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何谓人民，怎样书写人民?

　　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其间，我历经了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新状态(新生代)文学以及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等一波波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演变，从早期磕磕绊绊的追随，到九十年中期以“文化关怀小说”为标志，逐步形成自己的写作个性和风格。那一时期，我总体上还是一个思想偏右，崇尚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作家。对此，丁帆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主潮》和葛红兵撰写的《刘继明论》一书进行过专门分析。

　　新世纪之初，以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思潮的崛起为标志，我的写作开始出现“从先锋到底层的转向”，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也被评论界普遍视为新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思潮的重要实践。直到《人境》，特别是《黑与白》，我已经完全摆脱“纯文学”的影响，成为今天这样一个虽有体制内专业作家身份，却以一种“非主流”即左翼文学立场写作的作家。

　　对许多人来说，“左翼文学”也许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只存在于图书馆的档案、大学中文系教材以及学人们的论文和研究课题中。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艺运动，从其诞生的年代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力量和斗争品格，同底层、穷人、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它经常还伴生着另一个名称——无产阶级文学。从那以后，左翼文学同广大无产阶级一样，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和淬炼，既有过冲破资产阶级堤防，由边缘进入主流，创生出刚健、清新和质朴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光时刻，也有过从主流跌回边缘的失落彷徨。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其在新世纪之初的复兴，是历史和现实双重催生的结果。

　　《黑与白》也是如此。与其说它是一位作家的的个人创作，倒不如说是百年中国历史和现实借助我的手，获得了一次自我表述的契机。

　　孔庆东先生曾认为，“《黑与白》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评价之高，让我不敢领受，当然，更会让当今文坛的许多人觉得不适。但对我来说，《黑与白》的确是一部重要而特殊的作品。这种重要性和特殊性，不仅在于它对作者本人具有自我拯救的意义，而且见证了我从“个人”回到“人民”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般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境》就开始了，而真正完成是通过《黑与白》才实现的。

　　我想说的是，在我迄今发表和出版的数百万字作品中，大部分在我活着时便会被人遗忘，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倘若有一两部能让人们记住的作品，大概就是《黑与白》和《人境》了。

　　2016年6月，《人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了《人境》研讨会。《人境》出版后，曾被评论家誉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之作”，时隔七年后，我完成了《黑与白》三部曲，这部小说先是在网上连载(一、二卷)，全书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后，被一些评论家誉为“形象的思想史”、“百年历史的照妖镜”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许多普通读者也纷纷发表评论，数量之众，反响之热烈，远远超过了《人境》，也超出了我的意料。

　　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人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刘再复先生那篇著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开始，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社会蜕变，都充满了包括“人”与“人民”在内的各种思想思潮的紧张冲突，随着时代的变异，人和人民的面目不是更加清晰，而是更加复杂难辨了，以至很少有人能够回答“何谓人民”这样一个听起来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曾经有评论者指出：“《黑与白》不仅是要为面目模糊不清的人民赋形，还要给人民铸魂。”很显然，《黑与白》中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清晰历史和现实意涵的概念，它主要是指那些以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为主体，即鲁迅先生笔下的“被侮辱与损害”的阶级，记得有一位网友说：“如果马云和许家印是人民，我就不是!”尽管我们处在一个避谈甚至惧谈阶级的时代，但对于有良知的作家，仍然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中外文学史上许多杰出作家曾经选择过的那样。

　　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曾在受奖词中说：“我骄傲而天真地相信，写作，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无产劳工、工厂工人和店主中最末等的一类人，为那些他们的举止、口音、缺乏教育而被轻视的人，以纠正社会不公与人们出生时的社会阶层有关。我写作，是为了给我的人民报仇。它呼应了兰波的呐喊：我永远属于劣等种族!”

　　第一次读到安妮·埃尔诺这段话时，我仿佛遇到了知音那样，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如果蒙上作者的身份和名字，很多人也许会以为作者是一个“极左”分子，对于那些迷恋纯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来说，这显然不啻于一种讽刺。

　　安妮·埃尔诺的话启示我们：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一个能否和怎样直面现实，怎样理解人民和书写人民，以及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

　　而《黑与白》正是我对上述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2024年3月10日写于《黑与白》定稿1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