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河：新时代青年都应当读一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2017年8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这组采访实录共采访了29人，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用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从1969年1月至1975年10月，在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生活和成长历程。

　　从这本采访实录中，可以看到，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广阔的农村、特别是发展落后的农村，确实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去和广大农民一起发展三农;而知青也在上山下乡中得到了历练，他们中后来不少人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有些特别优秀的，还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1954年,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农业落后、城市青年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同时，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1954年4月22日，刘少奇审批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者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同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将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设想。

　　1955年，毛主席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推动了知青的上山下乡。

　　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该草案的第38条对知青上山下乡作了正式表述：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场去工作是非常必要和极其光荣的。”

　　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起源。从这时到“文革”以前，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据有关部门统计，“文革”前已经有近130万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最早是青年学生主动开始的

　　北京女红卫兵蔡立坚是“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第一人。她在1966年大串连时就决定到她路过的山西一个山村落户，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作贡献。1966年底、1967年初有小批的中学红卫兵出发去黑龙江开始农垦生活。1967年10月，北京几个中学的10名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同年11月，北京又有1000多名红卫兵奔赴内蒙古和东北插队(插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来的对上山下乡的提法)。还有一批东城区的红卫兵50多人，在1967年4月间自行组织起来，寻求上山下乡的路子，最终选定云南的西双版纳。由于办手续的问题，他们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他们在1998年回忆道：当他们见到周恩来时，“面对总理那疲惫而又亲切的面容，心中感到非常温暖”。当周总理收下他们的报告时，他们相信，“总理一定会为我们安排好，就像父母一样。”“我们度日如年地等着、盼着，终于我们的要求获准了!”

　　北京红卫兵的带头下乡，在全国掀起了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一时使主管上山下乡安置的部门和接受安置任务的地区措手不及。到1968年10月25日，全国有21个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提出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更加推动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1969年1、2两个月，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到年底，全国共下去267.38万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就是那个时代上山下乡知青的缩影。

　　广大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确实需要知识青年

　　延安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正如《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描述的：

　　“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同时也提到，有些农村地区发展还是不错的：

　　“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还写道：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这也可以佐证，就整个陕北大地区而言，农业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搞得好的，也有一般的和不好的。梁家河就是搞得不好的。如果搞得好的话，别的地方就会来梁家河要饭。

　　关于当时为什么有不少农村都像梁家河这样，原因很多。从地理条件来看，就先天不足，信息也闭塞。后来我们进行的“精准扶贫”，重点难点仍然是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老少边穷地区。当时的主要原因还有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把解决“挨打”问题放在优先地位，资金有限，对农村投入较少，更多的是动员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农业科技和人口因素。农业科技是化肥、良种方面的问题。人口因素是人口增长问题。从1949年到1976年27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将近4个亿，而此后到现在的40多年间，人口增加是4个多亿。

　　那么，习近平到延安梁家河后，是怎样做的呢?书中提到最多的是这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办沼气。“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

　　习近平有文化，在当时，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他有阅读能力，更捕捉到报纸上的有用信息。他还有能力自费外出实地考察。这肯定是当时梁家河的老百姓急需的项目，但是他们既想不到，更办不到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打井。“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顺便提一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我们一提到前二十七年的农业成就时，除了“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外，提的最多的就是当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主要是水库的建设。

　　提到前三十年的科研成就，杂交水稻是最著名的一项。“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习近平还做了很多帮助农民致富的事情。例如，“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这一切都证明，当年广阔农村、特别是地理环境先天不足的农村，是十分需要这些知识青年的。而当年的知青。如果都能像习近平一样，那些农村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习近平那一代知青的努力，后来那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道路肯定会困难得多。

　　时代在变化，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一面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目前，尽管我们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但是广大农村巩固脱贫成果，推动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新时代的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一广阔天地，知识青年永远是大有作为的。

　　知青在农村锤炼，为国家磨练造就了一大批重要人才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这么一部分：“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其中有段知青的回忆：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这个“很大好处”，使一部分知青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通过锻炼具备了独当一面的才能。这是与当时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

　　1969年初，习近平和其他2万6千多名北京知青一起到延安地区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3月，周总理亲自对北京市负责人说：“北京去延安插队的青年，分布在一千六百个大队，派一千六百名干部去，一个大队一个，一定要抽调好的干部去。”当这些干部出发后，周总理又指示发表一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以期引起全党的重视。

　　1970年3月10日，周总理决定以国务院名义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陕西省、延安地区和各县负责人外，还有国务院的八个部的负责人。座谈会产生的3个文件都由周总理批准发布。3月26日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同志，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在讲话前，首先向大家宣读了《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9月23日延安各界向毛主席致电祝贺，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发回复电)。然后，周总理围绕《复电》精神，以具体、生动的事例，给大家讲光荣革命传统，并结合发扬革命传统，对延安的知青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

　　这次会议对延安的知青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全国知青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当时延安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71年10月，北京插队知青在延安抢险救灾中涌现出的见义勇为青年就有552人;3130名知青担任了学习辅导员;763名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11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68人加入了共青团;3360人被评为积极分子;2374人担任了社、队基层干部;267人担任了“赤脚医生”;6500人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战线工作。1996年9月对在北京工作的延安知青的初步统计显示，担任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达到500余人。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一个人是否能够担当大任，主要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和主观努力。《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写道：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这本书很多地方写到了习近平先做农民的学生，再做农民的老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故事。比如，在那个年代，不是农活的行家里手，是很难得到农民的认可的。习近平不怕吃苦，虚心向农民学习，很快掌握了各种农活。他还闯过了生活上艰难的“五关”，比如少油少菜粗粮多的“饮食关”，睡觉床上的“虱子关”，还有又脏又臭的上厕所关，等等。这一切，都使他亲身深刻体会到和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国家的国情。这样的经历坚定了他的信念：“群众需要什么，就干什么”。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当了村支书以后，习近平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学会了调查研究，学会了做思想工作，大胆解放思想而又“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因此受到了村民们的赞誉和支持。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关于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这样的表述：

　　“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

　　总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一本人生大书、社会大书。新时代的青年们都应当从中获得感悟和启迪、汲取智慧、力量，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