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一）

作者：超级工程一览发布时间：2016-01-12 11:03:13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辛亥——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随着那一年的枪炮声，延续268年的清朝灭亡，并诞生了一系列以中华民国为旗号的短命政权，影响改变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命运。在此辛亥百年之际，海峡两岸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数不胜数，口径千篇一律，褒扬之声甚嚣尘上，民众随之鼓噪。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不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学过。然而教课书上写的短短篇幅，就是中国近代史原貌吗？

　　中国近代史在政治力量介入下，经历过两次严重的篡改扭曲过程。第一次出现在中华民国时期。1928年蒋介石集团武力推翻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篡夺政权后，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躯壳。国民党政权为巩固“一党专政”，全面推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源自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进一步粉饰美化以“尊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将孙中山圣贤化，人民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政权逃亡重庆。1940年4月，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与日本扶植的南京汪精卫政权争夺正统性，由重庆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尊孙中山为国父”的决议，南京汪精卫政权随即附和，也尊奉孙中山为国父。由此孙中山被各种政治势力推上神坛。1949年蒋介石政权逃亡台湾后，为了维持统治合法性，在台湾继续强化“尊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史观。新中国建国后，出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日友好”，以及大批国民党人士加入新中国中央政府(宋庆龄为国家副主席)的实际政治需求，继续尊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并逐渐形成以“反帝反封建、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中国近代史观。而二战战败后的日本，为了向国民灌输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继续顺水推舟，打着“中日友好”的旗号，对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予以附和。

　　如此百年下来，大陆和台湾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近代史，早已面目全非、积弊难返。中国近代史的所有谎言，皆围绕粉饰美化孙中山而展开。一旦将这块神主牌推倒，人们便会愕然发现——海峡两岸现有的中国近代史将彻底崩塌。出于对历史严肃性的尊重，本文将以大量史实资料，摒弃政党利益巢臼，和为尊者讳的传统，尽其所能还原一段相对真实的中国近代史。这段历史的真容，便围绕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展开。　　

　　1885年5月26日(清光绪11年)，19岁的孙文回广东香山翠亨村，与18岁的同邑华侨富商之女卢慕贞结婚(原配夫人，育子孙科，女儿孙娫、孙婉)。这次婚姻源自孙文的大哥孙眉。孙文在檀香山时，孙眉见其深受基督教影响，便将其送回广东老家，并且让家里寻一门亲事，以为孙文结了婚，便会收收心，结果未见其效。左图为1883年孙文17岁时照片。

　　孙文出世——叛逆少年着魔基督教

　　孙中山(1866-1925)，本名孙文，化名高野长雄。孙中山这个名字是日本黑龙会成员平山周和宫崎寅藏所起。“中山”源自日本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之姓。孙文其人仅活59岁，自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起，一生赴日本不下16次，累计居住长达九年半，遍识日本军政首脑，多为侵华战争首恶元凶。一个勾结日本出卖中国利益，且有明证的孙中山，如何粉饰成“革命伟人”，便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真实性的核心问题。

　　1866年11月12日，孙文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市)翠亨村(香港西侧40公里，隔珠江相望)一个农民家庭(姐弟四人，排行老三)。其父孙达成迷信风水，致家道败落，被迫至澳门做鞋匠，33岁才娶妻生子。1871年，长子孙眉出洋，至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做工，后来在茂宜岛(夏威夷第二大岛)垦荒，靠经营大型牧场发迹，数年之间成为当地富豪，孙家境遇由此好转。1878年，孙眉寄信回国，请其母偕12岁小弟孙文，到美国檀香山协助其商店业务。孙文志在读书，不愿为商，孙眉送其入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英国圣公会教会学校)读书，受基督教影响。1883年初，孙眉见孙文着魔基督教，便将其送回广东老家。回到老家后，孙文结识了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同乡，偶然兴起砸了当地新建的菩萨像，触怒乡里，被迫由父亲送入香港拔萃书室学习英文，陆皓东随后也至香港。两人结伴于1883年12月，在香港纲纪慎会堂(美国公理会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教，并起名孙日新。第二年4月，孙文转入香港中央书院，用“孙帝象”的名字登记注册。1885年5月26日回翠亨村，与18岁的华侨富商之女卢慕贞结婚(原配夫人，育子孙科，女儿孙娫、孙婉)。　　

　　1890年(清光绪16年)，英国殖民地香港，荷李活道雅丽氏医院三楼骑楼，孙文(左二)，杨鹤龄(左一)，陈少白(左三)，尢列(左四)“反清四大寇”合影，皆为广东人。图中站立者为同学关景良(关景良的母亲是孙中山的老师，因家长反对，关没有跟在孙后面搞“革命”)。

　　弱冠孙文——反清的基督徒

　　1886年，20岁的孙文从香港中央书院(中学)毕业，经牧师介绍，考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结识了基督徒郑士良，以及广州算学馆的尢列。一年后孙文转入香港西医书院(五年制大学本科，李鸿章为该校名誉赞助人)，以孙逸仙为名注册，结识了广州格致书院的陈少白(出身江门基督教牧师家庭)。孙文、陈少白、杨鹤龄、尢列四个在香港的广东人，志趣相投，常论国事，欲效仿广东人洪秀全，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自称反清四大寇。

　　1892年7月，孙文从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获学士学位(孙从未得过博士，博士为医生Dr.头衔误译)，时年26岁。同届毕业生仅孙文和江英华两人。由于香港西医书院当时未被港府立案认可，孙文无法在香港获得行医权。书院教务长康德黎博士(英国人)，请香港总督罗便臣致函英国驻华(北京)公使，托其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孙江二人谋职位。李鸿章表示二人可赴京候缺，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月俸五十元。康德黎随即带二人赴广州求见两广督李翰章，办理入职手续。由于府衙傲慢姿态，孙文弃职转而投奔澳门镜湖医院。并在同乡杨鹤龄帮助下，以富商做保，从镜湖医院贷款两千元，开设了一家中西药店。然而很快受到澳门葡萄牙籍医生排挤，被迫关店，前往广州另谋生路，并很快在广州打开局面，同时复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聚会，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议论国事。　　

　　1894年9月和10月《万国公报》刊登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已经28岁的孙中山，在四个月时间里，先后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一是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不惜余力地美化清廷之治，说：“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并竭诚要为清廷尽忠、效力，而说：“每欲以管见所知，直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仅四个月后，孙中山却180度逆转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先在自己右脸上刻下“效忠清廷”的印记;四月之后，就在自己的左脸上写下“驱除鞑虏”的口号。自我叛变之快，天下少见。

　　晋身之途——上书权臣遭冷遇

　　1894年春节，也就是孙文广州行医满一年的时候，突发奇想要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是将药店业务转托21岁的陈粹芬(广州认识的小妾)，乘回乡过年之机，回广东翠亨村，把自己关在房内写万言书。1894年6月，28岁的孙文与陆皓东结伴赴上海，结识了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宋嘉树(宋庆龄之父，靠印刷圣经发财，也是买办商人，此时宋庆龄才1岁)，经广东同乡郑观应，及天津海关道台盛宣怀等人引荐，孙文赴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试图获得李赏识。李鸿章时在天津芦台督师练兵，被中日矛盾搞得焦头烂额，听盛宣怀说孙文上书主要目的，是希望李中堂支持其赴西洋考察农桑，便着幕僚发放一张出国筹款发展农业的护照，任由孙文出国考察西洋农桑，等回国再看实情处置。恰在此时，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在朝鲜丰岛海域和陆地同时展开;至9月17日，中日进行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日军由此大规模进攻朝鲜半岛上的清军，至11月21日，攻占大连旅顺，并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中国北方由此门户洞开。

　　自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遭到冷遇后，孙文心有不甘，一直到10月都在天津、北京、武汉、上海等地游荡，后决定去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反清组织。他在上海告别陆皓东、宋嘉树，启程经日本抵达檀香山。檀香山是广东华侨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势力雄厚。孙文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游说，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住宅里(爱玛巷140号)，召集成立了兴中会，选出永和泰商号经理刘祥、何宽为兴中会正副主席。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甲午战败动摇了清朝的根基，为孙文起家创造了条件。兴中会发展人员准备回国组织暴动。　　

　　1914年(大正三年)3月，48岁的孙中山与日本人梅屋庄吉夫妇合影。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再次流亡日本，在日本人支持下组建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准备武力讨伐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梅屋庄吉是长期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之一，不单支持金钱，还有枪械。在这些极端热衷“帮助”孙中山在中国“闹革命”的日本人中，梅屋庄吉只能算是小喽罗。孙中山称之为“贤母”，后面我们会逐一揭开这些日本人的底细。

　　潜入香港——日本人的援助

　　1894年12月，孙文带着檀香山华侨筹集的6000多美元巨款(兴中会许以革命成功后10倍利息回报集资1388美元，其他为孙眉卖牛筹集，当时一头牛才7美元)，经日本抵达香港。由于兴中会势力薄弱，孙文经尢列介绍，结识香港辅仁文社(反清组织)社长杨衢云。1895年2月21日，两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乾亨行)集会，合并成立兴中总会，推黄咏商(香港议员黄胜之子)为临时主席，杨衢云常驻香港，孙文常驻广州，筹集经费、枪支，准备组织百余人的敢死队进攻广州府衙。

　　就在孙文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介绍，孙文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出身长崎富商世家，在港开照相馆)，梅屋允诺为孙筹集资金枪械。孙文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于是，从1895年3月初开始，孙文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图谋获得支持。为此，中川给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1918年任日本首相)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在3月4日的信中，中川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到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文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自己的算盘，拒绝了孙文的要求。(这两封信，由前京都女子大学山本四郎教授，在整理原敬所藏公文时发现，收录在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10月出版的《原敬关系文书》第二卷中。)　　

　　这是孙中山首次主动勾结日本政府，企图获得日本援助，颠覆中国政权。后国民党汉奸辈出，孙文肇始。

　　左侧照片为清廷驻英国伦敦的公使馆，1896年10月，孙文从美国檀香山抵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囚禁。经康德黎等营救，清公使馆被迫释放。孙文旋即撰写了《伦敦蒙难记》。右侧照片为1895年，广州起事失败后，逃亡日本的的陈少白(左)、孙文、郑士良(右)。

　　广州举事——逃亡日本伦敦被捕

　　1895年3月下旬，孙文带着陆皓东、郑士良等人来到广州，以农学会为名租屋组建广州兴中会分会。此时，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被迫派72岁的李鸿章为代表，与日本谈判议和。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刺杀，开枪击中左脸，血染官袍。4月17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折合7453吨)。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康有为等会试举人，在北京联名向光绪帝公车上书，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广东人康有为就此得势，中进士，任工部主事。李鸿章马关签约后遭免职，也视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

　　孙中山抓住这个时机，加紧布置广东暴动，派人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的绿林匪徒，及潮汕、惠州的会党(黑社会成员)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兴中总会决定将广州作为暴动地点，还决定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12芒星)，作为起义军的旗帜，把暴动时间定为10月26日，乘重阳扫墓之机，混入香港赴广州扫墓人群(暴动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10月10日，兴中会召开会员会议，选举会长，孙文当选。由于消息走漏，两广总督谭钟麟加强戒备，广州暴动失败。日本人梅屋庄吉筹备的600只手枪被海关查获收缴，陆皓东、朱贵全等40余人被捕杀害，孙文、杨衢云、陈少白等人遭清政府总理衙门通知各国悬赏通缉。

　　10月27日晚，孙文从广州潜入澳门，两天后搭船去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会合，搭乘广岛丸前往日本神户，终于摆脱了清廷搜捕。11月孙文抵达横滨，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有几十名华侨参加。年底离开日本，重赴檀香山，巧遇康德黎博士，并相约伦敦见面。由于暴动失败，兴中会陷于瘫痪。1896年9月底，孙文离美赴英国伦敦，上岸后即遭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监视，10月11日被清驻英使馆诱捕关押于使馆二楼，准备将其装入木箱运回中国。经过康德黎博士搭救，在《地球报》发布孙文遭清使馆诱捕的消息。由于外国使馆无权在英国捕人，清公使馆被迫于10月23日释放孙文。在康德黎帮助下，孙文将此事写成《伦敦蒙难记》出版，在欧洲声名大噪。

　　《伦敦蒙难记》出版后，引起了在伦敦的俄国人注意，有一个叫伏尔霍夫斯基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与其在伦敦相识。此外，孙文还认识了一个重要的日本人，31岁的日本生物学家南方熊楠。此人为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员，其父为日本和歌山“世界一统(清酒)”酒业创始人，身家巨富。1897年的3月16日，两人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部长道格拉斯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面，迅即成为密友。此后三个月几乎形影不离。通过南方熊楠，孙文结识了众多在伦敦的日本名人，包括前来英国访问的德川赖伦(纪州侯世子)、镰田荣吉(众议院议员)、田岛担(和歌山县议会会长)等日本人士，并托镰田、田岛修书将孙中山介绍给在日本国内的冈本柳之助(间谍)、菊地谦让(记者)、尾崎行雄(众议员，犬养毅同党)等人。日本人自然都清楚孙文的反清份子身份。　　

　　1898年11月(光绪24年), 孙中山与日本人(玄洋社成员)在横滨合影。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义刚、小山雄太郎、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后排宫崎寅藏。玄洋社是干什么的，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详细叙述。你只需记住这些关键人物的姓名即可。

　　转赴横滨——巧合还是预谋

　　在英国呆了10个月后，孙文受日本友人邀请，于1897年8月16日经加拿大再次到达横滨，甩掉自英国跟踪而来的清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曾国藩之孙)，寻至陈少白住宅。第二天两人至横滨警察署长官邸，寻求日本政府保护，以免被清廷缉捕。日本外相大隈重信对此事非常重视，着令加以监视警卫。在横滨，孙文住到了山下町121番地，旅日侨商温炳臣(兴中会会员)住宅的二楼。温炳臣找来15岁的浅田春(静冈县清水町人)，担任孙的女佣。由此15岁的浅田春成为孙文(时年31岁)在日本的第一个女人。

　　孙文此行从伦敦至日本横滨，是由日本浪人平山周，以聘请“语文教师”为名义申请侨居证。通过陈少白，孙文认识了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平山周(日本极右翼份子，犬养毅的亲信)。三个月前，日本众议员犬养毅曾派宫崎和平山，赴中国华南刺探反清组织结社情况。宫崎因病未去，平山周与可儿长一结伴至香港，从陈少白信中得知孙文从英国至日本，便立即结束华南行动，回横滨见孙文。宫崎、平山在横滨拜见孙文之后，立即前往东京，向犬养毅报告与孙文见面的情况，和在华南了解到的孙文在反清活动方面的影响力，希望犬养毅能接见孙文。日本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闻讯，担心孙文会使日清两国关系恶化，有意令孙文离境。后经外相大隈重信和犬养毅从中周旋，最终同意让孙文留在日本。犬养毅命宫崎寅藏等三人赴横滨，请孙文至犬养毅在东京牛込区(今新宿区)马场下町35番的寓所会面。(日本外务省档案对孙文在日活动有详尽记录，名为《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亡命者)》。)　　

　　大隈重信侯爵(1838—1922)，日本明治维新重臣，早稻田大学创始人，两次当选日本首相。其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为他第二次当日本首相时提出。孙中山与其关系极为密切。后面章节我们会详细叙述孙中山、袁世凯恩怨，及大隈重信与《二十一条》出台的过程。

　　日本政要——都是什么底细

　　这是日本政要第一次主动接触孙文，其背景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朝政权已摇摇欲坠，日本亟需研究中国形势，扶植在华亲日势力。当时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1882年建校)，最早成立了“时局研究会”，讨论中国问题。1896年，日本众议员犬养毅最早提出“确立对华政策，实为当务之急”，劝告内阁派人赴中国调查时局。由此日本外相大隈重信，拨付外务省机密费，派遣犬养毅的亲信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华南调查反政府组织。宫崎、平山周先通过日本驻华武官曾根俊虎(军事间谍，情报组织兴亚会创始人)与陈少白相识，经陈少白介绍，读过孙文的《伦敦蒙难记》后，认为此人便是犬养毅苦苦寻觅的理想人物，由此举荐孙文，让其与犬养毅会面。

　　此时在日本国内，经过明治维新后，主要政治力量有藩阀和民党两大派系。其中藩阀派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三大元老鼎立。民党共分五派，分别是河野广中的东北派、星亨的关东派、林有造的土佐派、松田正久的九州派、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民主党派是日本政坛新崛起的力量，在众议院选举中超越了强大的旧藩阀势力。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是立宪改进党的首脑人物，正处于政途上升期。

　　大隈重信于1838年生于九州佐贺城，毕业于佐贺藩兰学寮，1870年任大藏大辅(财政部副部长)，是明治维新重臣之一。1882年创建立宪改进党，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 1887年封伯爵，1888年成为伊藤博文内阁外相，因政见不合遭到玄洋社刺杀，炸断右脚后被迫下野。1896年任第二次松方内阁外相。1898年6月，立宪改进党与自由党合并为宪政党，组成以大隈重信为首相的日本第8任内阁(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绰号独脚首相)，犬养毅入阁担任文部大臣。1907年大隈重信从政界引退，任早稻田大学总长。1914年4月，大隈重信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出兵中国山东并击败德军，企图长期霸占山东。为扳倒亲英国的袁世凯，并独霸在华利益，大隈重信强迫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部分条款)，袁世凯由此遭到重创。1916年，大隈重信被大正天皇封为侯爵，授大勋位菊花大绶章。1922年因胆结石病死于东京早稻田，终年83岁。在日比谷公园(日本皇宫南门)举行国民葬，30万人参加葬礼。　　

　　犬养毅(1855—1932)，日本政坛元老，大隈重信的亲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选日本首相，三个月后日本即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十九路军，中国军民死伤惨重。犬养毅是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左侧照片为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从北京移葬南京中山陵时，犬养毅(右一)、头山满(右二)、梅屋庄吉、宫崎龙介(宫崎寅藏的儿子)等日本人参加紫金山“奉安大典”，由此可见孙中山与这批日本人的关系是何其密切。头山满此人更是权势通天的幕后人物，后文将详细叙述其身份。

　　三朝元老——孙文的日本朋友

　　犬养毅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元老重臣，1855年生于冈山县市川;是地方官员犬饲源左卫门的次子，后全家改姓犬养。1880年犬养毅从庆应义塾大学部(日本右翼鼻祖福泽谕吉创办的私立大学)肄业，成为从军记者。1881年得大隈重信知遇提拔，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第二年加入大隈重信组建的立宪改进党，成为其亲信。1890年(明治23年)当选成为日本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之后42年间连续18次当选，次数仅次于尾崎行雄(立宪改进党元老，25次当选众议员，鼓吹对外扩张)。1898年犬养毅加入大隈内阁，担任文部大臣。1929年出任立宪政友会第六任总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76岁的犬养毅接任日本第29任首相兼外相，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削减军费，由此得罪军部。但其继续推行侵华政策，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转移国际间对九一八事变的压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十九路军。3月9日，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操纵下，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中国东北就此分裂。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中国东北)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5月15日，日本军人发动五一五政变，海军激进份子冲入首相府，将犬养毅乱枪打死，时年77岁。犬养毅死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接任首相，日本迅速滑入军人当政、对外扩张的战争末路。

　　大隈重信和犬养毅都是毁誉参半的人物。他们对于日本崛起做过重要贡献，但在谋取在华利益上，不过是比日本军部那些只会用刀枪的丘八，换了一种更为阴柔隐蔽的手段。他们通过扶植拉拢中国反政府组织，以实现瓦解中国政权，制造社会动乱，谋取日本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则是在阴柔之后，采用赤裸裸的武力威逼，逼中国就范。对于中国来说，这两个人毫无疑问是战争罪犯。而孙中山及其后的蒋介石，与这些日本侵华势力首脑，有着难以对外人道的紧密联系。然而在国民党的政治需求下，孙蒋二人在台湾历史教科书中，被树立成正义凛然的国家领袖形象。在大陆，孙中山依然被尊为“革命先行者”，不遗余力地美化其“反帝反封建之功”。　　

左图为孙中山赠送给犬养毅的纪念照片，木堂先生即指犬养毅。

　　东京会面——结识日本权贵

　　1897年9月27日，孙文在东京拜访了犬养毅。犬养毅选在私宅而非官署会面，有蓄意结交之意。对于会谈过程，孙文写道：“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孙文自叙《革命原起》)。从犬养毅寓所出来后，同行的平山周、宫崎寅藏、可儿长一三人，建议孙文住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靠近日本皇宫)，入住时需要登记姓名。由于孙文尚遭通缉，平山周提出填写化名，用刚刚经过的“中山侯爵”府邸的中山二字作为化名(中山忠能公爵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的父亲)，再加上孙文所提“樵”字，组成了中山樵的化名。宫崎寅藏第一个叫起孙中山的新名字。有了犬养毅的支持后，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有了安全保障，在日本的交往圈迅速扩大。经犬养毅介绍，结识包括大隈重信(外相)、大石正巳(农商次官)、尾崎行雄(众议员，鼓吹扩张)、福泽谕吉(日本右翼鼻祖，脱亚入欧论由其首先提出，子弟遍布朝野)等日本朝野头面人物。(注：孙文著《建国方略》)

　　此后，孙中山还认识了69岁的副岛种臣伯爵(1871年任日本外相，解决日本入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支持日本对外扩张)、42岁的头山满(间谍组织玄洋社创始人)、46岁的平冈浩太郎(玄洋社社长)、秋山定辅(政坛幕后策划，后任众议员)、中野德次郎(九州煤矿巨头安川敬一郎的亲信)、铃木久五郎(著名股票商，野村证券创始人之一、后任众议员)，并与安川敬一郎(九州煤矿财阀、安川电机创始人，玄洋社幕后金主)、久原房之助(茨城矿山巨头，日立、尼桑创始人)、犬塚信太郎(满铁理事)等日本财阀巨头建立了关系。据日本学者统计，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近十年，与其发生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多达1236人。这些人遍布日本朝野各界，多参与侵华战争。日本财阀也在侵华战争中谋取了巨额利益。而宫崎寅藏、平山周之类，只能算是底层跑腿的小喽罗。　　

　　1913年2月10日(民国二年)，孙中山作为全国铁道督办(袁世凯任命)，偕夫人卢慕贞、翻译戴季陶、秘书宋霭龄，随员马君武、宋耀如等人，赴日本考察。先后会见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孙于3月25日乘船回到上海，二次革命就此爆发。四个月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照片为1913年2月16日中午，孙中山、宫崎寅藏等人在东京日暮里，参拜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公爵之墓。陪同的有近卫公爵之弟津轻伯爵，公爵次子秀麿男爵，及东亚同文会人士。近卫公爵的长子就是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三次当选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当天下午，孙中山赴东京青山陵园，拜谒甲午战争罪魁——儿玉源太郎之墓。

　　长期包养——以备它日之用

　　早在1897年春，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等人，成立了研究中国的“东亚会”，意在培训中国通，研究刺探中国情报。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陆实等人也是东亚会成员。1898年6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陆实等人成立了与东亚会性质类似的“同文会”。同年11月，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文部大臣犬养毅等人撮合下，将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组成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公爵(其子近卫文麿继承爵位，三次出任日本首相，为侵华战争元凶，甲级战犯)，副会长为长冈护美(贵族院议员)，陆实任干事长，每年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支取4万日元作为经费，在中国南京、上海设立同文书院，培养日本赴华留学生为中国通，联络扶植中国亲日势力。

　　由于孙中山此时经济拮据，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玄洋社首任社长，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的叔父)决定负担起孙中山的生活费用。孙中山还担心原住宅离清廷使馆太近，会重蹈英国的覆辙;犬养毅便让其搬入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琢也家。同住的还有陈少白、平山周、可儿长一(有监视之意)。在东京生活期间，孙中山还曾赴熊本县荒尾村宫崎寅藏的老家住了十来天，参观熊本的陆军演习，并接见专门来访的日本在华间谍头目宗方小太郎(此人1886年便潜入中国当间谍，号称中国通第一人)。此后两人成为密友，众多事件中均可见到此人身影。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曾写信给宗方小太郎，表示说：“我将日本视为第二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令人遗憾。”(注：《宗方小太郎文书》)

　　1898年2月3日，正在生病中的犬养毅，致函陆实(即陆羯南，原为官僚，辞职后热衷时政评论，鼓吹国民主义，东亚会骨干)，要求他负责照顾孙中山、陈少白、王质甫等人生活。信中写道：“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作此计划矣。”(注：《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所载彭泽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　　

　　左图为1898年夏，孙中山在日本会见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商洽代购武器。右图即为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1895年孙中山逃亡日本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剪掉辫子，穿起西装，还学日本人蓄起了大胡子，此后我们看到的孙中山照片中，至死都蓄着胡子。

　　菲律宾来客——购买军火

　　1898年6月，菲律宾独立党领袖阿奎那多，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并被选为总统。但在年底，美国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决定由美国获得菲律宾殖民地。美军随后大举进攻菲律宾。为了抵抗美军，阿奎那多派遣特使彭西到日本寻求支援。彭西抵达横滨后，得知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交往，便请其协助购买军火，并赠送10万日元。孙中山与宫崎、平山找到犬养毅，商议请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出面，向枪炮商大仓会社购买了大批军械，包括子弹六百万发、步枪一万枝、大炮十一门、望远镜七架以及火药压榨机和大批制造弹药的材料，雇三井会社的“布引丸”船潜运赴菲，途中遇台风沉没。孙中山用剩余资金七万五千比索，购买第二批军火雇船启运，被美国政府发觉后，向日本提出抗议，计划遂落空。此事虽败，但从中可见孙中山在日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能量。这种能量是犬养毅给的。　　

　　1930年代，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虹桥路校舍正门。照片资料：「山洲根津先生傳」(昭和5年5月10日発行)。山洲根津即日本在华间谍头目根津一，是汉口乐善堂情报网的老牌间谍、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代理所长，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的策划并参战，梁启超与其有联系。日清贸易研究所建于1890年，位于上海西藏路桥附近，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

　　谍影婆娑——东亚同文书院

　　1898年11月，日本间谍组织——东亚同文会正式成立，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号霞山)出任会长。第二年10月近卫笃麿访华，在南京拜晤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东亚同文会在华设校，刘表赞同。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开办，经费由日本外务省资助，首任院长是日本在华间谍头目根津一。1901年4月，书院因义和团运动爆发，迁至上海高昌庙桂墅里，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各府县招募公派留学生，培养“中国通”情报人员，每年约百余人，学制3-5年。1913年10月，校址迁至虹口区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1917年4月，书院再迁至今虹桥路433弄处(徐家汇天主教堂西侧，靠近上海交大)位置。“东亚同文书院”下设“调查部”和“调查编纂部”、“支那研究部”、“东亚研究部”等机构。日本学生在临近毕业时，由书院组成小组，提供资金、安排线路、派到中国各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毕业大旅行”，实际为情报侦察。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2期生林出贤次郎1905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边境的伊犁(此人后来成为伪满皇帝溥仪的随从翻译)。

　　学生将所获情报编辑成册，名为《大旅行志》、《深入内地》、《大陆漫步》等。他们把搜集到的政治、经济情报撰写成所谓的调查报告，每年印五份抄本，分别提交日军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一份。后来以这些调查报告为基础，同文书院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省别全志》，类似于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普查。毋庸置疑，这些调查报告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情报。该间谍机构在华活动45年，培训了5000多名情报人员，仅毕业大旅行侦察线路，就多达700余条，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积累了如山资料，多保存于爱知大学。

　　1918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增开中华班，招收中国籍学生，共办11届，毕业生约百人。这批人中包括后来的国民党“中统”头目——李士群。1919年，东亚同文会为培植亲日势力，决定以退还庚子赔款为名，在天津、汉口设立同文书院附属学校，由众议员柏原文太郎筹办。1921年12月，天津同文书院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附近成立，主要招收中国学生(1925年改为“中日学院”)，该校校址即今天津师范大学北院。汉口同文书院位于古德寺附近，被当地人称为东洋学堂，1927年改为私立汉江中学(1945年后勒令关闭)。

　　1937年11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因淞沪会战爆发，虹桥路校舍被烧毁，暂时迁回长崎。1938年由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时任日本首相)提出申请，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日军占领上海后，交通大学校舍被东亚同文书院侵占，该校开始明目张胆地配合侵华日军活动，以“学徒出阵、翻译从军”为名，协助日军作战。据1938年的调查，该院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人留中国，其中有415人在日本侵华机关和伪满及蒙疆机关中服务，剩余的均在日本在华企业、银行、商务等部门工作。由于该院与日本外务省有不寻常的关系，其毕业生曾任职于外务省的有近200人之多，日本在华领事馆内也有书院毕业生。另外，该院同侵华组织“满铁”有很深的关系，其毕业生从第一期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在“满铁”就业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沈阳的“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南北方设立的两大情报调查系统)。

　　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外务省下属的东亚同文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1946年11月，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名原校教职员，在爱知县丰桥市创办爱知大学。将东亚同文会遗留资料转移至该校，并吸收从朝鲜汉城的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返日的部分师生及资料。该校校友以“沪友会”为名活动。1948年，东亚同文会残余势力死灰复燃，组建“霞山俱乐部”(近卫笃麿，号霞山)，首任会长为德川家正公爵(德川家第17代家主，贵族院议长，其父与孙中山有联系)。1956年，盟军司令部归还霞山会馆。1957年沪友会创办《沪友》杂志。1958年，霞山俱乐部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该机构依然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改革开放后以教育交流为名，重新进入中国活动。

　　东亚同文会及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骨干成员中仅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就多达6人(大隈重信、犬养毅、内田康哉、近卫文麿、清浦奎吾、阿部信行)。对于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革命宣传家”邹容、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刘公，均于1902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同文书院，成为革命鼓吹者。上海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创始人岩井英一、满洲鸦片大王里见甫、日籍中国共产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均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曾先后派出14批“中国通”间谍，以旅行为掩护，到中国各地实况测绘5万分之一标尺的军用地图。测绘路线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偏远地区。这些地图往往精确到地表的一棵树一间房，将路径、矿场、水源等相关信息全部涵盖，标注尤其细致入微。这些事关中国生死的绝密地图，在日军侵华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作用。直至今天，仍有大批日本人在中国非法测绘地图，其目的何在，当引起国人警惕。　　东亚同文会历任会长

　　第一任会长(1898-1904)：近卫笃麿公爵(贵族院议长)

　　第二任会长(1904-1907)：青木周藏子爵(日本外相)

　　第三任会长(1907-1918)：锅岛直大侯爵(第11代佐贺藩主)

　　第四任会长(1918-1936)：牧野伸显伯爵(大久保利通之子，日本政坛元老)

　　第五任会长(1936-1945)：近卫文麿公爵(贵族院议长、三次当选日本首相，侵华战争元凶，甲级战犯)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历任院长

　　第一任院长(1901-1902)：根津一(日本老牌间谍，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

　　第二任院长(1902-1903)：杉浦重刚(众议员、国粹主义者、裕仁天皇的老师)

　　第三任院长(1903-1923)：根津一(日本老牌间谍，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

　　第四任院长(1923-1926)：大津麟平(台湾总督府官僚、岩手县知事、德岛县知事)

　　第五任院长(1926-1931)：近卫文麿(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副会长)

　　第六任院长(1931-1940)：大内畅三(众议员、升格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首任校长)

　　第七任校长(1940-1944)：矢田七太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曾参加1927年东方会议，与蒋介石有联系。)

　　第八任校长(1944-1945)：本间喜一(末代校长、爱知大学创始人)　　http://sonbun.or.jp/jp/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8

　　附：孫文関係日本人人名録(移情阁孙文纪念馆)

　　日本神户移情阁孙文纪念馆，是日本华侨巨富吴锦堂的产业，1913年3月孙中山赴日本时，曾在该处受华侨宴请。1984年改为孙中山纪念馆。在该馆网站上，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孫文関係日本人人名録》，从中可以窥见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网一角。详细研究这份名单，可谓触目惊心。其中包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三菱财阀社长岩崎小弥太、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等1236名日本军政财经各界要人。其中甚至包括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于1878年出生在尾张藩(今名古屋)的一个破落武士家庭，祖先曾是战国名将，静冈县二俣城城主松井宗信，但到他父亲这辈已经没落。1898年松井以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毕业，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深受间谍头目荒尾精的“兴亚论”影响。1906年松井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主动要求调往中国，1906年至1908年被派驻北京和上海担任驻清武官(实为间谍)，暗中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

　　1908年2月，21岁的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从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赴日本东京振武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留学。几乎与此同时，他的浙江同乡陈其美(30岁)奉孙中山之命，从东京潜回上海活动。同年夏天，蒋介石回国度暑假，经陈其美介绍，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并通过陈其美，认识了松井石根(30岁)。巧合的是，松井石根恰好结束武官工作调回东京，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任职。陈其美希望松井能好好照顾蒋志清。此后在留学期间，松井石根给蒋以多方照顾，还曾让蒋寄宿在自己家里。蒋出去租房时，便是松井做的担保人。凭着这层关系，1927年10月，蒋介石因宁汉分裂下野后，赴日本寻找政治援助，通过松井石根(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将)牵上了关系，并进行过秘密会谈。两个月后，蒋介石便重掌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权。1936年2月，松井以私人身份与蒋介石在南京会面，一年后发生南京大屠杀，松井指挥的军队血洗南京城。　　

　　1912年6月30日(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召开夏季常务会。照片为参与其中的日本人与孙黄等人合影。前排左起：板谷(此人待考)、黄兴次子(黄一中)、山田纯三郎、森恪、西田书记官、宫崎寅藏;第2排左起：尾崎行昌(尾崎行雄之弟)、与仓太郎(陆军大佐)、有吉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黄兴、孙中山、陈其美、王芝祥;后排左九宫崎民藏(宫崎寅藏的哥哥)、左十蒋作宾、左十二钮永建。森恪这个人，在孙中山与日本政经界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人是铁杆右翼，是与日本军部勾结，分裂颠覆中国的主要人物，参与辛亥革命、东方会议、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

　　与孙中山有关的日本人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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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隈重信(1838-1922)，两次当选日本首相，逼袁世凯政府签署《21条》，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

　　犬养毅(1855-1932)，1931年当选日本首相，参与扶植孙中山及辛亥革命，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

　　桂太郎(1848-1913)，三次当选日本首相，参与甲午战争及吞并朝鲜，是倒袁扶孙的主要支持者。

　　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首相，陆军大将，1916年后参与扶植孙中山，留有孙亲笔密信。

　　儿玉源太郎(1852-1906)，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战争罪魁，参与甲午战争，1900年与孙中山相识。

　　后藤新平(1857-1929)，满铁总裁、外相、伯爵，1900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策划惠州暴动。

　　加藤高明(1860-1926)，日本外相，三菱财阀女婿，《二十一条》始作俑者，孙中山与其有联系。

　　内田康哉(1865-1936)，满铁总裁，伯爵，曾代理日本首相，参与辛亥革命，参与九一八事变。

　　头山满(1855-1944)，日本右翼鼻祖，间谍组织玄洋社创始人，参与策划辛亥革命及侵华活动。

　　平冈浩太郎(1851-1906)，日本间谍组织玄洋社首任社长，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惠州暴动。

　　内田良平(1874-1937)，日本间谍组织黑龙会首任会长，策划组建中国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

　　伊东知也(1873-1921)，犬养毅、头山满密友，众议员，黑龙会创始人之一，参与扶植孙中山。

　　古岛一雄(1865-1952)，众议员，贵族院议员，头山满密友，绪方竹虎之师，参与辛亥革命。

　　小川平吉(1870-1942)，日本众议员、法务大臣、铁道大臣，头山满密友，右翼首脑，宫泽喜一的祖父。

　　的野半介(1858-1917)，玄洋社间谍出身，众议员，参与策划甲午战争。

　　铃木天眼(1867-1926)，玄洋社间谍，国粹主义者，参与甲午战争，潜入朝鲜，后任众议员，参与辛亥革命。

　　中野熊五郎(1866-1917)，玄洋社间谍，1884年入上海东洋学馆，1897年与孙中山相识。

　　安永東之助(1872-1905)，玄洋社间谍，参与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惠州暴动，日俄战争时被清廷巡捕击毙。

　　平山周(1870-1940)，犬养毅亲信，东亚同文会成员，参与惠州暴动、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

　　宫崎寅藏(1871-1922)，东亚同文会成员，玄洋社间谍，参与戊戌政变、惠州暴动、辛亥革命。

　　萱野长知(1873-1947)，1904年加入日军特务班，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

　　福本日南(1857-1921)，众议员，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社长，参与亚细亚协会、惠州暴动。

　　秋山定輔(1868-1950)，东京《二六新报》社长，曾任众议员，与间谍组织玄洋社关系密切。

　　岩崎久弥(1865-1955)，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总帅，辛亥革命时曾向孙中山提供资金。

　　森恪(1882-1932)，出身三井物产，参与情报活动，辛亥革命时负责为孙中山提供资金，此人为侵华派。

　　藤濑政次郎(1867-1927)，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东洋棉花总经理，政交广泛，参与汉冶萍借款事件。

　　山本条太郎(1867-1936)，出身三井物产、满铁总裁、贵族院议员、1912年参与汉冶萍借款事件。

　　犬塚信太郎(1874-1919)，出身三井物产，满铁理事，为孙中山提供的资金高达数十万日元。

　　安川敬一郎(1849-1934)，安川财阀创始人，玄洋社幕后金主，1913年孙中山访日时曾住在他家。

　　松方幸次郎(1866-1950)，长崎造船所社长，众议员，日本首相松方正义之子。

　　宇都宮太郎(1861-1922)，间谍出身，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大将，参与辛亥革命。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海军省间谍，参与甲午战争，1898年与孙中山相识。

　　梅屋庄吉(1869-1934)，日军参谋本部驻香港间谍，参与支持菲律宾独立运动，及扶植孙中山。

　　川岛浪速(1865-1949)，日本老牌间谍，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芳子曾通过孙科获取大量情报。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对华间谍鼻祖，在北京创办青木机关，日本陆军中将。

　　安达谦蔵(1864-1948)，间谍出身，参与刺杀闵妃事件，历任众议员、内务大臣、递信大臣。

　　天羽英二(1887-1968)，日本驻华领事，情报部门负责人，1945年以甲级战犯被捕。

　　矶谷廉介(1886-1967)，间谍出身，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大将，香港日据时期总督，甲级战犯。

　　宇垣一成(1868-1956)，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派，军部法西斯集团首脑。

　　渡边千冬(1876-1940)，日本制钢所董事、众议员、司法大臣、枢密院顾问、关东国粹会总裁。

　　相生由太郎(1867-1930)，日本殖民时期任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残害码头工人，死于大连。

　　中西正树(1856-1923)，东亚同文会间谍，参与汉口乐善堂情报网，长期在中国活动。

　　大原武庆(1865-1933)，东亚同文会间谍，任上海同文书院监督，参与1911年武昌起义。

　　山田良政(1868-1900)，东亚同文会间谍，参与戊戌政变，参与1900年惠州暴动，在惠东遭清军捕杀。

　　山田纯三郎(1876-1963)，东亚同文会间谍，山田良政之弟，孙中山秘书，1948年返回日本。

　　井上雅二(1876-1947)，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参与戊戌政变，1899年与孙中山相识。

　　原口闻一(1873-1935)，东亚同文会成员，1899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惠州暴动。

　　大原信(1877-1911)，东亚同文会间谍，与山田良政有关系，日俄战争时期在奉天活动。

　　大松源藏(1878-1915)，东京《日日新报》间谍，参与1911年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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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孙中山相关的日本人多达上千人，此处仅能截取有代表性的一小部分，人员涉及日本内阁、日本外务省、日本军部、日本议会、立宪政友会、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等机构，覆盖日本政军财经各界。在中国近代史上，论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即使是与日本勾结的汪精卫，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附：孙中山历史照片集，三百余幅照片，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关系网。

　　http://www.sszx.org.cn/lszp.aspx?page=26　　

　　1898年7月5日(光绪24年，明治31年)，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第三局(情报局)间谍宗方小太郎，向上任才一周的新任首相大隈重信(一次大隈内阁)，密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九龙借地条约》(即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文件列为“极密”谍报第九十一号。1898年6月9日，由李鸿章与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英国强租香港九龙以北、深圳河以南(新界)975.1平方公里，为期99年，1898年7月1日生效。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编号イ14a0806。尾页附有中英香港新界划界手绘地图，极为专业。　　

　　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给日本玄洋社(右翼间谍组织)成员宫崎寅藏(又称宫崎滔天)，题写的横幅“推心置腹”。现藏于日本东京西池袋二丁目的宫崎家老宅(滔天会会所)。　　

　　1912年10月12日晚(民国元年)，上海虹口公园北侧，江湾路上的六三亭(日本人开设的酒馆)，孙中山、黄兴(11日由北京返回上海)，出席日本三菱合资会社(三菱商事前身)上海支店长晚宴。前排左一为山田纯三郎(东亚同文会间谍)、左二为宗方小太郎(日本海军省间谍)、左三为三菱合资会社上海支店长中岛，左四为黄兴、左五为孙中山。后排左一尾崎行昌(日本众议员尾崎行雄之弟)、后排左二宫崎寅藏(玄洋社间谍)，后排左四末永节(玄洋社间谍)。孙中山、黄兴长期跟这批日本情报系统人员混在一起，能做什么呢?　　

　　1913年2月16日(民国二年)，孙中山抵达东京当晚，在东京芝区红叶馆，出席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欢迎会时合影。孙一行有14人，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山田纯三郎、第四戴季陶、第五胡瑛(国会参议员)、第六头山满(黑龙会首脑)、第七孙中山、第九宋耀如(宋庆龄之父)。日方主东为东亚同文会人士，有犬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柏原文太郎(众议员、东亚同文会干事)、伊东知也(众议员、黑龙会首脑)、根津一(上海同文书院院长)等35人。其中犬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在1912年孙中山窃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日本人的支持，是早期孙中山得势的关键力量。　　

　　1913年2月17日中午(民国二年)，孙中山访问日本时，在东京日暮里延命院，拜谒东亚同文会前会长——近卫笃麿公爵墓。近卫家族为日本“五摄家”之首，藤原北家嫡系，与皇族关系密切，号称“贵族中的贵族”。最早可追溯至平安时代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道长(966-1028)，至今传续千年。近代以来，近卫家族是日本推动侵略扩张的主力推手之一。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担任日本首相。上任仅一个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即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5年日本战败，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其外孙细川护熙，于1993年出任日本首相。　　

　　1913年2月22日晚(民国二年)，孙中山访问日本时，在东京芝区红叶馆，设宴招待曾“援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及旧交，照片为宴会后合影。后排居中是孙中山，左侧为日本右翼巨头头山满。一个月后，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孙中山当即指责是袁世凯所为，以此为由讨伐袁世凯。半年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在日本人支持下组建中华革命党，掀起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序幕。　　

　　1913年3月(民国二年)，日本东京皇宫南门，日比谷公园内的松元楼，梅屋庄吉为孙中山举行酒会。照片中有头山满、山田纯三郎、梅屋庄吉、宋耀如。大武丈夫拍摄，其中一幅背面写有“大正二年三月漫游于日本撮影孙文”。2008华辰秋拍33600元成交。松元楼现经营者是梅屋庄吉的外孙女婿小坂哲琅。　　

　　日本爱知大学霞山文库所藏，东亚同文书院遗存《支那調查報告書》。该文库收藏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书籍，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极高价值。也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过程中，对于中国进行情报侦察的铁证。　　

　　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第一卷【四川省】所附成都市地图。日本刺探中国地形情报，起自清代末期，至今延续百年，创始人当属在华间谍头目荒尾精。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盗勘中国地形的一支主力军，日本留学生走遍中国各地，尤其留意我国各地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建筑材料、长度、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宽度等数据，将其逐一记录，除有部分刊载在同文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上以外，主要调查资料于1918年前后编制了《支那省别全志》，分18卷陆续出版。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全国范围的间谍式国情调查，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中国人，很难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883年12月(清光绪9年)，孙中山、陆皓东在香港纲纪慎会堂(美国公理会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教，孙日新即孙中山，陆中桂即陆皓东(青天白日旗设计者)。同盟会创建时，黄兴极力反对用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旗帜，认为其与日本的旭旗极为相似。在孙中山一再坚持下，黄兴最终被迫妥协。这面旗帜后来被蒋介石政权打了出来。　　

　　1913年4月(民国二年)，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照片为孙黄等人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总部(今外滩中山东一路32号)二楼，与日本人合影。后排左起：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戴季陶、正金银行副理水津弥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大秦洋行主秦长三郎、富士制纸代表野村一男、神州大学教授守田藤之助、正金襄理津山英吉。前排左起：陈锦涛、黄兴、孙中山、正金银行大股东町田德之助、正金银行经理儿玉谦次。　　这批日本银行巨头，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谋取了巨额利益。其中藤濑政次郎在1912年孙中山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参与汉冶萍借款事件。津山英吉在1931年出任横滨正金银行董事。有吉明在1932年出任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儿玉谦次，在1938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成为“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从此，华中地区的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矿产、水产、煤气等基本上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陈锦涛在1912年孙中山窃据临时大总统时，任财政总长。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任汪精卫伪政权财政部长兼兴华银行总裁。水津弥吉在1939年出任台湾银行社长。　　

　　1914年5月11日(民国三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48岁)，给新当选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二次大隈内阁)写的亲笔密信。1930年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过以上密信。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表述了四大要点：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4，日本能助国民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イ14-B269(4)】　　

　　1914年7月8日(民国三年)，就在孙中山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信两个月后，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以打击德军为名，日军出兵中国山东，占领胶济铁路和青岛，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在日军武力胁迫下，被迫接受21条部分条款。】照片为1915年9月25日，日本东京赤坂区青山北町七丁目一番地国民社，中华革命党总部人员合影。前排左起邓铿、郑鹤年、许崇智、陈其美、孙中山、胡汉民、居正、廖仲恺、田桐。中排左起萱野长知、任寿祺、江天籁、萧萱、赵瑾卿、陈中孚、王统一、谢持、郭崇渠、李焕。后排左起余祥辉、连声海、孙镜、周道万、戴季陶、林德宣、万黄裳、田昌节、张祖权、方性贞。其中萱野长知早在1904年就成为日军情报人员，其为孙中山与犬养毅、大隈重信之间的重要联络人。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所在地，紧邻日军参谋本部、及日本黑龙会会馆。由此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人扶植下组建军队，以日军控制下的山东为基地，对袁世凯政府发起进攻。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有两个来源：一为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扶植下组建的中国同盟会(更早可追溯至1895年成立的兴中会)。1912年宋教仁在北京以同盟会及其它几个党派为基础，组建为“国民党”。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国民党被中华民国政府勒令解散。1913年9月27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拟定入党誓词，以同盟会、国民党旧部为基础，在日本人扶植下组建“中华革命党”，此为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个前身。1913年10月29日，逃亡日本的蒋介石，由张静江做监誓人，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与孙中山第一次单独会面。直至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为基础，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中国两字，以便与原国民党做区别。同年共产国际成立，孙中山开始与苏联共产党合作。1924年，孙中山和国民党在苏联共产党扶植下，组建广州黄埔军校，走上了武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道路。】　　

　　1915年6月(民国四年)，中日“21条”事件后，针对日本政府利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从事颠覆分裂中国的行动。中华民国政府于1915年6月16日颁布《惩办国贼条例》，并发行《国贼孙文》一书，揭露孙中山勾结日本，颠覆中国政权的种种劣迹。1915年第35期《司法公报》第62页，刊载《惩办国贼条例》全文。　　

　　1916年4月(民国五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回国进行武装反袁活动。为此，梅屋庄吉提供巨额军资57000日元(约合如今的3420万日元)。孙中山为表谢意，特在梅屋庄吉所穿和服外短褂的衬里写下“贤母”二字(此为复制品)。据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中村义称，仅梅屋庄吉支持孙中山的经费，就超过10亿日元。　　

　　1916年4月28日(民国五年)，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委任梅屋庄吉为武器输入委员的任命状。　　

　　1917年3月12日(民国六年)，孙中山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密函。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向日本政府寻求援助。此时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因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问题争论不休，引发政潮，史称“府院之争”，张勋趁机企图复辟，恢复帝制。为获得日本支持，张勋对日本活动频繁，而孙中山正准备南下开展护法运动，在广州设立临时军政府大元帅府。有鉴于此，特派戴季陶赴日本寻求支持，在最重要的联络人中，即包括担任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的田中义一。这封信，既是让戴季陶与田中见面的介绍信，也透露出在1916年孙中山等人在进行反袁活动时，曾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这封通过戴季陶传递的绝密信件，成为这一史实的唯一物证。1927年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出兵占领山东济南，制造济南惨案，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华政策。二战后田中家族败落，孙中山的两封密函流出，被日本历史学者高仓徹一秘藏，曾发表在《田中义一传记》以及日本各种报刊文献之中，后流入中国。2010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时，以156.8万元成交。

　　【1878年12月5日(明治11年)，西南战争后，原来只是日本陆军省下属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成立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为陆军最高指挥部，负责制定所有作战计划。参谋本部次长，是日本陆军中仅次于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的第三号人物，主要负责情报工作。田中义一当时是日本对华情报系统的总负责人。】　　

　　1918年6月13日(民国七年)，孙中山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密函。此时孙中山在广东受到地方实力派陆荣廷、唐继尧排挤，处境艰难，是年3月，犬养毅、头山满来函邀请孙中山赴日讨论中国南北议和事宜。4月，犬养毅再次来函，讨论处置督军方法，兼商谈新疆以及对德国方针等。5月份孙中山辞去临时军政府大元帅职务，接受日方邀请访日。孙中山对外界宣称是为了养病，而真正目的是希望在犬养毅的帮助下开辟有利于南方政界的新局面。6月11日下午抵达箱根，13日写信给时任参谋本部次长的田中义一中将，感谢田中对于他的帮助，并提到因胃病来日本箱根休养，或许有所顾忌，并未提到访问日本的真实目的。【此信所写地址：东京赤坂区青山北町四丁目，恰恰与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地址相近，不知是否为田中义一家庭住址，待考。】

　　1918年10月10日上午(民国七年)，北京中南海，徐世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北洋政府是得到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此前，趁着袁世凯死后，从日本返回中国的孙中山，在广州私设军政府，自称海陆军大元帅，试图篡夺政权，失败后再赴日本。从甲午战争以来，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中国国民党(1919年)，均是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在日本人扶植下组建的反政府组织，实际起到了帮助日本搅乱中国的作用。清朝在时搞乱清朝，民国在时搞垮民国，战祸连绵何以发展国力。在内忧外患下，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　　

　　左图为孙中山亲绘中国国民党党旗，年代不详。右图为日本帝国军队时期使用的旭日升天旗。关于青天白日旗的来历，国民党方面一直宣称为陆皓东设计，但未见实物证据。反而是孙中山留下了青天白日旗的整套设计制图规范。　　

　　1929年6月1日(伪民国18年)，国民党集团成功篡夺中华民国政权后，在南京中山陵，为孙中山举行盛大的“奉安大典”。这个靠着日本人起家的“革命领袖”，自称反对封建专制，但是他的陵寝，修得不逊于任何一个封建帝王，甚至比紫金山西麓，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还要高一筹。这个人物就此被各种政治势力，供上了中国政治神坛。　

　　1940年3月21日(伪民国29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重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孙中山为“国父”。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1941年5月29日，在南京汪精卫政权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上，通过由陈公博提出的“尊孙中山为国父”议案，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文字，均应改称国父”。重庆、南京两个国民党政府，同尊孙中山为“国父”，实为贻笑万年。

　　1946年，当蒋介石集团回到南京时，埋在明孝陵前的汪精卫坟墓，被国民党挖开来挫骨扬灰：而中山陵却迎来了隆重盛大的拜谒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