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光芒

——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

2001年，高伯龙进行科研工作。作者提供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两只紧紧握着的手上。

　　这是两只普通而又苍老的手。和许多老年人的手一样，粗糙、布满老年斑。

　　这又是两只极不普通的手。它们从20世纪70年代“握”到一起，就再也没有松开。它们和更多双手一起，开辟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陀螺研发道路。

　　这两只手的主人，一位是89岁的高伯龙，一位是82岁的丁金星。

　　这是2017年夏季的一天。此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倚靠在病床上，他无比惋惜地对丁金星说：“老丁，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话未讲完，他的眼眶里已噙满泪水。

　　丁金星也哽咽了，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滑落。他没有说话，只是更加有力地握住高伯龙院士的手。

　　“这是我们相识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落泪……”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后，当时的情形依旧清晰地烙印在丁金星的脑海中。

　　当年，他们意气风发，战斗在湘江之畔，创造了世界激光陀螺领域里的“中国精度”。

　　如今，高伯龙院士已经离开。他那眼底的热泪，仍留在“老搭档”丁金星心中。那句“我怕是完不成了”，也成了高伯龙院士与毕生奋斗事业的诀别书。

　　回望这位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的一生，高伯龙院士就像一束能量高度集中的光芒，照亮着激光陀螺自主创新的征程。

　　光之魂：报国之志从未偏航

　　“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

　　阳光透过层层绿叶，将点点光斑洒在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楼房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楼是一个沉默的存在。

　　这里，便是如今已名满天下的激光陀螺实验楼。它还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代号——208教研室。

　　这里，也是高伯龙院士奋斗了一辈子的“战场”。有关他的一切，都可以从这座楼讲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实验装置。激光陀螺，被称为惯性导航系统的“心脏”，是飞机、舰船、导弹等精确定位和精准制导的核心部件。

　　这一科研成果引发世界震动。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的高伯龙是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员。当时的他并不知道，10年之后，他将与这枚小小的“陀螺”共同高速旋转，直到生命尽头。

　　“搞激光陀螺，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须学会爬山而不能想着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龙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

　　把国家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把国家的选择当作自己的选择。这是高伯龙院士给出的人生答案。但回顾院士一生，激光陀螺并不是他答案中的唯一选项。

　　少年时代，日寇入侵，神州板荡。高伯龙辗转三地，入读8所学校才上完小学。一路颠沛流离，一路兵荒马乱，高伯龙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他在给堂妹高长龙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枪，但用拳头也要把敌人打死。”

　　深受父亲的影响，热爱数理的高伯龙发奋学习，立志以科学救国、强国，最终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不久，决心在理论物理领域干一番事业的高伯龙，迎面遇上大时代——刚刚成立的哈军工急需教师骨干，一纸调令，高伯龙成了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师。

　　彼时，高伯龙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论物理研究。在哈军工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得知情况后，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专门把高伯龙请到家里吃饭挽留。后来，高伯龙对自己的清华同窗杨士莪说：“陈赓院长请我到家里吃饭，我就知道走不了了。”

　　从前半生魂牵梦绕的理论物理，到后半生倾力投入的应用物理，个人命运之河的偶然转折，成就了一项科研事业的全新起点。

　　1970年，哈军工迁往长沙，后来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就在哈军工南迁的第2年，科学家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技术原理的小纸片，郑重地交给了他们。

　　“高伯龙一来，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丁金星说起与高伯龙院士相识的场景，笑容满面。

　　茨威格说，在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单看高伯龙的履历，51岁晋升教授，69岁评院士，属典型的大器晚成。但幸运的是，高伯龙遇见了激光陀螺事业，而中国的激光陀螺事业也遇见了高伯龙。

　　从此，共和国激光陀螺科研事业拉开了光荣与梦想的幕布，开启了艰难与辉煌的征程。

　　光之旅：瞄准前沿加速追赶

　　“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正如公众对“激光陀螺”这个专业名词的陌生，很多年里，高伯龙这个在专业领域内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翻阅有关新闻档案，各大媒体对高伯龙及其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的报道，集中在2014年。

　　在当年的报道中，高伯龙率领的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这一刻，距离激光陀螺开始研制已经过去整整43年;这一刻，团队的灵魂人物高伯龙院士却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

　　43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回过头来看，团队中的科研人员都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斌在1991年保送就读高伯龙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来到这间由食堂改成的实验室时，他着实惊呆了：在这间放满了陈旧实验设备的“小作坊”里，竟然还放着油盐酱醋……

　　后来，张斌明白了：“为了节省时间，老师经常在实验室里下面条。这些调料根本不是救急用的，而实验室常备啊!”

　　“自主设计”4个字背后蕴含的艰辛，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方能体会。激光器检测要求在封闭、洁净的环境中进行，没有空调，不能用电扇，高伯龙和同事们在密不透风的“大闷罐”里，通宵达旦做测试……

　　一次，高伯龙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试验，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爱人曾遂珍看了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为啥就不能悠着点干?”高伯龙笑笑说：“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激光陀螺虽小，却集成了光、电、机、材料等诸多领域尖端技术。它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这一领域的后来者，高伯龙和他的创新团队一刻也没有停下加速追赶的脚步。某种意义上，“追赶世界前沿”这一目标始终吸引着他们、伴随着他们、考验着他们。

　　摆在高伯龙和团队面前的挑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艰苦。事实上，从起跑那一刻起，高伯龙便是广受质疑的“少数派”。

　　从“少数派”变成“技术权威”，这正是高伯龙传奇故事中最为激动人心之处。

　　1975年，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高伯龙一鸣惊人——依照我国当时的工艺水平，必须采用四频差动陀螺方案!此言一出，等于否定了国内的通行方案，一时四下哗然。但高伯龙用扎实的理论和计算说服了众多与会专家。

　　次年，高伯龙写出中国激光陀螺理论的奠基之作《环形激光讲义》。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不学这本书，就不敢说“入了门”。

　　攻关之路多险阻。1984年，实验室样机鉴定通过时，一阵“冷风”袭来：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国内质疑声再起：“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10年后，某型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证明了高伯龙所言非虚。

　　就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顺利通过的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业内轰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实现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3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加速追赶的成绩，让世界为之惊讶。捷报频传之际，高伯龙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激光陀螺，并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

　　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国际主流的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到底行不行?高伯龙再次给出与众不同的答案——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否则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性导航需要。

　　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在一场专为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大多对此持否定态度。

　　这一幕，和1984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的遇冷，何其相似!高伯龙的答案仍然是：埋头继续干，成功才能得到承认!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2006年12月，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4年后，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如今，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已成为国内主流。

　　光之焰：赤子情怀至真至纯

　　“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

　　2014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走入公众视野。电视里，高伯龙院士那几秒钟的镜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白背心，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击着键盘……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也有网友说：“这是真正的伟大。”

　　如今，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了。但校园里那个佝偻的背影，永远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夏天，永远都是一身老式作训服，一双黄胶底解放鞋;冬天，不是一件军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绒服。

　　后来高伯龙的学生张文才知道，这件灰色的羽绒服，导师已经穿了30多年。张文听他总这样说：“穿习惯了，再买新的浪费钱，浪费时间。”

　　学生江文杰至今记得，1993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出现问题时，高伯龙跟他说的一番话：“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 当时，导师前所未有的沉痛语气让他深受震动。

　　多年后，早已是院士的高伯龙，在给中学毕业纪念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唯一能安慰的是，没有做过亏心事，到底还干了一些事，对人民和社会能作交代，虽然还很不够。”

　　在外人眼中，高伯龙院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但在子女眼中，这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却是位骨子里浪漫的父亲。

　　高伯龙的女儿高一华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刚回家，就听见电视里男主角跟女主角说了一句‘我爱你’。没想到，我爸一扭头对着我妈也说了一句‘我爱你’。”

　　高伯龙住院期间，爱人为了陪护也住到医院。高一华常常看着父母用纸笔交流出神。她觉得，看到父母，就看到了爱的模样。

　　《高伯龙传》中，高伯龙的挚友萧枝葵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

　　“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常常是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来医院找我看病。他很爱孩子，对孩子管教也很严……他鼓励孩子好好读书，不过多干涉，也没有什么具体辅导，就是跟孩子聊聊天，引导孩子，让孩子自立。”

　　张文的脑海里一直记着这样一幅场景——

　　高伯龙住院以后，他的同班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夫妇到长沙来探望他。病房里，两人聊起往事，竟一起唱起了当年的歌。唱完之后，杨士莪说：“可惜了，差一把手风琴。”高伯龙接着说：“可不是，还少一把口琴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坐在一旁的张文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她“从没想到教授还有这样一面”。如今，再次想起这幅珍贵的画面，张文又有了新的体会：“他们其实和年轻时的我们一样，爱唱爱笑。说不定，他们年轻时，比现在的我们还要潮呢!”

　　清晨，走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一张张青春面孔与我们擦肩而过。阳光下，年轻一代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入夜，激光陀螺实验楼里，一盏盏灯亮了起来。灯光下，张文和同事们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一束光可以照多远?一束光可以传递多久?答案，或许就在清晨阳光下的一张张青春面孔里，就在入夜后实验室亮起的一盏盏灯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