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大屠杀”到“精英式抗疫”，人民民主与精英民主的生死抉择

　　一、标题的缘来

　　近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一名老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引发热议，该老师认为，①如果没有统计出精确的遇难人数，“30万(名遇难者)，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述”;同时，该老师认为，②对这一历史的主流叙述具有“仇恨化”倾向，对此她认为“不应该永远去恨，而是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从这两点言论，我产生许多思考，既想到了大屠杀下南京的无名尸首，又想到了日本抗疫的“核酸限号”;既想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革命史，又想到了抗疫无能“湖北F4”、“这就是生活”特朗普、“口罩处方”法政府的精英抗疫史。

　　二、反驳与反思

　　驳斥观点①：大屠杀遇难者的精确数字难以统计恰恰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的畜生反人类兽性，与抗疫背景下的“鸵鸟式”防疫遥相呼应。

　　在殖民掠夺的当年日本法西斯不仅屠杀无名无姓、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甚至通过器物、药物等多种手段对老百姓进行虐杀，导致无法统计精确的遇难人数。当年日本法西斯畜生是以何等非人手段屠杀中国老百姓，在日常抗疫的当下就是以何等非人手段欺害日本老百姓。日本政府为了少数精英的利益，实行“鸵鸟式”抗疫，层层加高核酸检测门槛，许多日本民众即便满足苛刻的条件也可能被诊所告知没有试剂盒，所以日本官方统计的新冠患者数低于实际。宋庚一们的历史逻辑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的抗疫逻辑本质上是相同的：“没有精确的数字就只是小说概述”，“没有普遍的检测就只是一般风险”。从表面上看两者的言语、两者的逻辑似乎都是“客观理性加中立”，都很有“科学精神”，但只要你在一般的数理基础上，在它们言语中侃侃而谈的“遇难者数”、“患病人数”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人命，便可知其法西斯精英逻辑的反人类兽性。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把人数当作抽象意义的死的数字，这是精英阶级的兽性逻辑;把人数当作抽象意义之上的活的数字，这是人民大众的人性逻辑。

　　驳斥观点②：不管是以感性为主的仇恨侵略者，还是以理性为主的反思被侵略，在人民大众的呼声里可以同时找到答案。

　　我们翻开中国历史，从1840年开始，中国革命的背景可以用“内忧外患”来概括，这四个字中的“忧”和“患”在不同的具体时期有不同的具体的表现，但总的来说，我们讲的是人民心中之忧、人民心中之患。在1927年之前，涌现了许多反帝爱国的救亡图存运动，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但都未能走得长远，就是因为不能在仇恨的感性与反思的理性中找到共性，不能悟出、呼出人民大众的真正心声。只有到了有工农独立武装的1927年，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叫工农民主起义，这次起义把工农放在主义之前，以工农之义为义，工农之义贯穿“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进程，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民主执政、在民主执政中领导革命，以此积攒了革命与执政的经验，也回应了人民大众的呼声。与此相反的是，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反革命力量对内镇压进步力量，对外妥协投降。南京的惨案，南京人民的惨痛遭遇，是一个官僚精英集团(蒋介石政府)连同另一官僚精英集团(日本法西斯)联合绞杀的结果，就像自然界的一片草原上有一群软弱无能的狼和一群迷失方向的羊，其它地方的狼来到了这里，尽管狼群内部的斗争有时候是你死我活的，但狼和狼吃羊的基本立场、逻辑是相同的，它们同为黑暗森林弱肉强食法则下的最大获益者，所以它们在屠杀中把狼性、兽性发挥了到了极致，可这是自然界界的法则，为何到了人类社会，到了1937年的南京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根源就在于当时南京官僚政府的类法西斯体制：政治上镇压左翼爱国力量、实行官僚民主专政;经济上压榨贫中下农，打压民族工业，维护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1937的南京是蒋介石的南京，是官僚集团的南京，是类法西斯体制的南京，但遭遇外来的真法西斯军团时，南京的蒋介石们如同草原上那懦弱躺平的幼狼，迅速“求和”，暴露出自己那幼小又肥大的肚子，以”卖国求荣“满足自己那贪得无厌的私欲。南京的惨案是官僚精英的兽性压制人民大众的人性的结果，是精英民主压制大众呼声的结果。南京惨案令人心痛，痛定思痛，如何走出丛林法则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大众呼声的要求。

　　历史的车轮与生命的年轮相伴相行，南京之痛唤醒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富有生命力的革命者，汇聚到了延安，汇聚到了一起，势将南京之痛转化为延安之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延安那里，人民大众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声、方向，也找到了连接仇恨的感性与反思的理性的节点，找到了工农民主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接通点，通过阶级矛盾的解决解决了民族矛盾。一句话：延安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延安的春风就是人民的呼声。工农的起义源于工农民主、民族民主的呼声，而这呼声顺着延安的春风，唤醒了整坐东方雄狮，孵出了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绘就了中国革命的民主史诗。

　　在新中国的人民民主的体制下，仇恨侵略者的灭绝人性与反思旧社会的剥削压迫的思考讨论在全社会达到了一个真正能够反映人民大众的心声的程度，究其根源，就是新中国的人民民主取代了旧社会的精英民主，革命战胜了反革命，人性战胜了兽性。

　　说完反驳的，再说说反思的。

　　宋庚一们主张的“反思”，是基于何种角度、何种目的?

　　是基于人性的角度吗?不是，是赤裸裸的法西斯精英兽性。

　　是基于“反战”的目的吗?不是，是赤裸裸的为侵略战争站台，敌视反侵略的人民战争。

　　那为何会有这么多宋庚一明晃晃地“发明历史”?为何宋庚一能有这么多支持者?

　　还得从抗战讲起。

　　从瑞金到延安再到北平，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始终践行着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合的人民民主理念，自上而下是平等的同志，“指战员、指导员”、“战士”，自下而上是人民的监督，“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如同“老乡见老乡，一同拉家常”，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人民民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很少有官僚精英敢公然践踏人民民主。可总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是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帝王将相思维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某种纯粹的目的而后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腐蚀而成的，对此，毛主席说“决不当李自成”，要“发动群众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才能跳出“其亡也忽焉，其兴也勃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教员一语成谶，他担心的事，无一例外发生了，从新中国的第一例惊天贪腐案“刘青山、张子善案”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仇和、令计划之流的塌方式腐败，一个个党的领导干部倒在了“糖衣炮弹”面前。唏嘘之余，还是回到上面这个问题。

　　宋庚一、方方这类“历史发明家”作为文化精英，一方面好像在反剥削、反官僚腐败;另一方面又好像又在支持“合法剥削”，支持精英民主专政。其实不难理解，许多文化精英作为精英阶级的一员，并不反对精英主义、精英民主本身，而是反对自己不能通过精英主义、精英民主谋求经济利益乃至“政治身份”。在蒋介石那里，宋庚一的精英前辈，“民国大师”至多谋求的是经济利益，因为蒋介石的政府不是由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资本家)、文化精英(专家)参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工的西式宪政政府，而是类法西斯的官僚政府，是由官僚精英为主要构成的政府，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占比、分工较少。不论是宋庚一、方方这些文化精英，还是柳传志、潘石屹这些经济精英，它们口中的民主，都是所谓的西式宪政民主，即精英民主。

　　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体制下，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它们的私利是要通过非法的手段对“关键少数”也就是张子善、刘青山以及仇和、令计划这类党员干部进行贿赂、乃至腐化，直至结成一个官商勾结的腐败圈子。它们口口声声的反思、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民主恰恰是要对人民民主体制的系统性颠覆，继而实现精英民主、合法腐败。它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就试图进行此类颠覆性活动，被定义为“严重政治风波”。

　　但是，无风不起浪，为何会有这样的政治风波?当时政治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化，原因有以下几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实用主义和“唯GDP论”盛行;贪腐官员对乡镇集体企业、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的化公为私、侵吞人民大众的财产;各级人大由原来的“工农化”演变为“富豪老板化”，干部中的工农比例不断减小，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遭到破坏。

　　一个“私”字，便可勾勒出精英阶级的义利观。

　　柳传志潘石屹是如此，宋庚一方方亦是如此，精英阶级的根本利益源于对人民民主体制的系统性颠覆，也将止于人民大众的系统性反颠覆。而人民大众的系统性反颠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预演过了，只需从中吸取经验即可，如“斗私批修”的日常民主生活会、“鞍钢宪法”的企业民主管理法、“农业学大寨”的农业农村集体化，保证人大代表中较高的工农比例，以及特招一定数量“工农干部”，像陈永贵、吴桂贤等......

　　三、抗战与抗疫

　　中国抗战胜利的本质是人民民主战胜了精英民主，是平民主义战胜了精英主义，是人性战胜了兽性。中国抗疫的阶段性胜利也是如此，在2020年抗疫初期，人民大众对抗疫无能“湖北F4”，即湖北四位抗疫无能的官员的声讨，而后“F4”被撤，湖北民众的部分困难得到解决，这便是人民民主的体现。还有令人诟病的松散的基层管理组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较为一般，在此基础上实行的网格化管理效果不佳。人民和时代呼唤党群一体化、官员工农化，呼唤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体制。

　　疫情期间，不仅是抗疫无能“湖北F4”展现出了漠视生命的精英式倾向的抗疫，“这就是生活 特朗普”、“口罩处方 法政府”更是如此。

　　精英主义、精英民主早已成为人类公敌、生命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