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阳光

——国防科技大学“高伯龙现象”启示录

2001年，高伯龙和学生在工作中。作者提供

　　一束光，可以照亮多远?

　　在海上，肉眼可以看到16公里之外的灯塔;利用望远镜，人们可以看见27公里外的一点烛光;依靠天文设备，人们能看到1000公里以外的人造卫星甚至更为遥远的星座。因为光，人类得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一束光，能够传递多久?

　　摇曳的烛光也许转瞬即逝，古埃及的亚历山大灯塔可以日夜不熄地燃烧近千年。理论上，人类甚至可以捕捉到465亿年前宇宙深处传来的微光。因为光，人类得以看到更古老的过去。

　　一束光，由先行者发出，落入后来人眼眸。2017年12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走了。但这位搞了一辈子激光陀螺研究的科学家，又仿佛从未离开。他的精神，如同一束光芒，辐射着同行者，照亮了后来人，在湘江之畔汇聚成一片耀眼夺目的阳光。

　　光的纯度

　　光是否有纯度?《辞海》中载：激光的特点是颜色纯，能量高度集中。

　　研究激光陀螺，必然要跟纯度打交道。

　　去除杂质、保持纯度是研究中最艰难的工作。在研制激光陀螺的近半个世纪里，给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带来困扰最多的是镀膜。拿加工腔镜需要的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来说，表面粗糙度要达到0.1纳米以下。

　　如果说，跨过镀膜难关的过程，是一丝一毫剔除杂质、一点一滴追求极致的过程，那么从1971年钱学森交给学校两张小纸片，到如今激光陀螺列装多种武器平台、支撑部队战斗力生成，这漫长的40多年时间里，高伯龙和他的团队也在“一凿一斧”地进行着自我修炼、自我提纯。

　　宏大叙事难以一一铺陈细节，但细节却可以映照时代。

　　71281——一组普通的数字编号，在高伯龙和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成员眼里，却是一组信仰一般的特殊数字。

　　“71”，代表着激光陀螺项目的立项时间。直到今天，一批批新加入这个团队的成员，都会像高伯龙一样，倾尽心血标注时间的分量。

　　为了让激光陀螺走出实验室，高伯龙和他的团队用了23年，直到1994年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诞生。

　　此后，为了让激光陀螺走向战场，高伯龙和他的学生，以及他学生的学生仍在接续奋斗。25年后的今天，那个以“71”为起点的梦想之旅，仍在不断向前延伸。

　　从梦想到现实再到应用，不断拉长的时间间隔，不仅挑战着他们的研究能力，也考验着他们的信仰纯度。

　　高伯龙的学生龙兴武教授回忆说：“激光陀螺最重要的工艺是镀膜，但当年没有任何书本知识可供学习，也没有任何可参照的经验。”

　　“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怎么办?只能靠自己去琢磨、去研究、去创新，每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原始创新。”某系主任罗晖如此感叹。

　　“那时候真的没有钱，大家全靠着一种信仰，跟着高院士加班加点。”某系实验师李晓红说。

　　伟大的天才，可能超越时代，但不可能脱离时代。对于高伯龙和他的团队来说，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每前进一步都太难了。

　　激光陀螺的研制很难，可是，放眼那时的中国，哪有不难的科技攻关?

　　1993年，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攻坚任务进入最为艰巨的时刻。

　　那一年，西北大漠中，载人航天工程刚刚上马1年，神舟一号的雏形还只存在于研发人员的脑海;

　　那一年，校园内一墙之隔的计算机所里，“银河-Ⅰ”巨型计算机已诞生10年，“天河一号”离登顶世界超算之巅还有17年;

　　那一年，北斗导航系统还在探索之中，距离“北斗三号”组网成功还有26年。

　　彼时的国情如同一名严苛的导师，一面给予科研团队毫不留情的考验，一面又充满希冀地渴望他们交出最好的答卷。

　　23年，25年，直至将来可能还需要的更多年。这是高伯龙一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间轨迹，是龙兴武、罗晖、李晓红等一群人在寂寞中坚守、在迷雾中突围的精神轨迹，也是国防科技大学大多数科研团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共同奋斗轨迹。

　　事实上，当我们把时光的镜头拉得再高一些、再远一些，就不难发现，在中国航船奋进的航程中，有着无数个像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这样一条路走到底的“追光者”——

　　他们都曾面临无经费、无资料、无借鉴、无人才等诸多困境，在长期“跟跑”的过程中，他们看得见目标，却要在“无人区”里摸索很多年才能找到路径;他们意识到差距，内心的焦急却无法化作追赶的捷径……

　　这些虔诚的“追光者”，只能把焦急放在心里，俯下身子，坐上冷板凳，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干苦熬苦拼，去搏一条光明大道，永不回头。

　　光的锐度

　　激光，发射角极小，高度聚焦，被誉为“最快的刀”。

　　在学生眼中，无论是科研还是治学，高伯龙的严苛都像激光般锐利。

　　张文是高伯龙带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她出生那年，激光陀螺还处在实验样机的研究阶段。她与高伯龙带的第一位博士生龙兴武教授，年龄相差20多岁。尽管如此，她也“没有受到一丁点‘特殊照顾’”。

　　在激光陀螺实验楼的楼道里，挂着高伯龙带过并毕业的博士生照片。1984年，高伯龙成为博士生导师。33年中，从他名下毕业的博士只有14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延期毕业，有的读了7年才完成博士学业，还有的甚至读了8年也没让毕业。

　　20世纪90年代，龙兴武师从高伯龙攻读博士学位，跟着导师开展“磁镜陀螺及相关技术”课题研究，学位论文也是这个研究方向。以课题的难度，单是完成磁镜研制就可获得博士学位。高伯龙却说：“不行，磁镜陀螺及相关技术必须一起突破。”就这一句话，龙兴武又干了3年，历时7年才完成博士学业。

　　跟着高伯龙干激光陀螺，不仅博士不好毕业，论文也不好发表。

　　某系研究员胡绍民在跟着高伯龙读研期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读博期间发表2篇，其后至今再也没有发表过论文。

　　团队40多年里只报了5次奖，理由是成果不便说也没时间说。由于没有论文和获奖成果支撑，很多专家都只能当无名英雄。

　　“研究出的东西，一定是要形成战斗力的，这是208的基因。”光电工程系教授杨开勇回忆。“208”的全称是“208教研室”，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代号，是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别称。

　　一群人，为了一个目标，奋斗几十年——有一种品质，叫坚持。

　　一群人，为了一个目标，几十年奋斗——还有一种品质，叫放弃。

　　有的人放弃钟爱的研究方向，有的人放弃原有的学科专业，有的人放弃唾手可得的评功报奖。坚持与放弃，这对矛盾体在他们身上同时存在，却很自然地聚焦成一个方向，使他们在这个方向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命运终究不会亏待实干者。尽管发表论文数只有2篇，胡绍民最终还是评上了正高职称，理由是他的工作极具学术价值。其实，在国防科技大学，这样破格提拔的大有人在——

　　罗亚中28岁博士毕业，6年后被评为正教授;王雪松31岁被评为正教授;卢凯34岁被任命为某项工程副总师……

　　破格的原因都是一样：在强国强军的坐标系中，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再是以文章论英雄，服务备战打仗的贡献率成了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主导因素。

　　2015年9月3日，当看到团队研制的激光陀螺列装参加阅兵的多种装备时，年近半百的张斌泪如雨下。

　　2019年4月23日，当看到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时，我海军一艘艘舰艇都装备有团队研发的产品时，杨开勇激动满怀。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大门口，有一尊雕塑。雕塑的背后，写着8个字的校训：厚德博学、强军兴国。这8个字是高伯龙一生的写照，也是这个团队气质的概括，又何尝不是这所学校精神的镌刻!

　　光的强度

　　激光，原子受激辐射的光，其光子光学特性高度一致，所有的光波均为同步，整束光就好像一个“波列”。

　　对于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来说，他们也是一个高度一致的“波列”。

　　在这个团队中，无论是高伯龙最年长的学生龙兴武教授，还是最年轻的学生张文，抑或是高伯龙学生的学生，他们身上都深深地刻下了高伯龙的印记。

　　一个团队的特质，必然与创始人紧密相连，也必然留下时代特有的印记。这种印记就像空气一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采访中记者得知，56岁的某系教授王省书上半年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休息半个月就回到了办公室。“我的病其实是累出来的，但我都习惯了。不难受了，就想赶紧回来干活。”她的语气，平淡如常。遇到困难时，她总是告诉自己：“过去那么艰苦，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心中有光，才能化作光源。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也是一群激情燃烧的人。

　　采访时，团队的其他成员都说，从胡绍民身上总能看到高伯龙的影子。

　　这种印记有时会辐射到团队成员的生活，甚至下一代。

　　某系研究员谢元平经常对孩子说，我在团队里干了20多年，做了一些工作，感到很自豪，只要你能为国家做点事，就是幸福的。

　　王省书的女儿读完硕士研究生后，坚持要继续读博士。她跟妈妈说：“你和爸爸都是博导，我起码得是博士，不然感觉给你们丢人。”

　　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这个团队在打磨激光陀螺的同时，成员之间也在相互打磨。这种打磨，就像他们的镀膜工艺一样，不需要第三者介质，而是靠原子量级的“咬合力”，产生巨大的同频共振的力量。

　　“我们一辈子都在啃硬骨头，一辈子都在攻山头。”某系副研究员王国臣这样形容团队。

　　与这个团队创造的奇迹相比，他们的语气显得过于平淡。在他们的讲述中，仿佛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坚持”——

　　某系主任罗晖说：“激光陀螺，是几十个人干了几十年。”

　　某系副教授周健说：“我们干了几十年，干了几代人。”

　　事实上，这个关于坚持的故事，也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共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在一页页悄然翻过的日历里，写在一行行跳动闪烁的代码里，写在一次次去往部队的试验里。

　　中国自主创新的航船，正是在这些没有故事的故事中，悄然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