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反驳对敌后抗战的污蔑（资料极全）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末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304页

　　逐条反驳对敌后抗战的诬蔑

　　本贴目的就在于反驳这些诬蔑，还原历史真相。为了公正，尽量不使用共产党官方资料。同时为了方便读者查找本文提供的资料，本文尽可能使用那些能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内容。　　目录：

　　污蔑言论之一：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

　　污蔑言论之二：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污蔑言论之三：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

　　污蔑言论之四：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五：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

　　污蔑言论之六：敌后游击战只是小打小闹，共军连一次性干掉1000日军的战斗都没有，可见其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七：共军的游击战对日军根本没什么影响

　　污蔑言论之八：共军除了一个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大仗，而且唯一的这个百团大战还被批判暴露实力，可见共军只懂得保存实力，消极抗日!

　　污蔑言论之九：共军不打敌军，专打友军，破坏抗战

　　污蔑言论之十：共产党自称抗日“中 流 砥 柱”，其实看看你们消灭了多少日军?和国民党能比吗?国民党抗日功劳显然比你大!

　　污蔑言论之十一：毛在建国后曾经在外交场合说感谢日本侵华，可见共产党抗日时是多么卖国!

　　污蔑言论之十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要让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爱国，可见中共在抗战期间何其通敌卖国!

　　污蔑言论之一：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

　　“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　　(评：共军不是“游而不击”吗?“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是怎么回事?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出现”。怎么解释这种“经常”的游而不击?)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5页：1942年作者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武器全被夺走，等到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

　　67页：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去东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评：八路军不是“游 而不击”吗?那日本兵怕什么?怎么会有“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日本人统统神经过敏?)

　　污蔑言论之二：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扩张，20%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用于抗日。

　　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评：嗯嗯……“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哦，然后说“此项指控是捏造。”唯一能让污蔑者感到欣慰的是“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只可惜如果只算“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的话，我们恐怕也可以说国民党10分投敌0分抗日。这当然是某些家伙绝对不会接受的了。)

　　污蔑言论之三：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可见他们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态度消极

　　“不过蒋介石编制的华军部队，数量又过于庞大，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

　　——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14章　　(评：军队扩大400万，看来他们也“根本就是只发展不抗日”嘛，共产党只不过向他们学习而已嘛……共军是随着控制的人口增多地盘扩大军队也扩大，而国民党军……哼哼，哈哈……)

　　日本陆军1936年只有24万人，到1945年投降的时候有547万人

　　——〔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表5和表8。　　(评：看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也很消极哦，哈哈)

　　解放战争开始时共军127万人，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人数到达400万。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评：看来解放军打国民党也是很消极的。同时国民党军队数量则是减少的。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自然说明国军打共军比共军打国军要积极。所以积极的国军被消极的共军打败了……你信不信?反正他们是信了……)

　　污蔑言论之四：共军见到敌人就避战，可见其态度消极，是消极抗日。

　　美国人爱泼斯坦的《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枪来。……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转移，运走所有的食物和个人的财物’”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21页

　　(评：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中共的“国际友人”写的，那么请看下面。)

　　“强而避之”，

　　“不若则能避之”，

　　“锐卒勿攻”，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孙子兵法》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64页

　　(评：看清楚了，共产党军队不是见到敌人就避战，是见到敌人太强大才避战。古老的中国兵圣教育大家得这么打仗，可共军这样做就被说成消极作战了。啥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230页

　　(评：看清了这篇文章的时间了吗?看清文中“红军”二字了吗?从内战到抗战，共军的游击战术是一脉相承的!可能有人会觉得毛选中共官方史料，是靠不住的，那么请看国民党战史的描述吧。)

　　“(匪军)战法运用灵活，采游击战法，不与国军主力决战。伺机击灭国军之较小部队，状况不利时则迅速脱离战场，故能到处流窜，牵制国军。”

　　——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第二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民国71年6月25日，17页　　“(匪军)能利用复杂之地形，适时逃窜，以保持不被国军所围歼。孔匪在湘鄂赣边境，盘踞甚久，故对当地之地形熟悉。当国军进剿时，有利则战，不利则转移他窜，或者化整为零，俟国军去后再图回复，故能始终保持未被国军全部歼灭。其战略指导，就匪军当时之状况而言，甚为适当。”

　　——同上书，125页

　　(评：以上是国民党对红军时期“围剿”战的总结。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冈村宁次回忆录》)，“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何其相似?八路军避实击虚的流动战术，早在红军时期就成了以弱胜强的法宝。就连国民党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打法“甚为适当”。同样的战术，为何放到红军时期就是共军太狡猾，放到对付日本人时就是消极作战了?)

　　污蔑言论之五：共产党军队用游击战术，日本人来了就溜之大吉，把老百姓全部丢给人家屠杀，拿老百姓当盾牌！

　　“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更是难得一见。”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8页。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里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70、171页。

　　作者看见一个日本人到过的村庄毁坏不是很严重“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后，民兵发现有30多个地雷在村的周围爆炸了。日本人担心进到村子里面太危险，只好离开，仅仅烧了一两间村边的房子”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讲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60页　　“八路军不会踏上地雷，这得归功于住在茅屋里的村民向导。”

　　——同上书，156页

　　(评：有人大概会说这又是中共的“国际友人”说的，不可信，那么就看看中共的敌人是什么评价吧。)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页，109师团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要尽力发现其地道”

　　——同上书，下册441页

　　(评：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三光”不是吹的，“坚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道战”“地雷战”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对保护老百姓免遭日军祸害想尽了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也是有效的，决非那些诬蔑说的那样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放任老百姓给人杀。至于损失，当然有，但是与正面战场相比真的多很多吗?1942年冀中51大扫荡算是残酷至极了，杀死抓走5万群众。可是正面战场南京失守后，一杀就有30万人受害，是51大扫荡的6倍!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万老百姓，相当于20个51大扫荡!几年后河南因为炸堤的后遗症发生大旱灾和蝗灾，饿死老百姓数百上千万!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简直忽略不计。)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束语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9页

　　(评：共军战士，就连当了俘虏之后都严格遵守纪律。再看看国民党吧。)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评：现在居然有人说共军不如国军爱护百姓，呵呵……)

　　污蔑言论之六：敌后游击战只是小打小闹，共军连一次性干掉1000日军的战斗都没有，可见其消极抗日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介石)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在这一最高战略下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这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1966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

　　(评：“积小胜成大胜”可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啊!天地良心，共军可是严格按蒋总裁这个指导方针去作战的啊……)

　　污蔑言论之七：共军的游击战对日军根本没什么影响

　　“为了防备八路军破坏通讯线路和交通线，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时就要与相邻的分队互通电话，检查通讯线路是否畅通。”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章下面小标题“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评：不是没什么影响吗?藤原彰他们吃饱了撑的?)

　　以下内容选自《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

　　216页，有如下原话：“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标题是《1940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223页，1940年肃正工作的根本方针：“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226页《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纲要》“讨伐重点指向剿灭共产匪团”

　　227页，要领“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

　　236页，《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计划》“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这是我们在计划中明确的意图”

　　253页《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附录书》第四章第二节“进行讨伐行动时，重点指向共产军、匪”

　　362页：“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至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

　　364页：“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一、关于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

　　以下内容来自下册

　　“1942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摘自《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二章第二节

　　“1943年3月24日，方面军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3年度华北方面军作战警备纲要”，其原文已失，根据有关资料推断，其概要如下:

　　方针：方面军应贯彻野战军的特性，将作战警备的重点指向共军。”——同上书，下册第四章第一节

　　“方面军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同上书，下册第四章第二节　　(评：不是没什么影响吗?反复强调剿共第一，剿共是重点，何苦啊?《华北治安战》中有记录的对共军的大规模作战，仅1940年到1943年就至少有27次。具体列表附文后。可以看到期间日军动用过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乃至航空兵!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啊?共军明明没什么影响，日军还真是精力过剩无处发泄啊～)

　　保定附近，数百农民每周2次夜间破坏铁路，一个晚上可拆走10截铁道，砍掉28根电线杆，迫使日本人全部换成新的。几个月内由于破坏铁路能造成日军列车出轨事故几十起。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06、107页

　　缴获一个击毙日军的日记，日记上反复记录新四军破坏桥梁和日军天天修桥的事。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239页。

　　(评：换新的电线杆换个毛啊?修桥修个毛啊?伟大光荣正确的污蔑者们早就说了，游击战根本不会有影响的。日本人你咋就不信呢?)

　　污蔑言论之八：共军除了一个百团大战以外就没打过大仗，而且唯一的这个百团大战还被批判暴露实力，可见共军只懂得保存实力，消极抗日！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兵法》

　　(评：孙子竟然说“能而示之不能”?他竟然反对暴露实力!真是消极作战的家伙!)

　　百团大战历时接近4个月(从8月到12月)，歼日伪军4万。

　　1944年全年八路军共计歼日伪军约17.5万人。1945年的春季攻势，历时4个月，歼日伪军5.7万，夏季攻势则两个月内歼日伪军6.8万。

　　——数据来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

　　(评：当然啦，这些是中共的官方数字。我们当然是不能相信的，不然就会被说成是被“洗脑”了。不过数字可以不信，比例却不能不信。因为这批人应该没有理由特地为了宣传44、45年的攻势而贬低百团大战吧?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会发现有趣的结果：百团大战历时接近4个月(从8月到12月)歼敌4万，平均一个月歼敌1万人。而1944年全年八路军歼敌17.5万，是百团大战的4倍以上!平均每个月歼敌1.5万人，比百团大战多一半!1945年的春季攻势，历时4个月(与百团大战相同)，歼敌5.7万(百团大战是4万)，夏季攻势则两个月内歼敌6.8万，更是百团大战所望尘莫及!天啊!这样说来岂非抗战最后两年共军打的仗比百团大战还要大?!可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污蔑者们说了啊，共军除了百团大战以外没打过大仗啊?!)

　　污蔑言论之九：共军不打敌军，专打友军，破坏抗战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评：谁的“友军”?)

　　“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　　(评：……我能否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存在的意义就是潜在的伪军?)

　　“1月下旬，120师正规部队的连长率兵前来投降，这是少有的现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们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三章第七节“华北方面军第二期后段的肃正建设(1941年1月—3月)”

　　“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地区，曾见到若干正规共军的投降士兵，这是过去所见不到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们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四章第四节“1941年夏季的各项主要施策”

　　(评：对比一下，国共两军抗战意志的差别一目了然。所谓共军“不打敌军”，应该已经不需要解释了。阿部规秀之类的人肯定不是自己吃饭噎死的。至于打友军么，从以上资料来看，恐怕不是打得太多，而是打得太少了。如果早点把那几十万投敌的家伙收拾掉，中国恐怕也少出那么多汉奸，也省得现在很多人总是质疑中国人的国民性了。)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行中条山会战，回忆当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产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耽耽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35页

　　(评：从这个例子来看，连日本人都发现，自己后方与其留着共产党，不如留着国民党。所以不妨仔细想想，共产党打了国民党，这对抗战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利，恐怕还真不好说……)

　　污蔑言论之十：共产党自称抗日“中 流砥柱”，其实看看你们消灭了多少日军？和国民党能比吗？国民党抗日功劳显然比你大！

　　“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渴郑副长官。”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记，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

　　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记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一九四一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

　　——李敖：《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下小标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评论精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评：每逢提到抗日的贡献就有几个人兴师动众地把一长串名单发上来，说你看国民党杀掉的日本将领是好几十个!共产党才几个?问题是国民党杀掉的日军将领50多个(还算上了生前非将级，死后才追封将军的)，投敌的却有67个(还不包括校级，按击毙日酋算法死后可以追封将军的);打死(不包括打伤)的日军40多万，你给他们补充的没伤没病完好无损的伪军却有50万。这“贡献”是正是负!你们想过没有?)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评：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牺牲上千人，损失数百架飞机飞越驼峰送给中国的大量物资来不及转移，竟然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救了数不清的日本兵的命。何其讽刺?何其悲哀?就在全球都在追杀日本人，唯恐杀之不尽的时候，只有国民党军队用几百吨去壳的军用大米让“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用大量奎宁“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用大批的机枪给日军“做为主要装备”，用数不清的中国人民血汗钱换来的物资来给日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全世界都在剿杀日本人的时候，就国民党知道疼人啊。果然中日亲善，国民党对侵华日军的深情厚意，光照汗青，万古长存!谁说国民党抗战没有贡献?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这些伟大“贡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永远纪念下去，何曾有一刻敢忘?

　　没算这都快成负数的“功劳”已经给国民党面子了，还不识抬举?有些人大概脑子不好使，动不动就气势汹汹地问：消灭的这些日伪军中，到底有多少日军?好像伪军就不算数似的。凭什么伪军不算数啊?难道伪军不是敌人吗?中国人当汉奸，比鬼子更可恶，打了他们你还心疼了是咋的?想想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粉丝，伪军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前国民党军，所以看到这些汉奸挨打他们心疼也是正常的。)

　　污蔑言论之十一：毛在建国后曾经在外交场合说感谢日本侵华，可见共产党抗日时是多么卖国！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

　　“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

　　——《同斯诺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

　　“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

　　“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95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

　　(评：毛说感谢日本，这是句思维正常的人都看得出来的幽默反语。反毛的人反得连基本智商都不要了，楞说这是真心话，还把它当成毛与日本人有一腿的证据。我想上面这些资料说服力已经够了，就不多解释了。具备人类思维的人应该都能看得懂。)

　　污蔑言论之十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要让日本占更多的土地才是爱国，可见中共在抗战期间何其通敌卖国！

　　“敌人攻入固然要节节抵抗，希望寸土不失，他企图退出，又要设法阻拦不能令之自去。蒋介石所谓‘磁铁战术’，并非虚枉。”

　　——[美]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黄仁宇全集》第六册，167页

　　“东京方面，因为鉴于战费宠大，国际地位上陷于被动，于是筹谋自动撤兵，以保全实力。种村佐孝为大本营战争指导班长，其所著《大本营机密日志》内称撤兵预定于1941年由中国内地开始，但仍保持长江三角洲、华北、内蒙之各一部。如果其计划成功，对中国亦仍不利。于是蒋发动1939年至1940年之交的冬季攻势，又称“‘磁铁战术”，使其无法自去。”

　　——[美]黄仁宇：《从珍珠港事变说起》，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167页

　　(评：蒋介石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日本人退出一部分中国领土是不好的，必须留住他，让他继续占领，那样做才有利，才是爱国。毛太祖只不过表达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蒋委员长的意思而已，咋就成了那么大的罪呢?)

　　“(林彪在四平战败后对大家说)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这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

　　——李伟民等著《雄师铁马——解放战争纪实》，中共产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103页

　　(评：造化弄人啊，说日本人多占地方才爱国的，却在日本人后方整出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盘。觉得丢给国民党的地盘太少的，却在三年后夺取了整个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