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群论《黑与白》|后革命时代的寓言写作

　　刘继明在《黑&白》的“后记”中说，小说从2019年9月动笔，2022年6月完成;到2023年4月定稿，历时三年半。三部九卷120万字巨著的写作，居然几乎与那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瘟疫相始终，作家的呕心沥血、作品的抵抗意义在这样看似偶然的对照中获得了彰显。大环境的时间节点是如此，而对于刘继明个人来说，《黑&白》的写作是在2018年事件之后才开始的，虽然“构思”是在动笔前的两年，但那不过如“一粒埋入土地的种子”;2018年则宛若一道分水岭，使刘继明进入另外一种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离开一个不属于我的阵营”，而“回到”那个“沦陷的阶级”中间，如同他更早期的诗歌中预言的那样：“我注定在旅行中掉队/并且很快被同伴遗忘/而两岸的风景/和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流水十四行》，1997年)

　　从八九十年代偏自由主义的创作，到新世纪向底层文学的转向，再到被称作新左翼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离文坛主流确实渐行渐远，然而与此同时也还拥有在体制内的不低的身份、地位……直至2018年，与体制彻底、公开的断裂——无论是被“逼上梁山”，还是主动选择，抑或二者兼有——对刘继明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后《黑&白》的写作来看，他仿佛因此获得了一种更大的自由，更无羁的思想，更为纵横捭阖的笔触……而一切都熔铸在小说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思考之中。

　　一、史诗和寓言

　　正如1927年辞去教职后的鲁迅成就了杂文写作的最高峰，1989年辞去公职后的张承志完成了《心灵史》的精神探索和文体解放，2018年以后的刘继明，写成了这部卓尔不群的巅峰之作《黑&白》。

　　《黑&白》无疑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这包括其时空跨度巨大的叙事规模，多条线索交织而成的叙事网络，数代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广阔图景，以及要以小说作为时代见证的宏大主题等等。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却远不止于此。史诗性可能是众多中国现代小说家共同的野心和追求，20世纪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也为小说家提供了反复书写的对象，无论是革命年代(“短二十世纪”)产生的从《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到《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金光大道》等左翼鸿篇巨制，还是后革命时代(1980年代之后)由《丰乳肥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以及《活着》《故乡面和花朵》《江南三部曲》……所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长篇世界，从中都不难看到作家们利用小说这种能够容纳巨量社会内容的文体，要再现历史、重写历史、改写历史的种种冲动。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曾经将以鲁迅《狂人日记》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命名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认为“第三世界的经典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投射作家的政治抱负：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生活和整个社会受到冲击的定位指涉”(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冲击”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霸权带来的后果;而到了后革命时代出现的荒诞景观则是：那些占据文坛主流位置的作家作品，往往以“反向”的寓言式写作，将大众生活和整个社会受到冲击的痛苦和灾难皆归因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仿佛都是革命带来的。只有将《黑&白》的诞生置于这样的背景当中，才能了解它极为重大的意义：在将近40年的“反向”寓言写作之后，才出现这样一部能够与之抗衡的长篇巨著;它既是史诗，也是正向的寓言，形形色色个人的命运故事中包含着高强度的政治性，为被背叛了的人民和事业，提供一份不可磨灭的证词。

　　“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到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史，以及延伸至上世纪初的百年中国革命史”(《黑&白·后记》)，那么，是怎样强烈的叙事动力，方能推动这百年中国革命史和四十年改革开放史的起承转合?用作者的话来说，“是百年中国历史和现实借助我的手获得一次自我表述的契机”，历史和现实可以自己发言，其实意味着创作者的思考和经验已经累积到了可以喷发的时刻;作者还说，《黑&白》“至少有四、五个以上的叙述主线，每条主线都像一个屏风，每打开一扇屏风，都仿佛打开了一个世界”，小说“屏风式”的叙事结构，使得历史和现实的图景不断打开、聚拢，又不断淡出、重组，亦繁亦简、收放自如。看似“妙手偶得之”的叙事方式，实则是由作家的观念结构所决定的，那就是要追问和回答“革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这成为小说最内在的意识、最核心的寓意，并为小说提供了最强大的叙事动力。

　　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在小说中转化为极具寓言色彩的对于“谁是叛徒?”的真相追问之旅。它贯穿小说的始终，扑朔迷离又起伏跌宕，成为小说最耐人寻味的设置。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红岩》对于叛徒的辨查和指认，革命阵营终会实现对不纯分子的清算;也不同于先锋小说《花腔》，是烈士还是叛徒与个人主体无关，个体无法穿越历史的迷雾。在《黑&白》中，叛徒问题是结构性的，它首先结构了两个时代，成为联接起革命史和改开史的桥梁，又形成两段历史的相互参照。宗达是不是叛徒?宋乾坤是否叛变?这不仅是革命年代留下的疑案，而且也延伸至后革命时代的状况，指示着改开史之所以呈现此种面貌的根源。

　　小说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宗达，由于被捕、写《我的自白书》而被定性为“叛徒”，然而随着文本的展开，来自不同叙述人的讲述、回顾和考证，让宗达叛变越来越显得像是国民党特情部门制造的阴谋和骗局;同样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担任过宗达的警卫参谋的宋乾坤，因宗达失踪案受到审查，因被捕又被放回而受到怀疑，因不断被举报一度在文 革中入狱却又很快复出……随着叙述的步步深入，这个“老革命”越来越像个叛徒，却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做完全的指认。小说凸显叛徒问题的复杂性，揭示真假难辨、黑白混淆的情形经常发生，却并不是慨叹历史没有真相，而恰恰指向另一重真相：哪怕是不能确认叛徒的名号，革命的参与者之离开革命目标甚至背叛革命也是早见端倪。

　　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它与历史上一切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两个决裂：与私有制的彻底决裂，与传统观念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然而这包含了个体改造的社会改造谈何容易!正如《黑&白》问世后激起的热烈讨论中，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宋乾坤的投机性，他是地主的儿子，却杀掉自己罪恶累累的父亲并参加革命，然而这看似大义灭亲的举动背后却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与父亲争夺女人。所以，“有很多革命者，是怀着各种各样的私人动机参加革命”(孔庆东：《没有叛变的甫志高更可怕》)，在革命过程中又并没有完成自我改造，“他们在革命的一方下注，想要在革命成功后为自己谋取利益”(左轮：《变节者和革命者》)，这些投机者“多如过江之鲫”，对革命危害极大;至于宗达，除了是党的领导人之外，还是著名的左翼文化人，虽然在被捕后并没有对党的事业造成实质性危害，但小说写到他沉默多年，悄然去世，这无形中暗示了一种与革命相隔离、疏离、脱离的状态，如果“深究下去，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和群众的深刻和复杂的关系问题，更深层次，是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传统思维方式”的问题(老田：《从社会的“质变”、宗达的“自白书”和瞿秋白<多余的话>谈起》)。无论是宗达还是宋乾坤，他们都需要背叛自己作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方能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却未为可知。革命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甚至能够将旧有的经济基础摧毁，但仍然有那难以改造的部分，时时会成为复旧的根芽，最终表现为在后革命时代，旧世界再次卷土重来。

　　二、“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

　　“革命成功了!”“革命已然失败。”小说的叙述起点，并非“革命的第二天”，而是1980年代后期的大学校园，离20世纪最后一场革命运动已经过去了十年。文化人聚集的空间里处处弥漫着“去 革 命 化”的“新启蒙”的味道，无论是先锋诗歌的浅斟低唱，伤痕、知青文学的潮起潮落，还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风靡一时……无不指示着一个追新逐异、释放个性的时代的到来。

　　小说从大学写起，其实寓意深长。作家深谙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以之为切口，容易传达出彼时的时代特征;大学校园又为像顾筝、栗红、王晟等主人公的纷纷登场提供了空间，并发展出未来诸多叙事线索。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空间呈现了文化领域的权力是如何转移的。正如留学归来在东江大学风头一时无两的郎涛，津津乐道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却对王晟追问海德格尔与法西斯的关联视而不见，文坛新星宋晓帆描写知青被迫害的小说《香椿街》被热捧，王晟质疑其编造虚假离奇的情节、思想贫乏的批评却湮没不闻，包括王晟自己，对于来自革命年代《英雄儿女》的“王成”的命名，也因经不起他人的嘲笑而自行改名……小说所展示的情形，是后革命时代评价历史和现实的标准已经悄然转换，知识、文化的生产机制已经截然不同，时代的话语权逐渐掌握在精英手里。

　　而这还只是开始，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的改开史，被《黑&白》呈现为一个精英们逐步实现联合统治的过程。正如一篇评论敏锐捕捉到小说中的一个典型场景：“三家宴”——东江大学校长何首乌、东江省委领导宋乾坤、专家学者郎永良三家人，这些政界和学界的掌权人，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间完成了彼此的利益交换。而这小小的“三家宴”，“只不过是多个‘家宴’的缩影，是后来巨无霸‘燕山会’的雏形。在利益勾连的基础上，他们精心策划，步步为营，最终开始鲸吞土地、工厂，媒体等原本属于大众的资源，并利用权力，司法和媒体，试图永固他们的地位。”(依然妮妮：《精英们联合起来了，大众却还一盘散沙：从“三家宴”说开去》)

　　在各种力量的生成、博弈、分化、重组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资本的身影。从小小邳镇的巴光明承包砖瓦厂，将集体的产业视为自己的私产，随意开除工人，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到作为大江市支柱产业的东江钢铁厂不断遭遇企业改制、外资并购、工人下岗、管理层自肥，再到身居京城的“红 二 代”洪太行，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源，幕后操控多个国企的收购，为牟取暴利不惜与国外资本势力相勾结……经过三四十年从上到下的扩张，资本已经做大做强到连以陈沂蒙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也无法撼动的地步。

　　而且他们盘根错节，一体多面，经常跨界，如大学教授郎涛后来当了省委宣传部长，洪太行人脉深厚横跨政商;又因为是从原本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的肌体里逆向野蛮生长，所以成为精英的路数也常常突破常规，打破底线，令人瞠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武伯仲、杜威父子。武伯仲本是个乡下郎中，靠招摇撞骗行走江湖，他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居然是制造一大堆私生子，却骗得顺风顺水，被各路精英遵奉为“大师”，霸占凤凰岛成为一方“土皇帝”;其子杜威，不学无术，只继承了点家传的摄影，却擅长拉帮结派、勾结权贵，不仅爬到《大众艺术》社长的位置，而且成为上市传媒公司的董事长，以及省文联主席，官学商一样也不落下。诚如武伯仲所坚信的，改开之后“我的时代和我儿子的时代统统都会到来!”这的确是“他们的时代”，在各个领域广泛地实现了权力的攫取。

　　这个时代是如此之新，却又是如此之旧。小说设计了一个武伯仲大谈“复 辟”的细节，借以传达这个时代的本质：“要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犁头，狠狠地在社会主义经济这块肥沃大地上耕翻，耕它个底朝天!”“那时会发生货贿公行，纸醉金迷，人欲横流，娼妓遍地，盗贼出没，甚至走向分裂、割据，但是，春秋战国是最自由的，五代十国是最自由的，一切军阀混战时期都是最自由的，都最能产生自由的人以及自由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旧中国其实就是最好的中国。”这个时代貌似挣脱了一切束缚，但挣脱束缚的不过是个人私欲而已;貌似自由多元，其实不过是实现了资本的统治;貌似新时代，不过旧中国。

　　对他们是最好的时代，对“我们”呢?在革命年代里凝聚成有力量的“我们”、曾经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存在的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时代里又经历了什么?表现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赞美歌颂的有之，批判揭露的也有，但是很少有一部作品像《黑&白》这样，写到改开过程中与精英的急遽上升同时发生的、劳动群众作为整个阶级的沦落。这不是某个个人生命中经历的坎坷和偶然，小说触碰到的是整个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

　　《黑&白》的“人民现实主义”，是让人物所连带的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显影，这是被后革命时代的主流文学日渐淡忘、或者说有意遮蔽的关键。小说里最重要的主人公王晟，生于六十年代的小乡镇，八十年代就读于省会最好的大学，按照主流叙事的逻辑，后面应该是他进入都市后个人奋斗的种种。但《黑&白》却要写他的出身，他从小在集体的砖瓦厂帮忙的经历，他的父亲王胜利一心为公的一生，以及砖瓦厂被私人承包后折腾殆尽，化为废墟的过程;乡村民办教师田芳短暂的一生，却连带起她所在的凤凰岛这个空间的多重含义，田芳小时候岛上是有渔业大队的，大队是有不输于城里条件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渔村生活是红红火火的，而后来公社解散了，集体土地和渔业生产资料分给了个人，很多人离开小岛南下打工，岛上人口减少，即使有田芳和老校长的驻守和坚持，也无法改变学校消亡，渔村凋零的命运。不仅如此，整个岛后来都被私人蚕食，并一步步变成武伯仲大搞权钱色交易的独立王国。

　　另一位重要的主人公顾筝联接起的社会关系，除了父系一支通向宗达，还有母系一支则与大江市最重要的国企东江钢铁厂相关，顾筝的外公外婆小舅都是厂里的工程师或工人，也见证了钢铁厂在不同年代的兴衰。钢铁厂的空间也成为最能体现生产方式转换、充满斗争的场所。

　　读者在小说中会不断遭逢当下已经变得陌生和遥远的语词——“公 社”“生 产 队”“红 小 兵”“革 委 会”……这与其说是要唤醒对于革命时代的记忆，不如说是要恢复那些进城打工者、城市下 岗工人的前史，他们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里所处的位置，然后对比出固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崩解带来的整个阶级的溃败。

　　小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被称作领导阶级的群体是如何失去了领导权、沦为中国城乡社会的底层的。这是一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叛卖。小说贯穿始终的“谁是叛徒”的追索和拷问，在革命史和改开史一明一暗、主线副线相互交织的叙事结构中显得格外鲜明。它并不是一个局部的情节，而是整体的寓意。

　　三、“左而右”和“右而左”

　　人是很容易成为叛徒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在革命高潮之时，人人都是左 派，然而世易时移，几番潮起潮落之后，不随大流背离初心的又有几人?《黑&白》就是将它的人物放在不断变化的动态时势当中考察和书写，从而建构起了丰富的人物谱系，并使得人物的性格、形象不似主流文学评论所津津乐道的“复杂的人性”，而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黑&白》第三部有一小节题为《“势”与“能”》，写的是郎涛对于自己的“才能”和外部“借势”之间的评估和考量。这是两个十分生动同时又极具概括性的语词，如果将“势”扩大理解为整个社会不断生长出来的趋势，将“能”扩大理解为人的某种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会发现《黑&白》中的角色无疑都置身于这样的张力结构中。

　　《黑&白》中有一类人物，与其叫他们理想化的形象，不如称之为纯粹的人，具有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力量，比如说王胜利、骆正、老校长……他们同样经历了革命的潮涨潮消，最初，好像是革命的浪潮抓住了他们：因为与旧世界的血海深仇，或因为对新世界的进步追寻，个人的命运与革命的大势一拍即合，并由此开始将生命投入到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事业中，“解放”之于他们，远不是1949年那个胜利的时间点，而是任何时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王胜利穿上军装是战士，脱下军装是公 社群众的带头人;骆正在解放后坚持查找和举报造成“凤凰岛血案”的叛徒，他与宋乾坤们的漫长对峙最强烈地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背叛”;老校长从拿到一册骆正留下的《共产党宣言》起便终身信仰，并将理想信念化为对凤凰岛土地和孩子们的守护……而当时势逆转，革命不再之后，这些“失势的人”，却依旧要以历九死而未悔的执著，来对抗资本化的滚滚潮流，这些人物的“斗争精神”“不像是来自新时期，而像是来自‘前三十年’”(朱亚芳：《三人谈：为人民赋形，为时代作证——《黑&白》的主题分析》)，只不过，他们在“前三十年”是英雄，在后革命时代则是悲剧英雄。

　　与这一系列人物形成参差对应的，一类是像武伯仲、杜威父子、巴光明、巴东父子那样的人，他们也是大有执著的，那就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大潮摧枯拉朽时，他们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蛰伏起来，而当个人主义撕开时代的裂口，他们就将所有的精明、心机、计谋……投入到无限的自我利益的扩张中去。他们顺势而为，不断膨胀，“杜威身上体现了一种发挥到极致的个人主义或欲望主义美学”(刘继明：《时间的证词——<黑&白>及其他》)，而武伯仲最后以自杀来保全儿子的方式，也恰好体现了其维护个人利益的坚如磐石的决心。甚至他超常的性能力、私生子绵绵不绝的情节设计，也寓意着个人主义难以根除的强大生命力。

　　但是这些民间的资产者，在中国的语境中，如果没有承接自上而下的“势”，是不可能张扬到这种程度的。这就要涉及另一类像宋乾坤、洪太行、路胜平……为代表的“左而右”的人物。他们有的是老干部、老革命，有的是革命者的后代，还有的是战斗英雄……他们都有过光荣的革命履历，包括洪太行在北大荒兵团八年、为执行任务冻伤了双腿而瘫痪。这些人在革命年代可能是积极分子、或者表现得像积极分子，但这些终究只是他们积累的象征资本，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变现为自己的实际利益。当他们主导了改革的方向时，中国社会一路向右的趋势就不可避免。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一种趋势同样会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后革命时代远离革命，它也构成了像王晟、栗红、顾筝、顾小乐、田青青、宗小小……这些人物主要的成长环境，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多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但却在自己的人生的不同阶段，遭逢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其中以王晟、顾筝最为典型。王晟的“左”边有王胜利的教育、骆正的影响、田芳和老校长的感召，“右”边则是郎永良的指导、杜威的拉拢、以及身边形形色色的庸人的环绕，直至选择网上发布揭露武伯仲等人黑幕的举报信，并被打击报复入狱，王晟才逐渐意识自己到底要跟谁站在一起;顾筝刚开始是个带有“文青”气质的敏感女性，对于现实世界的肮脏常常采取的是避之不及的方式，直至她选择与腐败的法律圈决裂，为王晟辩护、为小舅顾小乐抵制工厂并购辩护，才开始了与黑暗势力的勇敢较量和搏斗。这些人物“右而左”的转变轨迹，带着主体艰难探索的色彩，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路。至于更年轻的青青、小小，他们在自己的大学时代，已经在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并与现实中的工农问题发生着联系。

　　《黑&白》这个系列的人物创造，具有多重意义。比如它与上世纪社会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艺中“新人”形象的关联，那种要挣脱和超越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全新的人，虽然到小说结尾也还是“未完成的”，但是与主流文坛提供的人物形象相比，已经是属于“别一世界”的“新的萌芽”。

　　它也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接班人”的问题。小说第一部王晟出生的那一节，被冠以“接班人”的标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生、成长的人，都应该被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然而社会的变迁分化、异化了他们。那些“左而右”的人物使得这个语词变得特别具有反讽性，而这些“右而左”的人物，虽然他们离产生了王胜利、骆正那样真正的战士和革命者的时代已经很远，但也在后革命时代接续上了父辈的精神血脉。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系列的人物创造，表现了这个社会“势”与“能”的此消彼长。在王晟、顾筝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期，可能只会出现“左而右”的人，不会出现“右而左”的人，而到了青青、小小上大学的新世纪，情形就已迥然不同。资本的快速扩张，制造出了最大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黑&白》中的国企工人和打工者已经开始抗争，虽然自发的反抗离走向自觉还有漫长的距离，但是，“革命”并不是想告别就告别得了的，这也构成了后革命时代被压至幕后，却仍然不时出现于前台的现实情势。因此，小说到了后半部分，已经从“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追问过渡到了另一个问题：“继续革命是否可能?”

　　无产阶级的事业能否重新出发?《黑&白》中的王晟、顾筝、小小和青青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的路也还有漫长的距离;知识分子如何与民众相结合?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左翼文化名人宗达身上所暗含的融入民众的难题，也还会重新出现。然而历史不会以完全相同的面貌出现第二次，因为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会能动地投入到新趋势的生长、流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