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秋影转金波——辛弃疾与投降派的斗争

　　今天是中秋节，祝刷到此推文的同志们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说到中秋节的诗词，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哪句呢?笔者最先想到的除了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便就是辛弃疾的这首词：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接下来我们聊聊辛弃疾与投降派之间的斗争。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山东济南人，字幼安，号稼轩。他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文学家，而且是南宋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1125年，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在灭掉契丹贵族建立的辽王朝后，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中原地区，掳去北宋王朝的微钦二帝，北宋灭亡。宋朝宗室康王赵构逃到江南杭州，建立了南宋偏安政权。但金王朝继续南侵，严重威胁着南宋王朝的统治。在此情况下，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继北宋以来，仍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试金石。

　　辛弃疾继承了北宋杰出政治家王安石变法的优良传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他二十二岁就参加抗金起义，当了耿京领导的二十五万农民义军的掌书记，为耿京决策谋划，两次生擒叛徒，与金侵扰军冲杀搏斗。“壮岁旌旗拥万夫”，正是形容他当年抗金的英雄壮举。辛弃疾二十三岁南归，历任滁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东、镇江等地的地方官，大力改革军事政治，采取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力主抗战，与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投降卖国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

　　当时，面对女真贵族的侵扰，统治阶级内部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以赵构、秦桧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投降派，继承了北宋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路线，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为了偏安江左，不惜向敌人输纳岁币，甚至厚着脸皮向女真贵族称臣称侄。秦松鼓吹“要以诚待敌”，说什么“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理学家朱熹极力鼓吹“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坚持卖国主义，反对抗击女真贵族，收复失地。这些投降主义者造出种种谬论邪说，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解。正如鲁迅先生斥责的那样，他们“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他们攻击抗战是“为国生事”、“孤注一掷”，是陷国家、君王于不利之地;而积极宣扬“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要人们安天守命。

　　辛弃疾深刻批判了这种投降论调。他说：抗战、收复失地是“为社稷、为生民”的大事，绝不是任何一个皇帝或宰相的私事。皇帝和宰相更不应为自己的私利而逃避这一斗争。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中国)”。

　　辛弃疾以唯物主义观点，对战争性质、民心向背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为了揭露敌人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打击投降派的失败主义论调，鼓舞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他指出貌似强大的敌人有“三不足虑”。他认为“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分”。女真贵族进行的侵扰战争是非正义的，同时，在其占领区又实行着残酷的种族压迫政策，致使境内矛盾重重，日趋激化。人民纷纷聚起反抗。正如辛巳之变后的情况那样，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又反于燕。所以敌人并不能完全控制其占领区。这是一不足虑。“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金政府机构庞杂，官吏凶横，从占领区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人民不堪忍受其搜刮，常常起而反抗，反抗“则不可得而反丧其资”。这是二不足虑。“其为兵，名之曰多，又难调而易溃。”其在中原征发的汉军，“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槌剥之酷”， 怨愤所积，打起仗来，当然要反戈相向;从塞外征发的契丹各族壮丁，女真贵族也是用各种残酷手段加以驱遣，强使从役，结果，未到前线便都中途逃窜了。所以其军队数量虽多，却有不少溃散因素。这是三不足虑。至于在其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将相则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兄弟则嫡庶交争而不相下。”辛弃疾对敌人存在的矛盾及其给敌人带来的严重恶果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他从敌人之地广，而看到其地易分;从敌人之财多，而看到其难恃;从敌人之兵多，而看到其难调而易溃之所在;从敌人的表面强大而看到敌人的虚弱本质。总之，在南宋投降派心目中的女真贵族的长处，在辛弃疾看来又正是它的短处。这种分析，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女真贵族发动非正义的侵扰战争引起的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伟大导师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既然民心叛虏，那么，敌人“欲不亡何待?”只要充分利用这种“离合之衅”，敌人就一定能被打败。辛弃疾从战争性质、民心向背的分析中，得出了与投降派完全相反的结论——抗战必胜。当时，在“抗战必亡”的论调充斥舆论的情况下，辛弃疾的这番议论，不禁使人们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辛弃疾继承了古代“以战去战”的思想，坚决主张“兴义兵以诛强暴”，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武力驱逐女真贵族。他主张主动地“出兵以攻人”，反对被动地“坐而待人以攻”;主张积极地“战人之地”，反对消极地“退而自战其地”。为什么必须主动地积极地进攻敌人，而不能被动消极地等待敌人的进攻?因为南宋已经把广大中原沦于敌手，抗战不仅要遏止敌人南进，而且要进而收复失地，否则便不能实现封建国家的统一。他进一步具体规划收复中原，主动进攻敌人的途径，须先从“其形易、其势重”的山东开始。他认为山东群众条件好，民气劲勇，而敌人军事力量较弱，又靠近燕京，容易得手。辛弃疾这种“以战去战”，用武力驱逐侵略者的信念至死也不曾动摇。据说他在临死时还是大呼“杀贼!杀贼!”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积极备战，反对“和戎偃武”

　　怎样贯彻抗战的政治路线?是积极备战，还是“和戎偃武”?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奉行卖国投降路线，在战备问题上必然是“和戎偃武”，取消战备。他们公开表示“欲终世而讳兵”。辛弃疾则认为，为了以武力收复失地，统一封建国家，就必须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充分准备。他尖锐指出：“凡今日之弊, 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这是对“和戎偃武”路线一针见血的批判。

　　在战备的问题上，辛弃疾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主张。他认为，必须首先做好打仗的精神准备。为此，他主张应迁都金陵(今南京)，停止对金纳币，以对内“作三军之气”，对外“破敌人之心”，在思想和精神上造成一种反攻图进的气势，“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之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战备不外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上的战备更为重要。只有有了打的精神准备，才能进而做好打的物质准备。

　　在物质准备方面，辛弃疾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

　　奖励耕战，实行“屯田”，主张兵民结合。1141年的宋金“和约”中规定，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可是南宋朝廷并不严守淮水。因此，淮南地区经常受到金人的踩躏与践踏，致使这里的人民逃亡外地，农田荒芜。辛弃疾则强调说明淮南的战略地位，认为“自古南北分离之际，盖未有无淮而能保江者”。

　　然而怎样守淮呢?辛弃疾主张训练一支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的民兵。按古代的办法，奖励耕战，实行“屯田”，把人民组织起来。无论当地或从北方来归的军民都要适当安置，给予田亩、室庐、器具、粮种和杂畜;同时，把他们分为保伍，加以训练。平时“各居其土，营治生业”;遇有紧急情况，即由各军镇将官分别调集，“与虏骑互相出没，彼进吾退，彼退吾进, 不与之战，务在夺其心而毫其气。”开展游击战争, 密切配合正规军的作战行动。这样就可以牵制敌人很大的兵力。而正规军则视实际可能，寻机消灭敌人。

　　辛弃疾在淮南的滁州做知州时，完全实施了奖励耕战的政策和“屯田”制度。他到任前，滁州已经残破不堪，居民大量逃亡，土地荒芜，一片荒凉景象。南宋的官吏都不愿到这里做官。但是，辛弃疾却认为滁州战略地位重要, 到这里可以逐步实现他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宿愿。他到任后，实行富国强兵的耕战政策，开始了多方面的兴建工作。经过半年的精心治理，流亡的农民大量归来，商贩也纷纷来滁州经商，屯田民兵开始了耕作和训练，国家税收增加，地方财政充裕，滁州的面貌焕然一新，巩固了南宋在北部“边境”的前哨阵地。

　　重视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成斗力。自北宋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以来，是否重祝军队建设，巩固国防，已成为统治阶级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突出问题。南宋时期，军队指都不统一，兵权成为统兵将校私有，他们随便役使兵士，甚至出钱，令兵士为其经商，放弃军事技术的训练。这种纪律败坏、毫无战斗力的军队当然不能完成驱逐侵扰者、统一国家的大业。为了改革这些弊病，辛弃疾很重视军队的建设。他在湖南任安抚使期间，就上章建议创立一支新军，以湖南飞虎军为名。征得南宋政府同意，他就立即若手造起营栅、堡垒;招募壮健勇武的兵士，购买战马，打造铁甲武器;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很快，飞虎军便“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金侵扰军胆怯地称之为“虎儿军”。

　　对这样积极的战备措施，投降派极力加以阻挠与破坏。“聚飲民财”的攻击，“用钱如泥沙”的劾奏，一齐向辛弃疾压来。掌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降下了“御前金字牌”，命令他立即停建飞虎军。辛弃疾把金牌收藏起来，严令监办的官吏按原计划完成，表现了他勇敢的反潮流精神。

　　辛弃疾始终把创建新军看作是根本的战备。直至晚年在镇江知府任上，他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点上。但由于投降派的掣肘，他的建军计划终于流产了。

　　主张“唯贤是举”，重用抗战爱国志士。抗战的政治路线，必须有抗战的组织路线才能保证其实施。因此，辛弃疾明确提出用人必须坚持任贤使能的原则。他非常推崇汉高祖的用人路线，说他用人“不间于谗说”，“不邮于小节”。辛弃疾所说的“贤”与“能”的标准是指思心为国、坚决抗战，“任贤使能”就是要重用这样的爱国志士。他批评南宋政府用人的不当。他尖锐地指责赵构对秦桧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深信重用，对宋孝宗轻率地撤抗战派张浚的职也提出直接批评。张浚力主抗战，又是枢密使，一次受挫，就撤职查办，显然是不妥当的。为了“使国家有吃然金汤万里之固”，就必须任用张浚这样的主战派人物。然而，当时站在辛弃疾对立面的理学家朱熹却无耻地吹捧汉奸卖国贼秦桧之流为“端人正士(正人君子)”，攻击爱国的主战派人物是追求“功名”的“巧言之士”。真是人民的痈疽，敌人的宝贝。褒贬的不同，说明两派在用人路线上的深刻分歧和尖锐斗争。

　　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知己知彼。由于南宋最高统治者坚持投降主义路线，辛弃疾南归后，一直没有得到与敌人打仗的机会。但是，他对敌情却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时刻准备着同敌人进行殊死战。他一方面通过南宋政府派往金方去做外交使节的某些人，了解金人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也经常向敌方派遣间谍。辛弃疾很重视这项战备。他认为“谍者，师之耳目也，兵之胜负与夫国之安危悉系焉”。所以，他不惜重赏，同时派出许多人，侦察敌情。对侦察得来的情报，辛弃疾并不盲目轻信，而是“必钩之以旁证, 使不得而欺。”这样，就及时而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动态。

　　另外，辛弃疾还主张省浮费，“宽民力”，以便把人力物力集中使用于抗战。

　　抗战的号角，斗争的武器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辛弃疾是南宋杰出的大词人，他在政治上推行抗战、爱国路线，就必然要使自己的创作为他抗战的政治路线服务。

　　辛弃疾在文学上不同于一般词人的文学创作道路。他把词看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文学，认为它可以抒写一切生活情感，可以反映一切生活现实。所以，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中，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阔。他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性，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对当时的儒家投降派，表示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斥责。辛弃疾大大扩大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这种革新行动是他的反潮流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

　　在辛弃疾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以战去战”，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他在答陈亮的《贺新郎》中说：“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竞，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午，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陈亮是南宋的杰出政治家、爱国主义者，是辛弃疾的挚友。他们都是抗战路线的倡导者。这里作者抒发了彼此坚决抗战, 至死不渝的共同信念和坚强意志, 有力地刻划了一个慷慨悲歌、坚决抗战、以救国救民为已任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在南渡后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辛弃疾时时回忆起自己年青时与敌人冲杀搏斗、浴血奋战的雄壮情景：“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词收头》上片)这是追忆二十三岁时, 金主完颜亮南侵失败时，他奉耿京之命南渡的壮举。对过去的怀念，反映了今天的强烈追求。辛弃疾南渡四十多年，梦寐以求的就是渴望能跃马挥戈，奔赴前线去杀敌：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反映了辛弃疾醉里梦中还不忘抗战事业，正是突出表现了他时刻不忘恢复中原的坚贞不渝的精神。他为解除外来民族的侵扰和压迫的急切心情，以豪迈壮丽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辛弃疾还通过对历史上武功卓著的英雄人物的仲慕和歌颂，表达了自己为国家统一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其作品歌颂的英雄人物有“隆中卧龙”诸葛亮(《水龙玲·题瓢泉》)和“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声乡子·登北固亭》和《永遇乐·北固楼怀古》);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和“政尔良难君臣事，晚听秦筝声苦”的谢安(《永遇乐·北固楼怀古》);有“汉开边，功名万里”的李广(《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有老当益壮的廉额(《永遇乐·北四楼怀古》)辛弃疾仰慕和歌颂他们，把他们作为学习的楷模，就是要决心像他们那样，在北伐战争中，建立武功，为封建国家的统一作出贡献。

　　辛弃疾不仅用词阐明自己的抗战思想，抒发自己的战斗热情，吹响抗战的号角，还以词作为批判投降主义路线，与投降派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南宋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整日醉生梦死，信安江左，不图恢复。辛弃疾表示极大的愤慨：“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米兰花慢·送张仲固帅兴元》上片)作者以汉高祖刘邦凭借汉中战胜强敌, 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与南宋朝廷的偏安江左，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示出对南宋投降派的强烈不满与愤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更实出、更深刻地表现了他这种感情。

　　辛弃疾十分了解，南宋的这种偏安局面，完全是由那些贪生怕死的投降派一手造成的。所以，他在词中对投降主义者的卖国投降行径作了无情鞭笞：“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水龙吟》)作者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南宋的投降派们;宋室南渡以来，朝廷里面有几个是治理国家的能手?接着把那些投降派和晋代的王衍(夷甫)联系在一起。就是“神州沉陆”，他们也不肯回首一顾。借以指斥南宋投降派对恢复事业漠不关心。这斥责真是痛快淋漓!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投降派的打击报复：“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携负儿》)辛弃疾用蛾眉被人所妒，佳期又误，一片深情无处可诉，来表达自己在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的遭遇，表示他对投降派极大忿恨。辛弃疾坚持抗战的路线，不和投降派同流合污，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也毫不容情地严厉警告他们：“君莫午!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像杨玉环、赵飞燕那样得宠善妒的妃子都化为尘土了，你 们投降派还会有好下场吗?在这些词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投降派无耻卖国投降的愤恨与谴责。

　　从上述粗略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辛弃疾的文学创作是密切配合政治斗争，为其抗战爱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的词一洗“花间”“尊前”的靡靡之音，可说是当时民族斗争的号角，是其抗战路线的艺术再观。他彻底地打破了诗词分畛的界限，继承、扩大并提高了这个文学传统。南宋末年刘克庄称他的词：“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种赞誉虽不免有些 夸张，但就词的成就和辛弃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论，他是受之无愧的。

　　为了抗击女真奴隶主贵族的侵略，实现封建国家的统一，辛弃疾奋斗了一生。但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由于他在民族斗争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爱国，反对卖国，所以屡遭推行卖国投降路线的顽固派的打击与陷害。他南归四十余年，竟有一半的时间在家闲居。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抗战大志。史书上说他“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辛弃疾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还不够彻底;而且有些只是提了出来，并未付诸实施，不免存在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的政治路线，军事主张，在当时都是进步的，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辛弃疾关于抗战的一系列主张是从现实出发的。我们认真研究辛弃疾在民族斗争中的爱国主义立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卖国主义，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