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57年11月）

　　11月2日 晨七时二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

　　同日 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机场送行。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作短暂停留，受到苏共中央代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的迎接。

　　同日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二十分(从这里至11月20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访苏活动，本书记的均为莫斯科时间。)，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达莫斯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伊格纳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福尔采娃，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他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底、一九五○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随后，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党政领导人陪同下前往克里姆林宫。

　　11月3日 上午八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并共进早餐。

　　同日 晚七时至十二时，和邓小平去赫鲁晓夫处共进晚餐并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关于会议文件问题，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毛泽东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还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并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做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回到住地后，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

　　11月4日 中午，率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起草兄弟党代表会议文件问题。六时，率中国代表团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晚上，继续召集代表团会议。

　　11月5日 上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宣言草案。下午，继续讨论。

　　同日 中午十二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花圈。陪同代表团谒陵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约尤金谈话。

　　11月6日 上午十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

　　同日 下午四时，中国代表团继续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首先讲话。(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他说：“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中国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讲话后，波兰等十一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先后讲话。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

　　同日 中午和晚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第一次会谈，交换对宣言草案的意见。哥穆尔卡认为，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现在是国际形势的转折点，我们要占上风。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每个国家都有其困难。我们现在的手是受约束的，再过十五年我们就能自由了。再过十五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现在得争取十五年和平。新的领导的形成是多灾多难的。赫鲁晓夫的领导也是多灾多难的。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然后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线。我们的口号是将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建设上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对的，还须看十年。哥穆尔卡提出：在波兰党内可以说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但不同意说各国党内都主要是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不能两条线开弓，应该有重点，还是以反修正主义为重点。哥穆尔卡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说：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各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 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同日 下午，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下榻的别墅，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陶里亚蒂提出：如果法国、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在宣言上签字，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但他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党，不论是两个党或是三个党，在文件上签字都不好。还是由执政的党签字比较好。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估计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上作了修正。文件没有牵涉内政和国内的具体问题，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党内，又产生另外一种偏向，修正主义的偏向。毛泽东还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晚上，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招待会。

　　11月8日 中午十二时十五分，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莫斯科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题为《全人类将坚持社会主义》的讲话。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英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波立特、中央总书记高兰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形势的转折点问题，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也在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超出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但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十一年的观察，我认为双方都怕对方。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我看，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还有可能停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在这次要达成的宣言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其中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即通过和平呢，还是通过战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要提出和平的口号。可是，我们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宣言里，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们。我们设想，宣言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不准备签字，那不要紧。我们在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任务，但这是作为建议提出来供你们考虑的。至于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要由各国的党自己决定。波立特表示，我们要竭力争取在宣言上签字。

　　同日 晚七时半，在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下榻的别墅，同多列士举行会谈。向多列士详细了解法国、英国等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就宣言草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九日晨二时，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同苏方波斯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波斯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部长。)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有关问题(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一般均顺利，只对有关和平过渡一段，还有不同意见，双方均允再行考虑，以便十日再谈。”)。

　　11月9日 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关于中苏双方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情况汇报。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宣言草案中尚有分歧的问题。毛泽东接受邓小平关于向苏共提交对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意见提纲的建议，并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意见提纲。

　　同日 下午四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金日成、南日、金昌满(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南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同日 晚七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波立特、高兰举行第二次会谈。在会谈中详细了解英国国内情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情况等。毛泽东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关于宣言，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搞出一个修正草案。你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在宣言上签字，你们要想想问题的另一面，不签字会更有利些。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十一个国家的党签字。

　　同日 晚十一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尤金。

　　11月10日 上午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同日 下午三时至晚八时，中方代表和苏方代表对宣言草案再次进行商谈。邓小平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商定将宣言草案于次日下午印发各兄弟党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1日 下午三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接受伏罗希洛夫的回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邓小平和费德林(费德林，当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参加。

　　同日 北京时间晚八时(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同日 晚九时，去胡志明住处会见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和政治局委员范雄在座。

　　11月12日 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由邓小平通报同苏方会商的情况和有关宣言的一些问题。

　　同日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说：尼赫鲁(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国建立友好邦交，这都是好的。同时，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软的一面，他不敢过分得罪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要研究问题，想问题，多和同志交换意见。真理必须坚持，错误必须纠正。这样，同志们就会看到共同事业有希望，看到我们在同志关系中没有宗派主义。这样，领导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党的领导从一九三四年到现在，维持了二十二年，逐步形成了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只在一方面证明是正确的，那就是在革命的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因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还没有得到证明。如果我们吹嘘说，我们的路线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革命方面有经验，在建设方面没有经验。我们取得政权才八年，大体上说情况不错。但是，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出，要十年之后才看得出来。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建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而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发现这条路线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时候，要主动改正。群众是要找领导的，但是他们没有义务一下子支持你。如果你还没有给他们好处，你的工作还没有成绩，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只有胜利是多数，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路线是有效的，才能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必须从对形势的观察开始。要观察国内的形势，全面的和局部的，也要观察国际形势。对形势的观察要正确，如果老估计不对，并且按照这种估计工作，那末失败的将是多数。还要准备另外一条可能性：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的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却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我说以上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党好，希望你们的党兴旺起来。但是，外国人的话常常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路线只有你们的党自己找。不要抄袭外国党的经验，外国党的经验只能参考。毛泽东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一天有一两个节目就没有时间考虑问题了。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我想由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这件事我们政治局已经一致同意，我也已经向国内民主党派领导人讲过。驻北京的英国路透社记者曾经发过消息说我要辞去主席的职务，以便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现在正在透露一点消息，以免将来人家说我辞职是因为犯了错误。

　　11月13日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邓小平关于宣言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本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陆定一、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各国兄弟党对宣言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的意见。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先后两次同从会场回来的中方代表商议根据兄弟党提出的意见对宣言草案的修改问题。(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57年11月13日下午5时至次日晨零时30分，邓小平、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苏斯洛夫等对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逐页进行研究修改。晚9时许，毛泽东要陈伯达、杨尚昆回住所研究问题。晚10时至11时，会议休会，中方全体代表回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毛泽东商议有关问题。)

　　11月14日1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1月14日 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同苏方研究修改宣言草案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着重谈“以苏联为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末，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同日 和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萨波托斯基总统去世。

　　11月15日 下午五时半，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争论情况的汇报(据《杨尚昆日记》记载：“起草委员会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还未与波兰取得协议。”)。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波兰代表团住处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起草委员会商谈中存在的三点分歧意见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把“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同日 晚十时，应赫鲁晓夫邀请在苏联大剧院观看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 晚十一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赫鲁晓夫等谈话，通报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的情况，并商议有关第二天会议的问题。

　　11月16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等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在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后，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看不见冒险主义，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11月16日19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会议。

　　11月16日 下午五时半，会见高士率领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在座。在谈话中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明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美国怕我们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国驻波大使。我们的政策是，在任何国际会议上，只要有蒋介石分子，我们决不参加。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总方针是不依靠他们，而依靠兄弟国家。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被压迫的人民是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的，但是他们也是受反动派影响的。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不仅要对工人做工作，而且还要对农民做工作。假如我们不努力在农民中设置条件反射，就不可能设想革命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的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发展，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

　　11月17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招待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中国有句话：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一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同日 下午六时，和邓小平、彭德怀等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有一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也得有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敌人是有头的，那就是美国。我们如果没有头，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力量就会削弱。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有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我们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一九五六年，我看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变了，这是比较容易的，较困难的倒是人心，是人心之所向，是人们的思想。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鸣、大放、大争，辨明了大是大非，右派并没有称心如意，中间派靠到我们这边来，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建国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两千二百万到两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末，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接着，毛泽东来到学生俱乐部，对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说：我只说三句话。第一，和苏联朋友们要亲密团结;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随后，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

　　同日 晚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法共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会谈，详细了解法国和西方阵营的对外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个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8日 下午，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国际形势和团结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美国人、英国人请求苏联帮助打败德国和日本。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第二件，中国革命。第三件，朝鲜战争。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双方同意讲和。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二)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二次会谈，详细询问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以及意大利社会的有关情况。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必须大力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十五年以后战争就很难打起来了。我所指的是世界范围的战争。当然，帝国主义内部还是可能局部打仗。世界上要出现二三十年的僵局。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个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不怕美国的干涉。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不是跑了吗?越南、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不是也独立了吗?埃及也独立了，英国不服，在苏伊士运河刚一出兵就退回去了。我看了名叫《警察与小偷》的意大利电影，里面反映资产阶级性质的反美情绪，也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反美情绪。

　　11月19日 下午，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宣言》。接着，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签字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国代表团签字。

　　同日 晚七时，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同日 晚九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卡德尔(卡德尔，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杨尚昆在座。双方就两党的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一)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卡德尔说：昨天您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你们在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你们虽然没有在十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但终究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签字的。卡德尔说：我们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二)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一切只听一个党，那是很危险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次要问题上要让步。卡德尔说：在一两个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不应该妨碍在十五个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妨碍其他一切问题。毛泽东说：这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我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错误即使有几十条，在他一生中也只占小部分，他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努力。卡德尔说：我们对斯大林是有意见的，和他的冲突很大。但我们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保持了社会主义，他和苏共支持了所有共产党人，历史会对他的功绩作出结论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功绩，而是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功绩。卡德尔说：对，错误也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许多次错误，我们也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是中央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问题，过些时候你们可以谈，先批评他，然后原谅他。再过十年，你们人民的气就消了。我和波兰同志也谈了这个问题。(三)关于矛盾学说和辩证法。卡德尔说：同意您的看法，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直线发展的。我们同意您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而且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事物总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不变和不发展是形而上学的反映。卡德尔说：您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在我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说：但我还有很多辩证法问题搞不清楚，需要继续研究。

　　11月20日 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同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假如有错误的话，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同样是正确的意见，但由外国人提出就不能接受。至于错误的批评，那损害各国的利益就大极了。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人和肉体可以打倒，但魂魄打不倒，魂魄过了一个时期还会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复活起来。第三国际的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时候。去年四月米高扬到北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召集会议就是了，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会议有事则开，无事则不开，并且事先要有题目，要有一个文件供各国参考。这一次会议也有一个文件，只是时间迟了些。我们上月二十八日才接到它。在国内来不及从容讨论了，因此就采取早一点到莫斯科来的办法。二号到的，三号、四号、五号赶出了一个文件。他们有两个文件，两个我们都不能接受。内容上有百分之九十是可以接受的，但百分之十不能赞成。另外，应有的一些东西其中没有，文章的写法和逻辑的安排等也不能接受。所以六号才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两个代表团扯了五天。到十一号，各个代表团才得到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十一号到十六号，这才基本上达成协议。昨天签字前，胡志明和高士还提出了两点意见。可见要有很多脑壳才行，一个脑壳不成。毛泽东说：我还想讲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犯错误的人应采取两种态度：政治上和思想上要进行严格的批判，决不能妥协;在组织结论上可以宽大些。这没有害处，在党内可以造成和平空气。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要在全国人民和全党面前证实你的领导路线正确，至少需要十年，我劝你们要有这点自觉。我对赫鲁晓夫说，米高扬到中国来解释斯大林问题时，我对他说了四个字“谨慎小心”。就是说别粗心大意，别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是料不到的，可能炸弹就在我们脚底下。国内外一些料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的，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毁灭自己。集体与个人两样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有缺点。个人的作用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和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

　　同日 下午五时，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宋庆龄、邓小平、郭沫若、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参加，赫鲁晓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应邀出席会见的有：苏共中央各部负责人、苏联政府各部部长、苏联元帅，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全体委员、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作家、画家、作曲家，妇女和青年代表，苏中友好协会和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苏共莫斯科市委负责人和各大报刊总编辑。

　　同日 晚七时，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送别宴会。

　　同日 晚十时，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几百人到机场送行。本日，致信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代表团所表达的诚挚的情谊。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受到苏联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代表的欢迎。在伊尔库茨克致电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非常亲切的接待和深厚的兄弟情谊表示感谢。

　　11月21日 下午一时十分(北京时间)，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11月22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起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社论问题。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革命宣言》的社论。

　　11月24日 阅周扬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指胡乔木。)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这个讲话修改稿，是在周扬九月十六日讲话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修改而成的。周扬的讲话，后来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1月25日 复信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学生张明霞：“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9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李淑一处抄录到毛泽东写的《蝶恋花》词以后，于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1958年1月1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196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祝你们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列耶夫率领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宋庆龄、吴玉章、廖承志(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在座。

　　11月27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开会。下午三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聂荣臻、黄克诚、罗瑞卿、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赖若愚。

　　11月29日 下午，同薄一波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