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诗《江格尔》：勇士的乐土

原标题：《江格尔》：勇士的乐土

　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各民族“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强调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

　　《江格尔》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其艺术成就可与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以及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媲美，一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史上璀璨的珍珠。

    史诗的戏剧张力

　　《江格尔》主要讲述以江格尔为首的12位英雄率领6000余名勇士，抗击敌人入侵，降妖除魔，收服众多部落，建立理想家园“宝木巴”的故事。数百年以来，《江格尔》史诗一直以口耳相授的形式在我国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族中流传，并演变成为戏剧、民歌等多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江格尔》迄今共有60多部，内容长达10万余行，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章节最多、篇幅最长、艺术技巧最为精妙的作品。

　　《江格尔》最初产生于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一带，17世纪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逐渐流传至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19世纪初，德国学者贝格曼最早记录并翻译俄国卡尔梅克人传唱的《江格尔》。后来，俄国学者陆续用俄文、托忒文刊布了《江格尔》的部分章节，进行较为系统地整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江格尔》作出初步评介和注释。至90年代中期，我国史诗学界已涌现出诸如仁钦道尔吉、贾木查、巴图那生等一批研究《江格尔》的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江格尔学”的发展。如今，《江格尔》宝贵的文艺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青睐，“江格尔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多国家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江格尔》的故事情节复杂，塑造的艺术形象众多，人物性格特征丰富，可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他们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正面人物中主要有12位英雄，他们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江格尔是整部史诗的主人公，所有的情节、人物均围绕着他而展开。自江格尔3岁起，就开始建立丰功伟绩，降伏了凶恶的魔王；7岁时，挫败了7个敌国，成为宝木巴的英明首领。江格尔的军师阿拉坦策吉智慧过人，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洪古尔勇猛果敢，有着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是宝木巴左翼第一勇士。萨布尔力大无穷，手持神斧，在战役中屡建奇功。萨纳拉脾气暴躁，但为人忠诚老实，注重义气，曾多次拯救宝木巴于水火之中。明彦是天下无双的美男子，精通器乐演奏，主管礼宾和外交事务。赫吉拉干能言善辩，掌握多种民族语言，是宝木巴的大断事官。《江格尔》中的反面人物有凶恶的暴君以及各种妖魔鬼怪、毒蛇猛兽，他们法力强大，时刻觊觎富饶的宝木巴，是江格尔和众勇士们的斗争对象。

　　这部史诗的叙事结构亦颇为独特，数十章作品独立成篇，互不连贯，各有各的主角和完整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故事类型有结义故事、婚姻故事和征战故事。结义故事讲述英雄们经过战场上的交锋，最终结为兄弟的事迹。婚姻故事诉说江格尔和众英雄在娶亲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征战故事赞颂江格尔和众英雄们战胜侵略者，保家卫国的伟业。《江格尔》的总体结构是在情节上独立的200多部长诗的并列复合体，因此学界又称其为“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

　　《江格尔》作为一部口传史诗，通过史诗歌手的演唱和教授，才能历久弥新、传承至今。蒙古族把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称作江格尔奇，对他们极为敬重。从古至今，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江格尔奇，他们为这部史诗的流传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意涵丰富的人文价值

　　《江格尔》继承我国北方悠久的史诗传统，凝聚着独特的语言、艺术、风俗等元素，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显著的人文价值，涉及历史文化、艺术审美以及习俗制度等多个方面。

　　《江格尔》的部分故事情节反映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早期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例如，在江格尔的故乡宝木巴，军政组织形式分为左右两翼，江格尔大汗居中统治，大汗下设左翼将相和右翼将相管理军政事务。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军政制度，即左右翼制度：首领居中统治，左右翼长官在两侧拱卫。早在匈奴时期就存在类似的两翼制度，并为后世的游牧民族所沿袭。

　　《江格尔》各章基本以众英雄聚会议事开篇，江格尔大汗坐在有44条腿的巍峨宝座上，将士们在其附近围成7个圆圈。会上由江格尔或其他英雄提出某件重大事情，然后众人互相讨论，各抒己见，最终由江格尔做出决定。从中可以看到蒙古族早期部落联盟议事会的画面，元朝时期将这种制度称为“忽里台”，意为“大朝会”，是聚集诸王、贵族的军政议会，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军事行动等。

　　在宝木巴生活的数百万民众是首领的属人，与其领主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属人需要向大汗和勇士们缴纳马匹、牛羊、乳制品以及其他财物，在战时服役出征。他们当中有各类工匠，负责制造生活用品与武器装备。史诗中对宝木巴社会的描述并非无稽之言，而是源自《江格尔》形成时期蒙古族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反映的是四卫拉特联盟时期的社会结构。

　　《江格尔》不仅承载了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民间诗歌创作的高峰。它使用丰富优美的卫拉特蒙古族口语，融合穿插古代民歌、祝颂词、谚语等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巧妙地运用铺陈、夸张、比喻、拟人、押韵等修辞手法，使整部作品呈现出雄浑瑰丽、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宝木巴的英雄们常常这样赞美洪古尔：“是飞翔在晴空中的雄鹰，是阿尔泰山里的金色天柱，是刺杀敌人的长枪，是扑向羊群的灰狼。当我贫穷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牲畜。当我孤独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伴侣。战斗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钢锥。说话的时候，洪古尔是我的口舌。”类似比喻、想象等手法的运用，让史诗的语言效果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无处不体现着蒙古族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意象。

　　演唱《江格尔》是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民间艺人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与才华。他们不仅将《江格尔》中的每一段唱词、每一个唱腔都打磨得精准到位，更巧妙地将表情与动作融入其中，同时伴着“托布秀尔”乐器的独特音色，为这些故事增添古朴的韵味。如此一来，江格尔奇将《江格尔》中曼妙抒怀的诗句与扣人心弦的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达到高超的艺术成就。

　　超越民族界限的理想乐土

　　《江格尔》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杰作，它深切寄托了割据时期蒙古族民众内心深处对和平、富足生活的期盼，热情讴歌那些为保卫家园而奋勇斗争的英雄人物，这种向往追求与史诗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江格尔》的形成时期，蒙古族社会深陷割据的泥沼之中。四卫拉特联盟走向分裂，内部互相攻伐，外部敌对势力不时侵扰，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连绵的战争给卫拉特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痛苦。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民众心中充满了不满与厌恶。他们痛恨割据和掠夺战争带来的苦难，渴望一个安定、和平、统一的未来，并怀念那些具有家国情怀的英雄人物，因此史诗中的传奇人物便成为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史诗中描绘了一个与当时黑暗的社会截然相反的理想乐土——宝木巴。在这里，人们享受着永恒的青春，永远保持着25岁的容颜；社会和谐安宁，没有骚乱；家庭幸福美满，丰衣足食。宝木巴的气候宜人，没有寒冷的冬天，阳春常驻；没有酷暑，金秋绵延。大家共同追求和平与幸福，彼此关爱，相互扶持。他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宝木巴不仅是蒙古族民众内心深处的向往，更是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共同追求。

　　宝木巴英雄们的心中燃烧着对家国的深情大爱，肩负着守护故乡的神圣使命，展现出无比坚定的责任感。在敌人侵犯自己家园时，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同的誓言：“虽然有众多的敌人聚集侵犯，我们也无人后退，只是勇往直前。虽然有崇山峻岭，我们的坐骑没有不能攀登的顶峰。不怕那咆哮的大海，波涛猛卷。不怕那熊熊的火海，烈火燎原。”当残暴的芒乃汗派遣使者向江格尔提出5项屈辱条件时，勇士洪古尔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说出“我纵然粉身碎骨，不过是白骨一堆，鲜血一碗”的豪言壮语。史诗中对勇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进行细致刻画，不仅充分彰显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更是在其中注入了激昂的乐观主义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江格尔》中对于宝木巴家园的理想化描写，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数百万不同民族的居民，他们使用着70种语言，彼此间和睦共处，不分你我。这一理想深刻地揭示了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它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是《江格尔》能够亘古流传、不朽于世的关键所在。

　　《江格尔》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虽然历经数百年的传唱和演变，至今却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体现。同时，《江格尔》作为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与保护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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