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蛋》，一首惊心动魄的历史变奏曲

　　一

　　近来，读到作家刘继明早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茶叶蛋》，生出较多感触。

　　《茶叶蛋》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让读者听到奔腾向前的历史洪流突然遭遇社会制度变革断崖，跌落深谷发出的撼人心魄的巨大轰鸣。

　　《茶叶蛋》故事发生在中国一年中最盛大、最喜庆的传统节日——春节前夕。故事主人翁——靠卖茶叶蛋维持生计的老革命、烈士母亲、年过六旬的孤寡老人何幺婆，从“同行”蒋婆的口里得知一件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事：她应约给“爆发户”黄老三送茶叶蛋，黄老三只吃了一个，就从皮包里拿出一摞百元大钞塞给她，过后一数，整整一千元!就是说，她一个茶叶蛋卖了一千元。蒋婆眉飞色舞地向何幺婆讲完这件事，有些人心不足蛇吞象地说：“可惜他只吃了一个，如果他把我送去的10个茶叶蛋都要了，岂不是可以再多挣9000块钱!”最后，蒋婆好心地怂恿何幺婆效仿自己，并说何幺婆制作的茶叶蛋比自己的好，若是给黄老三送去几个，说不定他一高兴，给的钱更多;并提醒老姊妹，黄老三常年在外，难得回来一趟，得赶紧去。

　　黄老三何许人也?他是本乡已过世的老地主黄聚财的儿子。上世纪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全国闹饥荒，老地主为救体弱多病的老婆，半夜里潜到生产队地里偷麦穗，被何大奎带领的民兵小分队抓了现行。老地主忍受不了批斗，一个晚上拿根麻绳上吊自尽了，他那病秧子老婆第二天也跟着去了，他们的儿子黄老三就成了孤儿。

　　孤儿黄老三熬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变，压在他头上的耻辱的地主帽子摘除了。同时，大集体解散，集体田地重新被分割成小块，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乡亲们由先前生产队统一号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集体劳动，变成自由散漫的“各自为政”，先前禁止的各种赚外快的“副业”兴盛起来，社会因之变得丰富多彩。黄老三枯木逢春，像是从黑暗地洞里钻出来的蛰虫，开始欢闹蹦跶起来。他整天和地方上一帮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混在一起，尽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久在一次严打中落网，吃了十年的牢饭。大家本以为老地主家的气脉就此消乏了，哪料到黄老三出狱后，没过几年，竟摇身一变，变成了闻名乡里的款爷。他荣归故里时，手中提着一皮箱钱，见人就发。昔日和他鬼混的一群泼皮，争先恐后凑拢来，他不忘旧情，一甩手，每人一个千儿八百的大红包。

　　拼命奉承黄老三的，不只是这帮二混子，还有百姓的父母官，操持乡计民生的镇领导。黄老三每次回来，他们也都前呼后拥地围着他转，一口一个“黄总”，那景象，像是镇领导成了黄老三的下属，黄老三倒成了镇领导的上司。而黄老三也未辱没镇领导的谦卑俯就，以及给予自己的政治荣光，他投桃报李，捐资修建全镇的水泥路，同时，还计划捐出一笔专款，为镇领导每人建一栋楼房。

　　二

　　串连小说故事情节的主要经纬，是何幺婆一家和老地主黄聚财一家结下的阶级世仇。

　　何幺婆和丈夫何大奎都出身于旧社会贫寒人家，都经历过地主老财的欺压盘剥。何大奎从小就给地主黄聚财扛长工，新婚妻子因在怀孕期间遭黄聚财强暴，投水自尽，从而在何大奎心中种下杀妻丧子之仇。何幺婆3岁时，被陷入生活绝境的父母送给镇上一开药铺的老板当童养媳，受尽虐待。解放后，共产党扭转乾坤，广大穷苦百姓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苦难日子结束了，扬眉吐气地翻身作了主人。何大奎因在土改运动中表现突出，当上了生产大队贫协主席。何幺姑也在人民政府支持下，和患有癫痫的药铺老板儿子解除婚约，回到老家投身革命洪流，加入革命青年团队，积极参加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并加入了宣传队，以唱歌跳舞等表演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群众革命斗志。

　　每次召开恶霸地主批斗大会，苦大仇深的何大奎便站到台上怒斥老东家黄聚财，控诉他强暴自己怀孕妻子，害死妻、儿两条人命的罪行，并把自己知道的黄家见不得阳光的丑闻秽行翻了个底朝天。

　　同样的阶级出身，相似的命运，使何大奎和何幺姑走到了一起。1953年，抗美援朝拥军模范、共青团员何幺姑，和比自己年长10岁的共产党员、互助组组长何大奎结婚。两年后，生下儿子何解放。两人劲头更足了，互相比赛进步，何大奎当上了民兵连长、贫协主席，何幺姑被乡亲们推选为村妇联主任。

　　但不幸的是，何大奎因积劳成疾，又兼患上了血吸虫病，于1973年离开人世。一年后，中学毕业回乡务农的儿子何解放，积极报名参加葛洲坝330工程建设，牺牲在工地上。

　　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何幺婆，当年的荣光早被历史新潮洗刷殆尽，甚至在一些人眼里，她的昔日荣耀已变成了一块象征着耻辱的丑陋疤痕。何幺婆当年的革命斗志与激情也早被沧桑岁月尽情吞噬，她成了一个每日为生活煎熬的普通乡下老人。由于上了年纪，干不了力气活，又由于受毛主席、共产党教育太深，干不了投机倒把昧良心的营生，卖自产自制的茶叶蛋，挣点微薄的手工钱，成了她唯一的生活来源;但茶叶蛋卖了多年，无论怎么省吃俭用，仍未攒够一口自己死后入殓的棺材钱。

　　在生活的重压下，受蒋婆的鼓动，何幺婆对老地主黄聚财的儿子黄老三生出了觊觎之心。她精心制作了一篮茶叶蛋，一大早送到黄老三家，实指望他像对待蒋婆一样，出手阔绰地恩赐自己一个惊喜。但是，发生在蒋婆身上的奇迹并未在何幺婆身上重现，黄老三不仅不接受何幺婆的“献殷勤”，而且伙同客人——县里的干部“郭主任”狠狠地将她羞辱了一顿。何幺婆怀着对死去的老伴和儿子的深深歉疚和对自己不可原谅的自责，在普天同庆的春节前夕，以当年老地主了结生命的同样方式走上了绝路。

　　三

　　文学作品是历史与现实的反映，尽管它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作者主观思想和个人情感。刘继明是亲历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历史时期、有着丰富社会底层生活经历的作家，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具生活的写实性。

　　小说《茶叶蛋》植根于中国社会新旧大裂变时代，结出一枚沉重的悲剧果实。随着小说流动的情节所呈现的一幕幕场景，简直就是过往历史与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作家像是抡起一柄铁锤，狠狠地砸在读者的心上，瞬间迸发血肉飞溅的痉挛和撕心裂肺的钝痛。

　　对崇高理想的追求，驱使我们以一种庄严神圣的使命感，去探寻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附着着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传统道义，并以此作为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基本标尺。

　　毋庸置疑，旧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是皇权专制的吃人社会，建立在维护官僚士大夫、地主豪绅利益的儒家道统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茶叶蛋》中的给老地主黄聚财扛长工的何大奎和被父母送给药铺老板做童养媳的何幺姑，便是亿万劳苦大众的代表。在黑暗的旧社会，只有走投无路的贫苦人家男丁才会典身地主，靠出卖苦力乞食;只有陷入生活绝境的穷苦家庭，为了给孩子寻条活路，才不得不忍痛将孩子送给财主做“童养媳”。收养“童养媳”，是旧社会合法的变相人口买卖方式，从字面解释，是收养女童备作未来的儿媳，但实际上，被财主收养的女童，多沦为主人免费使唤、盘剥、施虐的奴隶。老地主黄聚财与长工何大奎、药铺老板与童养媳何幺姑之间的关系，就是压迫、剥削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关系，用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对立的阶级关系。何大奎常年受老地主奴役、剥削，老地主强暴何大奎怀孕妻子致使其投水自尽;何幺姑饱受主子虐待，便是阶级压迫的具体体现。毛主席、共产党带领全国劳苦大众，以革命暴力推翻封建社会，砸开封建统治者套在劳动人民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枷锁，废除一切禁锢、奴役劳动人民的封建制度，建立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进步意义。正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亿万翻身得解放的何大奎、何幺姑们的无私奉献，才创造出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全心全意服务国家集体、服务人民群众。他们在劳动中，争做群众的表率;在物资分配上先人后己，把好的让给群众;在工作和生活中，生怕出现一丝有损于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不良行为，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和嘱托。他们在物质生活上两袖清风，往往比普通百姓更清贫。他们崇高奉献精神，源自对国家集体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

　　这一点，可以从何大奎、何幺姑这对革命夫妻的家产中得到印证：一幢破败的土坯屋，四壁布满大大小小的裂缝，有的缝隙能伸进手去。整个屋架子历经20多年风吹雨打，严重歪斜，后墙如果不是用木条支撑，也许早就倒塌了。屋内陈设，卧房里，除了一张简易的老木床，就只有一只像文物一样漆皮剥落、断了两条腿的五斗柜，五斗柜上方，一块同样像文物一样的水银快掉光了的镜子，——这是何幺婆当年参加全县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获颁的纪念品。为节省电费，何幺婆在隔开堂屋和卧房的土墙上挖了一个洞口，在洞口里装一只灯泡，这样，可兼顾两间屋子的照明。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培育造就的正派作风和朴实勤劳品质，同样在何幺婆身上展露无遗。在拜金主义盛行、很多人养成投机取巧恶习的当今时代，她制作“茶叶蛋”从不偷工减料。

　　但历史的悲剧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群众利益献出两位亲人，自己也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何幺婆，却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被飞驶的时代列车在历史的拐弯处无情地甩落下来。从历史大视角来看，甩落的是一个时代，何幺婆不过是被甩落的时代有机体内的一个细胞而已。

　　前进的历史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以其内在发展规律和外在人类主观能动作为底色和颜料，绘制没有终点的历史长卷，逐次向人们呈现其奇谲图景与奥秘。

　　历史的发展如波浪推进。何、黄两家命运“波浪”起伏，呈现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矛盾对立关系。

　　与何大奎、何幺婆夫妇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翻身过上自由幸福新生活不同，黄聚财是靠巧取豪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的，其歹毒，仅从他强暴何大奎怀孕妻子一节中便可看出。导致他跌落“命运谷底”的，是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对封建制度的废除，对他攫取的不义财产的剥夺。站在追求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宏观高度上审视，以暴力革命，剥夺一小撮豪强财产，使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过上自由平等新生活，无疑是正当的行动。

　　然而，共产党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新政策和对地主阶级开展改造灵魂的批斗教育，非但未能使黄聚财们改过自新，认识到自己犯下的深重罪孽，反而使他们产生了刻骨仇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他们不得不把愤怒压在心底，用记忆回味逝去的美好天堂。

　　其实，新中国处置地主的政策，除了个别罪大恶极的被镇压外，只是剥夺了他们的浮财，在参加集体劳动和生活资料分配、子女念书等方面，和生产队社员一视同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食粮“青黄不接”、且有体弱多病成员的家庭很多，黄聚财夜里偷窃社员集体劳动成果的恶劣行径，决不可成为“人道主义者”教唆、控诉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然而，随着老地主夫妇羞愤难当，双双离去，一枚凝结着阶级仇恨的黑色种子，在黄家后代黄老三心田种下了。

　　四

　　在阶级斗争中，与性情刚烈、爱憎分明的共产党员丈夫何大奎相比，何幺姑相对体现出女性特有的温情和软弱，从而在政治思想上因泛人道主义作祟而丧失了判别是非的基本标准。她认为老地主夫妇的死是丈夫造的孽，并不细究事情的源起，更忘了在旧社会，老地主骑在穷苦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欠下的累累血债。在老地主夫妇下葬后的一个傍晚，她背着丈夫独自来到他们坟前烧纸钱，以封建迷信方式表达自己的愧疚。她没有想到，正是自己在这件关系到政治路线的大是大非事情上的软弱摇摆，在心理和行为上的自我否定，将自己从阳光底下推进了黑暗，在也来坟地凭吊父母的老地主儿子黄老三心里坐实了何大奎抓捕、批斗他爹系列行为的非正义，认定何家是害死自己双亲的元凶，何幺婆给父母上坟，不过是作下亏心事后对惶恐不安的灵魂的自我救赎，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而何大奎夫妇是共产党的干部，黄老三由此进一步推定，父母的死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造的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是害死父母的仇敌。

　　黄老三这一心理，从小说对何幺姑在老地主夫妇坟前意外邂逅少年黄老三的情景描述中不难窥见，“当她准备离开时，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背上仿佛被牛蚊子叮了一口似的，隐隐作痛，转过身去，看见黄聚财的小儿子黄老三脸色阴沉地站在离他父母坟头不远处，瞪着眼睛，目光仿佛一枚利箭似的朝她射过来。”

　　而面对少年黄老三的仇视，猝不及防的何幺婆又是什么反应呢?她是“不由自主地往下缩了缩脖子，赶紧转过身，匆匆离开了”，从作家对一小一大两人哑剧般神态描写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重新颠倒，本来站在正义舞台上的审判者重新成为被审判者。

　　五

　　虽然历史的演进总是以科技进步、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们生活物资进一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提升为阶梯，但历史轮回所呈现的阶级社会景象总是如此相似。

　　伴随改革开放的，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解放，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涌入，传统封建文化回归，形成中西、新旧文化混流的奇特景观，兼之集体经济随着“包产到户”私有化改革渐行涣散，被新中国铲除的种种丑恶现象在自由散漫的社会大环境中快速孳生、泛滥。曾经泾渭分明的美丑善恶评判标准，在唯金钱的“白猫黑猫论”鼓噪下，在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大潮中，变得暧昧模糊起来。

　　被摘掉地主帽子的黄老三拨云见日，挺起腰杆蹦跶起来。他骨子里传承了老地主的基因，伙同一帮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尽干些不法勾当，成为地方上恶名昭著的二流子。然而，即便在严打中遭受牢狱之灾，也未能阻止他的滔滔“鸿运”。在那个刻意淡化政治、消除阶级观念的自由开放时代，随着少年犯迟志强凭借一曲廉价煽情的《铁窗泪》，成为亿万青少年的偶像，犯罪者非但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遭人唾弃，反而在很多人眼里，成为可资炫耀的资本。有着劳教污点的黄老三较之他爹黄聚财，竟能层楼更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大概是老地主诈尸还魂也不敢相信的。当年被共产党剥夺的财产在这小子捣鼓下，被加倍的还了回来。这个历史的轮回，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冷幽默，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揶揄意味。

　　而令老地主更加无法比肩的，是黄老三在家乡的“崇高”政治地位，当年推翻地主阶级的共产党政府领导，现如今，却把老地主儿子当作菩萨一样供了起来，每次黄老三回来，一个个鞍前马后变着法子奉承他，他俨然成了地方上最高政治权威。他对于政府领导巨大的幕后影响力，在乡亲们心里显得传奇而神秘，并于无形中形成一股威慑力。

　　六

　　《三国演义》开篇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明了历史呈波浪起伏向前推进的发展规律。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私有制封建社会，走上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到上世纪80年代以“分田到户”拉开私有化改革大幕，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圈，又重新回到原点，——这从新中国消灭的黄赌毒等封建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得到印证，从使奸耍猾的黄老三的暴发、勤劳善良的何幺婆的衰败晚景中得到印证。黄、何两家，曾经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易位。历经数十年高尚压倒卑污后，卑污重新战胜高尚。在“笑贫不笑娼”的市场化时代，复苏的古老封建陋习与西方泛自由民主思潮杂交，生出较封建社会更畸形、更丑恶的怪胎。看似历史重复，实则螺旋升进的历史已在原来的基础上，进化为一种全新的形态。

　　尤其讽刺的是，和丈夫一样将美好人生年华献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老革命、烈士母亲何幺婆，晚年连自己死后入殓的一口棺材都买不起，竟在蒋婆的撺掇下，生出对仇家——老地主儿子黄老三的非分觊觎。历史的吊诡真是令人悚然心惊。

　　七

　　黄老三，一个曾经劣迹斑斑的劳改犯，出狱后，何以几年时间就变成腰缠万贯的大财主?他究竟是从哪里捞取这么多钱?个中奥秘，虽然小说《茶叶蛋》没有交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惯于偷鸡摸狗的黄老三绝非勤劳致富，他的“暴发”一定隐藏着很多不可为外人道的猫腻。

　　对于黄老三钱财来源，人们都心照不宣的不予深究。这个世道，能把钱弄到自己口袋里就是“王道”，不管你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法。——这已在人们心中形成共识。何况黄老三还捐资为家乡修桥补路，对乡亲乐善好施，很多人，上至政府领导、下至卖茶叶蛋的蒋婆，都沾了他的光。

　　八

　　黄老三和与之联系的各色人物，形成一个社会“小圈子”，它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直接反映着现实政治生态。凡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人，只要不是自欺欺人的选择闭目塞听，都能从黄老三的“暴发”及其以金钱开道，在家乡地面上形成“黑白通吃”的强大“气场”中，在记忆里找到类似的真实故事、同样的熟悉场景。撇开政治意识形态，单从人类社会自然发展单一线条来讲，它是对曾经颠覆的历史的再颠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似乎悲观的实证了革命意义的虚无。

　　然而，抛开政治意识形态谈论人类社会发展，只能是纯粹乌托邦式幻想，是荒谬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在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人类历史过往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

　　历史发展的循环重复，从来是“貌合神离”。如封建社会纵容泛滥的“黄赌毒”，在今天以信息科技赋能，演变为一种通过互联网媒质传播、交易的高级形态，封建社会与官府沆瀣一气，用强权、礼教钳制、麻醉百姓的“乡贤”豪绅，在今天演变为巧取豪夺的人格化资本，他们借改开政策营造的宽松适宜环境野蛮生长，反噬共产党基层政权，成为可以左右地方政府决策、操纵政府事务的“影子政府”。从黄老三和县、乡(镇)政府领导们的交往关系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现状。

　　九

　　历史轨迹留存在各种史籍档案和音像资料里，而人类记忆通过历史亲历者切身感受、血缘关系代际传递，由思维逻辑得出对政治社会和各色人等的理性认知、情感判断。

　　在黄老三内心深处，当年共产党戴在父母头上的“地主”帽子所造成的巨大耻辱感不会抹去，父母的死对自己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的巨大创伤难以弥合。他对分了自家田地的共产党和夺取国家政权当家作主的穷鬼何大奎们有着刻骨仇恨。

　　黄老三对主动给自己“送”茶叶蛋的何幺婆的羞辱，将其阴狠冷酷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他像当年住在高门大院里的封建财主一样，让穿金戴银的老婆将心怀歉疚、有些畏葸羞惭的何幺婆放进家里，自己四仰八叉地仰靠在阔大的皮沙发上，发福的高大身躯和老地主黄聚财一模一样。他边抽烟、边目不旁骛的和一大早来探访他的一位县领导说话，直到站在门口等候半天的何幺婆有些嗫嚅地叫一声：“老……三”，才把冰冷的目光投向这个孤寡老人，但并未挪动身体，不知是讥讽还是揄扬的向年轻的县领导介绍：“郭主任，你不知道这个何幺婆吧?她年轻时叫何幺姑，在我们村里可是一枝花呢，能歌善舞，干起革命工作来也是一把好手。”

　　当得知何幺婆的来意后，黄老三只是抬起眼皮，似笑非笑地瞟了老人一眼，从篮子里拿了一个茶叶蛋，凑近鼻子嗅了嗅，皱起眉头，用夸张的语调说：“怎么一股臭味儿?”

　　诚实的何幺婆急忙辩解。但黄老三并不理会她，再捡起一个嗅了嗅，依然摇头说：“臭的，还是臭的!”就这样，一捡一扔的动作重复了多次，从他口里蹦出的是一连串的“臭”字。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嗅觉似的，他还特地将一个茶叶蛋递给县领导郭主任，请他闻闻是不是臭的。早已通过察言观色而心领神会的县领导哪里肯嗅，早堆起笑脸，顺着黄老三意思迭声肯定：“对，黄总，是臭的，臭的!”

　　黄老三和县领导口里吐出的每一个字，不啻如在何幺婆顶上炸响一个个焦雷，她脑子里嗡嗡轰鸣，呆若木鸡地钉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黄老三像做完了一件开心的事那样拍了拍巴掌，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问何幺婆：“我听人说你的茶叶蛋是镇上最好的，可你怎么尽弄些臭蛋送我?要过年了，你总不能让我花钱买臭蛋吃啊，这多不吉利!你说是不是?”

　　这幕场景，从在场人物身份到他们通过身体语言和各自口中吐出的话，都表明，历史完成了一个周期轮回。地点，以财富为荣耀标志的时代新贵的豪华宅邸;人物，象征共产党政权的县领导，暴富的地主阶级二流子后代，烈士母亲、曾经的共产党政府干部。作家笔下汩汩流淌的文字河流，倒影复杂斑斓的现实世界和社会政治生态：权贵不问是非黑白地苟容于人格化资本，曾经的历史反动势力和曾经的历史进步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完成新一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此消彼长。何幺姑和黄家少年在坟地意外相遇时，那支射在她背上的怨毒的利箭，黄老三从未想过要拔出来。何幺姑以狭隘的政治视域和对旧社会阶级压迫下自己苦难日子的健忘，完成了对革命正义性的否定。正是无数何幺姑们的温情和软弱，将自己这个阶级从国家主人位置上扫落下来，沦为快速崛起的社会新贵的附庸。尽管我们愿意承认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但新晋共产党干部在曾经被自己打倒的剥削阶级流氓后代跟前卑躬屈膝，沦为社会底层、生活举步维艰的曾经的“老革命”，竟怀揣觊觎心理，以卑微的姿态向昔日的革命对象——老地主的后代乞怜，遭到对方恶毒报复和共产党干部的附和嘲弄!这样的场景画面，不能不使读者血脉贲张，仿佛听到撕裂的历史发出凄厉的悲号。

　　何幺婆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四壁漏风、摇摇欲坠的家里的。随着神智渐渐清醒，她终于明白一生嫉恶如仇、宁折不弯的共产党员丈夫临终前，以严肃的口吻郑重告诫自己的话是对的：“幺姑，你记住，以后无论世道怎样变，你都不要忘本……　咱们好不容易挺直腰杆子，可决不能再轻易弯下去啊……”

　　“是自己鬼迷心窍铸下了自我背叛、自取其辱的大错，玷污了丈夫和儿子啊。”在遭受致命打击后的无边自责中，多年来支撑何幺婆苟活世间的支柱摧折，她的整个精神大厦轰然倒塌。在除旧布新的盛大传统节日——春节来临前夕，何幺婆以当年老地主黄聚财结束生命的同样方式，在自己空荡冷清的破败土坯屋里，用一根麻绳为自己苦难多舛人生画上了句号。

　　作为旧社会受压迫阶级一分子、童养媳出身的何幺婆自结的自缢绳圈，是为一个时代画上的句号。如果说当年吊死在梁上的老地主，是其代表的那个阶级控诉共产党的一只挟带着仇恨和屈辱的问号，那么他起码还背负着封建剥削阶级向劳苦大众犯下的累累罪行和偷盗集体庄稼的恶名，从而使得他们的愤怒情感因丧失仇恨与屈辱的道义根基变得苍白无力。而何幺婆自尽悬起的问号，却与老地主有着本质区别。何幺婆，还有她的“老革命”丈夫和烈士儿子，从生到死，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从未享受过物质生活的甘甜。在旧社会，何大奎、何幺姑受地主豪绅欺压、剥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在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们同全国亿万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一样，为改变积弱积贫的祖国面貌，在社会主义建设宏伟事业中，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集体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和共产主义理想，使得他们视自私如仇寇，视私利如粪土。在何家最“高光”的毛泽东时代，他们非但没有为自己攒下什么家产，反而献出了两位亲人的生命。何家三口，终其一生，清清白白，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只有付出，不求索取。悬梁自尽的何幺婆呈现在世人眼前的问号，在无声拷问历史，拷问人性，拷问社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