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战场，舆论战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
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战场，舆论战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
——关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的按语
张宏良
最近，钓鱼岛再起波澜，南海同样危如累卵，战争阴云在向中国周边迫近，中国内乱也有可能随时爆发。但是，当今中国最致命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周边的军事威胁，而是来自于内部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汉奸化，来自于30多年内外妖魔化特别是自我妖魔化造成的野蛮形象，这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上兵伐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条件，在这种情势下，即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动一兵一卒，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肢解中国。这就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一文的原因。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未来的命运。
与那时相比，当今中国最可怕的已经不再是敌人单方面妖魔化中国，而是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拼死命地自我妖魔化，妖魔化自己的文化，妖魔化自己的历史，妖魔化自己 的人民。这种自我妖魔化，在甲午战争的晚清时期没有，在第二次日本侵华战争的民国时期没有，在后来的毛泽东时代更是没有。而如今，这种自我妖魔化已成为意识形态和媒体的主流，完全占领了中国的课堂、报刊、电视广播和出版机构，与此相反的所有文章和信息一概封杀，并且这种封杀并非来自于“上级”指示，而是来自于思维习惯和职业本能。这种状况，是最早提出“文力讨伐中国为主，武力讨伐中国为辅”的日本间谍大师宗方小太郎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伟大成就。中国，再次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肥大国家。只是与甲午战争时期相比，在经济规模和GDP总量的对比上，目前中国已经远远不如甲午战争时期，当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十几倍，而现在只是刚刚领先于日本，如果算上海外经济这一块，中国是不是领先还要另说。也就是说，按照相对实力而言，中国仅相当于甲午战争时期的十几分之一，日本则超过甲午战争时期十几倍，而在其它方面，特别是在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软件方面，中国则远远落后于甲午战争时期。
首先，就国家道义形象而言，当今中国的国际形象远远落后于甲午战争时期。 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光绪皇帝和日本天皇的宣战诏书就可以看出，如果仅从宣战诏书本身来看，战争的正义性完全在日本一边，日本完全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中国讲内政，讲权利，讲镇压的合理性；日本讲独立，讲解放，讲和平，甚至讲改革开放（其时中国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程度和成就都远远超过日本）。这就把日本对华的一场侵略战争，变成了日本保卫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一场正义战争。那还是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工业社会，不同的道义形象就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放到今天，不同的国家道义形象甚至能够在军事战争爆发之前，就能够通过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选择，决定国家的最终命运。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待当今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之间的较量，其反差要远远大于当初中日两个宣战诏书之间的差距。
一方面，美国通过中美两国知识分子的宣传，把自己美化为人权代表，牢牢占据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道义制高点；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国精英集团反人民反道义反天理的邪恶秉性，通过妖魔化文革把中国牢牢钉死在道德洼地之中。如此一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自然就成为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冲突。如果说当初只是日本单方面美化自己妖魔化中国的话，那么今天，美化美国和妖魔化中国的主要力量，并非是美国，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主体都在天天诅咒自己有罪、自己该死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继续和这个国家站在一起。所以，毛泽东时代与中国站在一起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今天全都远离中国而去，转而变成了美国的盟友。本来，当年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理论把美国变成孤家寡人，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足足可以保证中国百年安全，并且能够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可惜，有人一句“中国搞现代化，只要富朋友，不要穷兄弟”，一下子摧毁了三个世界的力量根基，把绝大部分国家推向了美国，不仅出卖了穷兄弟，最终也出卖了自己。如果今天中美或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肯定中国会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失道寡助”的可怜虫。
在此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指出，中美之间道义形象的彻底颠倒，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就是文革和改革关系的历史颠倒。美国能够占据现代政治文明的道义制高点，在于吸取了中国文革的政治精华，将原有的资本民主部分地扩大到了一般民众，如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缓和了美国的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巩固了国家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巴山轮会议”绘制的中国改革路线图，又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糟粕，全部引入中国，并且与中国强权相结合，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得到了中国1%精英集团的拥护，却把99%的人民大众变成了敌人，这就成功实现了中国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政治分离，这种政治分离使中国的官僚、富豪和文化精英，在已经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情况下，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支配。“中美国”这种现代新型的殖民经济共同体，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当然，把中国由现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国家变成道德洼地里的野蛮国家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妖魔化。中国文革的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如果说资本民主取代权力民主是人类历史伟大进步的话，那么大众民主取代资本民主则是更加伟大的进步。并且这一伟大的政治文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街头革命等大众政治的变革形式，几乎已经成为文革以来整个世界社会历史转变的主要形式。文革的大众民主，本来是中华民族崛起贡献给世界的最好礼物，可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和中国精英集团的自私邪恶，却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文明妖魔化为人间地狱，并且通过这种妖魔化进而把中华民族妖魔化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奋斗历史，妖魔化为野蛮残暴的黑暗历史。由于这种妖魔化主要是由中国文化精英完成的，属于一种自我妖魔化，自然就会把中华民族牢牢钉死在道德洼地上，钉死在人类文明法庭的被告席上。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自认为同时也被大多数国家指认为是不齿于人类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的精英主体一起高喊这个国家该打该杀。显然，无论甲午战争时期，还是后来的抗战时期，中国都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精英主体，如果当时也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精英主体，恐怕中国早已亡国，根本不可能拖到今天。
在成功完成了中美之间道义形象的颠倒之后，美国便开始用文革这把政治尖刀，站在自由民主的道义制高点上，随心所欲地干预和责难中国。而中国由于整个精英集团包括执政党完全接受了美国价值观和政治伦理，又被妖魔化文革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在反毛问题上被美国摘取了政治灵魂，只能按照美国的指责不断矫正自己，越矫正就越被动，就越是陷入真正的罪恶。结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步变成了警察与罪犯的关系，无论美国对中国做什么，都是冠之以自由民主的名义，以至于最后提出让共产党下台和中国解体，当触及到这个底线时中国拒绝了，但是按照对方价值观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便打出了“国情论”做挡箭牌。只是“国情论”更加把自己放到了政治文明的被告席上，因为“国情论”一方面肯定了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只是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已；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放在了反动派的历史位置上。理很简单，追求自由民主是人类的天性，莫说是自由民主与中国国情并不冲突，就算是自由民主真的与中国国情有冲突，人们宁可改变国情也要坚持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因此，中国汉奸集团一句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立刻就把“国情论”变成了悖逆历史潮流的荒谬理论。
当初慈禧太后就是毁在这个“国情论”上，后来蒋介石同样是毁在这个“国情论”上，现在同样的命运又落到了共产党头上。不同的是，慈禧太后和蒋介石的“国情论”，是自己选择的悖逆世界潮流的理论，而共产党的“国情论”，则是上当受骗的结果。共产党原本有自己的普世理论，并且中国共产党的普世理论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优势，她的普世理论不仅仅是来自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深层的力量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概念。“天下”概念是融入每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大夫骨血中的概念，中国就是凭借“天下”概念，成为世界上能够兼收并蓄融多民族为一体的唯一民族——中华民族。后来，毛主席更是把“天下”概念具体化为通俗易懂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使每一个中国人至少是有理想的中国人，都能够自觉担负起创建世界天道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此一来，由8亿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伟大民族的伟大王道精神，足以战胜任何世界霸权和消弭一切灾难。这就是当时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的根本原因。可惜，八十年代在把中国引入极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同时，美国全盘接受了中国的“天下”概念，加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征服意识，以及垄断资本集团的霸权欲望，使美国成了支配世界的国际警察和人权法官，所有的是非对错都由美国裁决，美国的裁决就是法律，就是天理，只能遵守，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天下共击之，死无葬身之地。萨达姆、本拉登、卡扎菲等冤魂，无一不在昭示着美国的霸权地位不可动摇，美国对道德伦理领域里的裁决至高无上。而放弃了天下，放弃了道义，放弃了朋友的中国，则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偏见”中，被视为一个令人鄙夷的野蛮落后的专制国家，并且这种鄙夷和偏见不仅是中国精英集团欢迎的，同时还是中国精英集团长期注入给世界其它国家的。
在这样一个美国“得道多助”、中国“失道寡助”的道义环境中，中美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战争的胜负根本无需猜想，中国将比甲午战争的结果悲惨千倍万倍。当今美国，几乎完全传承了毛泽东时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义形象，完全传承了“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化传统，所以才能够号令天下，呼啸世界，才能够动员整个世界绝大部分战争资源，对准中国，才能够在几天前信心十足地向世界宣布：中美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中国的失败同样不可避免。中国很快就会明白毛主席生前的多次教导：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经济，不是武器，而是精神，是道义。一个对内对外失去了道义的国家，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战斗力。
其次，再看国家精英集团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归属，当今中美之间的巨大反差更是远远超过当初甲午战争时期的中日反差。 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全部掌握在精英集团手中，精英集团的性质基本决定国家的性质，特别是文化精英的性质同时还决定着国民的基本精神状态。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精英集团截然相反的表现，就会知道中国战败的根源。在日本方面，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文化精英，所有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全都统一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乐善堂”就是其中普通一员。然而就是这普通一员，自觉担负起了日本在华谍报系统的全部费用，提供了日本侵华的所有情报资料和地图资料。许多才华横溢的日本青年，主动放弃辉煌前程，在中国穷山僻壤艰难跋涉，甚至为了节约经费不惜扮作乞丐沿街乞讨。那种感人形象让人想起了中国的张思德、雷锋、王进喜、邓稼先，还有被胡耀邦害死的民族英雄金无怠，有如此众多英雄人物构成精神主体的国家，不可能不是战无不胜的国家。反观当时中国的精英集团，用晚清大思想家大诗人龚自珍的话来概括，就是“相无贤相，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商无诚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即使还有忧国忧民之人，也会被当权的奸贼小人铲除掉，只是这种铲除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戮其心”，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把忧国忧民之人给边缘化，变成连家人亲属都看不起的社会渣滓，以此来维护其贪腐统治。这也是当时中国老百姓把外敌入侵的国难看成纯粹是官难的根本原因。
与那时相比较，当今中国更加糟糕和不堪设想的是，在比龚自珍所列举的所有腐败现象更加严重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汉奸集团，这个汉奸集团在利益上已经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而与中国则形成了不共戴天的利益对立。这是甲午战争时期所没有的可怕现象。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精英集团仅仅是只顾私利不顾国家，但是并没有与日本精英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今中美两国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其中，特别是中国文化精英，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归属方面，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由于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归属，决定着整个精英集团的历史选择，中国文化精英的汉奸化，决定了整个精英集团的非民族化。这个特点决定了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根本无需美国动手，中国精英集团的主体，自己就会站到美国一边，充当解体中国的主要力量。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只是通过创办报刊等外部手段，来对中国进行“文力讨伐”，并不能支配中国的精英为其服务，如今美国则通过中国的文化精英，来扼杀中国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来强制推广卖国主义汉奸文化。由于中国文化精英支配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所以文化精英的汉奸化，必然会导致政治精英的卖国政策和经济精英的卖国资本。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迷惑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说文化精英支配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因为从表面来看，是官员决定文人，是政治精英支配文化精英，于是便误以为是政治精英决定文化精英，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事物的个体关系和整体关系往往是不同的。如果仅从个体角度来看，的确是官员决定学者，可是如果从整体角度来看，从集团角度来看，情况则完全相反，不是政治精英集团决定文化精英集团，而是文化精英集团决定政治精英集团。没有文凭不能当官，就是文化精英对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约束，它决定了从上到下所有官员，全都必须来自于知识分子，这就保证了文化精英对政治精英的绝对领导。30年来中国文化精英对文革的妖魔化，对中国革命的妖魔化，对中国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妖魔化，对中国文化的妖魔化，对中国历史的妖魔化，彻底摧毁了中国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把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引向了与民族相对立的历史邪路，整个中国充满世纪末的情绪。于是中国精英集团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竭力把亲属和财产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转移，由于国与家之间不可分离，当家已经转移到国外之后，国自然也就不再是中国，而这些“非国人”又控制着国家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自然会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场上来处理这些资源。和平时期把这些资源主要用于美国经济建设和改善美国人的生活，对廉价商品的出口补贴以及再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就是用中国资源为美国服务的典型特征，就是“中美国”的主要经济功能；而一旦出现战事，就把整个国家端给美国。
可以说，当今中国如此庞大的汉奸集团，甚至远远超过了此前被认为汉奸势力最为昌盛的南宋和晚清。
第三，就媒体舆论而言，当今中国媒体主流已完全控制在美国以及在华代理人手中。 信息社会，舆论决定生死。街头革命时代，媒体就是军队，并且是最强大的军队。如果说，甲午战争时期舆论只是能够改变国家的道义形象，只是能够把敌对国家陷入不义之地，那么，当今的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舆论则直接决定国家的生死。今年的中东北非国家，几个青年登高一呼，立刻就会掀起改朝换代的巨大变革浪潮， 就是因为引导和决定变革方向的主要媒体，掌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遍及80多个国家1400多个城市，其波澜壮阔的规模史所罕见，可是却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地无疾而终，同样是因为媒体控制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手中，轻而易举地便把这场席卷全球的浩大运动淹没于各种五花八门的舆论之中。
俄罗斯两次收复车臣战争的不同结果，更是显示了媒体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当初叶利钦收复车臣，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忽悠下，允许西方媒体潮水般涌入车臣，西方媒体通过打造“视听现实”取代“真实现实”，把车臣打造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圣战中心，鼓动16亿 穆斯林以各种方式全力支持车臣，结果庞大的俄罗斯被微不足道的小小车臣打得大败而归。后来普京接受教训，第二次收复车臣时，发动俄罗斯媒体掀起了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浪潮，同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西方支持的车臣指认为是恐怖主义，期间严禁任何西方媒体进入车臣，结果十分轻松地收复了车臣。
总之，20世纪末21世 纪初的所有变革和冲突都证明，媒体在现代社会变革和国家冲突中，不再仅仅是辅助手段，而是足以决定胜负的主要手段。道理很简单，媒体能够决定民众看到什么样的“现实”，影响和操纵民众的情绪和选择，通过民众的“呼声”，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和决定，推动一个国家按照事先预设的轨道发展，最终走向胜利或失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类似于核武器的作用，甚至超过核武器的作用。毛主席也正是预见到这一点，所以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意识形态和媒体舆论提高到决定党和国家死生存亡的重要高度，以此来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基本安全。可惜，后来由于邓小平视野狭窄和过度迷信武力，放弃了意识形态和媒体舆论的领导权，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长驱直入，最终控制了中国媒体舆论的主导权。
当今中国媒体被控制的程度，完全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中国网络媒体基本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控制，采取的方法或者是资本控制，或者是合作控制，或者是管理层控制，或者是专业技术控制等等，其中以资本控制为主，控制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身媒体的控制。以网易为例，从2006年到现在，连续六年我们一篇爱国主义文章都发不出去，资本专制和舆论专制的程度，简直超出了人们对专制的最极端想象。这就是网易被选作视察对象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媒体则分为三大块：一块是南方系为代表的汉奸媒体，这类媒体辐射面极其广泛，甚至超过了官方媒体；一块是外资控制的商业娱乐媒体，这类媒体表面看是声色犬马、娱乐发财，实际是在争取读者，伺机而动；第三块是政府媒体，表面看好像政府媒体替政府说话，实际上通过人员渗透，特别是普世派的有组织安排，绝大部分也控制在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手中。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直接管理的媒体，则是部分栏目控制在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手中，这些中央媒体时常偏离轨道，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特别是指向爱国主义，就是栏目或主持人被控制的结果。
在今年“3.15” 事变之前，中国还有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少数爱国主义左翼网站，坚守国家和人民立场，坚守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起着团结人民、抗拒敌人的巨大作用，在国内外和体制内外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席卷中国大地的红色大潮，就是这些红色网站推动形成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屡次发动的颜色革命，也是在这些红色网站阻击下流产的。可以说，这些红色网站已成为今中国媒体界唯一的红色堡垒，是抗拒西方文化入侵和政治颠覆的强大红色堤坝。正是因为如此，今年“3.15” 之后，这些红色网站全部遭到关闭。就此，当今中国媒体界唯一的爱国主义红色孤岛也被摧毁，中国媒体舆论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极其在华势力手中。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被控制的中国大脑将会随时把中国变成自相残杀的屠宰场，根本无力反抗美国入侵，情况将比今天的利比亚更加糟糕和悲惨。
第四，中美两国之间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不同境遇。 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始终占有社会主导地位，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论精英集团内部彼此之间有多么对立，但是在爱国主义问题上却从未有半点分歧，唯一的分歧就是谁更加爱国和谁爱国不足的问题，而绝对不会出现应不应该爱国的问题。而当今中国不仅存在应不应该爱国的争论，甚至卖国主义在舆论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把爱国主义完全踩在了脚下，进而妖魔化为是祸国殃民的“爱国贼”。爱国而被视为贼，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伦理颠倒，并且张口闭口痛斥“爱国贼”的，并非是社会非主流人士，大多是登堂入室出入政府机关的社会名流。
“爱国贼”概念的出现和流行，是中国改革教和普世派等汉奸势力精心策划的卖国阴谋。首先，他们把共产党引入了反左的自杀道路。共产党本身就是左派政党，共产党反左，无异于政治自杀。然后，他们再把反左的内容，由最初仅仅是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偷偷变换成为同时也反共反华反爱国主义。在反左的名义下，把爱国主义妖魔化为专制、纳粹和奴才，妖魔化为人类最邪恶的力量，把爱国主义变成社会嘲笑的对象，变成社会不入流的另类和异类。可以说，从八十年代持续至今的中国反左运动，是造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诸多灾难的最大历史逆流。在反左的旗号下，整个人类历史发生了彻底颠倒，一提人民利益就是民粹；一提爱国主义就是纳粹。人类所有天道正义和美好追求，统统都被踩在脚下。只有金钱和美女才是高歌猛进的时代追求，只有崇洋媚外充当汉奸，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中国就是在反左的逆流冲击下，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全面崩溃，整个社会变成了汉奸乐园。
不仅是一般的爱国主义和爱国人士被边缘化为社会弃儿，甚至连舍生忘死为国奋斗的谍报人员，都难逃被抛弃被出卖的悲惨命运。潜伏美国60多年、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金无怠，八十年代不幸被大陆叛逃者出卖，胡耀邦为讨好美国，居然声明中国绝没有向任何国家派遣过间谍，金无怠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消息传来，监狱中的金无怠悲愤绝望，又不忍出卖同志，只能自杀而死。那一刻，世界各地为祖国从事秘密工作的所有谍报人员全都绝望了， 因为他们被祖国彻底抛弃了，既然祖国发表声明不承认在国外有间谍，也就不可能在需要时出手拯救他们，许多人只能含着眼泪选择了另外道路。可是同样为日本做出巨大贡献的间谍大师宗方小太郎，先后两次受到日本天皇接见；俄罗斯7名间谍被美国逮捕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千方百计将7名间谍营救回国，在欢迎宴会上手拉手一起高唱爱国歌曲，俄罗斯各大公司也纷纷以天价年薪聘请7名间谍就任高管，整个俄罗斯掀起了感人的爱国主义热潮。同样是舍生忘死为国奋斗的谍报人员，被天皇接见的宗方小太郎成为日本青年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俄罗斯间 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唯独具有绝世功勋的金无怠，孤独绝望地自杀于美国监狱之中，临死还背负着中国外交部公开宣布的一大罪名——“美国操纵的一出反华丑剧”。
如果说在老一辈革命家还健在的八十年代，爱国主义就已经走投无路、死无葬身之地的话，那么，在汉奸势力已经如日中天的当今时代，“爱国贼”的命运就更加可想而知了。我们之所以在此提到金无怠，是因为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当今中国左派再次面临金无怠的悲剧命运。“3.15” 之后，那些不想把中国交给美国肢解而又不敢得罪美国的政治势力开始散布说，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右派和反对国企私有化外资化的左派，全都是美国操纵的敌对势力，目的都是要搞垮国有企业、搞垮军队、搞垮国家。显然，把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毛派，列为美国操纵的敌对势力，是在讨好美国，是在告诉美国，虽然我们不能接受国家分裂的汉奸主张，但是我们也绝不会选择毛泽东的道路，绝不会与美国分庭抗礼，对毛派的镇压就是要让美国放心，中国绝不会选择美国的天然克星—— 毛泽东思想。只是他们没有想到，金国要求宋朝诛杀岳飞，是为了消灭宋朝，而不会因为诛杀岳飞而放弃消灭宋朝的目标。同样，美国要求镇压当今中国最坚决的爱国力量，是为了铲除肢解中国的障碍，而不会因此而放弃肢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完全忘记了自己和美国是羊和狼的关系，而绝不是狼和狼的关系。狼与狼之间互相敞开肚皮，是信任与友好的表示，而羊与狼之间敞开肚皮则是主动找死。中国对爱国力量的镇压，就是在自己敞开肚皮找死。一个木桶的蓄水量是由最短那块木板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则是由最坚决的那个爱国力量的命运决定的。如果最坚决的那个爱国力量被消灭，那么，这个国家的亡国命运则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
况且当今中国最坚决的爱国力量，完全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向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开刀，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这种动乱本身就是肢解中国的最好机会。可见，中国为讨好美国而再次向左派开刀，完全是一种亡国灭种的自杀行为。看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镇压左派的热烈欢呼和全力支持，就能反映出当今中国左派对美国肢解中国战略的致命威胁。中国一夜之间突然关闭了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几十家左翼网站，而天天叫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美国等西方议员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不仅没有提出质疑，而且美国等西方媒体还一片欢呼，特别是由美国政府拨款资助的反华媒体，更是呼吁要斩草除根，把左派彻底铲除干净。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次被关闭的是几十家右翼网站，估计整个西方国家会闹翻了天，西方议会制裁中国的呼吁肯定会响彻云霄，西方媒体会24小时连续不停地对中国狂轰滥炸。可现在就是因为关闭的是左翼网站，整个西方国家一片狂欢。不过由此，中国人民再次认识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真实嘴脸。只是这个认识将有可能使中国人民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第五，就国家信仰这个最根本的因素来看，中国信仰的缺失已经堕落到了动物状态。 国家信仰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战争意志品质，决定着国民的基本精神状态。中日甲午战争和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打败中国的不是武器，而是国家信仰和国民精神状态。同样，后来美国打败日本的也不仅仅是航空母舰和原子弹，还有美国众志成城的国民精神。当时美国政府把在美国的所有日本人统统关进集中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罪名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是日本人。如果此事发生在当今中国，是中国把所有在华日本人关进监狱，中国文化精英肯定会大肆攻击政府违背自由民主和人权。而在以人权自居的当时美国，却没有任何美国舆论认为把具有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关进集中营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任何人认为具有日本血统的美国公民应该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美国就是凭借这种高度一致的国民精神打败了日本，日本同样是依靠这种高度一致的国民精神打败了中国，普京也是凭借这种高度一致的国民精神收复了车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是凭借这种高度一致的国民精神打败了所有侵犯中国的国家，特别是两次跨境打败了美国。
这种高度一致、同仇敌忾的国民精神，不是来源于没有阶级压迫，也不是来源于自由民主，而是来源于国家信仰。当今中国老百姓变成互不信任、互相防范、互相敌视、互相坑蒙拐骗的13亿 碎片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信仰的缺失。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以天道正义为本，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把信仰视为根本，《三国》让最没本事的
与此同时反观美国，却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情景。美国在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妖魔化为恐怖分子，把中国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变成极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之后，自己却套搬中国文革做法，大大强化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布什总统执政8年，严格坚持中国文革期间“天天读”的做法，率领白宫领导班子每天下午3点钟集体学习《圣经》，雷打不动，学到动情处，布什总统常常是泪水满面。不仅是美国总统，整个美国精英上层都具有一种类似中国文革期间的那种“天赋使命”感，认为用普世价值解放全世界所有国家，是上帝赋予美利坚的神圣使命，美国要不惜一切手段，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所有阻挠推广普世价值这个神圣使命的，全都是魔鬼撒旦，是注定要下地狱的异教徒。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也是美国侵略其它国家时，十分坦然地杀人不眨眼的内在原因。由于世界三大原教旨主义一个被妖魔化，一个被功利化，只剩下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家，这就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美国都把自己看成是拯救世界的耶稣基督，认为美国是为神圣使命而战，是为普世价值而战，内心充满崇高感和献身精神，因而能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以强大武力横扫全球。特别是在当今中国道德沦丧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反衬下，更加增添了美国人的自豪感、神圣感和使命感，认为肢解中国是解放中国人民乃至解放整个人类的伟大事业，因而急不可耐地要兵锋所向、剑指中国。
美国这种神圣感和使命感，反过来又会影响和感染中国的文化精英，使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发自内心地十分虔诚地信仰美国，赞同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从而会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的爱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利益驱动，单纯依靠信仰的力量，也会形成甲午战争时期东北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现象，或者如同利比亚、叙利亚那样的“带路党”现象。特别是中国“放权让利”的改革造成了官权的空前泛滥，官僚和老板欺压百姓达到历史极端，官民矛盾相应亦达到历史极端，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已远远超过南宋晚清和两次日军侵华之前，一旦发生中美冲突，老百姓很可能会再次把国难看成是官难，甚至趁机造反，铲除恶官。大家看一下中国古代墨子、近代龚自珍、现代于右任三个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写下的“亡国论”，比较一下当今中国现实，就会知道中国已经危机到了什么程度，已经衰弱到了什么程度，也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会对外软弱到这种程度。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当今中国与甲午战争时期有一个共同弱点，并且是致命弱点，就是敌国提出的侵略口号与本国人民的革命口号完全一致。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恰恰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口号。当今美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口号（由于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中国两极分化，便悄悄放弃了平等口号，否则中国更加被动），同样是中国人民追求的口号。一旦美军对中国展开全面打击，这些口号很容易蒙蔽许多中国人，让许多中国人误以为美军是“解放者”，从而把被蒙蔽的这些人变成当初的伪军和利比亚、叙利亚那样的反对派。历史走到今天，走到灾难的危险边缘，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初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多么重要，才知道我们用
第六，也是最不为人注意的一点，就是中国形成了一套保护屠杀者的文化氛围和法治环境。当今世界，公开歌颂大屠杀特别是歌颂对本民族大屠杀的国家，只有中国。八国联军的京津大屠杀，根据外国人自己的记载，使整个京津地区十室九空，90%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义和团更是被屠杀净尽，没留一个活口。可是，中国精英特别是文化精英却大肆美化八国联军、竭力妖魔化义和团，形成了一种极端自虐的“被屠杀文化”。不仅仅是歌颂八国联军大屠杀，包括清兵入关大屠杀，湘军南京大屠杀，国民党“4.12” 等所有大屠杀，统统采取肯定和歌颂态度，除了战败的日本遭到美国否定而没有歌颂日军大屠杀之外，几乎所有大屠杀全都加以肯定和歌颂。只是肯定和歌颂的方式不同，用朝廷的爱情故事来肯定和歌颂清军大屠杀，用对曾国藩的推崇来肯定和歌颂湘军大屠杀，用所谓先进文化来歌颂八国联军大屠杀。特别歹毒阴狠的是，中国文化精英采用妖魔化被屠杀者的方式来肯定和歌颂大屠杀。其中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妖魔化，简直达到了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程度。这种“被屠杀文化”的极端可怕作用，就在于它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出一个信息，就是大家可以随意屠杀中国人，屠杀中国人不是犯罪，相反，那些誓死反抗外来侵略和大屠杀的爱国将士和抗战军民，才是死有余辜的妖魔鬼怪。
可以说，当今中国形成的这种“被屠杀文化”，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以色列无论与德国多么友好，也不可能肯定和歌颂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人无论对美国多么卑躬屈膝，也不可能肯定和歌颂美国原子弹对日本人的大屠杀；印第安人即使已经被美国白种人杀得几乎灭绝，彻底被征服，也不会肯定和歌颂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唯独歌颂屠杀者并且诅咒被屠杀者的，只有中国人，中国的文化精英。尤其可悲的是，这种对屠杀者的歌颂和对被屠杀者的诅咒，已经覆盖了中国整个意识形态，并通过各种途径，每时每刻都在灌输到每一个中国青少年心中，同时更是灌输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心中，最终形成一种屠杀中国人无罪的文化氛围。以至于大家在猎杀野生动物时会有犯罪感，宰杀家畜家禽时会有犯罪感，屠宰猫狗等宠物时更加有犯罪感，唯独屠杀中国人没有犯罪感。并且造成这种文化氛围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人30多年来持续宣传的结果。其中一个最大的罪恶宣传，就是所谓“落后必然挨打”，按照这个观点，中国人挨打被杀，是因为自身落后，而不是因为入侵者和屠杀者的罪恶，并且“落后 就要挨打”的反面，就是说屠杀中国人的侵略者都是先进力量，他们对中国的入侵，是先进征服落后，文明征服野蛮。如此一来，屠杀者和被屠杀者的关系，就变成了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中国要摆脱落后，就要学习先进，崇拜先进，歌颂先进，也就是要崇拜和歌颂那些屠杀我们的西方列强，而那些拒绝崇拜和歌颂西方列强的死难同胞，自然就是该死该杀。由于屠杀者被认为是先进力量，所以谁反对大屠杀，谁就是反对先进，谁就是落后反动，就是极左残余，就是文革余孽，就应该进行镇压。要知道，中华民族本来就是除了印第安人之外，被屠杀最惨烈的民族，如果现在再形成这样一种“被屠杀文化”或者说“歌颂屠杀的文 化”，将来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或许是中国文化精英知道对民族的犯罪迟早会遭到清算，所以又打造了一个保护屠杀文化和鼓吹屠杀者的法律环境。在当今中国，无论你歌颂什么大屠杀，甚至包括日本南京大屠杀，都不会遭到任何法律制裁，不仅不会遭到法律制裁，甚至法律会为你制裁民间的愤怒；无论你妖魔化抵抗外来侵略的任何民族英雄，都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不仅没有法律障碍，甚至还要受到法律保护，保护你不受任何爱国者的“侵扰”。这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绝无仅有的荒谬现象。当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果有人敢于肯定和歌颂对本民族的大屠杀，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民间惩处，定会严惩不贷，下场会极其悲惨，所以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唯独中国把歌颂屠杀者和诅咒被屠杀同胞，当作家常便饭一样随便。
仔细观察中国法制建设就会发现，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是建立起一套保护人民大众的法律，而是建立起一套保护官僚买办、老板奸商、汉奸文人的法律。虽然历代法律都是由统治阶级制订并且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一般而言，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整体服务，而不是专门为统治阶级内部犯罪集团服务，专门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集团制订法律，是当今中国的特殊现象。这是由当今中国立法程序决定的。当今中国立法程序，就是几个精英在密室里策划一个版本，一般都是抄袭西方法律的糟粕而去其精华，然后忽悠几个官员作为政绩让全国人大去宣布。由于忽悠立法的精英大都参与各种犯罪活动，所以是典型的“西门庆立法”。著名的《物权法》就是典型，一帮老板抢占了数万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放心，晚上睡觉不踏实，于是便让法学精英立法保护自己，几个法学精英拿来一本台湾抄袭德国的《物权法》草案，去掉里面还残存的公平因素，加上保护自己抢劫的内容，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就形成了。然后发动媒体作为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和伟大贡献一起呼吁，并对所有反对者扣上极左残余和文革余孽的帽子，领导顺势一点头，人大代表一举手，一部保护抢劫财产的《物权法》就诞生了。改革以来的3000多 部法律，基本上都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中国法制建设基本上是买办汉奸从事什么罪恶，就制订什么法律，遇到障碍就发动媒体一起呼喊，一般老百姓和官员又不懂不明白，只能跟着舆论走，跟着专家走，最终形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套保护犯罪的法律体系。谁质疑和反对这种“西门庆立法”，就给谁扣上反对法治的罪名。中国的汉奸文化就是凭借这个法律体系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中国歌颂大屠杀的汉奸文化和保护汉奸的法律环境，最大的恶果就是在平时会毒化掉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让中国人处于自虐自残的非人精神状态中，一旦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则向敌对国家发出可以随心所欲大屠杀的自虐信号，自发地形成为侵略者服务的奴化环境和奴化秩序，致使百姓面对屠杀没有任何反抗。可以说，这是当今中国不为人注意的最大死穴。
总之，现代信息社会，中美两国这样的大国决战，胜负已经不在军事战场，而在于国家的道义形象，国家的信仰和意志品质，国家的媒体舆论和精英集团的价值取向。就这些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而言，中美之间的冲突胜负已经十分清楚。所以，几天前美国咨询机构关于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必败的自信论断，并非是口出狂言。目前中美之间的反差远远超过当初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反差，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的败局将会比甲午战争更加悲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日本的战略目标只是掠夺中国征服中国，而今天美国的战略目标，则是肢解中国，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是要钱，而美国人是要命，并且是连命带钱一起要，而肢解中国的过程将是极其惨烈的过程，绝大多数中国人将很难逃过此劫。这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国人警惕的原因。
在诸般因素已判处中国败亡的情况下，在中国已经被军事包围的情况下，中国绝地反击的唯一生机，就是恢复毛泽东的旗帜，重建国家意识形态，调整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铲除汉奸势力，改造汉奸媒体，摧毁汉奸组织，惩办汉奸分子。此前我们一直强调，美国全部对华战略都是建立在汉奸基础上，中国全部战略缺陷也都是源自于汉奸。只要打掉汉奸这个战略支点，美国就会丧失全部战略优势，中国就会克服全部战略劣势，中美之间的战略优劣就会发生根本逆转。
中国从上到下一定要记住，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从未败给外敌，历次失败无一不是败于汉奸。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挨打，绝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腐败，因为汉奸。由于腐败本身就是和汉奸相联系，所以挨打的原因仍可以概括为汉奸。如果中国不能在灾难爆发之前解决汉奸问题，中国就不仅仅是丢掉一个钓鱼岛，丢掉一个东海，丢掉一个南海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有可能就此被彻底肢解的生死问题。
钓鱼岛和南海，拉开了肢解中国的序幕，中国已到了危机时刻，再不锄奸，整个国家必将毁于汉奸。
附文：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雪珥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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