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的血泪，彼之蜜糖、汝之砒霜

　　01

　　最后的除夕夜

　　他叫王国辉，之前是一名铁西区炼钢厂的工人。1996年，炼钢厂被收购，他成了下岗工人。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在街上举着牌子，看着路上来往的奔驰车，希望有老板能给他一份工作。

　　天不遂人愿，他在沈阳刺骨的寒风中站了一天，向往常一样回了家。

　　“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关上家门的时候，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妻子的声音像往常一样温柔，却又震耳欲聋。王国辉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一切都那么的平常，却又那么反常。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以前不让王国辉在家抽烟的妻子也只是看着，一滴不经意的眼泪从眼角划过，王国辉并没有发觉。吃完了晚饭，王国辉坐在沙发上，久违的开始打量着这个摇摇欲坠家。

　　这房子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布局，客厅中摆放着简陋的木制沙发和茶几，远处电视柜上的电视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上面落满了灰尘：客厅连着厨房，厨房里妻子正在洗碗，头顶的灯光像是随时要熄灭了一般忽明忽暗;卫生间里的马桶有些发黄，滴滴答答的水龙头下接着一桶水，燃气热水器时不时发出声响。

　　王国辉起身走进了孩子的卧室，看见儿子正在做着功课，有些欣慰，便没有再打扰他。自己和妻子的卧室通往阳台，阳台很拥挤，只够勉强站三个人，王国辉再次点燃了一根香烟。

　　“国辉”妻子突然开口，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王国辉答到。

　　“让我出去赚钱吧，孩子还要上学。”妻子的声音有些哽咽。

　　王国辉一下子就知道了妻子的意思，他也听别人讲过，有些家庭实在没钱，找不到工作，就会让妻子出去做皮肉生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是王国辉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事情也会落到他的头上。

　　“我不能让你去做那种事情”，王国辉低着头说道，“钱我会想办法的，你就在家里好好照顾孩子。”

　　妻子泪如雨下：“国辉，我们家的积蓄已经快用光了，孩子的学杂费都要交不起了，我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你让我去好不好?”

　　妻子的眼泪让王国辉清醒了过来，他没有回答妻子，只是拿出了一支烟抽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王国辉的妻子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和王国辉一起去了洗浴中心。

　　一夜过去，妻子赚到了钱，王国辉在洗浴中心外等着妻子下班。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国辉，原谅我……”

　　王国辉心情复杂地看着眼前哭成泪人的妻子，没有说话，只是骑着自行车，带妻子回了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周，妻子的报酬也只不过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很快，到了除夕夜。

　　“爸爸!我要吃猪肉馅的饺子!”王国辉听着儿子的话，一滴泪从脸颊划过，他看了一眼妻子，和妻子来到了厨房。

　　不一会，饺子端了上来，王国辉的孩子看着饺子，特别开心，大口的吃了起来。

　　王国辉的妻子张开了嘴，想要说些什么，但看到儿子已经将饺子吃下，闭上了嘴，流下了两行清泪。

　　“吃吧，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王国辉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招呼二人吃饺子，自己也吃了起来。

　　很快，饺子就吃完了。

　　“爸爸，妈妈，这饺子真好吃，我以后有钱了，要天天吃饺子!”儿子摸着肚皮，朝爸爸妈妈笑着说。

　　“好，好，以后我们有钱了，天天吃饺子!”王国辉强忍着泪水，声音有些颤抖，摸着儿子的头，一旁的妻子早已将头转过去，掩面哭了起来。

　　一家人看了春晚，很快就睡下了。

　　春风吹遍了全国大地。

　　只是这一家人，再也没有醒来。

　　其实，这只是当时集体下岗潮的一个缩影而已。在当时，扎堆自杀的不在少数。

　　但是很抱歉，由于那个年代无人统计过因下岗而自杀的具体数据，所以即便我翻遍了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也没有任何结果。

　　然而，在很多网友的回忆中，我也能大概了解那个时期的惨烈。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已经刻入了亲历者的骨髓里。按照一般统计学方法，这种类似访谈的实例也具有一定真实性，并且这些实例数量可观，大部分情况下能替代调查数据呈现出可靠事实。那么接下来我将以亲历者的访谈内容作为支撑材料，来呈现那个时期刻骨铭心的惨烈!

　　02

　　互相求死的冬夜

　　以下为网友口述后整理成稿：

　　【九十年代我老姨所在的国营饭店破产，她下岗了。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老姨一个人带着女儿吃了很多苦，给人做过保姆、炸过麻花、卖过卷饼勉强维持着生活。后来，老姨找了个扫大街的工作，每个月工资500元左右。

　　老姨为人实诚，几乎不懂什么潜规则，队长给分了什么工作，她就傻乎乎的去做。东北的大雪深的时候，都能没过膝盖，老姨总是被分在早班，三点多就要去扫雪，扫一点下一点，怎么扫都扫不完。后来，在单位同事的点拨之下终于明白，就是她每个月赚的这500块，都要拿出200来孝敬她的小队长，只有这样小队长才不会一直难为她给她小鞋穿。

　　但是当时老姨实在是太穷了，她太需要这500块钱了，如果给了队长200块，她可能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养活一个女儿。老姨咬了咬牙，不肯送礼，她想着苦点累点就忍着吧。

　　可惜天不遂人愿，这个小队长越看老姨越来气，终于不满足于给她小鞋穿了。在某个冬天的晚上，老姨提着打扫工具走在回家的小胡同里的时候，她的队长这个坏女人给我老姨脑袋拍了一板砖，在我老姨跌倒的时候，她又上来对着我老姨又是踢又是踹的一顿殴打。

　　后来我老姨报了警，警察以没有证据为由没有管。我全家人咽不下这口恶气，借钱给我老姨打官司。可是法院也是调节和稀泥，那个坏女人在法院上表现的特别认错，可是私下里拒绝任何赔偿，还扬言让我老姨小心一点，她的家人看到我老姨是一个没有老公没有父母的女人，私下里对我老姨，可以说是百般奚落。

　　认清了这个世界真相的老姨，沮丧的走路回家。

　　鹤岗煤矿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春节，一个打劫的路人在午夜给打工回家的老姨跪下了。他握着尖刀给我老姨磕了三个响头，他说，他多了也不抢，就要一袋面钱，回家给孩子包顿饺子。

　　老姨当时是万念俱灰，不但没有得到该有的赔偿，还被打得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欠下了一大笔债，举债起诉打官司，更是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

　　她对那个打劫的冷笑了几声，一把抓住了那人手握着的尖刀，用力的往自己身上就要捅……

　　那个劫匪被她的举动吓坏了，但是这个劫匪应该是个身强体壮的矿工，力气大反应也敏捷，赶紧打落了尖刀，阻止了老姨的自杀。

　　后来，老姨和劫匪互相给对方下跪对着磕头，都求对方弄死自己……

　　终于，两个人都跪着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起来：

　　他们谁都没有问谁原因，只是一直哭一直哭……】

　　90年代末国营机械厂，一群下岗工人泪流满面的照片

　　又有一个年轻网友回忆：

　　【我妈是轴承厂的检验员，又红又专的那种。下岗那天，她特别生气，拿了一盒工业用的红宝石回来(人造红宝石小圆片，后来证明这并不值钱)，但这就是我妈最大的反抗了。

　　她本来是不用下岗的，因为她的技术简直可以抵一台仪器了。但整个厂都没有了，新的老板对轴承也不感什么兴趣，所以下岗下到最后一轮，她还是得走。

　　后来厂子一直荒着，城市发展很快，那里变市中心了，老板把地卖了，说是当时一千多万买的厂，卖地卖了八九个亿。

　　这件事对我妈和我的打击都特别大，虽然当时下岗工人的子女遍地走，也不差我一个。不过当时人小，脸皮也薄，学校攀比得厉害，内心还是感到自卑的。

　　我妈可怜兮兮的天天骑自行车出去找工作，又要我加倍努力。这件事对我的负面影响特别大，因为我本来就挺努力的，但那段时期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压力，这个巨大的心理包袱，压得我整个初高中阶段都喘不过气来。本来排十几名的，反而退步到二三十去了，当时自己也不懂什么自我疏导，整个就是靠自己熬过来的。

　　我妈也特别可怜，打了很多很辛苦的临时工，在衣服店、超市领着最微薄的工资，一站就是一整天……】

　　03

　　前无出路、后无退路之殇

　　有人下岗后全家服毒自杀;有人从天台一跃而下;有人忍受着职业病带来的苦痛艰难求生;也有人下岗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为何“下岗”对当时的职工来说是比判了死刑还痛苦一万倍的事。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失业了大不了再找一份工作呗，实在不行难道就没有任何福利保障措施可以救一救吗?

　　不好意思，放在当时还真的就挺绝望的。

　　按照现有的资料，我可以大致归纳下绝望的根源是什么：

　　① 经济体制的快速转换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直到下岗潮来临前，国营企业就是本土唯一有管理有技术的企业。80年代崛起的那些个体户，小私企，那是小作坊，老板多是靠胆子大，敢忽悠起家的。

　　然而当国营企业一旦破产了，而新的就业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新模式下的经济形态不愿意容纳原先在国营企业的大量职工——私有化制度下，外资企业和港资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工，它们以节省成本扩大利润为首要宗旨。那么，这就导致了大量下岗职工无法找到新的工作，没有更多后续的就业机会提供给他们，大多数人是面临着“下岗即饿死”的状态。

　　可以不客气的说，90年代的下岗，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不是什么优胜劣汰，而是类似白垩纪那种生态灭绝。

　　当时，由于一刀切的政策，一些正在转型、而且转型还算顺利的企业也被迫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群体性失业直接导致了社会购买力下降，当地经济倒退。

　　经济倒退，企业和厂家的货卖不出去，然后导致继续下岗，经济继续倒退，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的赢家只有少数腐败份子和捞了一票的少数老板。

　　很多拥有几亿资产的国营企业以几百万价格贱卖给浙江沿海的那些老板们。由于这些人不想投资也不想经营，原本工厂里先进的气流纺纱设备(进口设备)被拆走，厂区完全荒废，部分空地被承包出去当堆料厂。

　　除了经办的官员拿了回扣得到了第一桶金，浙江商人用几百万买到了价值两千多万的进口纺纱设备，我看不到赢家。

　　随后，上千名职工的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工人卧轨自杀，陇海铁路阻断超过30分钟。

　　② 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

　　伴随着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的却是我国相应的劳动保障制度还未能及时建立和完善。

　　我国劳动法制度是在1995年正式施行的，而作为劳动法下位法的劳动合同法则是在2008年才正式施行。劳动保障制度的建立姗姗来迟，在大下岗的时代背景下，很多职工即便能找到工作，也是在“裸奔”，不会有任何法律上的庇护。因此，被拖欠薪资、被老板恶意欺凌成了当时最常见的现象。

　　与此同时，对于低收入群体、失业群体的总体性、机制性的保障措施陆续消失——城市困难家庭救助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不能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只能说在国企倒闭后，这些都结束了。

　　1993年，当一车一车厂区大巴拉着职工前去免费体检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了。彼时彼刻，在冶金厂的职工每周要去做重金属排毒治疗，以减少血液中的铅浓度。然而当厂子倒闭，这些工人仍然需要排毒，否则就会造成脏器不可逆转的受损，可是此时没有医保的他们也花不起这个钱去大医院就诊。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简直是灭顶之灾。

　　当被宣布下岗的那一刻，免费的医疗，免费的幼儿园，免费的供暖，甚至免费的服装，都不复存在。而事实上，这些曾经作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让他们用自己劳动的所得，维持自己衣食不愁的生活。

　　③就业与高福利捆绑

　　在国际上，7%的失业率就已经达到了警戒线，将导致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社会动荡。而具体到各个国家，失业率带来的影响也不同。

　　欧洲国家由于有基于国家福利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免费，还有高额的救济金，所以失业率达到10%问题也不大。而福利水平虽然比中国高很多、但仍然低于国际水平的美国，一旦失业率超过5%，即已经是天大的事情了。

　　来，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90年代的国内。

　　不用看失业率，光是1993-1996年内的新增失业人口，就已经达到了11%。而与其他区域不同，由于东北的国营企业比例过大，下岗决不仅仅集中在这两年，而是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更可怕的是，这些严重依赖国营企业的地区几乎所有社会公共服务，都是同就业绑在一起的，以至于就业可以解决他们百分百的福利问题，实现了水准相当可以的整体居民福利水平。而一旦下岗，他们所能享有的社会公共服务也全部失去，比起11%的新增失业率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社会现实要残酷无数倍。

　　④贪腐问题屡见不鲜

　　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大事，经济绩效也就成了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之一。

　　而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资本拥有比劳动更强的经济拉动作用，因而在追求经济绩效目标的指引下，政府的劳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向资方倾斜的态势，偏向于资方的劳资政策逐渐累积起诸多劳资利益不和谐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忽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收入分配严重偏向资方、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不健全等等方面，劳资利益关系逐步显现出失衡的态势，给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严重隐患。

　　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在产生下岗失业工人群体的同时，也催生出新的利益群体一一高薪管理阶层。

　　从利益的分配视角来看，国企中的高薪管理阶层与普通职工和下岗失业工人存在一定的利益对立和冲突。他们的利益状况与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甚至还有数量不少的地方官员出奇的一致，共同构成了资方利益集团。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就成了其中最被热衷的话题。

　　进入9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量500亿元，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如果加上坏帐、偷税漏税、公款消费以及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等，国有资产的损失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而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均有发生，一些地方官员使用非法手段大量侵吞公共财产，甚至国家规定的下岗职工安置金都要贪污，把自己喂得膀阔腰圆，油光满面。然而这些恶果最终全部转嫁到了底层职工身上。

　　⑤ 社会犯罪率直线上升

　　按照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1.1亿人，1998年锐减至5200万人。而原为4000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更是锐减为1000多万。

　　这减少的7000多万原有国营单位的职工，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以一家三口计算,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群超过2.1亿,间接影响的人数就更多。

　　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面积，再结合我之前说的几点因素共同导致了社会治安加速动荡，各种暴力犯罪案件呈指数式上升。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下岗职工人数越多的省份，其后经历了更高的犯罪率。

　　事实上，经济冲击 (衰退) 导致劳动力市场条件恶化, 进而增加失业率, 降低了实施犯罪行为的成本, 最终提高地区犯罪水平, 尤其是侵财类犯罪。

　　在国企下岗改革结束之后, 下岗人数对犯罪率的影响效应仍持续近7年时间——在国有企业下岗改革结束之后 (2003—2011年) , 对于下岗职工人数较多的省份 (处理组，其他对照省份为控制组) 而言, 犯罪水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跳跃”。具体而言, 2003年至2008年间, 处理组的犯罪水平上升约47%, 而控制组犯罪水平仅上升约41%。

　　随着经济发展 (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率) , 工资水平和收入差距扩大,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这些都将提高地区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