。孔教授从国家命运的政治高度、人文的深度来理解医学理解人生，对我自己来说收获很大。我觉得孔教授不光适合做教授还适合做领导，在您的幽默中充满了哲理、思辨。在您推荐的阅读书目里有《金刚经》，这本书里充满了辩证法，境界非常之高，我的问题是：怎样读像《金刚经》这样的书才会有最大的收获?

　　答： 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你说《金刚经》一般人只能读到凡人的层次，我也只能读到凡人的层次。我跟你一样，我知道这本书非常重要，我为什么推荐给别人，是我自己知道很重要。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思想文化体系，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它的有价值之处，但是我们的人生有限哪。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汪洋大海学不完，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读哪些书有用。我把这些书分成主次，我说有些书是“爷爷书”，有些书是“孙子书”。孙子书是由爷爷书、爸爸书衍生出来的。你只要把爷爷书读好了，别的书一看就明白了。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世界上真正的好书不多，大多数不能叫书，只能叫印刷品。世界上的好书大概三百种差不多了，你是完全可以读完的。这些好书你不可能一次读完，我们古人的教育方式为什么说是非常有效呢，就是“背”。我们今天经常批评古人的方式：僵化，不懂就死记硬背。为什么死记硬背?我们现在教育孩子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发现，这些想法有问题：有些问题等你把它讲明白了再背再学。你能讲得明白吗?很多东西是几千年来都不明白的，即使你明白了，别人还有别人明白的方式。所以古人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不管多不明白，你先背下来，“孩子，这个东西教给你了，懂不懂就看你的本事了”。像《论语》、《孟子》、《金刚经》是需要用一生去理解的。

　　还有，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是生活，读书一定要和生活结合起来。有的时候，我有些问题想不清楚，有时候在骑自行车或坐地铁时一下子想起来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特别是佛经，在所有的文化体系中我最欣赏两个体系：一个是儒家体系，一个是佛家体系。佛教具有更伟大的地位，佛教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宗教。我们中国是非常宽容的：你信我的，也好，不信我的，也行。佛教尤其强调这一点：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我也救你。不但人和人是平等的，人和畜生都是平等的，真正的是万物平等、大慈悲，佛可以割掉自己的肉喂老虎喂鹰。所以，佛教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说非常好，叫《水乳大地》，我推荐此书去参加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这本书写的是一百年前两个法国传教士到西藏地区去传基督教，与当地的佛教冲突融合的故事：基督教打着传播上帝福音的旗号，这两个教士的其中一个，不好，另一个是很好的人，他们都很虔诚，决心完成教会的任务，带着很先进的武器，挑衅当地的部族，发生了冲突等等，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站稳脚跟。小说跨越了一百年，一直到共产党革命，写得非常好。

　　佛教是主张不杀人的、慈悲的、忍让的，相信这是最伟大的力量，即：我一时被你的武器打败了，因为你的武器好，你有枪、有炮都可以，我可能给你打败，但相信最后的力量是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佛教里面包含着高深的哲学。《金刚经》短小，而且容易入门。我们虽读不了多深，但起码能从中悟到一点：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论语》你完全理解吗?《鲁迅全集》包括金庸小说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北大陈平原先生有一句话说：金庸小说是理解佛教道教的入门书。如果你不能读《经》，你可以读金庸小说，读金庸小说一样可以体会到佛家的那种大悲悯、大慈悲，你一样会有为民牺牲的救国救民的大无畏精神。你看看萧峰，他不就有菩萨精神吗?他是生于契丹长于大宋，为解决两个民族的冲突问题，一死以谢天下。他既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和平使者，他身上就贯穿了佛家的惊天动地的伟大精神。所以我在给别人推荐的同时，也是在勉励自己继续读这些书。

　　问：医院中的收红包现象在社会上比较受关注，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也是涉及面很大的。对此，法律法规是怎样规定的，我不去管它。我首先想到的是，整个社会对医生、对医院丧失了信心，不太相信。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信誉，每个职业都被人不相信。比如，不相信医生，如果不给他红包，他就不好好看病，关键在于这个问题。又如，不相信公检法。最近，刚刚发生了一位山东人大代表，他的手下闯进机场打了空警的事情。然后，各说各有理。我不管谁有理，这也是属于互不信任的问题。首先，这个空警不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人格，说：虽然他已经亮出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证，但越是人大代表，我越要拷他，越要抓他。对方呢，也不相信他，派出自己的手下去解决问题，然后把空警打伤了。公检法系统也互相不信任。现在，老百姓告状要选法院，治病要选医院。选了医院还不放心，一定要给多少多少钱。其实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红包的。但是不收红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收红包不好好给我看病。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医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红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红包，做好手术后把这个红包还给他。从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什么处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这个国家的医疗、学术、金融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包括学术论文、职称。现在为什么要填一个一个的表格?因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证明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十年前我还对这个现象谴责，现在我知道谴责是没有用的。医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这个红包;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定要送这个红包。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来说，本来，病人是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的，就像学生给老师的礼物一样，是象征性的。比如说，孔子规定了，每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学，要送我十条牛肉干，这是孔子明文规定的。孔子说，这不是我要你的财物，这是一种礼节。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给老师、给大夫都要送一份儿礼，比如，送一包月饼。但是，现在这个红包以礼的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贿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额的手术费，而这个手术费本来是应该纳入国家正常的收入和税收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要重新来建立国家的信任。

　　问：中国本土文学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答：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觉得大约90%是意识形态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阂。我以前觉得是中国文化水平不够，觉得我们写不出《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国的文学，因为文学与文化是随着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传播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不强，事实就荒诞地变成：战胜我们的民族，他们什么都是先进的，他们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学也是好的。实际上这个“好”是没有比较的，对方根本不读我们的东西，而且翻译的东西不能体现我们中国文学的妙处。即使他们派了好多人来学汉语，也只是学一些皮毛汉语，也只是一些日常汉语，很多外国人学的第一句中国话是：“便宜点”，买东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学中国的第一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的，那些诺贝尔文学评奖人也是带着政治眼光来看我们中国的，他们专挑一些他们认为“反共”的作品。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过，从来没有中国人读过，他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写东西就给他的评奖老师马悦然一个人读的，而马的岳父就是一个反共右派。我不管马悦然对不对，这起码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文化角度说，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是翻译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说，我们都以为他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我接触过好几个国家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他们都翻译金庸小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结果我一句话就把他们难住了。我问，“降龙十八掌”你是怎么翻译的?他们说没法翻译。我说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他在心里唤起的那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打人的动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力动作，不是，这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你肯定把它翻译成左勾拳右勾拳之类的。我说，你们那个语言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我说，“降龙十八掌”是从易经里面来的。你要把这个东西翻译过去，要说明这一个小小的名词，你恐怕得加四五页的注解，你的人民怎么能跟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人民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听评书：一出场来一个“白鹤亮翅”，我说，你怎么翻译?我们的芭蕾舞动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从你们西方来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有个动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么翻译?即使像李白那么简单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难翻译成英语的。我们的文明的发展，汉语的发展，那是举世无双的，西方人要理解我们，很难。以前觉得诺贝尔奖挺高的，现在我看并不高，因为即使西方认可的那些文学大师，大多数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里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文学界的大师，剩下的都不是。特别是近年来发的这些奖，那些名字我连记都记不住，从来没看到过这些人的名字，他的作品读都没读过。诺贝尔文学奖现在搞名额分配，搞平衡。看非洲人这几年没获奖了，就给非洲人，倒很像单位评职称，变得没有公信度了。所以，有的大师获了诺贝尔奖却拒绝领奖，萨特就拒绝领奖。我觉得，获奖本身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没必要把这个事情看得特严重。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中国设一个具有世界权威性的文学奖，让外国作家以获这个奖为荣。

　　问：你是文学大师，作为医生首先我代表同行对您表示感谢。今天听了您对医学的一些观点，我感觉您夸大了医学的不确定性，您怀疑一些医学标准，认为病是“描述”,“对医生是可信和不可信的”。医学是发展的，标准也是发展的，但您不能说因为发展了就不是标准了，就不是科学了。作为医生，我们只能用现行的标准去诊治，我们医生也是很无奈的。比如：感冒，我们无法治，它本身就是靠自身的力量祛除的一种疾病，这就是我们无奈的地方。医师有物质经验意识经验。物质经验像外科的、内科的，是比较实实在在的关于肉体的经验，意识经验就是精神方面的，您提到的心理方面、意识方面就是精神的那一面，请问：您怎么看待医学的物质性和意识性?它们是怎样的关系?

　　您谈到医学体制的事，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有中医模式，我也在想，现在的医学为什么陷入一种举步维艰的状态，发展很难?老百姓说人没有不生病的，医生是妙手回春，所以人们对医学很崇拜，甚至因崇拜导致老百姓对医生的错误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到来，这种崇拜反而没有了。尤其是西医引进以后，西医和中医的模式发生了冲突，中国在引进西医的同时并不具备西医的一些保健措施或者国家的扶植政策，所以导致现代医学很混乱，对此，您作为人大代表有什么建议来改善我们的医疗体制?

　　答：我要解释一下，我没有对医生和科学本身质疑。我讲的是“理解”问题，我讲的是我们如何理解科学。医学当然是科学，但是我讲的是，我们要避免对医学产生宗教式的崇拜，科学恰恰是要犯错误，因为它要犯错误，所以我们才要理解医学，也理解医生，换句话说他犯错误是必然的，这跟你说的是一样的。要看到，在中国一百年以来对从西方来的“科学”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经常用科学的名义来杀人。古代讲以理杀人，现在是以科学杀人。“这个是科学的”，就意味着它是真善美，其实，我们不能客观对待“科学”这个词。社科院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汪晖，他专门介绍过“科学”这个词是怎么经过西方通过日本来到中国的，讲我们中国人理解科学这个词和西方怎么不一样。其实科学只是一种方法，它相对于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等等，而不意味着科学就是“对”的，科学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认为，科学方法效率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科学的。一旦发现科学不好的时候或者效率不高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着超越科学以外的东西。比如说，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只剩一个人的时候，按科学的角度讲他应该投降了，但这个时候他反科学，他非得坚持到底，甚至同归于尽。表面上看这是反科学的，但从整体上讲又是“科学”的，可能恰恰是他坚持了几分钟，为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老子讲：畸于人而侔于天。虽然在一个局部上看是畸形的，但是在老天爷看来，是健康的是完整的。我讲的是：科学不意味着绝对真理。

　　至于物质性和意识性，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因为我们今天恰恰是忽略了意识方面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物质的巨大力量。我们总是在宣传这个药那个药。比如，我刚才讲的我的一个学生，他是大夫。他就告诉我：孔老师千万不要吃新药，任何新药都是拿我们中国老百姓当实验品的，还没有很好的结论，吃药还是吃老药，那些新药都是帝国主义拿我们老百姓做实验的，说不定哪一天就暴露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是相信他的话的。

　　从体制上讲，我觉得你讲古代的东西是非常对的。我们提到如何理解医学，你也提到国家的高度。由于我们国家从古代到现代转型的时候，特别是五四前后，我们对传统的东西尖锐的批判太多了，比如说以鲁迅为代表，鲁迅特别反对中医。鲁迅反对中医有他强烈的个人原因，因为他父亲是被中医耽误了。在我的理解中，中医是一门很高的学问。任何高深的学问领域都有很多骗子，因为太高深太玄妙了，别人搞不懂，所以很多人来骗人，就像看命一样，看风水一样，很多人用它来招摇撞骗。鲁迅的父亲就受到了这样的庸医的耽误。他自己也受了这样的耽误，比如说鲁迅的牙老疼，他找了大夫，这个大夫诊断说他肾不好，老让他补肾，而且还污蔑他在肾方面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才造成了牙疼。鲁迅长期受到这样的委屈。他到了日本后，牙又疼，他又找了大夫，大夫一看是虫牙，拔掉就完了，然后肾也没毛病，牙也不疼了。由于这件事情，鲁迅就更痛恨中医，所以他以后就大批中医，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批判有一点过激，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中西医要结合，特别是在赤脚医生时代更是大力推进中西医结合。我们对西医的引进主要是从实用角度。西医后边也有它的哲学。我们对西医后边的哲学没有很好地去研究。西医后边的哲学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基督教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它以强大的社会物质力量为后盾来解决人体疾病的问题，这是和中医最截然不同的地方。如果把身体的疾病比喻成敌人的话，西医的办法就是雇用强大的雇佣军，用它打败疾病(敌人)。但是每打败一个敌人，下一个敌人积累了经验，会来得更厉害，然后再雇用一个更强大的雇佣军，一直到双方势均力敌，两败俱伤为止。而中医不是这样，它是培养你自己的抵抗能力，自己抵抗不了的时候，它帮你增加抵抗力，所以中医效率不高，不如西医见效快。现在我们搞现代化，就要求见效快，要求马上就治好，大家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没有很好地检讨两者的世界观问题。至于我们的体制问题，主要是没有人认真思考医学背后的哲学问题，思考人文科学，只注重效率，对整体问题重视得很不够。我希望我们的体制更健康起来。

　　问：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孙子兵法》、《易经》、《庄子》等都是写于几千年前的，那么到几千年后的现代中国、还有欧洲等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我想问：古人为什么在几千年前就能认识到几千年后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人文高度发达的今天的这些哲理呢?那么，现在的人是越来越聪明了还是越来越愚钝了呢?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答：我们今天衡量时间的度量衡问题，往往以个体生命尺度来测量时间，比如我们大概一个人活七八十年，我们就觉得一两年是短时间，几千年是一个长时间，常常会问：几千年前的东西为什么对我们还有影响?好像几千年很长。几千年很长吗?它对一个人很长，对我们整个人类而言未必很长。我推荐一个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有一个理论叫：轴心时代。就是：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生产力很低下，就认为他们总结出来的道理很简单，他们怎么会影响现代的科技发展呢?孔子那个时候、庄子那个时候，人类文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了。没看孔子那时就感叹 “人心不古”吗，我们今天说人心不古，其实孔子早就说过了。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总结了人类文明的几千年结果，而那个时候不只是一个孔子，我们发现在孔子生活的前后几百年中，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一批最优秀的大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类一流的大师全部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他们用的差不多都是很简练的语言，把人类文明全部总结起来了，雅斯贝尔斯把它叫做“轴心时代”，即：那是一个轴心。它上面继承的几千年，它下面必定要影响几千年。我们今天表面上看好像经济很发达，其实我们还没有走出这几千年呢。我们仍然在这些伟人的光辉笼罩之下。今天，看来看去变来变去不过是些机巧的变化。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根本没有变，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的身体、感情模式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社会体制变化比较快，但是人类感情模式的需求，比如：人需要爱情、需要友谊、恩仇仁义这些东西都没有变，所以文学作品才能永恒，人文科学才能永恒。为什么说人文科学属于最基本的科学?数、理、化、文、史、哲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基本原理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今天根本没有走出他们那个时代，而且越发展越证明他们说的伟大，越来越证明是对的。不但他们的话是对的，我现在读鲁迅的话，觉得鲁迅的话就像现在的话。我小时候理解不到鲁迅的深刻，因为鲁迅说的事小时候的社会还没有，鲁迅说什么洋奴、西崽呀都没有，现在看，遍地都是，遍地都是一开口就讲美国比中国好。言必称希腊，与今天言必称美国是一样的。我小时候觉得教授学者是很有学问的人，鲁迅怎么成天批判教授学者?今天一看，教授学者跟鲁迅当年说的一样。伟人的话是能够超越时代的，超越时间最长的人就被称作圣人。

　　问：您是“华山论剑”中的一位，又与金庸先生很熟，请您谈一下《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这两部作品。

　　答：我在北大开金庸研究课。《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是金庸后期两部非常了不起的文学作品。这两部还是差别很大的。有很多读者认为《天龙八部》是金庸最好的小说，也有读者认为《笑傲江湖》是。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笑傲江湖》是伟大的政治寓言。《笑傲江湖》表面上讲的是江湖中的武林故事，实际上它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政治人物，是讲人物之间争权夺利的事情，其实，这部著作受政治斗争启发，讲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斗争史。里面的人在争夺武林秘笈也好，争夺什么东西也好，那都是权力的象征。其中有一部武林秘笈叫《葵花宝典》，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绝，这是一门非常高深的武功，你学了以后就可以天下无敌，实际上这是象征着可以控制别人的命运。武功最高，意味着可以生杀予夺，象征着最高权力。但是，你要练成这门武功，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书中有一句话：“欲练神功，引刀自官”，这很残酷，你想练成一门很高的武功?那么好，你先付出代价。你看东方不败、岳不群，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为什么面临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灭绝人性呢?就是因为野心膨胀得太厉害了：我练了这个神功以后，天下都是我的。人为了某个疯狂的目的可以什么都做。他不知道做很多事情是缺德的么?他知道。我想，他们也会经过心灵斗争，但是欲望对他的勾引太大了，他无法克制。正是在这样一些疯狂的政治中间，小说写了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令狐冲，他武功很高，表面上看上去很潇洒，很随便的人，其实他心中最纯洁，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他本来有机会得到最高权位，任我行已经确定他为接班人了，把女儿嫁给他，他就是接班人，但他不干。他不愿意当官，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追求个人自由。这个小说恰恰是利用令狐冲这样一个自由的形象，反讽政治问题。这是《笑傲江湖》特别深刻的地方。

　　《天龙八部》也是政治性的，但更多是佛教意义上的小说。《天龙八部》更多写的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所有的人都是冤的，所有的感情都是孽情。小说的视角是佛眼：所有的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可同情的。人成为坏人也有他的道理，成为好人也有他的原因。你看萧峰这样一个悲苦的身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这么一个英雄的人，好不容易把这个丐帮收拾得好好的，忽然被人揭发说你不是汉族人，说你是契丹人。这里有一种存在主义的荒谬感。为了证明自己是汉族人，一路上经过了血雨腥风，他曾经发誓一辈子不杀一个汉人，结果迫不得已在一场大战中，杀了自己很多当年的兄弟，结果证明自己确是契丹人，这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只好用死。他的命其实是很苦的，这个英雄非常感人。那么好的一个相爱的姑娘，居然被他一掌亲手给错杀了，这是一种古希腊悲剧般的震撼，试问命运是什么!其他主人公也是这样的冤孽。你看段誉，非常好的一个主人公，好不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发现是自己的妹妹，好不容易又爱上一个女孩子又发现是自己的妹妹，他活着简直痛苦死了。后来，金庸发慈悲了，在小说里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最后发现这些女孩都不是他的妹妹，解决了一个医学问题，从而也解决了人的问题。还有一个主人公写得更好——虚竹，他从小不知道父母是谁，是少林寺收养的一个野孩子，在少林寺长大，非常淳朴，他的人生理想非常低微，就是一辈子做一个好和尚，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辈子当一个好学生，将来当一个敬业的工作人员就完了。但是，就是这样的想法都实现不了，当一个好和尚就不能破戒，什么酒戒、肉戒、色戒都不能破。结果在特殊的情况下都被破了：给他灌了酒，灌了肉，最后给他抱一个裸体的姑娘。这下，好和尚是做不成了。可是，妙就妙在所有这些“戒”都破了之后，我们发现虚竹仍然是好和尚，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是不是好和尚跟破戒不破戒没有必然关系。你是不是好和尚，是不是喝了酒了，吃了肉了，收了人家的红包了，跟这些都没关系，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菩萨心肠!人是可以犯具体错误的，谁都难免。但是，他有一颗菩萨心肠，最后证明他还是一个好和尚。所以，金庸用这样一个故事把佛经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故事是那么感人，而道理讲得又那么深刻。这样的作品西方人是写不出来的，就是西方人读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困难的，顶多翻译成一个打架的故事，看一个热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读金庸小说的人都是一些开电梯的、打扫卫生的，不是。北大的一些院士、物理学家都是金庸小说的爱好者。中国很多作家、学者、我的导师，他们都不是专门研究金庸的，但是都非常推崇金庸的小说，包括我们国家很多领导人都是，最早读金庸小说的就是邓小平先生，八十年代金庸先生在人民大会堂拜见邓小平的时候谈香港回归问题，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的小说我读过了”。邓小平是中国大陆第一位金庸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