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黑与白》第一部卷三第三章（上）

第一部 卷三　　
第三章

　　1. 父亲去世

　　王晟在接到父亲王胜利病危电报的第二天，就向学校请了假，放下尚未完成的毕业论文，匆匆忙忙踏上了回邳镇的旅程……

　　王胜利得的是肝癌，确诊时已经是晚期，在镇上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坚持要求搬回了江边的那幢小屋里。起先，镇老干办安排一个年轻人照顾他，可时间一长，年轻人终究缺少耐心，他的军人脾气一发作，把年轻人赶走了。后来，还是他当砖瓦厂厂长时的老部下周木生照顾了他一段时间。

　　周木生是一个身体精壮的红脸汉子，曾经当过邳镇砖瓦厂的供销科长，因向厂长王胜利反映副厂长巴光明拿回扣的问题，反遭巴光明诬陷贪污了500块砖，并因此被撤掉科长，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后来王胜利给周木生平反，让他当了保卫科长。王胜利从砖瓦厂厂长位置上退休后，巴光明当了厂长，周木生再次被免去了科长职务。从那以后，他索性从砖瓦厂辞职，带着一帮下岗工人，多次到镇政府和市政府上访举报巴光明，很多人把他看成是老厂长王胜利的“铁杆”之一，巴光明更是把周木生视为眼中钉，几次指使人搞他，为了躲避报复，周木生曾跑到楚州郊区的女儿家躲了两年，直到巴光明被免去砖瓦厂厂长后，才回到邳镇。王胜利病倒后，周木生就搬过来照顾他了，用他的话说，“老厂长对我有恩，我这是报恩呢!”

　　江滩上，王胜利亲手搭建的那座房子经不住风吹雨淋，早已变得破败不堪，两边的山墙倾斜得很厉害，用几根树杆支撑着，屋顶上的瓦被风吹落了不少，露出朽烂的椽子。屋后头的杉树林比几年前又长高了一截，夏天遮阳，冬天御寒，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

　　其时，王胜利身体已经很虚弱，不能走路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从镇医院回到江边小屋后第二天下午，就让周木生用鸡公车推着去砖瓦厂看看。

　　砖瓦厂最鼎盛的时期，曾经有过上千辆鸡公车，往返于江滩取土工地和脱坯车间，场面浩浩荡荡，十分壮观。巴光明接任砖瓦厂厂长后，用板车替代了鸡公车，这辆鸡公车还是王胜利从江滩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建房取土和垦荒种地，全靠了它。

　　周木生用这辆破旧的鸡公车推着王胜利，来到了砖瓦厂。他们看到的与其说是砖瓦厂，还不如说是砖瓦厂的废墟。几年前，砖瓦厂就已经到了濒临倒闭的境地，厂里连续两年开不出工资，工人们怨声载道，上门追债的客户堵在厂门口，连厂长巴光明也不敢露面，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此前，老厂长王胜利和周木生已经把巴光明告到了市里和省里，但一直没有回音。忍无可忍的工人们在王胜利和周木生的带领下，围住了镇政府大院，整整三天，才等到上面的答复。巴光明被免去了砖瓦厂厂长的职务，由上级部门立案调查，拖欠的工人工资也补发了。对王胜利来说，这是他盼望已久的胜利。可他高兴不起来。巴光明被立案调查后不了了之，毫发未损。听人说，他在楚州城和省城都买了房子，为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巴东上大学，花的钱更是不计其数。他家倒是先富起来了，可砖瓦厂却彻底垮了。由于严重亏损，砖瓦厂已正式宣布破产。作为老厂长，王胜利怎么也不明白，曾经那么红火的砖瓦厂，在巴光明承包后短短几年工夫，就被折腾了个精光。想到自己花巨资亲手采购的那套进口制砖设备变成了一堆废铁，他心痛不已，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就是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的……

　　周木生推着王胜利在砖瓦厂的废墟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着空荡荡的厂房、瓦砾遍地的工地，厂区中央那根孤零零的烟囱，王胜利想起创业之初砖瓦厂人欢马叫、热火朝天的场景，想起上任时自己立下的宏愿，不禁悲从中来，嚎啕大哭。周木生有些不知所措。从那天起，王胜利的身体开始急剧恶化，没过多久，便卧床不起了……

　　王晟几经辗转，回到邳镇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当他看见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的父亲时，一种从未有过的难过袭上心头，哽咽着叫了一声：“爸!”

　　王晟接连叫了几声，都没有反应。此时，王胜利的神志已经模糊不清，正处于昏睡状态。

　　“过年回家时，我爸都还好好的，不到半年怎么就病成这样了呢?”王晟问周木生，“周叔，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唉，老厂长怕耽误你的学习，一直不让告诉你。”周木生有些无奈地说。“这两天，我瞅着老厂长实在不行了，才瞒着他给你发了病危电报……”

　　王晟望着那张形销骨立，变得有些陌生的面孔，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不禁悲从中来。

　　“老厂长，你儿子回来啦，”周木生不停地叫着，“你醒醒吧，老厂长!”

　　或许是王晟手上的温暖传到了身上，也或许是被周木生的叫声唤醒，王胜利渐渐睁开了眼睛，当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儿子时，枯瘦蜡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王晟(成)……你回来啦?”

　　王晟觉得父亲的手指蠕动了一下，颤巍巍地举起来，嘴里吐出几个含糊的音节：“箱……子……”

　　王晟没听清楚，旁边的周木生提醒道，“你爸说的是‘箱子’……”他见王晟似懂非懂，又解释道，“你爸从镇上医院回来后，不知从哪儿找出个小箱子，像宝贝一样抱在胸前，昨天我给他收拾起来了……”说着，从床底下摸索了一会儿，搬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箱。

　　王晟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有父亲当年的军功章，其中一枚解放勋章是他在解放省会大江市的战斗中受伤后，中央军委颁发的。除此之外，箱子里还有一支弹壳制作的手枪，几张破损的旧报纸，以及旧书信。这些东西是那么眼熟，一下子唤起了王晟消失已久的记忆，小时候父亲给他讲故事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信……信……”王胜利嘴里又发出两个不连贯的音节。

　　王晟听明白了，从箱子里拿起一个旧信封递给父亲。

　　“骆……正……”王胜利念叨着，目不转睛地望着王晟，那神情似乎在嘱托什么。

　　骆正。王晟从小就熟悉这个名字，那是父亲的战友，曾经跟他一起将五星红旗插上大江市海关大楼，箱子里的那张旧《大江日报》上面，还有骆正写的文章，“当年，我跟你骆正叔叔一起……”父亲每次跟他讲起那段往事，都是这样开头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王晟似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爸，你是要我拿着这封信去找……骆正叔叔么?”

　　听到儿子这句话，王胜利浑浊的眼睛一亮，那只举起来的手软绵无力地垂了下去，脸上浮现出一缕欣慰的笑容……

　　第二天，王胜利就去世了。

　　下葬前一天，江滩上来了很多人，都是以前砖瓦厂的工人，他们无论年纪大小，都按照邳谷山一带的习俗在王胜利遗像前磕头烧纸，有的像失去了亲人那样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倾诉：

　　“老厂长，你当厂长时操碎了心，现在砖瓦厂被毁掉了，坏人逍遥法外，苍天不公啊啊……”

　　“老厂长，你一生为咱工人谋福利，跟贪官斗争，不计个人名利，现在你走了，我给你磕三个头吧!”

　　“老厂长，你曾经立志要让老百姓住上砖瓦房，可现在，工厂没了，你也不在了，以后怎么办?”

　　“老英雄，一路走好!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

　　哭诉声、唏嘘声响成一片。

　　王胜利是在第二天早晨下葬的。王晟把父亲安葬在母亲旁边，这是父亲的遗愿。小时候，每年除夕和清明节，父亲领着他来给母亲扫墓，一边烧香，一边咕哝：“我死后，你就把我埋在你娘身边吧。活着时没有好好陪伴她，死后可不能再分开喽……”

　　天气有点阴晦，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大江东去，不舍昼夜。江滩比以前更荒芜了，到处是荆棘遍地，芦苇丛生。这些年，父亲一直在江滩上种树开荒，可始终没开出一块像样的地，每年总是不等长出庄稼，就被夏天到来的洪水淹没了。王晟不止一次嘲笑过父亲的徒劳无功。可现在，望着这片荒芜空旷的原野，王晟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那个不断把石头推上山的大力神西绪弗斯，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课本上的课文《愚公移山》……

　　也许，父亲的意义正在这种貌似徒劳的努力当中，包括他这些年不停地举报巴光明，或许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王晟想。他凝望着父母的坟冢，眼前有些模糊。一种失去双亲后痛彻心扉的悲伤和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像水一样在他全身上下浸透开来。他想起孩提时代跟父亲相处时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他崇拜父亲，父亲也为他骄傲，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未来。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精神上和父亲渐行渐远，彼此越来越隔膜，变得像陌生人似的。他一直觉得，父亲从未理解过自己，就像他也无法理解父亲一样，仿佛生活在两个隔绝的世界，为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他这些年甚至很少回家。他一直以为这是人们常说的“青春期叛逆”和“成长的烦恼”，并感到心安理得;但此刻，当父亲永远离去，意味着他彻底成了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他再也没有亲人了。母亲去世时他还小，而现在，长大成人的王晟感到了死亡的残酷。他想拒绝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做不到。他宁愿相信父亲没有完全离开，父亲的生命通过另一种方式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比如那枚勋章，那个旧信封，还有那个从未谋面的骆正叔叔……

　　2. 寻找骆正

　　王晟办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学校，就去寻访骆正。

　　王晟只是从父亲留下的那个旧信封知道，骆正在东江日报社工作，但具体在哪个部门，担任什么职务，他一无所知。

　　动身之前，王晟先给东江日报社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总机，接线员是个女的，普通话讲得挺标准，听声音很年轻，态度还不错，问王晟：“请问你找哪个部门?”

　　王晟说：“我找个人，他叫骆正，不晓得他在哪个部门……”

　　但话未说完，对方就打断了他，“报社一千多号人，我晓得谁是骆正，你不晓得他是哪个部门，我咋给你转机呢?”

　　王晟说：“那……就请你转总编室吧!”他想当然地认为，总编室认识的人多，应该知道骆正在哪个部门。

　　总编室很快接通了，这回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听王晟说找“骆正”，立刻说：“对不起，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这个人。”说着就要挂电话。

　　王晟赶紧说：“这个人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您能帮忙问一下他在哪个部门吗?”

　　对方原本有点不耐烦，但听到王晟的口气十分诚恳，犹豫了一下，说声“你稍等”，搁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对方又拿起了电话。“我问了下同事，是有这么个人，是个老同志，以前在农村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还担任过农村版的主编，后来进了监狱，前几年才刑满释放……”对方吞吞吐吐地说，“不过，他出狱后在哪个部门就不清楚了，你最好去问问政治部……”

　　王晟又拨通了总机，让女接线员转政治部。接电话的也是个女的，听声音比接线员的年纪大，一听王晟要找“骆正”，马上警惕地问：“你是哪儿的，是他什么人?”王晟只好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口气这才和缓下来，但还是有些冷淡。“骆正早就退休了。”对方说完，又补充道，“哦，不，确切说，是离休。他是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王晟问。

　　“你找老干办问问吧，离退休人员归他们管。”对方说完，哐地一声撂下了电话。

　　王晟只好又拨通东江日报社的总机，打通了老干办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老同志，大江本地口音，嗓门有点沙哑，听说找“骆正”，同样警惕地问王晟是哪里人，跟骆正是什么关系等等，跟警察查户口似的。等弄清王晟身份之后，对方才告诉他，骆正几年前就办了离休手续，目前住在东江日报社印刷厂的宿舍。王晟还想问具体的楼栋，对方已经把电话撂下了。

　　东江日报社以前在胭脂路办公，后来，省政府在南湖边上给报社特批了一块地，盖了新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后，报社就搬迁到南湖边，把胭脂路的旧办公楼和宿舍让给了印刷厂，报社的大部分职工都搬进了南湖边的新宿舍，但还有一部分老职工住在胭脂路。

　　胭脂路靠近江边，街道很窄，两边的建筑物灰暗陈旧，仿佛老电影的布景，散发出一股颓败的气息。梧桐树高大粗壮，尤其是夏天，茂密的树叶浓阴夹道，遮天蔽日，十分阴凉，附近有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对面是东江省京剧院，王晟刚考上东大研究生时，曾跟着导师郎永良教授参加省文化厅组织的一次观剧活动，来京剧院看过新编京剧《升官记》，回去后写过一篇短评，发表在《东江日报》上。

　　东江日报印刷厂就坐落在京剧院旁边的一条小街巷里。

　　王晟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后，沿着那条小街巷走了不到一百米，就看见了“东江日报印刷厂”的招牌。门口停了一辆带帆篷的大货车，几个工人正在从车上往下卸货。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站在传达室门口，像监视一样盯着那几个工人，见王晟往大门里走来，转过脸叫住了他：“你找谁?”

　　“我找……骆正。”

　　“找骆……正?”鸭舌帽老头警惕地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你是他啥人，找他干啥?”

　　这样的问话，王晟已经在电话里听过好几次了，于是，他把在电话里回答过的那几句话，又像背书那样复述了一遍，鸭舌帽老头似乎还不放心，又让王晟掏出学生证给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显得很不情愿地告诉他，“老骆住印刷厂后面的那栋楼。不过，他白天很少在家……”

　　王晟听得出来，鸭舌帽老头的态度比刚才和善了许多，于是就问：“您晓得他去哪儿啦?”

　　“你往旁边站一点儿，小心被撞喽。”鸭舌帽老头见大门里面又开出一辆大卡车，像交通警那样对王晟做了个避让的手势，嘟哝道，“除了书店，他能去哪儿?”

　　“书店?”

　　“嗯呐，老骆开了家旧书店，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儿，有时半夜才回来……”鸭舌帽老头再一次仔细打量着王晟，“小伙子，你还是别在这儿等了，去书店找他吧!”

　　王晟点点头：“好吧!您晓得书店在哪儿么?”

　　鸭舌帽老头想了一下说：“你顺着来的路往回走到胭脂路上，过了教堂往右拐，穿过一座天桥，再走一百米左右就到了……”

　　“书店叫啥名字?”王晟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

　　鸭舌帽老头说：“啥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条街上只有一家旧书店，你不用担心认错咯!”

　　王晟道了声谢，便从印刷厂门口离开了。但刚走几步，又被鸭舌帽老头叫住了。“小伙子，你和老骆在一起可得留点儿神……”

　　王晟停下来，疑惑地问：“为啥?”

　　鸭舌帽老头右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门说：“老骆这儿有毛病，经常胡言乱语，他的话不能当真……”

　　王晟还想细问，但鸭舌帽老头已经转过身，走回了传达室。

　　按照鸭舌帽老头告诉的路线，王晟用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便找到了那座天桥。天桥旁边是东江师范学院的南大门，师范学院两旁的马路边，是一幢幢低矮的老式木板房屋，有杂货店、服装店、五金店、小餐馆、旅社，顾客和行人川流不息，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气息。

　　就在这排板屋中间，一块写着四个苍劲古朴的繁体字“民众书店”的匾额，映入了王晟的眼帘。

　　3. 民众书店

　　书店的门框很低，王晟走进去时，差点儿碰到头，是那种老式的木质门框，颜色黑里透黄，仿佛经过烟熏火燎和岁月的炙烤，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息。

　　书店内有点暗，过了片刻，王晟才适应里面的光线。三面靠墙排列的书架上，摆满了图书，图书的颜色跟整个店面一样，陈旧泛黄，有的已经破损不堪，残缺不全。

　　旧书店里只有三个顾客：一个穿灰布中山装，胳膊上戴袖套，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的老人，一位穿蓝布、工人模样的中年人，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都在埋头看书，谁也没有注意到王晟。他走近书架，抽出一本1980年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封面已经脱落了，是用胶布粘的。扉页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红星中学高一年级：杨长军。1980年9月”。王晟盯着“1980”几个数字上。真巧，这一年我也正在上高一呢!目录上的那些课文十分眼熟，《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白杨礼赞》、《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的十月》、《劝学篇》、《陈涉世家》、《雷雨》(节选)、《竞选州长》……看到这些篇目，王晟心里浮起一股亲切的感情。他信手翻到《挥手之间》这篇课文，一段文字映入眼帘：“人群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涌了过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像是安慰，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齐挥手，像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多么熟悉的课文!王晟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

　　这当儿，有人轻轻“嘘”了一声，对他提醒道：“小声点儿，莫影响别人看书!”

　　王晟转过脸，见是那个胳膊上戴袖套的老人。“年轻人，你想要什么书?我帮你找找……”老人走过来，面带微笑地说。

　　“我不买书，我是来找人的……”王晟摇了摇头，把旧课本放回书架。

　　“找人?”老人哦了一声，“你找谁呢?”

　　王晟迟疑地打量着老人，约莫六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一张方方正正的脸庞，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字脸”，额头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目光硬朗，透露出一股不被岁月磨损的锋芒。王晟觉得，这双眼睛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找……骆正叔叔。”他说。

　　老人听了，眼睛倏然一亮，“你是……”

　　王晟说：“我爸叫王胜利。”

　　“王胜利……”老人念叨着这几个字，嘴唇微微哆嗦着，握住了王晟的手，“你是王胜利……王连长的儿子?”

　　“您是……骆叔叔?”

　　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的声音太大，惊动了书店里那个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和那个少年，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朝他们张望。

　　骆正抱歉地对他们笑了笑，说：“对不起，老战友的儿子看我来了，今天书店提前关门……”

　　等两位读者离开书店后，骆正关上大门，取下胳膊上的袖套，“跟我来吧!”说着，他像对待孩子那样牵着王晟的手，从书店后面的楼梯登上了阁楼。

　　阁楼的面积不大，除了临街有一扇窗户外，屋顶上还有一扇天窗，阳光从天窗直射进来，使阁楼里比一楼亮堂了许多。阁楼中央有一张长方形桌子和几条方凳及一套简易沙发，看上去像一间会议室或者客厅。引人瞩目的是，阁楼四壁贴满了年画和宣传画，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剧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都是王晟小时候见过的，尤其是毛主席像，跟王晟小时候家里挂的那幅一模一样。刹那间，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之感……

　　骆正见王晟在观赏那些画，说：“跟楼下那些旧书一样，都是从废品站收购来的。”

　　“这些画儿，以前我家里也挂过，”王晟说，“每年过春节，爸爸都带着我去镇上的书店买年画……”

　　“坐吧，这儿安静，我们好好聊聊，”骆正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来，“跟我讲讲，你爸他还好吗?”

　　王晟低下头说：“我爸……过世了。”

　　骆正听了，半晌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前些年我收到过你爸的信，后来给他回过一封信，也不知他收到了没有……”

　　王晟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旧信封，说：“是这封信么?”

　　骆正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看了看，“对对，是这封信，那会儿，我刚出狱，回到报社不久，你爸爸寄了一封举报信给我……”

　　“骆叔叔，还有这旧报纸、这个勋章……”王晟又拿出那张皱巴巴的旧报纸和那枚解放勋章，“我爸一直保存着。”

　　骆正捧着旧报纸，激动地说：“看见这张报纸，我就想起了解放大江时，我和你爸爸一起将五星红旗插上海关大楼的情景。你爸是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打起仗来像一头猛虎，他的外号就叫‘老虎’呢!一晃，都过去快四十年了!还有这枚解放勋章，我也有一枚，跟这枚一模一样……”他双手颤抖地抚摸着勋章，眼睛有点儿湿润了。“孩子，你叫啥名字来着，王晟(成)?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个志愿军英雄。我记得，你爸那时候做梦都想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他给你取这个名字，意义深远啊!”

　　过了好一会儿，骆正的情绪才平静下来。“孩子，我跟你爸爸是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不在了，我见到你就像见到他一样啊!”他声音低沉地说，“告诉我，孩子，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找到我的?这些年，报社那些人可不愿意我跟人接触，有人找我，他们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支开……”

　　王晟从他一连串的疑问里感到一丝无奈和苦涩，就说：“我在东江大学读研究生……”

　　“你在东大读书，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骆正略带责备地说。

　　“我是想早点来看您的，可是……”王晟支吾着，一时却找不出合适的托词，“我给报社打了好几个电话，好不容易才问到您的下落……”

　　“你能找到我，已经很不错了。”骆正哈哈笑道，“这几年，不少人去报社找我，都直接被挡回去了……”

　　王晟不解地问：“为什么?”

　　但骆正没有回答。

　　“您刚才说，您刚出狱不久……”王晟话刚出口，便觉得自己太唐突，不禁有点后悔起来。

　　果然，骆正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阴影，他看了一下手表，王顾左右道：“哦哦，都快六点了，就在我这儿吃晚饭吧。”

　　王晟赶紧站起身说：“不麻烦您了……”

　　“谈不上麻烦，楼下有厨房，平时我不想回印刷厂宿舍，就在书店下碗面条吃……”

　　王晟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书店就您一个人?”

　　“雇了一个店员，他这两天有事请假……”骆正说着站起身来，往楼下走去，由于个子高，楼顶太低，他的头几乎触到了房顶，不得不弓着背，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

　　阁楼上只剩下了王晟一个人，他再次环顾着屋子，注意到靠窗放着一张书桌，上面整齐地堆放着一排书，走近一看，那是一套白封皮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读》，一共二十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由于出版时间太久，书的颜色有些泛黄，书脊上被老鼠啃得露出了里面的装订线。跟这套旧书摆在一起的还有一套八卷本的《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1至5卷……

　　王晟把目光收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一本1978年出版的《名人传记》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我和宗达、宋乾坤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他的兴趣，文章署名“安娜·路易”——

　　1931年9月，我和宗达在莫斯科结婚。其时，宗达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联络人，我在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我以宗达秘书的身份，跟随他回到了中国上海，一直协助宗达负责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后，我和宗达秘密转移，绕道香港、日本，再次到了莫斯科。1936年，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我们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到了延安。不久，宗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江局主要负责人，我便陪同他一起离开延安，到了东江省省会大江市。

　　1938年，我担任了宗达的机要秘书，宋乾坤是中共中央东江局的警卫参谋，宋直接负责宗达的警卫工作。宗达每天下午工作累了以后，喜欢出去散步，有时我陪他，有时他一个人。出事的那天下午，我去“八办”送一份情报没有赶回来，宗达一个人去散步。他每次散步时走的都是那条从枫园到枇杷山的小路，在东江局，只有我、宋乾坤和宗达的贴身警卫知道这个秘密。按照规定，首长无论私事公事外出，警卫人员必须贴身保卫，但那天下午，两名警卫却没有跟着宗达，他们被警卫处临时安排去机场接一位从延安来的首长了，给他们下达命令的正是宋乾坤。

　　后来，宋乾坤在接受调查时说，那两天首长频繁外出，警卫人员实在安排不过来，才临时抽调了宗达的两名警卫人员。“宗达出去散步，每天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从来没出过什么事情，我就大意了……”这是宋乾坤接受调查时讲的原话。后来，组织上只给了他一个“失职渎职”的严重警告处分，没有再追究别的责任。但宋乾坤仅以“粗心大意”解释自己的行为，明显说不过去。如果只是粗心，为什么刚巧在那天下午，宗达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呢?特务们对宗达的散步时间、路线为何了解得如此清楚?而且选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据宗达的两名警卫员反映，在一次陪同宗达去田汉剧院时，宋乾坤曾经和国民党军统少将处长白寿和单独接触过。而负责对宗达实施“绑架行动”的正是白寿和。有人怀疑宋乾坤向军统透露了宗达的散步时间和路线，并临时调开警卫，才让特务成功绑走了宗达。对于这种怀疑，宋乾坤也一直予以否认，由于缺少证据，再加上不久宗达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我的自白书》，公开承认自己“因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主动投奔了国民党阵营，对宋乾坤的怀疑也就不了了之……

　　1940年，我和宋乾坤在延安正式结婚。在此之前，我已经登报与宗达终止了夫妻关系，作为宗达的前妻和下属，我和宋乾坤在经受严格的组织调查之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都相信对方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感情和家庭生活上也获得了彼此的信任。从宋乾坤不计较我怀上宗达的孩子这一点，我相信他是爱我的;当然，他同样也赢得了我的爱情，我们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解放战争期间，宋乾坤曾担任东江省委城工部长，在大江市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担任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宋乾坤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和资格，这个职务太低了，有些郁郁不得志，经常在家里发牢骚，说东江省委是“红区派”压制“白区派”。所谓“红区派”是指解放区出来的干部，“白区派”是指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的干部。他甚至把自己未获“重用”的原因，归咎于我这个“大叛徒”宗达的妻子，对我和儿子宋喆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有一次甚至动手打了宋喆。尽管后来宋乾坤向我道了歉，但我心里却蒙上了一道阴影……

　　凭心而论，宋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他参加革命早，而且有文化，业余时间爱好摄影和写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宋的长篇小说《大江壮歌》出版后，他在出版社自购几百书，让我照着一份名单寄了出去，中央和东江省委的领导几乎人手一册《大江壮歌》，宋一下子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据说中央领导同志都注意到了他，亲切地称他“才子”。

　　不久，宋乾坤通过在中央工作的表姐韩英和表姐夫洪虎将军的关系，调任中央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副局长，我也调到了《人民中国》杂志社任英文编辑。青干局是中组部专门负责选拔青年干部的部门，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地方干部突然当上中央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宋乾坤的地位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那种消极灰暗的情绪一扫而光，我们的夫妻关系，包括他对待宋喆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那段时间，宋乾坤格外踌躇满志，有一次他在家里喝多了酒，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马上就要升任局长了，“我的目标是在四十岁以前进入中央委员会，五十岁前……”那一年，宋乾坤刚刚三十五岁。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了一个男人的勃勃雄心或野心。这种雄心和野心，我以前也曾从宗达身上见到过。

　　1953年，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一大批暗藏的敌特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镇压。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肃反”开始不久，宋乾坤突然被停职审查。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何被审查，向有关部门打听，只听说跟“肃反”有关。

　　三个多月后，宋乾坤突然回来了。几个月不见，他整个儿瘦了一圈，胡子都有半尺长了，我差点儿没认出来。“宋，你为什么被审查?还是因为宗达么?……”我迫不及待地问。“不，”宋乾坤摇了摇头，脸色阴郁地说，“有人向中央举报，说我在担任东江省委城工部长时叛变投敌，出卖过党的重要机密……”

　　解放前，宋乾坤在大江市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过，后来还是组织上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才营救他出狱的。但对于“叛变”，我却闻所未闻，是真有其事，还是被人诬陷呢?

　　“叛变……谁举报的?”

　　“我以前搞地下工作时的下属，当过我的联络员。”宋乾坤苦笑道，“解放后，他一直在举报我，这次肃反，他又举报到了中央……所谓举报纯属构陷。我早已向省委和中央汇报过我在大江从事地下工作的全部经过，幸亏中央明察秋毫，否则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本来就戴着一顶“大叛徒”宗达前妻的帽子，如果宋乾坤真的也成了“叛徒”，我岂不是嫁了两个叛徒?

　　我为宋乾坤庆幸，也为自己感到庆幸。

　　宋乾坤虽然被洗清了叛徒的指控，但他提升局长的机会却成了泡影。对宋乾坤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他变得萎靡不振，心灰意冷，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在东江工作的日子。好在他还年轻，在中组部这段日子，又积累了不少新的人脉。没过多久，新的机会到来了。宋乾坤被重新调回到东江工作，虽然是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但他这次担任的职务是东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尽管只有正副之别，却提升了一大步，身份和地位都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

　　我原以为，经过这一番波折，我和宋乾坤的婚姻会消除芥蒂，重归于好，可谁知，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加速了我们的分手……

　　文章到这儿戛然而止。后面有一段“编后记”：

　　“安娜·路易，1914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毕业于利兹大学，大学期间受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影响，结识在英国留学的宗达并相爱，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战期间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共，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东江局机要秘书、《人民中国》杂志社英文编辑、东江省广播事业局外语顾问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东江大学教职工革命造反组织“铁流兵团”勤务员，不久以外国间谍罪入狱，1977年被平反出狱后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定居。安娜·路易是一位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大半生。著有长篇自传《我见证了中国革命》，本文节选自该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划着各种横线和奇形怪状的符号，不少空白处还写满了批注，显然，骆正把这篇文章看过不止一二遍……

　　王晟注视着那些符号和批注，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这时，骆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回到了阁楼。王晟一边吃面条，一边想着那些疑问。终于，他忍不住问道：“骆叔叔，您认识宋乾坤和安娜·路易么?”

　　骆正刚吃完面条。他把最后一点面汤喝下肚，放下碗，用手背揩了一下嘴巴。“岂止是认识?宋乾坤还是我的老上级呢……”他脸上掠过一丝古怪的笑意，神情异样地看着王晟，“孩子，你刚才不是问我‘出狱’是怎么回事吗?现在，我给你从头讲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