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继续革命”实践的结束时间探析

毛泽东“继续革命”实践的结束时间探析 （2011年12月） 笔者以前在《论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指出，文化大革命随着1971年斗批改运动的初步胜利而自然结束了，随后开展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新的革命实践运动。那么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实践的真正结束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从大的历史事件来说，当然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继续革命派核心力量被斩首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了。这件事发生在10月6日的晚上。一个晚上由于继续革命事业的最高核心层的质变而使中国前进的航船开始偏离既定航向。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及后果就如此不堪一击吗？仅仅中央领导核心的变化就使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下子就改变了吗？文化大革命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威力哪里去了？人民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后的觉悟哪里去了？ 继续革命实践的真正结束时间应该是当中央革命派被斩首后，地方各级革命势力的力量被平息下去的转折点。而这一时间就是1976年10月13日上海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放弃“挽救四人帮”并且将其”起义“行动压制下去的一刻。 一、理论 据“四人帮余党”交待，他们举行武装暴动主要是根据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理论及指示。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并进一步指出，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毛主席逝世后，9月23日，访问上海后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据毛远新批注，王洪文在毛主席逝世后从未离开过北京），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其实，当时在中国人们心中只有毛主席的话才最有权威和影响力，而毛主席则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毛主席在思考中国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道路上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1964年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4年12月20日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点出了这个问题。 1964年6月8日毛主席说：“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帝国主义说，第一代没问题，第三、四代可以演变，帝国主义讲得灵不灵？如何防修？中国党内发生修正主义，要准备公开讨论，不准许有阴谋、篡夺、政变。解放军最发扬民主，有了这一条就不怕修正主义”。 1965年11月，毛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转摘自1967年第7期《红旗》杂志　）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九月）》　 二、上海革命造反派行动 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获悉“四人帮”被拘禁的消息，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召集张宜爱、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薛干青、徐成虎等人进行紧急部署，决定建立指挥班子，设立两个指挥点。为了控制调动部队，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通知张宜爱、李彬山、杨新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李仁斋(警备师师长)待命。深夜，徐景贤、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进入一号指挥点，负责总的指挥，同时下达将警备区两个连交给市委机关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动的手令。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进入二号指挥点，具体部署武装叛乱。 三、全国各地的行动 舒龙山，中共第七机械工业核心小组成员，10月8日获悉文革八杰被秘密拘捕的消息后，至11月28日期间，先后14次分别找徐强国、张永峻、傅殿奎、王志有、王小六、廖启端等二十余人鼓励举行起义。舒龙山指出怀仁堂政变是”右派政变“，是“资本主义复辟”，并先后4次拿出1976年10月9日文汇报中登有《重上井冈山》为题的水印木刻画，给叶正光、王小三等人看，提醒说：“不能白等着让他们抓""要准备上山打游击”。10月10日晨，安排周剑霞争取解放军某部叛乱；10月11日、12日，安排王小三、刘景钦、孙维参等人筹备起义需要的资金、粮票、汽车，安排驾驶人员；10月12日晚，与叶正光密谈决定将七机部在四川省“零六二”基地作为打游击的据点，并由叶在10月14日找王志有策划，计划将人员转移到“零六二”基地，以积蓄力量；10月16日积极探听上海、浙江的革命事态情况；10月17日，与在北京的浙江省革命造反派张永生进行了密商，鼓励说：“群众会有识别能力，会起来斗争的。”直到11月28日，舒龙山仍对张永峻、闻杰等人鼓动说：“这场斗争要做长期准备“，”二十年后江山还要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江山还是我们的”。舒龙山1978年10月13日被逮捕后，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据理力争，始终不承认自己犯有罪行。 马振龙，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市轻工业局副书记。怀仁堂政变后，徐景贤、王秀珍起初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云南省六位革命造反派，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刘光兴、何立宽。1976年10月12日晚前，涂晓雷赶到黄兆其家对他说：“中央出了大事情。江青、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已经被抓起来了”。晚饭后他又第二次来到黄兆其家说：“刚才得到消息，部队已经进驻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抓了二、三十人”。13日晚，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五人，在刘殷农的卧室里召开秘密会议，黄兆其说：“文化大革命中出来的中央领导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被抓、坐牢都可能。”涂晓雷、张奎林说：“如果右派上台，我们就学蔡锷起义。”徐宝兴说：“不如破釜沉舟，起来干，准备上山打游击。”刘殷农大义凛然的说；“云南出一个社会主义的蔡锷有什么不好！现在只能作最后的准备，背水一战。准备干吧。”他们一直认为，“要坚决起来干”，“掉了脑袋”也值得。”他们计划，决定迅速与上海取得联系，只要上海一行动，就拉起队伍干；与军队内革命派配合，共同行动，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某人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作枪支、物质上的准备，研究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控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掌握民兵队伍，以昆明、楚雄等地为起义基地，如果昆明守不住，就退到楚雄、大理一带，上山打游击；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等分头作具体准备。涂晓雷向正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去谜语电报，要他“速归”，“顺到南京采购货物”，摸清动向；刘殷农派人到上海了解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动向；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的同志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刘殷农准备好了武装叛乱用的汽车；刘殷农还分别向楚雄、文山的刘光兴、何立宽派来昆明的联络员传达了起义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刘光兴、何立宽立即开会策划，积极准备响应武装起义。 三、上海“三驾马车”的主动放弃，继续革命结束 马天水在前，徐景贤、王秀珍再后，先后被通知开会到了北京后，华国锋、叶剑英先是反复讲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然后将我们不会像四人帮那样对待干部，上海的干部和四人帮要区别对待，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央对上海市寄有希望的。经过这番软磨硬施和封官许愿的承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甚至认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上海的职务孔雀了，他们也许能掌握更多的权利，于是集体投降，表示要将功赎罪，回去坚决把敢于造反一事打压下去。 本来，1967年一月革命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向党内一笑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次可不是演习，是真正的考验来了，是真枪实弹的干起来了，全国都看着上海，认为只要上海的大哥一带头都群起响应。可惜上海大哥1976年10月13日自己首先投降了。于是乎，继续革命结束了，随后，从1956年开始的继续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毛泽东时代拉下了帷幕，历史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