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当今中国争论的焦点正在转向核武器和基因武器

 ——从当今中国舆论焦点的变化看21世纪美国的精英战略

　　

　　编者按：@-静海心语：毛泽东时代科学家惊人的远见和预言：关于转基因危害的预见性：【遗传工程】：利用外来的或人工合成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片段，渗入某些细胞内同原有的脱氧核糖核酸组合之后，使下一代表现出新渗入的脱氧核糖核酸。...但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利用遗传工程进行生物战争。----1975版《辞海》

　　原文：

　　下面三个附件全都是对相关人员的介绍，表面看上去好像与核武器和基因武器没有任何关系，可是背后却与这两大灭绝性武器密切相关，附一《惊闻时殷弘担任国务院参事》涉及到让中国主动放弃核武器的问题，附二《中国转基因专家的背景和中立性遭受严重质疑》和附三《中国转基因研究与推广的部分关键性人物介绍》两份材料，则涉及到要把中国变成基因武器打击对象的问题。文中这些人或许并不直接参与核武器和基因武器的部署，但他们却是美国核武器和基因武器布局中的战略棋子，美国21世纪精英战略的奥妙之处就在于此，不再是通过直接军备竞赛获胜，而是通过培养和控制中国精英来实现美国利益，这是21世纪美国精英战略的根本特点。

　　本来，国务院聘任参事与中国转基因专家的美国背景之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把这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灭绝性战略武器——核武器和基因武器。

　　时殷弘被聘任国务院参事之所以会引起国人关注，是因为他的成名理论——中国应该主动放弃拥有核武器，放弃发展航母和远程导弹等进攻性武器，以取信于美国——让国人感到恐惧。国务院参事室是专门为国家出谋划策的政策咨询机构，接受时殷弘并非是接受他这个人，而是接受他这个观点，即使现在还接受不了，至少可以把这个种子播在国务院参事室，使其在国务院参事室生根、开花、结果，直到有一天中国自动解除核武器，失去任何反抗能力地任凭美国蹂躏。放弃核武器意味着什么?看一下当今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就知道了。伊拉克就是因为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会让美国打着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号冲进家园，在一个破旧仓库里绞死了萨达姆。利比亚更是如此，最近卡扎菲的一个助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让他们痛心疾首、死不瞑目的后悔之事，就是几年前听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忽悠，彻底放弃了核武器的研制，结果就是今天变成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空袭对象。如果当初利比亚也能够像朝鲜伊朗那样，拒绝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忽悠，坚持国家发展核能的独立道路，就肯定会像目前的朝鲜伊朗一样屹立不倒。

　　现在，这种忽悠又开始转向中国，让中国主动放弃核武器，以取信于美国，甚至连忽悠的言辞都与当初对利比亚完全一样。当然，如果忽悠成功，结果更是会和今天的利比亚一模一样。中国放弃核武器会出现什么情况，先莫说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悲惨现实，简单回顾一下共和国的历史就会十分清楚，在中国没有核打击能力特别是没有报复性核打击能力之前，美国动辄就会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多次做出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决定，可是，自从中国拥有了核打击能力特别是报复性核打击力量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发出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威胁。

　　或许有人会说，凭借几个精英的游说，凭借国务院参事那几个人，不可能让中国主动放下核武器。表面上看，好像这种自信很有根据，可是，看一下中国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可怕情况，就会发现让中国主动放弃核武器，并非是什么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就当今世界而言，劝说一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主粮，比之劝说一个国家放弃核武器，还要更加困难。世界上愿意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愿意接受转基因主粮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一个都没有。卡扎菲可以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劝告，放弃研制核武器，但是却宁死也不接受转基因主粮。萨达姆在美国压力之下，可以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是绝不接受转基因主粮。美国在绞死萨达姆占领伊拉克之后，以武力强迫伊拉克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伊拉克科学家无奈之下，只能偷偷把天然种子存放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种子备份仓库”，为伊拉克的子孙后代保留下一线种族延续的希望。与国家已经沦丧的伊拉克基因学家相比，真不知道文后所附那些中国的基因学家当做何感想!我们指出这个事实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让一个国家放弃核武器，比之让一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主粮，要更加容易，现在既然连更加困难的转基因主粮都已经接受，难道放弃核武器这个更加容易的事情还不能做到吗？

　　至于附二附三所介绍的中国基因专家的美国背景，此前我们曾经多次专门分析指出过，在此不再详加赘述。经过去年至今的两次春播秋种，转基因主粮已经播撒到中国大地，中国成为全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唯一国家这个不幸事实已经形成，中国13亿老百姓已经成为美国生物资本新兴领域和新兴产业实验的国际小白鼠。中国三大主粮全部转基因化，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已经被控制在美国四大种子公司手中。由于转基因主粮既可以向种子里面转入有利基因，也可以转入有害基因，如同包饺子一样，既可以包进去肉馅，也可以包进去毒馅，作为中国老百姓，除了祈盼中美之间永远不会发生冲突，美国永远不会向种子里面转入针对中华民族的毒蛋白之外，已经没有了任何指望。在孟山都等美国种子公司面前，种植和食用转基因的老百姓，比在佛的面前，比在上帝的面前，还要更加渺小无力，除了祈祷之外就是接受死亡，不可能有任何反抗。基因武器的打击比核武器打击更加可怕的地方，就在于遭受核武器打击的人们，至少知道是怎么死的;而遭受基因武器打击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甚至连遭受到打击都不知道，如同当初印第安人那样。

　　当初1亿印第安人被灭绝，当时的人们只知道是死于天花，没有一个印第安人知道是死于生物武器的打击，只是被灭绝数十年之后，经白种人自己透露才知道，是被白种人的生物武器有计划灭绝的。当初灭绝1亿印第安人，还没有基因武器，只是利用天花病毒的自然传播方式，通过一场流行瘟疫，就灭绝了拥有上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种族。现在通过转入各种毒蛋白的基因武器，完全可以人为制造数十种、数百种乃至数千种瘟疫、流行疾病、慢性病以及超乎人们想象的各种奇怪疾病，在完全感知不到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灭绝中华民族。

　　或许有人会说，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和冲突，美国不会动用基因武器灭绝中华民族。暂且不说中美之间万一发生战争和冲突怎么办?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和冲突，单凭转基因农作物自身不可预知的危害性，就足以毁灭中华民族。生命基因是数千万年选择进化的结果，科学对生命本身又知之甚少，大自然数千万年形成的基因链一旦被打破，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世界各国都不愿意冒险。饱受饥荒之苦的非洲国家，甚至发出“宁可饿死，也不吃转基因”的决绝口号。况且，现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包括依靠转基因种子发财的美国科学家，都发现了转基因农作物的各种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在绝育和影响发育方面的恐怖性后果。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

　　由美国培养的那些中国基因专家坚持说，转基因粮食只会造成植物绝育，不会造成动物绝育。这个说法孰对孰错暂且不论，摆在人们面前的基本事实就是，中国著名基因学家陈章良被派往广西担任政协副主席，几年之后广西大学生体检发现，约半数大学生精子不合格;率先偷偷种植转基因粮食的湖北湖南两省，排队等候人工授精的妇女已经排到了明年;山西吉林等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地区，比人类进化还早数千万年的老鼠，或者已经绝迹或者发生变异，情况十分恐怖。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凿不移地证明，这些现象是由转基因粮食造成的，但是，更没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证据，证明这些恐怖现象与转基因粮食无关，只是目前至少从时间上来说，这些恐怖现象都是在种植转基因粮食之后出现的。

　　不妨再退一步来说，即使中美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和冲突，即使转基因种子对生命基因链的破坏没有任何灾难性后果，仅仅就种子垄断这一条来说，就足以彻底摧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把13亿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交由美国生物资本控制。控制全球种子市场的美国四大种子公司已经全部进入中国，这四大种子公司几乎垄断了全部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种子的排他性决定了一旦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之后，就再也无法恢复天然农作物的种植，只能永远种植转基因种子，如同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妇女，一旦被某个男人睡过之后，就要永远让这个男人睡下去，到死为止。生物资本就是通过这种技术垄断，可以把农民变成永久性“奴隶”，他们把种子价格订得很高，足以吞食掉绝大部分农业利润，给农民只留下一点点利润空间，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稍遇天灾人祸，农民就肯定会陷入破产绝境。印度只有棉花这一种转基因作物，然而，仅仅就是这一种农作物，就导致了印度20万棉农自杀，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棉花种子价格太高，产量稍有不利波动，棉农便要陷入破产绝境。

　　可见，转基因种子不仅是战争中的基因武器，还是竞争中的经济武器，国家除了像伊拉克那样被军事占领之外，绝不能拱手把转基因种子交由其他国家控制。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就有句话，叫做“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足见种子对于农民、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足可见出插手中国种子行业的极端险恶性和恐怖性。所以，自从国家农业部决定中国种植转基因主粮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并进行各种努力，呼吁国家要象当初搞“两弹一星”那样，把转基因种子控制在国家手中，成立国家种子专营公司，绝不允许美国四大种子公司插手中国种子产业。鉴于美国通过中国基因学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种子研发机构和种子中介公司这个基本现实，中国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断跨国公司对中国转基因技术研发机构的控制，让科研人员重新回到爱国主义立场上来，对于极少数汉奸叛国者，则要进行严厉打击。

　　可以说与以往相比，没有比指出眼下这个问题更加让人心情沉重的了，或许正是因为心情较为沉重，才更要指出这个问题。心情之所以较为沉重，是因为突然发现，当今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发生了一个让人十分恐惧的变化，从最初是姓资姓社的争论，到后来姓公姓私的争论，再到后来姓中姓外的争论，现在居然发展到了核武器和基因武器的争论。之所以说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变化，就在于最初的争论，只是要走什么道路的争论，而现在的争论，则变成了要如何生存下去的争论。走什么道路的争论，至少还属于主动选择的争论，属于强者之间的争论;而任何才能生存下去的争论，则属于被动求生的争论，属于弱者之间的争论。如果再考虑到以往历次争论的最终结果，那么这次争论的性质和结果将更加让人忧虑恐惧。

　　中国不知不觉之间，居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让那些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如何能不感慨万千!

 

　　附一：对聘任时殷弘担任国务院参事的质疑。

　　《惊闻时殷弘担任国务院参事》作者：蒋贞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据新华网北京4月14日电(记者李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上午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温家宝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温家宝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王明明、汤敏、施祖麟、刘桓、时殷弘、张纲、王石奇、李烈和新聘任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汤一介、马振声、刘梦溪、陶思炎颁发聘书。

　　新就任的时殷弘，大家并不陌生，继汉奸马立诚之后，时殷弘也是一个极其著名的当代汉奸，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其经典代表汉奸思想与国策有：

　　(1)应该惩罚朝鲜以取悦美日;

　　(2)中国应该让日本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3)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

　　(4)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

　　(5)争取美接受中国统一;

　　(6)中国领导人被迫摆出强硬姿态以讨好反日民众。

　　为什么偏偏要将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汉奸特聘为国务院参事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到底需要开放神马言路和贤路?除了时殷弘之外，中国的贤士中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实在令人费解。　附二：中国经营报对转基因专家身份的质疑

 

　　《中国转基因专家的背景和中立性遭受严重质疑》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安邦咨询

 

　　“转基因”是中国近几年绕不开的话题。实际上，安全未获考证时，此类食品已经充斥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近日中国转基因专家的背景在网上曝光，因其中多数人身份与赞助推进“转基因商业化”的洛克菲勒基金和转基因巨头孟山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广大网友对其能否保持科学的中立性产出巨大的怀疑。

　　根据网络曝光的名单，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急先锋”张启发教授，其实验室最大的合作伙伴是美国孟山都公司，同时兼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此外，转基因的推行者郭三堆、贾士荣、黄季焜、吴孔明等科学家均在曝光之列。

　　众所周知，转基因饱受争议的两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产业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分歧日益突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与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转基因革命居然成了中国的国策。如今，中国转基因专家的身份被曝光，深受民众怀疑。如此看来，“转基因”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守住中国“非转基因”的领地?事实还没那么简单。

　　附：《转基因主粮问题的真相与危机》V4.0 转基因专家国际背景。

 

　　9.2．安委会成员的国际背景

 

　　【核心提示】第8章第12节列举了中国转基因研究与推广的部分关键性人物介绍，这些人物中部分便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安委会成员大多有留学美国的背景，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孟山都相关的单位任过职，或是直接参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存在利益相关。由这样的一群人来负责转基因作物安全审批，其结果可想而知。

　　吴孔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在吴所长主持过的研究项目中，赫然列着“Rockefeller(洛克菲勒)基金会课题(2003-2004)和USDA(美国农业部)课题(2003-2004)”，美国农业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为转基因粮食“造福人类”而并肩奋斗。

　　黄大昉， 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多次在公开媒体上力挺转基因。

　　陈茹梅，主持的项目有：国家 “863”课题：利用植酸酶基因创建磷高效利用的环保型玉米、油菜新株系。国际合作项目(主持人之一)：玉米种子生物反应器的建立及其在饲料工业中的应用。

　　贾士荣，自己就在申请一个转基因水稻(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安全生产许可证书，但是，他自己承认，他并不掌握这种水稻的专利权，他只是通过自己的美国合作伙伴征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获得这种水稻的使用权，贾教授是在为美国的转基因水稻申请在中国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贾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民营股份制企业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和董事，他也想打造自己的“孟山都”。

　　胡国成，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投资的中国水稻研究所。

　　彭于发，“1985～1996年曾3次在美国、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彭于发是专门负责生物完全性研究的专家，2004进植保所，到2006就承担了8项生物安全性研究项目，项目经费超过3000万元。

　　张启发，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其后于该校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兼任亚洲水稻生物技术合作网络指导委员会主席。”2007年5月1日，张启发院士又荣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教授还担任美国Rockefeller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从事农业教学科研工作26年来，主持承担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项目等二十余项重大(点)研究项目。

　　黄季焜，转基因主粮的力挺者，1990-1992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设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做博士后”。1993年黄又出国，“去斯坦福大学做合作研究，1994-1995年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任研究员”。他还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政策顾问”，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曾吸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参与。黄季焜的夫人，从2001年开始，先是在贾士荣所在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并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公司任职多年，后来她又被孟山都聘用。

　　陈章良，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学系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专业毕业。陈章良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Roger Beachy教授，同时参加了第一批的转基因植物研制。1985年陈章良受雇于孟山都公司，他的科研成果给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专利费。后来陈章良成为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科学家。2007年2月，陈章良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全面布置广西与孟山都的合作，在广西超额完成孟山都的种子推广计划。

　　范云六，其植酸酶玉米就是此次获得农业部颁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两个转基因粮种之一。她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的“国际HarvestPlus项目中国负责人”，范云六院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中间代理人，同时她又是中国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重大科学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意义真是非同小可。

　　我们还要再来认识一个外国科学家，他就是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简称ISAAA)创始人和现任主席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他声称：“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ISAAA的主要赞助商和控制者洛克菲勒基金会。ISAAA与中国安委会很多人员关系密切，2007年1月29日，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和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联合主办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主席Clive James博士专题报告会在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举行，“报告会由黄大昉研究员主持，范云六院士、林敏所长、中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主任以及在京农业科研机构、有关管理部门及企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从公开的报道看，转基因科学家与ISAAA这样国际转基因推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种种，我们看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导的转基因作物推进体系确实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大批转基因科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被编织在这张网上，成为为其奔走效力的走卒。这些跨出美国大学校门的农业科学家和农学家在中国简直数不胜数，并且纷纷占据关键地位，这不能不让中国人为自己的口粮高度担忧。　附三：中国转基因专家美国背景详细材料。

 

　　《中国转基因研究与推广的部分关键性人物介绍》

 

　　中国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关键性人物大都是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中国转基因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中科院等研究机构为主，以张启发、范云六、陈章良、贾士荣、黄季焜等科学家为代表。这些机构和科学家们都与洛克菲勒财团有联系，大多数专家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全景的公司或机构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学习和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久而久之，都成了孟山都等公司的利益代言人。实际上中国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已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利益集团。既然成了转基因的专家，当然要无限的夸大转基因植物的好处，而对其严重的负作用则绝口不提。

　　1．张启发

　　2009年11月27日，在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种植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主粮可进行种植的国家。其中两种转基因水稻品种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研人员培育而成，是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

　　“张启发，男，博士，作物遗传育种和植物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其后于该校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兼任亚洲水稻生物技术合作网络指导委员会主席。”(来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网站)

　　1.中美国院士，受雇于洛克菲勒基金

　　2007年5月1日，张启发院士又荣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张启发教授还担任美国Rockefeller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合作计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从事农业教学科研工作26年来，主持承担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项目等二十余项重大(点)研究项目。(来源：新华社及《科技日报》报道资料)

　　“1988年夏天，……这项国家863高科技生物课题、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课题‘光敏核不育水稻的分子标记鉴定和定位的研究’取得可喜进展。”“1990年张启发参加了用分子标记方法研究水稻杂种优势遗传基础的角逐。这一研究课题很快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1992年被列入美国洛氏基金国际水稻生物技术计划重大项目。”(来源：《科技进步与对策》 1999年01期作者：鲁大安 张春强)

　　2.被打造出来的院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农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将张启发等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送往世界科技前沿深造，张启发归国之时，当时的校长孙济中教授就认定这个小伙子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命科学研究方法，是华农的未来。

　　“一穷二白。缺水，建水塔;没电，买发电机。总而言之，砸锅卖铁，举全校之力为张启发搭建科研平台。专门为张启发组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跨学科抽调一批崭露头角的学者给他充当助手，并专门开办7年制本硕连读的生物技术班，培养后备科研队伍。

　　“校方甚至专门为张启发配备了一位实验室总管——他过去的老师、曾经当过科技副县长的章荣德，因为老章既懂业务又懂管理。在张启发的周围，孙济中不止一个，章荣德也不止一个，他们共同造就了张启发。”(来源：《湖北日报》 2004年4月14日)

　　实际上，不仅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张启发鲜为人知，就是在水稻、小麦的数量遗传学、分子标记领域，——也就是张启发自己的地界——，他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中等偏上而已。证明如下。

　　根据1998年颁发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张启发“在国内外多种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63篇，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特邀报告，论文被引用280余次。”(见：http://www.cycnet.com/cysn/ hotspot/sciward/000328024.htm)。也就是说，在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前，他发表的论文，每篇平均被引用了4.4次。

　　当然，在当上了院士之后，张启发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都有大幅度地增长。2003年，张启发获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在获奖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张启发课题组近十几年来共发表论文120余篇，被SCI收录杂志引用1200余次”。(见：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518)。也就是说，五年左右的时间，张启发不仅论文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连引用率都番了一翻还多。难道张启发真的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了?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花费点儿心思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以张启发为通讯作者的学术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1997年发表在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Importance of epistasis as the genetic basis of heterosis in an elite rice hybrid，至今共被引用264次(2008年2月2日http://scholar.google.com检索)。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那264篇论文，你就会发现，它们之中有四分之三的文章的作者全部是华人，并且是大陆华人。不仅如此，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发表在2000年以后。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认为“搞生命科学研究，不注意张启发不行”的，并不是什么“外国同行”，而是“国内同行”。“国内同行”为什么“不注意张启发不行”呢?原因之一就是：张启发是院士，手中握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作者：亦明，来源：天涯社区)

　　其实准确地说，张院士不仅是华中农大打造出来的院士，更是世界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基金会打造出来的。更进一步说，张院士更可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推行转基因革命的急先锋。

　　3.变身转基因科学家

　　2000年10月，张启发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最终成为“转基因科学家”的领队。

　　Jumin Tu, Guoan Zhang, Karabi Datta, Caiguo Xu, Yuqing He, Qifa Zhang, Gurdev Singh Khush & Swapan Kumar Datta(2000). Field performance of transgenic elite commercial hybrid rice expressing Bacillus thuringiensis -endotoxin. Nature Biotechnology 18, 1101-1104.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报告Bt转基因的水稻恢复系明恢63及其杂交后代汕优63在田间既抗虫、又增产。虽然这项研究所使用的转基因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云六，水稻材料明恢63和汕优63是谢华安培育出来的，并且田间实验是在武汉进行的，但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却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Swapan Kumar Datta。

　　4.秘密会议：转基因水稻的首次亮剑

　　2004年9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成员包括张启发)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提出“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4年第五期)

　　2004年11月底，国家农业部召开的一个讨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会议，12月1日会议结束，但是官方没有公布会议内容。2004年12月9日，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披露了会议的内容，并指责这些转基因科学家有谋取私利之嫌。“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

　　5.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违法者毫发无伤

　　在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的一篇采访张启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启发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张启发还说，有超过100 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绿色和平组织根据这个线索，在2005年春季到湖北调查，其结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1200 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 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12500 吨。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普通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由于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外表无异，而且没有标示，湖北省和其它地区的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这份报告中，还有这样一段采访记录：

　　“武汉市华星种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们表示：‘华农有个张启发教授，他受农业部委托，搞了一个抗虫汕优63 的实验，安全期实验现在还没有完，第四年了，抗虫转基因水稻。……张启发教授搞的抗虫63 是从2001 年开始示范的，整个中国只有张启发教授受农业部委托搞。在湖北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科尼公司是张启发教授任董事长，但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上面。……科尼委托松滋制种，松滋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金有700 万，可以制杂交种。科尼把亲本给它，然后回收种子。多了是它(松滋)的，科尼卖也不卖，因为它只卖给内部的。……华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这个东西的，但不是松滋制种，是自己制种。’”

　　这份报告在末尾有一个《附录一：相关科学家及公司背景》，其中说：

　　“张启发教授所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正在申请农业部的生物安全证明书，以获得进行商业化生产的许可，他同时还出任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于2001 年2 月成立，由张启发院士出任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曾在网上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有迹象表明该公司参与了制售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

　　根据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证据，现在谁都明白，湖北农民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种子只能来自华中农大的实验田;华中农大的种子公司、张启发的种子公司都直接参与了这些非法种子的制作、销售;张启发本人对此是清楚的，并且还曾向外国记者炫耀。

 

　　【注：《凤凰周刊》2005年15期(总184期)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作者欧阳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很多人并不缺钱，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早点将自己的成果推广，按照现有的程序，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批不下来。‘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业内”，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早已是转基因科学家们践踏国法的常规手段了。他们当然不会“无意的泄露一些种子”，因为那样对他们毫无益处。】

 

　　这个“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被揭露之后，农业部的表态最有戏剧性。首先，它宣布自己没有从绿色和平组织那里得到检测报告。其次，它宣布，“在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的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由农业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也就是说，绿色和平组织委托欧洲基因时代公司所作的检测结果不仅无效，而且有违法的嫌疑。最后，农业部把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湖北农业厅。

 

　　【注：《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入市事件调查》中有这样一段话：

　　“农业部曾经向媒体公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对‘绿色和平’采用的转基因检测方法并不认同。施鹏翔对记者说，‘绿色和平’选择德国的独立公司进行检测，是因为这家公司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最为权威的。他说：‘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检测标准，所以在农业部的声明发表后，我们很快就快递了样品和一封信给他们，但是就在当天，这个快递被对方退回，只留下了我们的信件。’对此，方向东对记者说，并不是所有公民或者组织的采样都会被采用。她说采样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而且方法也要符合法定程序，只有有资质的机构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工作。她还说，按照《种子法》的规定，把作为国家资源的种子拿到国外，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施鹏翔解释称，所有送往德国进行检测的种子全都是被磨碎的，使其不再具行可繁殖性。施鹏翔说：‘我们的任何调查都不是要打击政府，也不是要具备法律效力，而是希望它能有科学的参考价值。’”】

 

　　而湖北省农业厅则出面正式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该厅委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核实，在大米样品中并未检测到 Bt基因成分。(见：张静：《转基因稻米走到十字路口》，《新民周刊》2006年9月13日)。

　　当然，纸是包不住火的。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在2005年 6月 13日公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第二次调查报告》，2005年 8月 3日又公布了《致家乐福的信：发现转基因大米》。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在2005年8月发表声明，宣布对三家种子公司进行处罚，并彻底铲除田间的转基因水稻。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发布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见：绿色和平：《非法转基因稻米惊现亨氏婴儿米粉——常见问题解答》。

　　但张启发却毫发未伤。

　　再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在2006年3月宣布，在北京超市货架上销售的“亨氏婴儿米粉”发现Bt转基因。半年后，该组织在欧洲发现来自中国的大米含有Bt转基因成分。据他们判断，污染源就是华中农大的实验田。2006年9月5日，Natue杂志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消息：“Escaped Chinese GM rice reaches Europe”。至此，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件，成了国际事件，并且使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第二个输出转基因污染粮食的国家。

　　2006年5月，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2007年5月，张启发更上一层楼，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在21世纪，世界上总共爆发了三起转基因植物污染事件，除了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之外，另两起分别是2000年美国StarLink玉米事件和2006年美国LLRICE 601稻米事件。但是，华中农大的Bt转基因水稻事件与前两起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前两起事件至多只是管理失误所致，并不存在人为的故意扩散和污染。而华中农大事件属於知法犯法，明知国家政策明令禁止非法种植，但仍旧为了牟取暴利而以身试法。第二，前两起事件的责任方或者已经、或者将要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但华中农大事件的责任方——华中农大以及张启发等人——则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制裁。实际上，张启发不仅没有任何的悔过表现，反倒变本加厉，在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 管理最严格的食品”，“政府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

　　(作者：亦明，来源：天涯社区)

 

　　2.陈章良

　　男，汉族，1961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无党派，1982年7月参加工作，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学系植物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教授。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1.效力孟山都公司

　　2002年“11月9日，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美国中心，陈章良校长从华盛顿大学校长Mark Wrightom手中接过‘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证书。他是华盛顿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留学生。他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Roger Beachy教授，同时参加了第一批的转基因植物研制。”(来源：中国农大新闻网)

　　Roger Beachy教授是美国国际热带农业生物技术实验室(ILTAB)创始人、主任，曾与孟山都公司合作开发抗草甘磷的作物。ILTAB得到了美国几个联邦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法国的一个公共研究机构(ORSTOM)的资助，它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物技术。ILTAB本来位于加州，后来迁往孟山都公司总部外面的圣路易斯唐纳德丹佛植物科学中心(donald 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该中心由孟山都公司耗资超8000万美元而建。(http://www.grain.org/briefings/?id=140)

　　大概是因为其导师的这种背景，陈章良才有机会得到孟山都公司的青睐。

　　据报道“l985年1月欧洲分子生物学学报发表了24岁的陈章良的第一篇论文，在世界上首次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当陈章良取得这项举世瞩目的成果后，孟山都公司立即把作为一般学生的陈章良吸收进公司给予专家学者的待遇——专门给他一套精密仪器设备，从事基因工程的研究。这对于陈章良来说，正如虎添翼，到公司不久便在去年6月成功地把抗花叶病病毒基因，转移到烟草、番茄等作物上去，解决了世界上长期不能解决的防治植物花叶病的难题。嗣后，他又把一种能使昆虫致死而对人体有利的蛋白基因转移到蔬菜上去，使蔬菜生长期不用农药喷杀就能达到防虫害的满意效果。这些科研成果都有极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给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专利费。”(《华南热带农业大学院校报》 56期 1987年10月20日)

　　2.支持转基因，继续与孟山都合作

　　果然，后来陈章良成为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科学家。

　　2000年8月21日，陈章良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

　　2001年2月16日，“中国青年创新论坛•中关村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陈章良作了题为《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的演讲，力挺转基因食品。(《中国青年报》 2001年2月19日)

　　2008年01月10日，孟山都全球副总裁Jerry Steiner受陈章良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演讲：生物技术—未来全球经济新引擎。(来源：中国农大新闻网)

　　3.领军广西农业经济，又见孟山都

　　2007年2月，陈章良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2008年4月10日，《小康》杂志专门做了一个报道，其中说：

　　“1991年，陈章良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基因工程大会。

　　“同年的美国洛克菲勒国际会议和国际第三届植物生物学大会上，陈章良又分别公布了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

　　“无论怎样，如今的陈章良已经意气风发地领军于广西农业经济的战略方阵。”(来源：2008年4月10日，《小康》杂志)

　　2008年6月25日，陈章良在南宁会见了全球第一大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副总裁麦克凡一行。陈章良说，广西与孟山都的合作已经有7年多，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的“迪卡007”玉米新品种，填补了广西高产优质、抗旱耐瘠玉米品种的空白。目前，迪卡007在广西的推广面积已近600万亩。广西希望能够跟孟山都公司有更深的合作。(来源：南宁日报 2008年6月26日)

　　另据广西科技成果网2008年3月14日的科技成果登记，科技项目“抗旱耐瘠玉米新品种迪卡007的引进与产业化开发”取得重要成果，按照“总公司+区域分公司+经销商+农户”模式，六年累计推广应用迪卡007玉米 1026万亩，完成计划的513%。

　　3.黄季焜

　　现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农业科技政策，资源和环境经济政策，价格与市场，食物安全和反贫困政策，国际贸易等研究。(来源：中科院农研中心网站)

　　我们首先注意到黄季焜是学经济学的，而且是从事农业科技和食品安全政策研究的，地位重要。

　　“1990年获菲律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1992年回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1993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同年去斯坦福大学做合作研究。1994-1995年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创建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0年以来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同时兼任数个国际组织的顾问和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兼职研究员、教授。”(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2004年这一年，黄季焜没少为转基因商业化冲锋陷阵。

　　据报道，2004年“6月9日晚7时，在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新报告厅举办了新一期的名家论坛。中科院创新基地研究员、首席科学家黄季焜，围绕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政策及其对经济和贸易的影响等方面为在场的师生做了一场详实而又精彩的报告。”(来源：中国农业大学 “黄季焜：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符合国家利益” 2004年7月6日)

　　2004年11月，黄季焜接受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今日早报记者采访，认为“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符合国家利益。推迟产业化的政策成本会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浙江转基因稻米产业化发展是推动中国转基因产业化的重要进程。”(来源：《今日早报》 2004年11月25日)

　　几天之后，农业部即将召开会议讨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确实，曙光就在一步之外。

　　可惜后来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被搁置。黄季焜也被绿色和平组织揭露鼓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涉及私利。

　　据南方周末报道：“大力呼吁转基因水稻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其夫人是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所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来源：《南方周末》 2004-12-09 )

　　4.范云六

　　范云六，1930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1952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学士学位;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获得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1980～1982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组成员，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和生物技术顾问，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农业科学评审组成员等;现任国际HarvestPlus-China项目主席，中国农学会和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农口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率先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在农作物遗传改良;在国内最早获得转抗虫基因的水稻及棉花，并获得延缓害虫对转单一Bt基因植物产生抗性的科学数据;利用玉米为植物生物反应器，开创了第二代低成本，环保，节能，高效植酸酶生产技术，为提高我国玉米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国际领先的技术支撑;开发了一种具有优越酶学性质的乳糖酶及其高效生产新途径。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省部级奖和国家发明专利。培养博士生，硕士生近百名，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学术报告及专著等150余篇。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院士风采的介绍更为详细，其中提到：

　　“1980～1982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医学院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回国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农口的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率先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在农作物遗传改良。……成功地人工设计和改造了Bt基因，在多种植物中表现高效杀虫效果，并和华中农业大学合作得到高抗螟虫的籼稻“明恢63”和IR72及其后代，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在不断进行科研创新的同时还精心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其中博士近30名，硕士40名，国外进修生3名，这些学生广泛分布在海内外的科研领域，并已成长为科研技术骨干。”

　　如果说张启发是转基因界年轻新秀、科学暴发户，那么范云六可以说是元老级人物、泰斗，在国内学界影响很大。

　　国际Harvest Plus项目是什么背景呢?据中国生物强化(HarvestPlus-China)官网介绍：

　　“2004年3月，Howdy Bouis博士(国际HarvestPlus项目主席)和雷新根博士(康奈尔大学副教授)专程从美国来京与范云六院士探讨Harvest Plus-中国项目事宜，通过三人之间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最终完成了Harvest Plus-China项目构思与设想，并于2004年5月开始启动。

　　“国际HarvestPlus项目是在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CIAT)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两个国际农业磋商小组成员非赢利机构下的国际合作计划，Howdy Bouis博士是HarvestPlus项目主任。该项目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3—2007年期间已经获得来自世界银行、Gates基金会和其他捐助者的资助逾5000万美元。HarvestPlus项目的使命是通过农作物育种(生物强化)减少和预防全球性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类营养不良(铁、锌与维生素A)问题。

　　“200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Harvest Plus-中国项目的计划会议，11位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专家与会共同商讨。2004年11月15-16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了HarvestPlus-中国项目成立与启动大会。

　　“会上，与会代表就成立Harvest Plus-中国项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达成强烈的共识，成立了范云六院士领导的、由5人组成的“HarvestPlus-中国项目办公室”，并且成立了由8位专家(5位来自中国)组成的“Harvest Plus-中国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

　　“为了在中国启动该项目， 国际HarvestPlus项目赞助约40万美元作为中国科学家的前期研究费用。”

　　“2005年4月16～20日在中国昆明举行。参加会议的专家包括HarvestPlus-China项目顾问组专家委员会成员7人以及HarvestPlus-China项目官员5人。

　　“HarvestPlus-China项目第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加强了交流，达成了共识：‘HarvestPlus’的理念将在中国很快取得成效。”(http://bri.caas.net.cn/gjhz/in_09.aspx?id=9)

　　国际HarvestPlus项目、康乃尔大学、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国际农业磋商小组，这些机构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密切联系。

　　顺便提一下，中国生物强化项目成员还有：万建民教授，HarvestPlus-China项目副主任;雷新根教授，HarvestPlus-China项目副主任;王 磊 博士，HarvestPlus-China项目秘书(也是范云六的秘书);张春义 博士，HarvestPlus-China项目秘书。(http://www.harvestplus-china.org/swqh/swqh_5.htm)下次碰到这些人时，可要留点心。

　　2010年1月5日《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范云六：致力于转基因事业的工程院女院士》的报道，对范院士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中提到：

　　“由于基因工程抗虫棉研究取得的进展，温家宝、宋健等国家领导人视察了范云六的实验室，听取了她关于基因工程抗虫棉研究进展的汇报。世界绿色革命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Norman Borlaug也访问了这位中国生物学家的实验室。

　　“范云六领导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广泛开展了植物遗传转化的研究，涉及的植物包括水稻、棉花、玉米、杨树、马铃薯、番茄、油菜等。她采用原生质体、农杆菌感染、花粉管导入的方法，在国内最早获得转Bt基因的水稻和棉花植株;她研究出来的高抗二化螟、三化螟的水稻材料，为我国的水稻抗虫育种展示了光明的前景;她将Bt基因导入水稻，使新的转基因水稻对螟虫的毒杀效果达到90%以上。

　　“范云六的这项工作，受到了国际同行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重视。1996年，她应邀在东亚地区国际水稻生物技术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其研制的高效杀虫基因，在2009年我国第一个批准生产的转Bt基因抗虫水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世界绿色革命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诺尔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是谁呢?前面我们提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绿色革命主推手之一。

　　2009年9月12日，诺尔曼•博洛格去世，享年95岁，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Green Revolutionary Norman Borlaug Dies”。

　　文中谈到在1944年，他30岁时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聘请前往墨西哥做研究，从此开始效力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之音(VOA)在介绍他时直接称之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科学家”(Norman Borlaug was 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scientist for many years.)

　　有趣的是，诺尔曼•博洛格获得的是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不是科学方面的奖项。

　　5.黄大昉

　　第三届国家农业转生物基因安全委员会委员。

　　男，现任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42年8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196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1965—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副所长，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1995年—200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现任国家973计划项目(“农业微生物杀虫防病功能基因的发掘和分子机理研究”)首席科学家。近年来带领课题组鉴定克隆了32种新型的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基因并获得国际命名，其中部分基因已分别导入玉米、水稻、大豆、烟草、草坪草等植物和农业微生物，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转基因作物和新型杀虫微生物农药的开发提供了技术储备。历任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973计划农业领域咨询专家组组长等职，在推进转基因抗虫棉、抗病虫水稻、农业微生物基因工程研究和产业化、农业重点基础性研究、以及农业基因生物安全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两年ISAAA在北京发布全球转基因年度报告的会议上，总是少不了黄大昉的身影。(见ISAAA 2008年农业转基因作物报告会纪实、千龙网讯 ISAAA日前在京首发2009全球年度报告)。黄大昉一贯力挺转基因，他还多次引用ISAAA提供的数据来支持转基因，如最近他在中国农业信息网发表的文章《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2010-03-04)。两会期间，在转基因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黄大昉叫嚣“转基因水稻最快三年上餐桌”(2010年3月9日《广州日报》)。

　　6.陈茹梅。

　　博　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1972年12月出生，主要从事植物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

　　1994年6月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获学士学位;1997年9月至2001年6月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获博士学位;2001年7月至今在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现为副研究员。

　　主持的项目有：国家 “863”课题：利用植酸酶基因创建磷高效利用的环保型玉米、油菜新株系。国际合作项目(主持人之一)：玉米种子生物反应器的建立及其在饲料工业中的应用。摸索并建立了玉米的遗传转化体系。构建了一系列植酸酶的高效植物表达载体，利用基因枪转化玉米，获得了再生植株，Southern 检测表明植酸酶基因已经整合在玉米基因组中，植酸酶的表达和酶活性检测工作表明已经获得转植酸酶基因高植酸酶玉米。

　　没有介绍是跟谁的合作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对陈茹梅的介绍稍为详细一点。其中提到：

　　“研究成果：利用玉米种子生物反应器生产高活性植酸酶，已经于2007年5月通过农业部科技成果鉴定。为第二完成人。目前已经获得转植酸酶基因玉米纯合系，正在选育品种。”

　　在网络上搜索，查到：“成果完成人：范云六;陈茹梅;薛光行;姚斌;陈平;杨文竹;罗会颍;王磊;张兰”(http://tech.tech110.net/html/article_388910.html)，但是还是没有写合作方。这表明这个国际合作项目是范云六领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