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家的特殊告示：国民党的作风不能带到我们家里来

　　开国元帅刘伯承不仅学识渊博、战功卓著，还毕生严于律己、不求索取。他时刻关爱群众，情系百姓，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堪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更赢得广大军民的爱戴和钦佩。

　　为民：关爱百姓冷暖疾苦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长期驻扎在河北省涉县。涉县赤岸村后的山上有一条漳南渠，老百姓称它为“救命渠”。一直以来，山里人最盼的是水，没水的地方，只能听天由命。1942年，涉县又遭遇了恼人的大旱季节，群众的庄稼因干旱缺水长不成个样子。

　　刘伯承眼看着群众愁眉苦脸、庄稼打蔫欠产的现状，决定把漳河水引上太行山，将旱地变成水浇田，尽快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用水问题。

　　1943年2月24日，引水上山浇地的工程开启了。刘伯承组织八路军129师的战士们齐上阵、出大力修建水渠。1944年，工程全部竣工。

　　这条水渠宽2.33米、深1.66米，全长15公里，赤岸、温村、会里等8个村受益，2000多户的3500多亩旱地变为水浇田，每年增产粮食35万多公斤。乡亲们自编歌谣称赞道：“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如今，刘伯承带领八路军129师修的漳南渠已经延长到近30公里，受益村庄增加了近一倍。

　　刘伯承总是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保护群众的利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整个部队。每次行军、作战，他总要大家“脚下留情”，不要踩到老百姓的庄稼苗。当看到行人把麦田踩成小路的时候，他便督促部队把道路修好，保全老百姓的麦田。当得知鬼子拉壮丁的时候，他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当听到日本强盗烧毁房子的恶劣行径后，他马上就提出挖窑洞来帮助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发现有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人和事时，他总要严肃地提出批评和指责。

　　有一回，骑兵班护送刘伯承去开会，在一个村子里停留期间借了老乡一个箩筐喂牲口。结果，牲口把箩筐啃了一个洞。他看见后赶紧掏钱给警卫员：“快找老乡赔个礼，照价赔偿。”

　　在1945年秋打响的上党战役中，有一段时间，刘伯承的指挥部曾设在长治市黄碾镇一家老百姓的房子里。由于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紧迫，战事紧急，此房子的门板便只好应急地被电话员拆卸下来临时作了电话台。刘伯承经常在电话台上布置任务、指挥战斗，繁忙得很。再苦再累老首长倒是都扛得住，就是从外边飘进来的秋雨常常把他的衣服淋得湿漉漉的这件事，令警卫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生怕老首长哪一天被连绵不断的秋雨淋病了，这可是万万不行!

　　眼看几天过去了，警卫员急中生智，找了一位老乡商量好摘下他家的门板，堵到指挥部的门口。

　　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承发现了，他问警卫员：“门板从哪里搞来的?”警卫员如实回答：“从老乡家里借来的。”刘伯承继续追问：“借来门板堵到门上为了啥?”警卫员回答：“为了堵住从门外飘进来的雨水，看你这几天来的衣服一直是湿的。”刘伯承一脸严肃地对警卫员说：“为了给我堵风雨，难道就不怕老乡家进风雨?快把门板还给老乡。”警卫员还是站在那儿迟迟不肯动。

　　刘伯承口气有些强硬了：“小鬼，我命令你，马上把老乡的门板送回去。”警卫员最后只好遵命把门板还给了老乡，并诚恳地道了歉。可是，那个老乡等警卫员走后，又把门板扛到指挥部……

　　1947年，刘伯承与张际春等与前来慰问的太行山区慰问团合影。

　　1946年8月，冀鲁豫战场上硝烟弥漫。前方的仗打响了，运输任务格外紧张繁忙。有一天，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因公向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亲自逐个检查以后，认为这次公差只需要17辆大车就够了，立即督促直属队退回去8辆，还严肃地批评他们不该多要。

　　在这么紧张的战斗中，刘伯承亲自过问几辆大车的事，这是为什么呢?他在直属队干部会上说：“同志们千万不要小看多要几辆大车的问题，这是有关军民关系、军民团结的大问题”，说到这里，他指着旁边的断壁残垣说：“同志们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人民生活很艰苦。人民为了支援前方，真是舍生忘死地支援我们打胜仗。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的自卫战争就不能胜利。在这方面，我们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起带头作用。干部好比是骨干，一定要与群众血肉相连，不然就是骨髅呢。我们人民的军队是穿军装的人民，可绝不能忘本啊!”

　　刘伯承一席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提醒和教导，让大家终身难忘而受益无穷。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黄河两岸，陇海铁路南北，执行“大踏步机动，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人民的和平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刘伯承把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放在解放区建设的重要位置。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军队和政府机关，不要占用学校用来宿营和办公，要给予学校开课以大力支持。

　　刘伯承在艰苦的大别山率领部队餐风饮露来回转战，身体越来越弱。对此，同志们心里都十分难过，可是一时也想不出个好办法。

　　一天，当刘伯承率领部队转到金家寨时，警卫员送来一小包冰糖给他。

　　当刘伯承得知是下面的同志送的，他坚决不要，并要求送回去。刘伯承看警卫员不肯，便把一包冰糖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给这个伤员，那个病号，每人送一块，并招呼说：“这是老区人民的心意。”同志们接到这块冰糖，还没吃，心里就甜了。

　　清廉：严以律己拒绝特殊

　　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刘伯承率八路军第129师转战南北，因操劳过度，不慎于1942年初夏患了疟疾。

　　卫生处李医生在给刘伯承治疗时，因为消毒不严格，造成用药部位感染。师卫生部的钱信忠部长便带着肖医生重新为刘伯承诊治。经检查，刘伯承感染的部位红肿得很厉害，钱信忠同刘伯承商议，要将感染部位动手术切开。刘伯承点头表示同意。

　　钱信忠马上吩咐肖医生准备一支麻药。刘伯承听说后，连忙摆手说：“现在药很紧张，我这点小手术，就不用麻药了。”钱信忠劝说道：“师长，还是用一点儿吧，不然太疼了。”刘伯承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不要紧，我能坚持住，麻药就留着给做大手术的人用吧。”钱信忠无可奈何，也只好同意了。

　　手术开始了，随着手术剪刀的声响，医生们的心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可刘伯承却坦然地伏在床上，一声不吭。“能行吗，师长?”钱信忠关切询问。“行!可以坚持。”刘伯承回答的声音很轻，但透着刚强与镇静。

　　只见刘伯承用手紧紧地抓着枕头，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淌。肖医生急忙拿来毛巾轻轻擦拭刘伯承头上的汗水，他不禁想起了历史上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关云长不用麻药毕竟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如今医药技术已经较为发达，刘伯承却是为了把麻药节省给负伤的战士，肖医生内心不禁涌起一阵莫大的感动。

　　手术终于做完了，钱信忠长舒了一口气，满怀歉意地对刘伯承说：“师长，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粗心，增加了您的痛苦，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刘伯承接过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宽厚地笑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就是了。”对于之前那位负责治疗的李医生，刘伯承也没有丝毫责怪之意，他向钱信忠嘱咐说：“听说这个李医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参加我们八路军，这不容易啊!出了这个事，他已经有了认识，你们就不要再为难他了。”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部奉命挺进大别山。历经千难万险进入大别山之后，已经是11月末了，大别山到处都呈现出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景象。敌人遭受初次打击后，立即调整作战部署，调集33个旅对我军进行全面围攻。大别山环境险恶，军情如火，刘伯承司令员的安危冷暖，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他与大军征战的成败息息相关。

　　1961年，刘伯承在北京军区某部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和工作情况。

　　可是，率领千军万马进入大别山的刘伯承，身边只有一床棉被、一条褥子，很难御寒。警卫员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初到大别山，我军是远离后方作战，去哪里能领到一床棉被?又到哪里能买到一条毛毯?

　　恰好，警卫部队参加当地群众打土豪斗争，分得了一条毛毯，警卫员们高兴得顾不上跟首长商量，就把这条毛毯铺在了刘伯承的床上。

　　刘伯承回来休息时，一眼就看出多了一条毛毯，问明了原委，就把毛毯撤了下来。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说：“既然是打土豪得来的，那就是贫下中农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妄取群众的东西呢?”他坚持要警卫人员把东西送回去。警卫人员明着把毛毯撤下来，暗里却把它絮在一床夹被里。

　　晚上上床休息的刘伯承，尽管没有看出破绽，却细心地用手摸出来了。他立刻一脸严肃地要求警卫员当着他的面从夹被中把毛毯取出来，否则他就不休息。

　　警卫员只好服从命令，再不敢想别的招了。刘伯承这才笑了笑对他们说：“咱们不是有专用的‘金丝毛毯’吗?多铺点不是很暖和嘛!”

　　提到“金丝毛毯”，原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刚进入大别山不久，当时斗争形势十分紧张，有些地方正呈拉锯状态。只要我军一走，敌乡保武装便从山上下来，所到之处，群众都被抢劫一空。刘伯承多次强调，不准惊扰群众，要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部队吃的粮食是用银圆买来的，烧的柴草都要过秤付钱。司令部有一位饲养员，把刚刚称过的稻草抱去喂马。

　　饲养员由于抱得太多了，身后不免掉落了一些，恰好被从屋子里走出来的刘伯承看到了。刘伯承走过去跟在饲养员身后，不动声色地一根一根捡拾起来……最后追赶上那位粗心的饲养员，把那些稻草交给了他，并且意味深长地说：“稻草是农家宝，牛要吃，人要铺，灶要烧，还肥田!牛吃起来赛‘细条挂面’，人铺起来像‘金丝毛毯’!”

　　饲养员不好意思地连连点头，立即向刘伯承保证：“我再也不丢稻草了!”

　　故而，刘伯承说铺上“金丝毛毯”是旧话重提，警卫员们当然知道这是指什么，大家立刻给他的铺上加了一些稻草。此后，刘伯承就这样铺着“金丝毛毯”，在大别山度过了严寒的冬夜。

　　作为解放后首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后来又担任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留下了许多身体力行、密切联系群众的故事。

　　南京解放不久，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的清廉家风就更值得称道。新中国诞生了，戎马半生的刘伯承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进城初期他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刘伯承教育孩子的方法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在他的电话间里贴着汪荣华写的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这张告示，6个儿女都严格地遵守着。

　　刘伯承夫妇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让子女有优越感。汪荣华也常对子女们说：“警卫员、秘书是上级分配给爸爸工作的，除他之外，我们家属子女谁也没有使用的权利。”刘伯承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坐，夫人汪荣华上下班也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年四季都骑自行车风吹日晒、雨淋挨冻。每年放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离开南京，也不允许用车接送，而让孩子们自己乘公共汽车往返。南京刚解放的时候，刘伯承是南京市市长，有一天，他带着刘太行等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接待参观者。刘太行好不扫兴，他想，爸爸是市长，跟管理中山陵的干部说一声，不就进去啦。中山陵的负责干部闻讯急忙赶来，对刘伯承客气地说：“欢迎首长来参观。”然而，刘伯承说声：“谢谢，要按着规定办事啊。”之后，他竟然掉转身带着孩子回家了。一路上他还给孩子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1972年，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及子女在一起。

　　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后，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全军还是实行供给制。刘伯承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太贵，不要买来吃。”那时，家里已经有了4个孩子，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这一大家子人的住房渐渐紧张起来。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要给刘院长家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可是每次都被刘伯承拒绝了。后来，营房部在没有请示他准许(因之前数次的提议均“碰了钉子”)的情况下，趁他到北京开会的工夫，就来个先斩后奏，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刘伯承从北京回来，看见这个新情况，当即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随后，一贯坚持原则、说一不二的刘伯承，坚持把这两间加盖的平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住。刘伯承早在子女结婚之前就立下规定：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 刘伯承多次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

　　1961年，刘伯承在北京住地。

　　刘伯承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重，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有几件必做的事，一是念外文。念完外文后要练习毛笔字，差不多半个小时，接着打套拳，然后就开始吃饭，开始一天正常的工作。日如一日年复一年，刘伯承都是这般坚持下来的，这就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儿子刘蒙说，父亲经常告诉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父亲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他叫起来，让他背书，习字。“父亲经常跟我们讲，别人能够一分就能达到的工作，我要用十倍的精力去做，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他从来不去想奢华的东西，能够生活好，能够工作好，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就足够了。我带过兵，我深知带兵的人自己做不好，你的兵肯定带不好，这就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实际上父辈的这种榜样力量，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以上数则故事，看上去尽管只是一件件小事，微不足道，但是，于细微处，我们看到的是刘伯承元帅那种密切联系群众、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平等思想，爱民之心，一心想着百姓，为着人民谋利益;刘伯承元帅不私吞一丝一毫，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崇高风范，为大家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本网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