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南方》：土改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素描

　　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陆地著，作家出版社西元1960年4月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元2017年10月新一版。

　　这部小说描写西元1951年开始进行的广西土地改革运动。

　　广西土改开始时，全国除了西藏和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区域暂不进行、南方和西南一些偏远山区尚未进行外，绝大多数省份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广西全省的土改是相对比较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由于地处大陆最南方，广西的解放相对其它省份比较晚;另一方面，解放前广西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反动军阀统治下，其反动社会基础很是雄厚，解放初期，仍有大量的由恶霸地主、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操控的反动武装隐藏下来，伺机制造武装暴乱，使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因此，西元1950年春首先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为土改创造条件。但美军侵入朝鲜之后，匪乱更加猖獗，剿匪成为压倒一切的突出中心任务。西元1950年10月以后，全省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发动群众重点剿匪的斗争，历时五个多月，消灭了大量的股匪，使革命秩序基本建立，局面安定了下来。小说中曾提到岭尾村地主何其仁“因参加土匪暴乱，被政府给镇压了”，正是这种历史背景的反映。

　　这部小说描写的长岭乡的土地改革，就是从剿匪结束后的西元1951年冬天开始的。

　　长岭乡有两个村：长岭村和岭尾村。岭尾村实际上就在长岭村的“后尾，过了一条小河，不要半个钟头就到”。乡农会主任是长岭村的苏绍昌，中农家庭，并无工作能力和积极性;乡民兵队长是岭尾村的梁正，外号梁大炮，“早先在外边当过差，做过排长什么的，抗日胜利第二年才复员回家。刚解放时来了清匪反霸工作队，老乡们不十分明白政府底细，谣言很多，都不敢出头。梁大炮是漂过江的人，懂得交际应酬，当上了民兵队长”，但他实际上是地主覃俊三的狗腿子，与逃散的国民党残匪暗中联系;乡妇女主任由岭尾村的赵佩珍担任，她平日织土布卖，每当巫婆来到村里，就“帮巫婆挑篮子、提包袱什么的，做巫婆的跟班。解放后，乡里要组织妇女会，旁人还摸不着头脑，不敢出头露面来同公家人打交道，她因为见过世面，能说能讲，……终于给她当上了乡的妇女主任”。这种乡村基层政权人员构成情况，在广西这样的新解放区并不罕见。

　　在这样的状况下，长岭乡的农民除了知道“改朝换代”了、没有了土匪和国民党兵的侵扰、没有了国民党乡政府的派捐抓丁外，思想意识比较解放前并未有大变化。他们对广西军阀的统治心有余悸，对人民政府能否站稳脚跟疑虑重重，听到土地改革的消息后并不积极热烈，甚至有些冷漠。

　　进驻长岭乡的土改工作队员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工作队首任队长头脑教条，不得要领，一些队员工作漂浮，应付差事，导致长岭乡土改工作徒有形式，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工作队敬而远之。经过工作总结，工作队调换了队长，队员们实行与贫苦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逐步、耐心地与他们交朋友，了解真实社会状况，宣传土改政策，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使死水一潭的长岭乡渐生活力，并抓住韦大娘被地主覃俊三暗害事件，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贫苦农民起来了，他们在工作队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划阶级、斗地主、揭坏人、平分土地、互助合作等，取得了长岭乡土地改革的胜利。

　　小说塑造了韦廷忠、农则丰、苏嫂等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形象，描写了他们作为纯朴的农民，长期遭受反动军阀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悲惨生活，他们忠厚、老实，与此相伴的则是麻木、认命、懦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他们终于改变了自己悲惨的命运，从奴隶成为了主人，他们也同时在改变思想，成为有新观念的时代新人。

　　这部小说的作者陆地是广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西元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文学研究员。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回到广西。西元1951年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总团二分团，任党总支委员、一中队党支部书记、副队长，在邕宁县十三区参加土改。

　　这个土改二分团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全国文化教育界名流，如田汉、艾青、胡绳、李可染等，还有清华、北大等大学的一百多名学生。当时这样组织土改工作队，显然是要在进行农村革命的同时，改造一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并锻炼、培养青年学生，使他们成长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说的素材，自然来自于作者在这个聚集着知识分子的土改工作团的亲身工作经历。小说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了土改工作队队员身上，尤其是展示知识分子们在土改工作中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在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种知识分子做文学素描。

　　在小说中，进驻长岭乡的工作队队员们，在老农韦廷忠的眼里是这样的：

　　【“有四五十岁的老头，也有二十来岁的学生;有卷发的妇女，也有梳辫子的姑娘;有的穿棉袄、棉裤，有的却穿拉链子的、短秃秃的小外套。那个梳两条大辫子的姑娘，穿那么窄的裤子，跟竹筒似的，上身穿件红毛衣，脖子上缠着花格的围巾;另外有一位约莫有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戴副白边的眼镜，头发卷成一团，跟马戏团里的绵羊的毛一样。”】

　　这样略显杂乱、与偏远乡村格格不入的一帮队员，反映着广西土改时的国内环境，与华北、东北老解放区进行土改时所面临的严峻战争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同时也给广西土改增添了不可预知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工作队队长张文是个南下知识分子干部，在北方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算是有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他在进村后第一次工作队会议上布置得头头是道：

　　【“开头一个星期是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访贫问苦，从访贫问苦当中去寻找苦大仇深的对象，然后着重对他进行个别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再通过他去串联、带动其他广大农民起来斗争。”】

　　但是，他只会教条地搬弄经验，对怎样去发现“谁的苦最大，谁的仇最深”，并没有真正出于实践的深入思考。他为人很主观，自以为是，不耐心，不虚心，甚至不屑于听取队员的意见。他主要只是听了梁正、赵佩珍、苏绍昌三个各怀心思的乡干部的介绍，就自以为掌握了情况，固执地在长岭村进行仓促的“划阶级”，结果错把一户中农划成了“小地主”，被暗藏的敌人利用机会煽动闹事，造成极坏的影响和工作的被动。上级及时发现问题，将他调离。他“勉强地把同志们的意见接受下来”，但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还需要在实际工作锻炼学习，改造思想。

　　调来接替张文工作的杜为人则是另一类知识分子干部。他出身于工人家庭，靠银行小职员的舅父资助读到艺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中参加广西学生军到了安徽，在那里加入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抗战胜利到东北，进行了四年的农村土改的实际工作，解放战争中随四野南下回到家乡广西。革命队伍的培养教育，“逐步把他从个人主义的歧途慢慢引上宽阔的集体主义的道路上来了”，多年艰苦斗争的磨炼，使他具备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善于调查研究，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调动起队员们的积极性。他深入工作开展较慢的岭尾村，与农民们一起劳动，摸清情况，确定工作的突破口。遇到突发情况，他头脑冷静，抓住时机，果断地因势利导推动工作。他待人平易，队员们尊敬他，信任他，有什么想法都跟他说。在他和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长岭乡土改运动克服重重障碍热烈地开展起来。这位杜为人，是革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典型。

　　工作队员傅全昭，年方二十岁，尚在北京大学学医。她长得健美，风度端庄，思想开朗严正，为人真诚，工作认真。在河边洗衣服时，“她俯向水面，又看到刚才自己镜子里见到的自己的容颜，她对自己凝视了一阵。‘我这一辈子应该给人民做些什么有用的事业呢?’她深深地问着自己。”怀着这样的思想，她尽力主动地去接近、了解、帮助贫苦农民。看到老农韦廷忠的儿子生病，她马上帮助送到土改工作团医疗所去救治，忙前忙后地联系照顾。队长张文守在办公室空想，她却主动“拿《铁木尔及其伙伴》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协助贫雇农向地主恶霸作斗争，大部分的小孩都愿参加儿童团，愿意把村里的事情告诉她”。她看到队里一些教授、画家不深入群众，而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个人兴趣中，就忍不住对队长张文提出意见。她是个满怀赤忱投入革命的青年。

　　还有同样是北大学生的冯辛伯，朴实、热情、直率，“眼睛流露着坚定而乐观”，工作积极性很高。他敏锐地发现了队长张文的“经验主义，加上主观”的缺点，主动向省委检查工作组的同志反映问题。在上级发出工作队员与贫雇农“三同”后，他率先响应，搬到贫苦农民韦廷忠家去住，面对“简陋不堪的住处”，他勉励自己“畏难情绪要不得，一定要战胜困难，争取做个模范的共青团员”。他“白天同廷忠夫妇一起劳动，挖塘泥、点玉米、割茅草;在家里头就帮着煮饭、挑水，样样都顶着干;晚上，不开会就同廷忠聊天，给小孩讲故事。廷忠同他也逐渐熟了，慢慢的跟他讲些话，有时也敢问他一些问题”。就这样，他获得老农民韦廷忠的信任，慢慢使韦廷忠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和土改政策，为老韦以后的思想变化、觉悟觉醒、起来斗争打下了基础。在韦廷忠的老婆被害死后，小冯主动劝他再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心里话。为了救村里溺水的孩子，小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傅全昭和冯辛伯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认同革命、向往革命、投身革命的缩影。他们身上完全没有旧社会腐朽思想和习气的遗迹。他们的青春朝气，与新中国的昂扬奋进完全合拍。

　　与杜为人、傅全昭和冯辛伯不同，工作队以至工作团里，其它一些知识分子起初是另外一种表现：在长岭乡工作队，教授黄怀白整天埋头修整一根龙骨树枝，把它做成手杖，以消磨时间;画家钱江冷“常常带着彩色的粉笔、讲义夹子和一只帆布的折凳，一个人到河边的磨坊或村头的榕树下，对着这一带的橄榄林、远山和河岸去画画”;副教授徐图“听赵三伯告诉他，就在这个乡的南面有个小山叫将台，是壮族一位首领侬智高誓师抵抗宋朝名将狄青来侵的地方，他特地跑去瞻仰了一番”;在工作团团部里，副团长俞任远教授“正坐在屋檐下的一张太师椅上晒着太阳看书”，“留在团部做秘书的几位教授、艺术家就在堂屋下围棋”。傅全昭对此批评道：“这算什么帮助农民翻身，算什么彻底自我思想改造!倒像是来休养了。”“这些人不是来为老百姓的翻身做事，倒像是游山玩水来了，个个东游西荡的。”这是旧知识分子的习性所致，需要在土改革命实践中去清除或抑制。

　　长岭乡工作队里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如杨眉和钱江冷，性格娇弱冷傲，蔑视嫌弃农民，怕苦怕累，工作中遇到困难就哭泣退缩。随着土改工作的发展，她们也有所进步，但小资产阶级的冷热病、软弱病，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治疗。

　　另一些“大知识分子”，例如教授俞任远、徐图、黄怀白，他们在旧社会里养成的旧思维、旧习性更顽固。他们有的，比如徐图和俞任远，还愿意尝试跟上新中国的步伐，但由于习性所累，感觉很困难，充满犹豫;有的，比如“法学家”黄怀白，骨子里就不认同新中国，并以其自以为是的肤浅看待新中国的政策。

　　小说中写到，黄怀白与几个工作队员到地主何其多家了解情况，何其多对工作队员表示“拥护新的国家”，要把家里的文书田契“列个清单，等诸位同志来了，就献交出来给农会”。黄怀白听了后就暗自认为：像何其多那样认识到大势所趋、愿意把田地交出来的地主一定不在少数，只要政府出一张布告宣布没收地主的田地分配给贫雇农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发动群众斗争呢?而实际上，这何其多是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正在伺机搞破坏。

　　历史表明，土改运动之所以要发动群众斗争，既是为了真正做到公平正义的“耕者有其田”和“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为了消除腐朽落后、阻碍社会发展的少数人占有农村生产资料的剥削制度，也是为了使广大农民在思想意识方面得到解放，使人民当家做主。要实现这样的人间正道，就必须发动最广大的贫苦农民起来斗争，通过斗争消除旧的反动的社会秩序，建立有益于新中国发展的社会新秩序。

　　就长岭乡来说，不由贫苦农民自己起来斗倒何其多、覃俊三为代表的地主乡绅统治势力，韦廷忠、农则丰、苏嫂等广大贫农就无法摆脱受剥削、受欺压、受侮辱的命运。

　　黄怀白这样的思维，在旧的社会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中并不少，但他们阻挡不了历史潮流。几十年后，“黄怀白”们和某些新起的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知识精英”们鼓噪“暴力土改”的陈词滥调，但仍然无法抹杀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