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一、二小节）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新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极大的区别，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不，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也就是，把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
       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错误。而且，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出，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更常见的，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还不如说是他们由于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整个思想进程和整个思想范围，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思想糊涂、见识迂腐、手段卑鄙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这一切还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批评，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去作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他预见到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到来，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下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现时<与1848年相比>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斯拉夫人那里去了。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十九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俄国从西方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性，也许现在它本身已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重新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早已不再是西欧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回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崩溃得更快一些。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牺牲的实在太多了——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了社会革命的幼苗，并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写得多么好呵！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他对革命的忠诚，他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他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他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经历了十五年(1903—1917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在革命经验方面，或在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也就是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革命运动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这样多的经历，即使接近于这样多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如此丰富地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并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且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当的“最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