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宁：大学毕业，我做了城市低端人口

　　“六——分”，那个声调像是怨恨，又像是自嘲

 

　　“你以前实习没见过车间吗?”人事专员问。我笑着说：“没见过这样的车间。”

　　2014年，才毕业的我满脑子不接地气，时而向往观览世相，时而算计存钱买房。找工作也是从地图上找，离家最近的优先考虑。因为我不太可能长干，谋划赚够了一笔旅费就继续当背包客。

　　A厂是一个汽车零部件厂，本厂区约200人，生产方向盘与内饰件等塑料制品。厂外的柏油马路对面是大片的居民区与一个菜市场，路面上常有本厂发出的货车驶过。车间里是另一幅景象，应和着各种设备有节奏的响声，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人影紧张地穿梭晃动着，偶尔大声喊叫，为的是盖过机器的轰鸣。灯光惨白，气味浓烈。后来我知道，那是PU发泡的味道。

　　我还见到了我的领导，技术主管W工，圆脸，短发，一口四川话。他是一个对工厂负责到了病态的人，非但每周工作六天半，而且为了节电，中午休息时总要关掉办公室里的灯。即使夏天最热的日子中，除非部员强烈要求，否则他绝不开空调。

　　W工十几岁进厂，从南方某省到北方的T市，这么多年一直跟着老板鞍前马后地干。同时，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人在工厂附近租房住。

　　这个厂除了流动性很强的外地员工，剩下的基本是工作十几年的老员工，其中很多存在亲属关系。公司会向老员工借钱并按年息10%计息，工人们认为把存款贷给工厂是福利。他们普遍存款不多，某次集资之后，也有人最多拿出十万元。

　　W工对我说，你先熟悉一下，楼下有活干就去楼下，没有就在楼上看技术文件。所谓去楼下干活，在本厂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凡是不适合计件工干的活，比如拆卸小批量的返厂产品，全由我们来做。我第一次接到的活是强度试验，于是一个接一个的零件在我手里成了废品。

　　“工人赶出每个零件都得出厂才结算的。”质检部的姐姐提醒我，可是耿直的我却不能会意。

　　小姐姐叹了口气，不得不换别人重新测试了很多次，才把不合格率拉回到了正常值。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重新找到了上中学时听到下班铃声的兴奋感。学历高的技术人员往往被认为有文化。后来，我很快发现学校里学到的与工作中需要的基本脱节……

　　我试着找各种人聊天。可是和发泡车间的人搭讪几乎不可能成功，他们每个人要操作两台发泡机，从不停歇。

　　修边组姐姐们倒是和我有说有笑。她们说话都要扯着嗓门，为的是盖过机器声。有时我也会和她们一起干，可我怎么也干不好。　　“你还大学生呢!”一个姐姐尖声尖气地说道。

　　过了一会，我来到另一工位，此工序要在每个塑料底盖上拧上四个螺丝。这个姐姐手拿气动螺丝刀，全神贯注地工作着，桌子上是成堆的零件。

　　“我帮您把干完的收起来吧?”

　　“没事，你放那吧。”姐姐抬头看了我一眼，可能还不到一秒钟，头又低了下去。

　　我继续没话找话，这是什么零件云云，而姐姐则一直埋头回答。

　　我最后问道，“一个件多少钱?”

　　“六分”，姐姐忽然抬起头。

　　我当时差点没哭出来，“六——分”，那个声调我后来一直忘不了，像是怨恨，又像是自嘲。

　　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回答她的，只记得这个数字后来在生产部得到了确认。部长与部员在争论，究竟要不要加一分钱。而我则站在一边看着，差点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去的。

 

　　我确信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无法为公司创造任何效益，可是毫无疑问，我的工资虽然也很微薄，却比她们都高。谁想得到，每天早上的煎饼馃子都抵得上上百个工件。她们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个个埋着头的身影。我在一边站着，看着，盘算着旅费还差多少。

　　透过周转车上的三个方向盘，我拍到了一个女工的背影。当然，车间里擅自照相是违反纪律的。

　　与其说我喜欢旅行，不如说我讨厌工作

　　不久，我和本部门的人也开始熟稔起来。试模是本部门工作的重点，同事每次试模总会喊上我。

　　M，外省人，因为专科学制不同，比我早进厂半年。他干活十分认真卖力，却有些不得要领。每次进入气味刺鼻的发泡车间时，总是不戴口罩，对着工件喷涂脱模剂时，也离得十分近，弄得周身雾气弥漫。

　　部门里属我们两个最年轻，所以走得最近。他习惯于把我们之间的差别都归因于教育水平，他说，“你们本科的还和我们不太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学的是冲压模具，可现在工作面对的却是各种塑料模。

　　一次出短差，我们俩坐在汽车后排聊了许多。他说他上学时什么都没学，却专心给家具商做代理，而现在工作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他希望学到了技术之后自己创业，赚钱报答父母。

　　他问到我时，我说，“其实都一样，努力也没什么希望。”

　　我俩正在沉默，正在抽烟的司机又讲起了黄笑话。我望着老司机的后脑勺，闻着车里浓烈的烟味，心想上班几十年之后都是这个样子。生活是泥沼，而我们都是寄居其中的蛞蝓。 、

　　X上班两年，已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他气愤地指责“财务的老娘们”，后者听到他在火车上每天吃三桶方便面，直接回答“这么多!”X竟一点不掩饰他的报复性怠工，说出差这些天都在宾馆里躺着，也没去模具厂家，还说公司给的两千元备用金也不打算还。“我每年可只带一千多块钱回家过年。”听X说完这句话，我们一阵沉默。

　　W工对他出差的表现很不满意，严厉地对他说：“下次再这样，你直接写辞职报告走人吧。”

　　然而，辞职的却是我。我本想好了借口与客气的话，结果一句没用上。W工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去和人事交接。

　　后来看M的朋友圈，得知W工因为家庭负担过重，终于辞职回老家。印象里他最后一条朋友圈，说的是跳槽之后终于能缴纳个税了。从此我们再无交集。

　　渴望已久的旅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无非是火车、住宿、拍照。以售票处为始，以纪念品商店为终，仿佛每个景点都大同小异，爬山和爬楼梯也没什么区别。回想我那时的心态，好像预备好了一样，见到风景就抒发一下感慨，什么说走就走，什么及时行乐。　　现在想来，与其说我喜欢旅行，不如说我讨厌工作，与工作之后的买房、结婚、生子，人生何以枯燥得像级进模一样?

　　我们三个非专业人士在厂里搞起了技改

　　然而，裸辞并不诗意。等待入职的一个月，我在焦虑中度过，全没有先前旅行时的洒脱，以致于再次过上出售劳动力的日子时，我竟感到一种久违的祥和。

　　J厂，是本市一家规模上千人的民营企业。入职那天，L姐热情地指导我办理各种手续。在给饭卡充值时，她忽略了当月已经过去的几天，直接按全勤给我充满。我刚被感动，L姐说：“也不知你是谁介绍来的。”

　　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作为一个几十年历史的民企，其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在那，常听到的一个称谓是“老板的亲戚”。　　80年代，老板从中间商那里接到了第一笔订单，却因对方毁约导致产品滞销，无奈只好南下广交会，却意外收获商机，J厂得以发展壮大。Y工回忆说，那时村民都种地，根本见不到现钱。建厂时只有一台床子，人们都愿意没黑没白地加班。他母亲就曾是厂里的第一批员工。

　　而现在村民早就发家致富，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征地、分房、年底分红，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市区平民。上班只作为一种消遣，混个退休金足矣。

　　J厂的相关人员不专业，固然厂史中有过大刀阔斧地建立起科层体制变革，可执行者还是先前那些人。财务人员无法准确核算成本，老板让技术部重新核算，任务便交到我的手上。结果令人吃惊，亏本卖了那么久，竟毫无觉察。另一方面，本厂产品大部分外销，而客户也会对中国市场进行调查，调查的结论是“管理成本过高”。

　　部门领导Z工边踱步边说，老板又该动心思了。

　　果不其然，一天Z工通知我，厂里即将更新自动化组装设备。虽然提高过几次工资，但还是招不来专业而有经验的人，所以暂时由我来代表技改方面与乙方接洽。车间主任分派两名女工由我来指导，其中一个还刚入职。这样，我们三个非专业人士在厂里搞起了技改。

　　莉莉，圆脸，马尾辫，很爱笑。她是安徽人，却不知道蚌埠在哪。有一次我们闲聊她说手动组装每1450个部件计一个工时，合70多元。她让我帮她计算单价，我说每装一个五分钱左右。

　　她立刻皱起了眉头说：“才五分……”可过了几秒钟，她脸上又浮现出先前的笑容。

　　她做的工序是流水线上最有难度的一道工序，都是些“熟手”在干。据说老板曾质问车间主任：“要是她们明年开春不来，我的活还干得了吗?”

　　新设备在装配速度上并不比工人更快，即使一个人同时操作两台设备，也才刚刚赶上一个“熟手”的速度。可对于工人来说，一旦在生产中采用新设备，则意味着自己随时可以被替换。而且，一人同时操作两台机器，必然会在两台机器间不停走动，这大大地增加了劳动强度，因为先前的组装是坐着完成的。

　　“她们都不愿意来(参与调试)，”莉莉做了鬼脸说，“她们都说我傻，你觉得呢?”我注意到她的手指，食指与中指缠着已经脏兮兮的创可贴。这是在因为手动组装中，需要用手按住弹簧，时间长了手指会十分疼痛。

　　另一个女工H，河南人，年纪大莉莉很多，刚入职就被派到这里。她从第一天起，就四处扫听不同车间的待遇，得到的情报是C车间工资更高。

　　“一来C车间更危险，二来还得一直忍受150分贝的噪声”，我说。

　　H立刻反驳我：“我出来就是为了赚钱的，怕这怕那回家不就得了吗?”

　　后来，终于调到C车间之后，她便开始鼓动莉莉。当时莉莉车间的机器正在调试，如果拿计件工资，对她很不公平。

　　于是，在我与H的怂恿下，便去找技改负责人交涉，第一次得到的答复是拿计件工资，第二次争取到了每天一个工时，但这仍低于她在组装车间的工资水平。第三次，莉莉终于得到了每天1.3工时的许诺。可是，当月到手的只有1.25个工时。

　　你别以为多干活就好，我们都不喜欢你这样的

　　调到新车间后，H的日子也不顺利。有一次，她抱怨说，本来打算周六好好去市里转一圈，结果厂里通知加班，于是计划泡汤。可加班还不到一个上午又通知歇工。“白辛苦一趟，玩也没玩成，钱也没赚到”。

　　而我知道，周六老板来分厂视察，想来是车间主任特意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才做出这种安排。

　　后来，莉莉不见了。H说莉莉每年这时都要回家务农，还可以看看自己的孩子。

　　“她已经有孩子了?”我问。

　　“一岁多了吧。”H漫不经心地答道。

　　最后一次见到H是在她辞职时。那时她已经调入了C车间，见我就抱怨新人到那里分不到好活。“除非给管派活的那个女的送礼，否则好活轮不到你。”H板着脸说。

　　至于技改项目，也一直在缓慢进行。其中困难不断，各个分厂与部门的扯皮也不断。供应商是老板的亲戚，技改负责人资历虽老，却是干铆焊出身，完全不懂相关技术。我的领导记恨乙方总挑毛病，告诉我也多挑乙方的毛病。

　　只有我关注工作本身，可领导却提醒我，“学会了什么别全告诉别人，自己留一手。”

　　不过对于老板来说仍有好消息，因为铺设公路，另一个厂区要搬迁，各种费用补偿了老板共计三亿。听到消息，我们厂区急忙在露天仓库建起了房顶。

　　我望着屋顶上耀眼的弧光，心里盘算，老板为此多得到的拆迁费远比更新自动化装配线所带来的短期内的利润多，同时也得比我半辈子的工资多。每次产生这种气馁，我辞职旅行的冲动就会发作。然而我不再说走就走，好歹等到年后吧。

　　转眼到了年底，外地工人三三两两地离开了工厂，剩下的空缺要由我们来填补，平日里“坐办公室的”也要下车间干活。

　　那在流水线上，作为年轻人，我很自然地被分到了最累的工序——把箱子从托盘上卸下并开箱。这是第一道工序，直接影响后面的效率。我加快速度，不久地上就堆积起许多箱子。这下后面的人都不愿意了，纷纷劝说我慢点干。一个老师傅说：“你别以为多干活就好，我们都不喜欢你这样的。”

　　一切那么自然，一切又那么荒谬。技改本来可以使工作更轻松，却反助长了老板对员工的压榨;喜欢体力劳动却又不能多干，因为会危及计件工。

　　人们缘何会以这种关系被组织起来？

　　像技改负责人，即使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工资也远比忙得抬不起头的工人高。而工人却连0.05个工时都要算计。

　　闲暇时间本可以用来娱乐与自由发展，可车间主任一次讨好老板的举动却浪费了全车间人的周末。

　　一切皆有秩序，每个人都被安置其中，有着工作服与编号。可是每个人却不经意间都能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正在伤害别人，更荒谬的是，每个人都习以为常。

　　车间里，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