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开创性贡献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极为紧要的位置，直接领导和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表许多重要讲话，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力作，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将掌握思想领导作为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启迪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亲自干宣传、直接抓宣传，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既推动改造客观世界、又推动改造主观世界，成功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他反复强调政治家办报要求和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鲜明指出宣传工作首要的原则是要“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延安时期，党中央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重新健全了中宣部工作机构，建立完善了全国宣传工作体系和群众宣传网，为推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家喻户晓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更加有力有效地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把稳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和宣传导向，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高高飘扬。

       毛泽东同志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启迪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自信自强。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坚决抵制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并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他立足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文章，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既守得住讲党性的“正”，也干得出开新局的“彩”，使各项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启迪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他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他还认为，宣传工作要贴近群众，与群众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正所谓“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为此，他反对“党八股”“洋八股”，倡导改进文风，文章语言要大众化，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让党的方针政策最迅速地为群众所掌握。说到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更好地“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使群众“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站稳群众立场、厚植人民情怀，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放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毛泽东同志提出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启迪我们必须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在毛泽东同志眼中，世界紧密相连，“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他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多次强调“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外宣传不要夸大”“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等。在全民族抗战中，他要求加强国际宣传，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多次会见斯诺等外国记者，曾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解放战争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1946年8月他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要求新华社“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1965年，他为人民广播事业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20世纪70年代，他分析研判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有力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更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本网站发表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