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内圣外王”理念的超越

　　1915年8月毛泽东致萧子升信(选段)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重要的价值理念，儒生们把自己的道德理想不断抬高，一直高到了天上，就可以形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就叫做“圣”。通过这层磨炼，才能够勉强出去闯天下，这一“闯”可不得了，治国平天下都易如反掌了。

　　作为读过“六年孔夫子”、处在一个正宗儒家环境里的有志青年，毛泽东自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他立志效法古圣贤，追求人格的完善和远大的志向，开始有点鄙视那些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他把圣人抬到极高的位置，认为一旦达到圣人的境界，就可以一通百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青年毛泽东发现了“内圣外王”理念最大的问题：立场。一套为剥削阶级站台的理念，无论如何发扬光大、说得冠冕堂皇，始终是为少数人服务，所谓的“圣人”也终将回到“我”这一小点。

　　比如，孔夫子是圣人的鼻祖了吧，但两千多年来，孔家店这面华丽的大旗下，多少人满口仁义道德，却干着杀人放火的勾当。无数生民的悲欢哀叹，被这面大旗刺目的光芒掩盖，以农为本的国度里，看不见农夫的身影，似乎他们从来不曾来过。偶尔留下印记，也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无奈，和一次次无功而返的暴动起义。

　　如此的“圣”“王”，不要也罢。

　　青年毛泽东决心改变这一切。他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尽吾之性，完吾之心”实践，通过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反省，使自己摆脱“小我”的束缚，投入到无限的改造提升之中，并带动更多的人，融入到人民群众这片汪洋大海，以实现大家的愿望来成就“大我”。

　　这样一来，他越是严肃地进行文化反省、道德反省、自我反省，就越产生出真切的紧张感、责任感、忧患感，达到“夙夜危惧，愧对君子”的地步。

　　1915年8月，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的毛泽东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抄赠了一段名为“自讼”的日记，以示对自身学问、道德、言行的反思。文中，他运用比兴手法，将匏瓜与牡丹进行比较：匏瓜只是一种蓐草，但是秋天却能结出累累硕果，不像牡丹花，虽然倾国倾城，但是秋天就枯萎，没有果实。他以此来象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假借“客与我”的对话，进行严格的自我解剖，作出最终的取舍。说自己身上存在着有点才能就想展示、在同类面前“耸袂轩眉”的浮躁暮气，整天像牡丹那样争妍斗艳，毫无结出硕果的希望。

　　这既是一种理性思考，也是一种现实总结，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借“圣贤”追求“大我”的言论比比皆是。在日常生活里，他与朋友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女同学，不谈生活琐事，专心致力于道德学问人格的提升;为磨练意志，他坚持冷水浴，在暴雨天登岳麓山，身体和思想共同进步。

　　他立志做一名匡扶天下的奇人，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被人送雅号“毛奇”。他立志上探索宇宙真理、下拯救苍生黎民，眼下却向匏瓜一样不引人注意，满腔心事可与几人说，谁愿意听，谁又能懂?

　　在长期的实践中，他把“内省”这个成就“内圣”的最重要功夫成功改造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可操作性，完成了对“内圣外王”理念的超越。

     （文/煤油灯，来源：煤油灯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