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那些与军装有关的日子,是我内心最神圣的记忆
绿色军营,是我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的地方。那些有关战友、军装、青春和奋斗的记忆,一直在我内心占据着最神圣的位置。
每年八一,这些记忆一股脑涌上心头,年龄愈长,愈发清晰,挥不去,抹不掉。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大院,参军入伍来到远离城市的乡村,被分配到武汉军区131野战医院。在那里,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我们新兵连共有80多人,新兵训练持续3个月。连里绝大多数女兵来自城市,老兵们认为我们这些丫头片子都是娇小姐,吃不得苦,内心深处对我们并不太欢迎。因此,我们训练格外的苦。当时正值腊月,武汉的冬天,阴冷潮湿。气温早已到了零下,没有暖气,真的是冷到沁人骨髓。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不能戴手套,棉军帽的耳朵不准放下来,鼻子冻得像胡萝卜头,嘴唇乌紫乌紫的,手又痛又麻。
训练、扫雪、帮厨、搞教育……新兵连的生活忙碌充实。每天熄灯时,我们早已精疲力尽,一秒钟入睡是常态。就在我们已经逐渐适应新兵生活时,最可怕的半夜紧急集合来了,隔三差五就来一次。那时,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祈祷今晚不要响起催命般的哨音。有的战友甚至都不敢脱衣躺下,提前打好背包,靠着床架打盹,生怕紧急集合时拖了班里的后腿。当然,这是纪律不允许的。
第一次往往是难忘的。那天,我们刚刚进入甜美的梦乡,“嘟——嘟嘟嘟……”,急促的哨音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我连眼睛都没睁开,迷迷糊糊坐起来拽过床头的衣服,脚在地面上蹭着找鞋子,早已顾不上老班长要求的背包要如何才能打得好看些,只想着快点、再快点,手忙脚乱地背起背包,拿起水壶和挎包,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冲到营房前的操场上。
集合完毕,我们向军营外出发。一路上,老班长带着我们不走大路,专拣田埂小路。田埂上结着薄薄的冰霜,在朦胧夜色里微微泛着光。我们小心翼翼,依然走得踉踉跄跄。我的平衡能力很差,踩到一个小坑,一摇晃,掉下了田埂。田里一片水稻茬子,薄冰下还有积水,冰碴扎破了手和脖子,冰水顺着领口灌进去,打湿了前胸后背。几个战友把我拽上田埂,我冻得直想哭,但又不敢哭,强忍着泪水走完了全程。
回到营房时天都亮了。大家互相看着各自的模样,突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有的人衣服扣子扣错了,有的人鞋子穿反了,有的人帽子戴错了方向,还有个战友说她听到哨声时人都懵了,愣把棉裤当棉衣往头上套了半天。虽然狼狈,但那一刻任意释放着的青春的癫狂,早让我们把对紧急集合的恐惧抛到脑后。
经过3个月的摔打,我们开始有了女兵的模样。新兵连结束,我们被分配到医院的各个岗位,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通讯员,在各个岗位上大家开始崭露头角。负责新兵训练的郭运富参谋,后来成为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当年对我们的评价,我至今都难以忘记:“你们这批兵啊,开始我很不喜欢,因为有偏见,总觉得你们城市兵肯定事儿多。后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能吃苦又多才多艺,真不错!”
当卫生员时,我护理的第一位重伤员是烧伤病人。他在一次事故中被烧成重伤,面积达90%。护士长带着我和几位新兵组成了特护小组照料他。这项工作不仅要求我们要不怕脏不怕累,还要胆大心细,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至今我还记得那位年轻战士被痛苦折磨得扭曲了的面容。第一次与护士长一起协助医生换药,当揭开那层烧焦了的皮下组织,看到血肉模糊的伤口,当时我差点吐出来。伤口脓血的腥臭味,渗透到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上,味道几天都散不去。
那段日子,我们几个新护士常常吃不下睡不好,日渐消瘦。护士长看在眼里,专门把我们请到家里做客,和我们谈心。她说,如果伤员是你的兄弟亲人,你会怎样?对每个伤病员都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是我们的责任。这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只有自己克服心里障碍,你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白衣战士。
几个月后,烧伤的战士出院了,我们特护小组因为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医院嘉奖。对每个伤病员都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成为了日后我的工作信条。即便我后来离开了部队,我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军队像一座大熔炉,一代代的军人在这里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我的人生里有过一段当兵的经历,是我永远的荣耀和眷恋,她带给我的精神财富将受用终身。
我的军队我的魂,永远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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