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抗战中的诗歌：山河奔涌怒吼的诗行

抗战期间创刊的《诗报》这样告白：“诗歌，这短小精悍的武器，毫无疑义，对抗战是有利的，它可以以经济的手段暴露出敌人的罪恶，也能以澎湃的热情去激发民众抗敌的意志。”抗战，使中国诗歌走上了一条诗人们以前未曾预料的路，全民族共命运，把诗歌与民众结合得空前紧密。而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也为中国新诗后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让我们重读那些沉郁、沉痛、激昂与激愤的诗歌，再次感受时代的怒吼。　　

诗歌，时刻感应着时代的剧变。抗战中的诗歌，诞生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形成了它们特殊的风格。把诗歌与抗战相结合，作国人抗战的有力精神武器，成为许多诗人共同的创作方向。

——编 者

寒潮里起悲歌

程光炜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沿着雪夜的河流，

一盏小油灯在徐缓地移行，

那破烂的乌篷船里，

映着灯光，垂着头，

坐着的是谁呀？

 

——啊，你，

蓬发垢面的少妇，

是不是

你的家，

——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

已被暴戾的敌人，

烧毁了么？

是不是

也像这样的夜间，

失去了男人的保护，

在死亡的恐怖里，

你已经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无数的

我们的年老的母亲，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

就像异邦人

不知明天的车轮

要滚上怎样的路程……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节选）

作家王蒙回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笔会”上，隔绝多年的海峡两岸作家第一次聚首。因长期分离，大家一时不知话应该从何说起。这时，有人提议朗诵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当热血沸腾、情绪激昂而悲伤的作品朗诵完毕，大家的心理隔绝一下子消逝了。今天看来，这首写于七十八年前的诗作，仍然可以说是凝聚民族共同记忆，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强烈历史共鸣的最佳诗篇。《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不是一首构思已久、反复酝酿的作品。它1937年12月诞生于日军围城，即将举行大会战的武汉，带有仓促写就的痕迹。可在封锁着中国的寒冷中挣扎而出的长诗，却带着超乎人们想象的艺术生命力，成为不朽之作。

艾青二十三岁时，就以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跻身国内一流诗人的行列。抗战爆发时，他正和第一任妻子张竹如在杭州，女儿诞生，起名叫“七月”，就是为了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1937年7月28日，日军分三路进犯北平，遭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坚决抵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接连失地的消息不断传来，艾青一家面临着“往哪里去”的问题。但他没有想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内心还抱着继续从事艺术的幻想。艾青是知名诗人，但他仍花大量时间从事绘画和浮雕创作。诗人的思想发生变化，与国破家亡局势的进一步加深，有直接的关系。1937年11月5日黎明，多艘日舰炮轰金山卫，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大批日军在此地登陆。嘉善、上海、嘉兴先后陷于敌手。杭州告急，已处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据艾青了解到的消息，从南京坐船到武汉已不可能，只有从金华先到南昌，再在九江换船沿长江北上武汉这一条路可走。逃亡的日子到了，或许这也是与故乡、与父母的诀别。从金华到南昌，从南昌到九江再到武汉，难民如潮，到处都是哀苦无告、残肢断臂的伤兵。因战事影响，列车运行系统完全混乱，谁也不知道何时能走。艾青买不到去南昌的车票，得知挤上去就行，于是贸然行动。从金华到南昌需十一二个小时，艾青是坐在皮箱上度过这段艰难的旅程的。他在旅途之中看到的贫困、无知、愚昧和不幸，经常令他惊讶不已。于是默想前途，竟有几分茫然，他的沉重心情伴随着乘车、转车、乘船和换船的日日夜夜，一刻也没有减轻。

二十七岁的艾青，年纪轻轻就蒙受这么大的苦难，这是他不曾想到的。但当时沿途各地，同仇敌忾，民族情绪高扬，又使他仿佛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一个人的命运与亡国之痛联系在了一起，促使艾青渐渐走出个人狭窄的圈子，它启动了诗人从自我向民族大我的探索。因此，在一年后记载这段经历的文章《西行》中，作者这样写道：“机头的灯光照耀着轨道两旁的原野。我这黑夜里的乘车者，很安然地让自己内心的波动随着这铁轮的转轧的有节律的声音展开我的思绪……黑夜甚至带给我一种宗教的情感，纯朴地愿望着祖国能早日从少数人的自私和顽固的枷锁里解脱，明日的自由的天国，不就在我们的前面了吗！”

艾青与妻女和妹妹妹夫一行到达武汉时，已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时常还飘起一些雪花。由于国民政府举迁武汉，大批党政军人员和家眷随行，而每日从上海、南京来的难民潮水一般涌来，令这座华中重镇顿时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住宿和找工作都很困难，只能坐吃山空。初到时，艾青全家五口暂在汉口车站的大智路某客栈栖身。一眼望去，到处是低矮的房屋，流落武汉的手艺人、乞丐和暗娼。天天难民涌来，更是嘈杂不堪，透过客栈薄薄的木板，吵骂声、哭闹声不绝于耳，令艾青读书不成，写作也无法进行下去。这种环境，自然也加深了他对国情和未来形势的敏锐观察。他决定搬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去，那里有胡风、冯乃超夫妇，萧红和田间也在那里。那时，汉口与武昌之间的交通，全靠来回行驶的轮渡，每逢江面起雾，或敌机来袭，就得取消。胡风住在紫阳湖附近的小朝街，《七月》杂志自上海搬到武汉后，就在此处继续编辑发行。诗人批评家一起议论国是，对抗战形势不免忧心忡忡，但大家商议起杂志来，又会热情四溢，干劲十足，以为在此特殊历史时刻，这是服务国家的唯一途径。

胡风曾撰文对艾青的诗歌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是抗战前就引起了读者注意的诗人。抗战一开始，他是最快地唱出了战歌的诗人之一，《他起来了》（《七月》第3期）、《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第7期）、《北方》（第10期）、《乞丐》（第13期）、《向太阳》（第14期）……“诗人是土地的儿子，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苦人的形象，使人禁不住感到伤痛。”

转眼到了12月28日，艾青的心情像武汉欲雪的天气一样沉郁和寒冷，亦起伏不定。半个月前曾有消息传来，日军在南京紫金山将未能逃走的三千多名难民全部残忍地活埋。13日进城后，更是大肆杀戮，在燕子矶架起轻重机枪，对正在渡江的十余万中国军民疯狂扫射，死难无数。在南京商店最为集中和繁华的太平路一带，所有的房屋被焚之一炬，不少日本兵以烧民居取乐，手提汽油桶，到处放火。在一种无以言表的悲愤情绪中，艾青的诗绪突然涌来，不可遏制；同时又感到心头郁结，一时不知从何处下笔。国仇家恨交替涌现，令他激情澎湃，思绪忽然间放开，这就是作者苦难时代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作的由来。

这首诗歌的创作，好像是出于历史必然，实际也是国家和个人在苦难中的相会。如果不是抗战兴起，家国不幸，艾青走上另一条艺术道路，也未可知。但我们也得感谢作者，如果不是他，这个机会也许还会轻易错失。

胡 风：

人说∶无用的笔呵

把它扔掉好啦。

然而，祖国呵

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

或者一枝枪

在丛山茂林中出没的时候罢

依然要尽情地歌唱

依然要倾听兄弟们的赤诚的歌唱——

迎着铁的风暴

火的风暴

血的风暴

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仇火

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真爱

也歌唱掉盘结在你古老的灵魂里的一切死渣和污秽

为了抖掉苦痛和侮辱的重载

为了胜利

为了自由而幸福的明天

为了你呵，生我的养我的 教给我什么

是爱 什么是恨的 使我在爱里恨里苦痛的

辗转于苦痛里但依然能够给我希望给我力量的

我的受难的祖国！

——《为祖国而歌》（节选）

 

臧克家：

大时代的弓弦

正等待年轻的臂力，

今夜，有灯火作证，

为祖国你许下了这条身子。

明天，灰色的戎装，

会装扮得你更英爽，

你的铁肩头

将压上一支钢枪。

今后，

不用愁用武无地，

敌人到处，

便是你的战场。

——《从军行》（节选）

 

何其芳：

虽然一船一船的孩子

从各个战区运到重庆，

只剩下国家是他们的父母，

虽然敌人无昼无夜地轰炸着

广州，我们仅存的海上的门户，

虽然连绵万里的新的长城，

是前线兵士的血肉。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节选）

 

卞之琳：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前，

你知道的，用不着回过头来，

老人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

孩子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

妇女们在看着你枪上的准星。

每一颗子弹都不会白走一遭，

后方的男男女女都信任你。

趁一排子弹要上路的时候，

请代替痴心的老老少少

多捏一下那几个滑亮的小东西。

——《前方的神枪手》（节选）

 

田 间：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戴望舒：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

那里，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节选）

 

杜运燮：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们不朽的化身：

穿过高寿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

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

以及神秘如地狱的疟蚊大本营，……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

穿过一切阻挡，走出来，走出来，

给战斗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

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于是

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欢笑

——《滇缅公路》（节选）

 

穆 旦：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森林之魅》（节选）

“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杨志学

巴金是我国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主要以小说享誉天下。当然，读者熟悉的《随想录》，是他后期文学写作的另一座高峰。

但我今天想要说的，是巴金的两首抗战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巴金旋即写下了诗歌《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发表于1931年1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2卷第11号。从作者标注于诗后的时间看，它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十天之后的一个深夜。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

这里躺着一具一具的血腥的尸体，

那里躺着一堆一堆的建筑的余烬。

抢呵，杀呵，烧呵！——在一阵疯狂的欢呼中，

武士道的军人摇着太阳旗过去了。

机关枪——炸弹——长铳！

许多兄弟的工作白费了，

许多兄弟的房屋烧毁了。

许多兄弟的生命丧失了。

我们哀哀地哭着。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

这首诗所表现的抗日内容非常明显、具体、饱满，它是对日军侵略暴行的无可遏止的揭露与控诉。巴金是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对压迫者的反抗，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怒，构成了他的作品的鲜明的基调。他曾谈到自己的写作动因：“我写文章，……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我的自剖》）巴金的小说如此，散文如此，诗歌也是如此。

全诗共四节，每一节的开头和结束都是“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这是诗歌里常见的表现形式。到了最后一节，诗的情绪是由眼泪的悲哀转向了奋起的反抗：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

这给人做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够多了。

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胸膛里有着人的心：

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我们要表示出来，不是任人屠杀的猪群，羊群

我们要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

诗里反复出现的“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是诗人内心的宣言，也是民族代言人般的觉醒和宣告。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巴金的爱国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积极投身于抗战宣传工作，在写作其他文章的同时，他又写出了一首《给死者》的诗篇。从1931年到1937年，中国人死了多少！诗人的眼泪一次次哭干。所以《给死者》这首诗一开始就喊出这样的声音：

我们再没有眼泪为你们流，

只有全量的赤血能洗尽我们的悔与羞；

我们更没有权利侮辱死者的光荣，

只有我们还须忍受更大的惨痛和苦辛。

不难看出，《给死者》这首诗延续了作者六年前那首诗的情绪，只是诗里已经没有了哭泣与哀愁，有的是坚忍的意志和勇敢的抗争。因为严酷的现实教育了他。面对英雄，诗人在结尾又呼应开头，做出了沉痛的宣誓和庄严的承诺：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

我们要用血和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

你们勇敢的死者，静静地安息罢，

等我们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

诗人以“勇敢的死者”激励自己，把自己的力量汇入了滔滔的民族解放的洪流。这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定会终止入侵者邪恶的步伐，在天地间书写出最美的诗篇，让苦难的国土盛开自由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