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现代性铺就后的后现代文学又如何

　　在这个范畴里我们讨论两种文学。

　　第一种是寓言的文学，“大地绝无尺规”、“风是无水之河”。他们穿梭在语言和生命的缝隙里，揭示而非编织真理。他们的簧片要比理论化的哲学敏感的多，是理论斗争炮响前的第二手放哨人。这种文学所存在的全部意义仅在于被理论化，让哲学赐它们一死，再待哲学代它们壮烈赴第二次死。

　　第二种是嘲弄和愤怒的文学，总表现为摇滚音乐里的揶揄，粗鄙的、抛粪式的进攻，或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冷色调的怜悯：灰蒙蒙电影镜头里的工厂冷却塔，诗歌里絮不完的农村故土的消亡。这之中存在一个高差：叙述者总以第三人称俯视故事里的男男女女，不论是植物性增殖的家族关系、动物样聚散的工农群体、哪怕曾经的自己。泱泱工农无非想早下班多赚钱和无端的带薪休假，免于关节劳损和向心肥胖的折磨，体面地受罪。我在工厂三班倒挣命，你在场记板后头搓笔杆子，惯性地给工农强加文人风骨，刀子嘴不尽然是豆腐心，这阶级差距大于一切道德叙事，再真诚的怜悯都抹不平上下位间的距离。

　　更何况从不存在真正真诚的怜悯，一切一切作者都是最小程度上的倒错者。不管眼前是怎样的惨情，降落到文字里都会带有最小程度的快感。一个文字工作者，拍着胸脯讲，苦难的文学是背德的，把最惨痛的景象咽进肚子里，审美和雕琢地吐出来，快乐的、得意的、自豪的。简直是自我意识外的变态、自己永远无法察觉的变态，逃不脱道德的追打，这是一切文学乃至战斗文学的固有悲剧。

　　但我必须提醒一点，文学需要内部批判，需要在他的内里寻找其指向自己的矛盾，所以对文体和修辞的道德严酷是没有用的。是的，政治是最大的命题，对政治的逃避也会被政治捕捉，我们当然要严肃地看待所有问题，这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要摆国字脸，咂巴几个大词。严肃性就是主动插手宏大叙事，严肃性需要依附严肃的生存方式。道德的重构实然是失败了，但尊孔复古更是烂上加烂。多少人守着旧道德，觉得自己过着政治性的生活，不过是好让自己能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逃避生存斗争，出门见眼前比比皆愚众，老子我不一样。

　　得讲，揶揄的愤怒的文学有其历史使命，它至少不是温良被动的，不是抱朴守旧的。但在反对之前请至少坚持一个信念，无关是政治光谱的哪端，否则在过剩的否定性的冲刷中降格为纯粹的否定性，这算一种自贱。

　　所以请忠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现实，忠诚于自己的现象世界。每个大写的人都该为眼前发生的种种负责，勇敢而诚实地介入现实，忠诚于你认定的对错，现实的波涛会把我们推向历史的中心，我们会重逢在历史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