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后孝义党组织的地下斗争

　　全面抗战初期，孝义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活动。晋西事变后，孝义虽属阎管区，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孝义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坚持对日军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孝义是一方革命的热土

　　孝义早在1926年冬就创建了地方党组织，1931年组建了山西第一支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孝义党组织的影响逐渐扩大。1936年毛泽东亲自指挥东征红军在孝义兑九峪(今兑镇)打了红军东征中最关键、最有影响的一仗——兑九峪战斗，此战在山西乃至华北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11月在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中共孝义县委正式组建。1938年2月和5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杨尚昆等率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部分干部及中共晋西南省委先后进驻孝义。此后，孝义人民在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国、支前参战热潮。仅13万人口的孝义不仅保障了万余军队和机关后勤供给，还有1万余人参加了八路军、决死队及抗日救亡团体，仅晋西事变前就组建了5支地方抗日武装。当时孝义成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被誉为晋西南地区的抗日模范县。

　　阎锡山对孝义的统治

　　1939年底，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打退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

　　1940年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向朱德、彭德怀等发出《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指示》中提出“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孝义乃至晋西南成了阎锡山政权的统治区。阎锡山为了维持他在晋西南的统治，大搞对日妥协，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疯狂地破坏、镇压。从此，晋西南地区共产党的工作转入了地下。10月，根据与日军达成的“肃清山西省内的共产军”的协定，阎顽孝义县政府随着日军撤离进驻孝义县城。这时进驻孝义县城的不仅有阎顽六十一军、十九军和骑兵军，还有同志会、精建会、敌工团等反动组织及介休、平遥、汾阳、祁县4个阎顽县政府。为进一步加强特务活动阎又把敌工团改组为“保委会”。后来又成立了“战工会”“战工团”，都把矛头指向中共组织、牺盟会和革命群众。1942年7月成立“流工队”，展开了全面反共。孝义全县被“流工队”抓捕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牺盟会、决死队的“嫌疑分子”、抗属及无辜百姓500余人。加之孝义境外日军的夹击，孝义地下党组织腹背受敌，处境愈加恶劣，活动异常困难。有的共产党员不得已东躲西藏离开了原属支部，有的逃出敌手不敢回原村庄，有的支部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停止了活动，有的支部在领导人被关被杀后群龙无首停止了组织活动。1943年8月，阎政权又实行“兵农合一”，在要兵、要粮、要义务劳役三者夹攻之下，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过着悲惨痛苦的生活。阎政权还威逼利诱一些人在各村充当鹰犬，为其效劳、卖命。

　　孝义地下党的秘密斗争

　　晋西南地区是阎锡山顽固派势力集中的区域，他们在打击抗日进步力量的同时对日军侵略者却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早在1939年4月，为使党员干部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中共汾孝中心县委根据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开始对全县党政军民部署抗日反投降斗争。首先加强了党的建设、党员教育和发展党员工作，使党支部成为坚持抗日反投降斗争的堡垒。县委领导分头下到各区支部对党员进行教育，讲形势与任务，讲抗日反顽防止突然事变，讲怎样做支部工作和如何当小组长，讲怎样发展党员和保持党员的气节及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重要意义。先后训练小组长以上党员近200名。尽管孝义处于白色恐怖中，但党的工作并未因此止步。

　　1941年8月，中共晋西南工委成立，随即撤销了中共汾孝中心县委，领导孝义地下县委的组织相继改为“中共汾平介孝工委”、“中共孝介县委”，直至1942年6月恢复了“中共孝义县委”。除了书记武高，仝云等地下县委成员一直坚持在孝义领导地下斗争。孝义地下县委严格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以“党的组织的秘密恢复与整理为一切工作之中心，求质不求量，脚踏实地打下基础，以准备将来的局面，主要工作是教育党员，训练干部，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周围”。晋西南工委成立伊始，即派遣一批地、县、区的领导骨干，秘密潜入晋西南腹地，扎扎实实开展党的工作。对原有的党员进行认真考察，个别联系，秘密恢复党的组织。仅在孝义地下县委就给120多名党员恢复了关系，把区委和一部分支部建立和健全起来。

　　1、 隐藏身份坚持地下斗争

　　孝义地下县委负责人仝云不时改变身份，坚持隐蔽斗争。他先是放过羊，不久又在孝义一区芦南街一带和机械工人出身的党员韩仁礼以师徒关系为掩护，开小杂货铺。以后又在汾河两岸种地。县委委员金石以卖菜为掩护，隐蔽在孝义小圪塔村。师正楚以开小铺为掩护，在敌人占领的孝义城站稳了脚跟。李克则以泥瓦匠身份，钻进孝义北桥头日伪据点里活动。县委领导人根据形势不断改变自己的身份和住址。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慎重地恢复党的组织，秘密联络党员，及时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党员。在恢复党组织后，立即进行党员的训练教育。其内容包括形势教育、前途教育、政策和策略教育、气节和斗争方法教育等。通过训练教育，党员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在对敌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针对阎锡山政权“以伪肃伪”全面反共的做法，地下县委教育广大党员坚定革命信念，严守党的纪律，誓死不当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的叛徒。并通过地下党员告知抗属应付“流工队”的办法：交关系只交与牺牲了的和已经撤走的同志的关系。报假信息，谎称男人在外地做生意。堆假坟墓，谎报男人已去世等等。在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基础上，遵照上级关于在隐蔽中“积蓄力量”的方针，稳妥地在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据统计，这个时期仅孝南一带就发展了60多名新党员，而且大多数党员在后来的斗争中表现出色。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许多党员经受住了隐蔽斗争的考验。孝义一区东盘粮村是阎顽编村所在地，1940年5月只有1个党员，1944年发展到12个党员。党支部书记李隆业的公开身份是学校教员，为便于联络，他让党员李如松到校当了工友。他们利用各自的身份，秘密动员李广业、谷光灿等6人参加八路军，还和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密切配合，偷运军需物资。1943年的一天夜里，因有人告密，李隆业被捕。在敌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最后经人保释回到村里继续工作。区委杨子芳被敌人怀疑，想方设法应付敌人。韩仁礼等地下交通员听说沁源杭村工委机关、洪赵支队指战员在日军经济封锁下连盐都吃不上，他们就把盐化成水浸入棉衣中，冒着刺骨的寒风，穿过敌封锁线，送到沁源。

　　在那一时期，虽然党员的数量少了，但质量却大大提高了，这些重新恢复和建立的党支部在长达5年的地下斗争中，都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

　　2、 向敌伪和阎顽内派遣地下党开展活动

　　在这严重困难的环境中，能隐蔽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开展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孝义县县委敌工干事、共产党员马明按照县委决定打入阎锡山驻孝义兑九峪镇之“战训团”担任教官，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孝义城把自费购买的200多斤奇缺食盐送到兑九峪镇，由地下交通员化整为零逐步送给孝义难民游击队，解决了游击队的燃眉之急。“战训班”结束后，马明被任命为国民党“党政纵队”的分队长，他除了经常给过往转移的共产党员及地下交通员开“通行证”，还通过内部情报网，把被阎特务组织怀疑的县委委员金石等转移到介休县龙凤村地下交通站。二区区委书记张迎来被捕后，马明把这个消息传给县委，县委立即把张领导的封家峪的保存着3个村党员名单的女党员李英转移到太岳区根据地沁源县。打入日伪北桥头据点的地下党员马登科、王安智经过盯梢、侦察，发现阎特务机关往北桥头日军据点派了1名特务和1名翻译，和日军勾结，从事破坏地下党的活动。他们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县委，县委派人迅速将这两个特务抓走，并把暴露的党员撤送到晋西南工委。

　　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随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营救被捕同志，使孝义地下党组织和党员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和牺牲。

　　3、 开辟地下交通线

　　根据晋西南工委的指示，1941年10月，孝义地下县委首先在县委成员驻地和恢复了支部的村庄建立了交通站，开辟了地下交通线。后来又打通了从孝义县的芦南、霍家堡经介休县的韩屯、花园、龙凤、北沟到达沁源县的新的交通线。

　　在这些交通线上，活跃着一大批为党工作的地下交通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但绝大多数是进步群众。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敌封锁线，联络党的组织，传递党的文件，把过往党员和干部安全护送到指定地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甚至还有一部分交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孝义县委交通组组长李兰给一区区委任步云送文件，在霍家堡偷渡汾河时被敌发觉，遭敌追击，险些丧生。芦南街交通员王怀忠转送文件途中发觉被敌包围，在突围中牺牲。东盘粮村交通员马龙，面对群敌，临危不惧，拉响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东盘粮村另一交通员史锡祯坚持8年地下工作没花过党的一分钱，他还为坚持斗争在东盘粮村和芦南街的地下党员挖了专用暗室。他被捕后，为救1名小交通员，牺牲在敌人乱棍之下。

　　正是党内秘密交通线的存在及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交通员的英勇斗争，使党组织在隐蔽中得以发展，在隐蔽中积蓄了力量。

　　4、 组织难民游击队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共晋西南工委决定将地下党组织逐渐由秘密转为公开，各地以游击战为主积极开展解放晋西南的武装斗争。由于阎锡山在孝义实行白色恐怖，逃难在外的难民越来越多。1944年冬，孝义地下县委首先把逃难在汾孝边山的难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孝义难民游击队。这支武装常在汾孝边境活动，先后打了汾阳平陆编村、王家池小股日军、杨家庄日军炮楼、阎顽在孝义的粮站。孝义难民游击队在战斗中一天天壮大，编成了3个中队，洪赵支队给难民游击队派来了政工和军事干部，部队的战斗力更强了，地方抗日武装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5年2月，介休、灵石一带的难民，在地下县委的组织下，先后成立了孝义一区难民游击队、武工队、二区难民游击队、前方工作队。后来地下县委副书记仝云把这些分散活动的游击队加以统编，配备了洪赵支队派来的干部。这些武装部队经常围攻敌人据点，袭击兑九峪和孝义城的敌人。为阻击敌军，破坏过文峪河桥梁，火烧过汾河南桥头渡口敌人的船只，奇袭过孝义王屯阎伪区公所，智取过日军孝介封锁线上的碉堡等等。

　　孝义难民游击队等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对日伪军发起强有力的战略攻势，为以后八路军正规部队打回孝义、建立人民政权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