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 | 改革浪潮下的“伤痕文学”

　　我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60后，年轻时喜欢文学，那时候学校阅览室，订了不少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等。每次新刊一到，我总是捷足先登借到手先睹为快。

　　我印象中，当时文学杂志上登在显著版面的都是伤痕文学，也就是描写和控诉知识分子、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被迫害经历的那些作品。影响较大的有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和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

　　在这些作家笔下，从反右到文革这段历史被描写得昏天黑地，如同但丁《神曲》中的炼狱一般，跟我记忆中的毛泽东时代全然不是一码事儿。

　　我记忆中的那个时代虽然物质还不丰富，但绝对不像伤痕文学中写的那样都吃不饱肚子和“穷折腾”。整个社会阳光灿烂、欣欣向荣，人民乐观向上、奋发图强，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可到了伤痕作家笔下，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新社会简直比国民党时期的旧社会还要贫穷落后。我满腹疑惑，却又不敢对人说。因为所有人都在读这些作品，渐渐也就信了。

　　在这种氛围下，我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淡漠。直到前几年退休，有了足够的闲工夫，才重新开始读文学作品，可翻遍各大期刊，没几篇能读下去的，作家们写现实都是家长里短、男欢女爱、鸡毛蒜皮，写历史仍然是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模式。网络文学更不用说了，全是帝王将相公子少爷玄幻穿越那一套，实在让人难以卒读，看个开头就放下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再一次被破坏了。

　　直到前不久，我读了著名作家刘继明的长篇新作《黑与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我正在淡漠下去文学的兴趣一下子提振起来。以前读过刘继明的《人境》，虽然觉得跟我读到的大部分作品不一样，但毕竟没有读《黑与白》时的感受那么强烈。我曾经看过一篇评论，说《人境》是“改革年代的精神史”，读了《黑与白》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改革浪潮下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描写的是前三十年的历史，主要是暴露和控诉那个时代的阴暗面。比如在莫言笔下，那时的中国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和梁晓声《人世间》里，人们也个个愁眉苦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到了改革开放才变得精神抖擞、扬眉吐气。

　　《黑与白》这部小说却不一样。在刘继明笔下，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农民和干部爱劳动、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有理想，有朝气，充满了主人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如老地下工作者出身的骆正、砖瓦厂厂长王胜利、军工厂厂长路胜平、东江钢铁厂工程师顾致真等等，这些人都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仿佛是从前三十年小说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中走出来的一样。

　　可就是这么一些可敬可爱的人物，到了后来，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么成了社会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要么从改革家的位置上沦为了贪污犯。骆正因举报上级领导和替群众上访，被人当成不可理喻的疯子;王胜利退休后坚持同贪腐厂长巴光明斗争，最后郁郁而死;顾致真退休后原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东钢的工人护厂运动，使他的儿子顾小乐锒铛入狱，儿媳离异，老伴气急而亡……

　　比老一辈更为不幸的是，年青一代，如王胜利的儿子王晟因举报伪气功大师武伯仲方被告上法庭，获刑三年，想当模特儿的美女卢佳误入楚韵夜总会，成了实际上的卖淫女，梦菲被武伯仲以治疗不孕不育为名诱奸生下了女儿安安，不仅给宗天一也给自己带来了终生的耻辱。程国军的女儿程蕾沦为了风尘女子，而国企高管的女儿栗红则在父母双亡后，成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复仇女神……

　　如果说这些底层老百姓都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人，那么，杜威、武伯仲、郎涛、宋乾坤、罗宝昌、洪太行、巴东等人，则是这个社会无可置疑的强者。他们一个个头上戴着改革者的光环，要风得风、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他们一边叫嚷着“杀开一条血路”，一面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据为己有，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以前曾经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农民却沦为了弱势群体，被肆意凌辱和百般欺侮。

　　前一段时间，有人将那部火爆网络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命运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二十年前，曹征路的《那儿》也曾经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

　　而《黑与白》可以说是改革浪潮下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小说中郭文才因为一块手表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也是改革浪潮下广大农民的命运的缩影;而沦落风尘的程蕾、卢佳和大学生田青青的命运，同样是改革浪潮下女性和青年命运的缩影。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谁造成了工农群众由曾经的主人翁变成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弱势群体?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作家刘继明在作品里追问的，答案其实已经写在作品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