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文艺要 “向着大众”——瞿秋白的治学之道

　　今年是瞿秋白诞辰125周年，他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最早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观，最早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作品，如实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的景象，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毛泽东高度赞扬瞿秋白：“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

　　瞿秋白成长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奴役中国人民的时期。1920年，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亲身见闻十月革命后列宁故乡的真实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信仰，确立了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志向。这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初步认识，逐渐感悟文学具有革命性的特质。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瞿秋白指出：文学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

　　在瞿秋白看来，文学具有政治性、革命性，能够“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瞿秋白写道：“文艺和政治是不能脱离的，即使作家主观上要脱离政治也是不行的”，“如果他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客观上也会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坑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或者，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总结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联系，瞿秋白深刻指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

　　瞿秋白大力倡导的“第三次文学革命”，讲的就是文学的革命性，即革命文学。他指出，革命文学的对象是所有无产者;其语言是“可以做几万万人的工具，被几万万人使用，使几万万人都能够学习艺术”的现代普通话的中国文;其目的是为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

　　“普洛大众文艺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

　　瞿秋白曾对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提出文艺要实现现代化、大众化。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12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对于怎样加快革命文学发展这个问题，瞿秋白提出要把文艺的现代化和大众化联系在一起。文艺大众化是目的，文艺现代化是手段，文艺家创作的作品有了现代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但如果作品到不了大众那里，所谓的文艺现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四运动后，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轮番上演，但是现代派文艺在中国并未立足，根源在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文艺在急需实现“救亡图存”的中国缺乏现实生活基础。瞿秋白认为，要实现文艺现代化，中国的文艺家必须树立现代意识，与时代潮流共进。他指出：“‘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后胜利道路。无产阶级需要认识现实，为着要去改变现实。无产阶级不需要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他需要切实的了解现实，而在行动斗争之中去团结自己，武装自己;他有现实的将来的灯塔领导着最热烈最英雄的情绪，去为着光明而斗争。因此，普洛大众文艺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

　　瞿秋白提出，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就必须实现文学方向的根本转变，即由绅商(地主资产阶级)文学，转变为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学。最根本的是，在创作思想上要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性，大众文艺“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同时，革命作家必须向群众学习，同群众站在一起，作品形式应当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裁和样式，运用大众的语言，运用现代的普通话来写。最关键的是，要发动和引导人民大众自己创造文艺，让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

　　试作“大感情、大气派和大境界的大散文”

　　瞿秋白先后于1922年、1924年出版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尝试采用了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新文体。在《赤都心史》引言中，瞿秋白对作品进行了理论概括，认为这是“在莫斯科一年中的杂记”，是“幼稚的文学试作品，而决不是枯燥的游记，决不是旅游指南”。

　　瞿秋白创作的报告文学，展示出大气派、大情怀、大境界等特点。如，在《饿乡纪程》中写道：“社会现象……好似洪炉大冶，又好像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河流域以外……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什么价值。”运用哲理性的陈述和文学性的描绘，把世界、自然、社会的变迁和运动规律，形象而又含蓄地展示出来。

　　在表现手法上，瞿秋白把散文中的哲理美、意境美充分运用在报告文学中。他的父亲瞿世玮是清初常州画派后期重要的画家之一。在父亲的影响下，瞿秋白酷爱绘画，更是将中国画强调写意的特点融入文学创作中。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光明与革命，黑色象征黑暗与邪恶，白色象征死亡与不幸。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运用这些绘画艺术，描绘了“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革命的俄罗斯，“黑云压顶、白色恐怖”的悲惨的旧中国，用充满意境的方式表达着他对革命的向往、赞美和对反动势力的憎恶之情。

　　著名散文家郁达夫指出：作者个性的充分表现、内容范围的扩大，人性、社会性和大自然的调和以及幽默趣味的增加，是现代散文的总体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散文也必须随之发展;它的内容以及它要表达的情感方式，也必须要发生变革。它必将由独立的小散文、小摆设，朝着大感情、大气派和大境界的大散文的方向迈进。而这种大散文的试作者和拓荒者是谁呢?自然是革命文学家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