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最小诗人”：浮躁与功利的产物

　　据报道，近日，“中国最小的诗人”、9岁的梁胜杰，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系列萌诗。他6岁起写诗，已写了200多首诗，“开始是妈妈逼的，被逼到了9岁”。他的诗，满是萌萌哒：“妈妈很贱，我爱她”“你推我你又亲我”。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在功利和焦虑的成年人的鞭策下，一些孩子过早地被塑造甚至被炒作成为作家、诗人乃至“天才”、“神童”。然而，在耀眼的光环背后，在不为人知的幕后，这些孩子的生存生态究竟如何，他们的精神家园怎样?关心的人可能并不多。在“狼爸”“虎妈”的威逼利诱下，这些“被揠苗助长”的孩子取得了所谓的成功，却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纯净和快乐。

　　且不说将一句话拆开断行能不能称作诗，“很贱”“我只是喜欢她的奶子”……这些话语与其说“萌萌哒”，不如说充满与年龄、身份和经历的不相称。一个9岁的孩子，满口已是成人式的话语，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是孩子过于早熟，还是为了诗歌刻意为之，这都不是一个儿童应该有的角色。

　　和“农民诗人”“脑瘫诗人”余秀华一样，“最小的诗人”以其打破常规的身份标签，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只不过，“余秀华体”的走红，不仅依靠的是角色反差带来的新奇效应，也和作品本身有关：余秀华一直在用诗歌清洁和悲悯着自己，在那个现实与虚拟交织的世界里,她用诗意的语言书写着人生的爱与痛。

　　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只有自己相信,才能说服别人。“最小的诗人”的诗歌尽管有些可取之处，却背离了诗歌创作的根本——诗歌应该是一种听从内心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屈从于“暴力育人”的作业。

　　在一个以出名、当官、发财为成功目标的时代里，为了让孩子过上不平凡的生活，一些习惯替孩子做主的家长们，以一种严苛甚至残酷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揠苗助长”。这些“把孩子看作成人”的家长们，忽视了儿童在人生秩序的独特地位;对儿童进行过度开发和提前消费的做法，即使能够取得短期的收益，却不可避免会对孩子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将身份标签推到前面，而将诗歌推到后面;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既不利于诗歌的发展，也不利于“最小的诗人”的健康成长。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对“最小的诗人”趋之如鹜;一个理性的家长，不应对孩子过早地“催熟”、过度社会化。让孩子有个单纯、简单的童年，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