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摘录)》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摘录)

　　(1939年3月10日)

　　三

　　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从政治路线和日常实际工作方面看来报告所涉及的时期是我们党的总路线完全胜利的时期。(长时间热烈鼓掌)

　　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确立,在新技术基础上对工农业改造的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的提前完成,谷物的年产量达到七十亿普特的水平，贫困和失业现象的消灭，人民物质状况和文化状况的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成绩。这些成绩表明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质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成一团，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³2、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分裂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党粉碎了人民公敌并肃清了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以后，在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上更加一致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了。(热烈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报告人致敬。高呼：“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万岁!乌拉!”)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表明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党内生活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具体材料。

　　1改善党的成分的办法。划小组织单位。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调整党的成分,排除不可靠分子，留下优秀分子;另一方面是,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实际的、具体的工作。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共代表一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八个党员。如果把这个数目同前一次即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数目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到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党内增加了六十万个新党员。党不能不感到,在1930—1933年的条件下，这样大批的人涌入党内，是不健康地和不恰当地扩大了党员数量。党知道，加入它的队伍的不仅有忠诚老实的人，而且还有不合格的分子,还有企图利用党的旗帜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党不能不知道，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而且首先在于党员的质量。于是就提出了调整党的成分的问题。当时决定把1933年就开始的清洗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个工作确实一直继续到1935年5月。其次，当时决定停止接收新党员，到1936年9月止，确实一直没有接收新党员，直到1936年11月1日，才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其次,基洛夫同志惨遭凶杀的事件证明党内有不少可疑分子，于是当时决定审查和换发党证，这两项工作直到1936年8月底才结束。只是在此以后，党才开始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才肃清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合格的、消极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而留下了最坚定最忠实的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一届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共代表将近一百六十万个党员,就是说，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少了二十七万个党员。但这一点坏处也没有。相反，这是在好转,因为党是靠清除本身的坏东西而巩固的。现在我们的党在党员数量上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在质量上却更好了。

　　这是很大的成绩。

　　至于改善党的日常领导工作，使它接近基层工作和进一步具体化,那么党认为划小组织单位，缩小组织规模，是使党的机关易于领导这些组织,并使领导工作本身变得具体、生动和实际的最好办法。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不仅在人民委员部方面实行了，而且在行政区域的组织方面，即在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区等等方面也实行了。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七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十一个加盟共和国，不是十四个苏联人民委员部，而是三十四个苏联人民委员部，不是七十个边疆区和州,而是一百一十个边疆区和州，不是二千五百五十九个市区和乡区，而是三千八百一十五个市区和乡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在在党的领导机关系统中总共有以联共(布)中央为首的十一个中央委员会,六个边疆区委员会，一百零四个州委员会，三十个专区委员会，二百一十二个市委员会，三百三十六个市区委员会，三千四百七十九个乡区委员会，十一万三千零六十个基层党组织。

　　决不能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一工作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它无论在改善日常领导工作方面，或者在使领导本身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还不去说，划小组织单位的办法使我们能够提拔成百成千的新的人才来担任领导工作。

　　这也是很大的成绩。

　　2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

　　调整党的成分，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的具体工作，这并不是而且也不能是进一步巩固党及其领导的唯一办法。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所实行的另一种巩固党的办法就是根本改善干部工作,改善挑选干部、提拔干部、配备干部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审查干部的工作。

　　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在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党的干部就成为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决定力量。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当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这毕竟还不够。我们所以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贯彻实行。但是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就要有干部,就要有懂得党的政治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当作自己的路线来接受、决心实现它、善于在实践中实现它，能够对它负责、能够捍卫它、能够为它而奋斗的人。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危险。

　　正是在这里才产生了正确地挑选干部、培养干部、提拔新人才、正确配备干部以及按其所做的工作来审查干部的问题。

　　正确地挑选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还不是说要为自己找几个副手和助理，成立一个办公室，从那里发出各种指令来。(笑声)这也不是说要滥用自己的职权,毫无道理地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调来调去，进行无休止的“改组”。(笑声)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查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每一个干部究竟在什么岗位上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用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进步很快的工作人员不断提高，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进步。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第五，在安排工作人员的岗位时要做到使每个工作人员都各得其所，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使干部配备工作的总方向完全适应于它所属的那个政治路线的要求。

　　在这方面大胆而及时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人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这是很严重很危险的缺点。至于年轻干部,他们当然没有老干部所具备的那种经验、锻炼、业务知识和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年轻干部占大多数;第二,他们年轻，暂时还没有丧失工作能力的危险;第三,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第四，他们成长得快，提高得快，上进心强，所以不久就会赶上老年人,同他们并肩前进，成为无愧于他们的接班人。可见，问题不在于要注重老干部还是注重新干部，而在于贯彻执行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整个班子中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相配合、相结合的方针。(长时间鼓掌)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及时而大胆地把年轻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党在巩固党的领导方面所获得的重大成绩之一,就是它在挑选干部时，正是自下而上地、卓有成效地实行了这个把年老工作者和年轻工作者配合起来的方针。

　　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些材料可以说明，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提拔了五十多万个年轻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和靠近党的布尔什维克担任国家系统和党的系统的领导职务，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妇女。

　　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自下而上地挑选干部的工作完全集中起来，并把它提到应有的、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高度。

　　为此就要取消把考查、提拔和挑选干部的工作分散于各部各科的作法，而要把它集中在一个部门。

　　联共(布)中央干部局，以及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的相应的干部部,就应当是这样的部门。

　　3党的宣传工作。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党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借以巩固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另一件很要紧很重大的工作,就是党的口头上和刊物上的宣传鼓动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工作,提高党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组织、合作社、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

　　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随时判明国内外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

　　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关于改进宣传工作和改进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办法问题，联共(布)中央曾经多次讨论过,参加讨论的还有各州党组织中的宣传员。当时注意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9月出版的事实。当时认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联共(布)中央这些工作的结果曾经公布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①这一著名的决议中。

　　联共(布)中央根据这个决议，并注意到1937年联共(布)中央三月全会《论党的工作缺点》的著名决议，规定了如下一些主要办法来消除在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缺点，并改善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工作：

　　1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

　　2认为迷恋于在小组中进行宣传的办法是不正确的，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方法则是比较适当的，所以必须使党集中注意报刊宣传和组织讲演宣传;

　　3在每一个州中心为我们的基层干部设立一年制的进修班;

　　4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为我们的中级干部设立两年制的列宁

　　①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分册第501—521页。——编者注

　　主义学校;

　　5在联共(布)中央下面设立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以培养党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干部;

　　6在我国许多中心城市设立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

　　7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半年制的进修班。

　　毫无疑问，这些已经在实行但还没有充分实行的办法，一经贯彻就会立即产生良好的结果。

　　4几个理论问题

　　必须指出,在我们的宣传和思想工作中还有一个缺点，这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对几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论问题缺乏十分明确的认识，有一种糊涂观念。我所指的是关于国家、而特别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们有时问道：“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了，国内已不再有敌对阶级了,没有什么人可以镇压了，这就是说,国家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应当消亡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取消国家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的时候吗?"

　　或者还有人这样问：“我们这里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应当有任何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馆的时候吗?”

　　这些问题证明，发问的人是非常认真地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个别原理。但是这些问题同时又说明，发问的同志并没有了解这一学说的实质，并没有弄清这一学说的个别原理

　　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尤其是不了解当前的国际环境,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的事实。从这些问题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他们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寻找时机对我国实行武装侵犯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问题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也低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机关、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来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必须承认，犯这种低估过失的不仅是上面所讲的那些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全体布尔什维克毫无例外地都犯了这种过失。我们直到最近,即在1937—1938年间，才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上层分子所干的间谍活动和阴谋勾当，而从材料上却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的初期，这些老爷就充当了外国谍报机关的间谍，并进行了阴谋活动——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怎么会忽视这样严重的事情呢?这个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人们通常总是这样来回答：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竟会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可是，这不能算是解释,尤其不能当作辩护的理由，因为我们犯了过失的事实始终是事实。那么这一过失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谍报机关的力量和意义，它们竭力利用人们的弱点，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利用人们的无气节而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间谍网中，用他们来包围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关。这一过失应当这样来解释：人们低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我们国家的侦察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低估了这个侦察机关,却胡说什么苏维埃国家的侦察机关是不值一提和无关紧要的东西,胡说什么苏维埃侦察机关也和苏维埃国家本身一样，很快就要被送进古物陈列馆去。

　　我们的这种低估态度，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

　　这种态度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有不完善和不充实的地方而产生的。它所以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

　　我们对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抱着一种不能容许的疏忽态度，虽然我们二十年来的国家活动的实际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理论总结的丰富材料，虽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顺利地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我们忘记了列宁的一个极重要的指示，他认为我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义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于这点，列宁说道：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卷第492页)①

　　例如,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论的经典性

　　的公式：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传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弗·恩格斯《反杜林论》1933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02页)②

　　①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这个原理是否正确呢?

　　是的，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时才是正确的：(一)如果仅仅从一国内部的发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而预先撇开国际因素，并且为了便于研究起见，把它看作是一个离开国际环境而孤立存在的国家;或者是(二)如果假定社会主义已经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外来侵犯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军队和国家已没有必要加强。

　　可是，假如社会主义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了胜利，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撇开国际条件不顾,那又应当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公式没有给予回答。恩格斯本来就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恩格斯是从社会主义已经大致同时地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这个假定出发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研究的并不是某一国的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的条件下的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其公式是“假定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试问：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是因为问题带有这样一般的抽象的性质，所以恩格斯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时,完全撇开了象国际条件、国际环境这样的因素。

　　但是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能把恩格斯关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公式，推广运用到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这种个别的具体的情况，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的威胁，因此不能撇开国际环境不顾，它应当拥有训练得很好的军队，组织得很好的惩罚机关和坚强的侦察机关，因而应当拥有自己的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以便保护社会主

　　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

　　不能要求距今四十五至五十五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五十至一百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列宁在1917年8月，即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前的几个月，写了他那部名著《国家与革命》。列宁认为他这部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使它不被机会主义者歪曲和庸俗化。列宁本来还打算写《国家与革命》一

　　书的第二部分，以便把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毫无疑问，列宁想在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里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的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可是，他的逝世使他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热烈鼓掌)

　　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的工具，主要集中于军队、惩罚机关、侦察机关和监狱。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

　　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这样。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形也是这样。

　　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而且还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打碎它的旧军队、它的官僚机构、它的警察机关，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够保存某些根据无产阶级国家需要而改变过的旧国家的职能。尤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应当始终不变,我们国家的一切原有职能在将来也应当完全保存下去。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

　　列宁说得完全对：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①

　　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

　　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因此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这一点使我们的国家在

　　①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0页。——编者注

　　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也是要镇压不顺从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为了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来镇压少数剥削者，而从前的国家却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来镇压多数被剥削者。第二个职能是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这一点也使我们的国家在外表上和从前的国家很相似，因为从前的国家也用武装保护自己,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成果，而从前的国家反对外来的侵犯,却是为了保护少数剥削者的财富和特权。这里还有第三个职能，这就是我们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人。不过，这个新的职能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家。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缉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头已经

　　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并且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

　　但是，发展过程不能就此停止。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那么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下来呢?

　　是的,要保存下来，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假如那时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的话。同时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形式,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不，不被保存下来而要消亡下去,假如那时资本主义的包围已经消灭，假如那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已经代替资本主义的包围的话。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

　　对这个问题,象对国家问题一样,在我们党内也存在一些模糊

　　见解和糊涂观念。

　　虽然党对苏维埃知识分子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却依然流行着一种敌视苏维埃知识分子而与党的立场不能相容的观点。大家知道,持有这种不正确观点的人以藐视和鄙弃态度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确，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发展时期，无论是在成分方面或地位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接近人民，而且和人民真诚合作,这是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的。他们依然弹着老调，错误地用旧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苏维埃知识分子，持这样的观点和态度在从前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知识分子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服务的。

　　在从前,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界首先是由有产阶级，即贵族、工业家、商人和富农等出身的人组成的。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也有小市民、小官吏、甚至农民和工人出身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而且也不能在其中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当时整个知识界都是由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因此，当时我国的革命分子,首先是工人，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固然,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勇敢而革命的人物，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观点，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但在这样的人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毕竟为数太少了，所以他们并不能改变整个知识界的面貌。

　　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事业胜利以后，当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已创造了实际条件，使国家能够制定和实施新宪法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召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现在旧知识分子中的这一类人，大部分都已经年老了，已开始丧失其工作能力。旧知识分子中的第三部分人，主要是比前一部分人的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靠拢人民，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须要补习，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的高

　　等学校里进行了补习。但是,与旧知识分子这种分化瓦解的痛苦过程同时进行的，还有新知识分子力量形成、动员和积聚的蓬蓬勃勃的过程。几十万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出身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毕业后就补充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减少了的队伍。他们为知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苏维埃的方式使知识界复活起来。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整个面貌。旧知识分子的残余已溶解在新的、苏维埃的、人民的知识分子中了。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大多数人都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结果,我国现在就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新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它无论在成分方面或社会政治面貌方面,都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界根本不同。

　　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适用关于知识分子的旧理论,即指出必须不信任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了。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必须采用新的理论,即指出必须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关怀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合作，以便为工人阶级和农民谋福利的理论。

　　这看来是很明白的。

　　尤其使人感到惊讶和奇怪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这一切根本的变化，可是在我们党内竟然还有人企图把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理论,用来对待我们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对待这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原来，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

　　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这样说来,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情。(笑声)我们想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照这些奇怪的同志看来,我们的这种计划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因为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全场大笑)也许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落到颂扬落后、无知、愚昧的地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理论上的错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

　　关于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形就是这样。

　　关

　　在进一步巩固党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不断地改善党的成分,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通过个别挑选的方式，只将那些经过考验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接收入党;

　　2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从而使它们的领导工作日益实际和具体，日益减少忙于开会和文牍主义的情况;

　　3把挑选干部的工作集中起来，关心对干部的培养，细心地考查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更大胆地提拔年轻的工作人员，使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4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起来，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我们干部的政治锻炼。

　　选自《列宁主义问题》第690—7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