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情系红色报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志敏涉猎了许多进步报刊，他经常给《新江西》(季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报刊投稿，此后他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驱》《寸铁》《锄头》《工农报》等红色刊物，这些成为了方志敏革命思想诞生与发展的重要阵地。《新江西》是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南昌文化书社和《新江西半月刊》是方志敏大革命时期在江西点燃革命之火的阵地;《觉悟》是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学的主渠道;《工农报》等苏区报刊则成为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要平台。可以说，方志敏是闽浙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江西》：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1919年，他从江西弋阳高小毕业，赴省城南昌求学，考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南昌，他与黄道、袁玉冰等8人志同道合，常结伴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议论国是、抨击时政。他们酝酿成立了一个团体，定名为“鄱阳湖社”，1921年元旦更名为“改造社”。1921年春，方志敏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发起了名震一时的驱逐腐败校长赵宝鸿的“驱赵风潮”，最终被学校开除。通过这次斗争，方志敏在南昌进步学生中声名鹊起，不仅成为南昌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成为江西先进青年的一面旗帜。

　　通过创办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条重要渠道，《新江西》便是改造社主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方志敏在《新江西》上发表了《私塾》《哭声》《血肉》等作品，揭露社会黑暗。《私塾》是方志敏写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通过对私塾课堂教学的一个场景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塾师顽固的形象。这篇处女作显示了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之后，方志敏又写了一首白话诗《快乐之神》，发表在《新江西》第1卷第3号上。《新江西》出版不久，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把刚出版的党团刊物和进步书籍如《新青年》等，源源不断地寄给改造社和《新江西》杂志社。袁玉冰、方志敏、黄道等人每次接到这些刊物，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并展开热烈讨论。

　　“改造社”正式出版的《新江西》季刊

　　1921年秋，方志敏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中学部，插入该校旧制中学二年级就读。他学习成绩优异，作文尤其突出，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称其“笔如流水游龙，活跃异致，布局整肃，几如天衣无缝”。南伟烈学校是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校方对学生的思想禁锢很严。方志敏等革命青年因积极追求进步，很快被反动当局和校方视为难以管束的“不安分”学生，欲将其除名。1922年7月初，方志敏未等校方除名，便自动退学了。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读书不成，只因家贫。”“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毫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不久，方志敏离开九江，漂泊上海，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他深入赣南农村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以书信形式在《新江西》发表。在南伟烈读书时，方志敏接触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了，考虑到此时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他便要求回江西。1922年9月初，方志敏回到南昌。这时，改造社负责人袁玉冰等先后到北京读大学，他们主办的《新江西》也随之迁往北京发行。

　　从南昌文化书社到《新江西半月刊》：方志敏点燃江西革命之火

　　方志敏离开上海时，赵醒侬委托他尽快办一个“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打破南昌的沉寂局面。方志敏回到南昌后，邀请了几个笃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和改造社成员，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大家认为，首先要发动学生运动，然后通过他们进一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此，方志敏以私立心远大学旁听生的身份做掩护，筹划创办“南昌文化书社”。

　　为使南昌文化书社尽早开张营业，方志敏煞费苦心。从筹措经费、租赁社址，到起草宣言，他在其中出力颇多。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办，1922年1月初，南昌文化书社在南昌百花洲席公祠附近正式开业，由方志敏担任经理。南昌文化书社专售革命书报，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江西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书社门面不大，但陈列的书籍却名目繁多，大都是新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报刊。一些普通书店不敢销售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论浅说》《共产主义ABC》以及《解放与改造》《向导》《先驱》等报刊，在这里都有出售，不过不公开陈列，而是放在后厅秘密销售。这个后厅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室，它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每天光顾书社的人，大部分是南昌大中学师生、社会青年、店员和徒工。他们求知欲旺盛，渴望追求真理，新出版的书刊一到，立即争相购买。方志敏不顾生活艰难、工作劳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办书社。由于过度操劳引起肺病复发，方志敏3个月间吐血3次，最后病倒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1923年1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在南昌文化书社建立，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侬、刘拜农等7人。团组织创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书社继续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广泛接触进步青年，同时，还积极筹办周报《青年声》。当时，团组织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及《青年声》作为机关刊物，方志敏担任了《新江西》及《青年声》负责人。

　　由于南昌文化书社有明显进步倾向，遭到反动军阀的干涉和镇压。1923年3月8日，袁玉冰在南昌被军阀逮捕入狱。3月中旬，江西督理蔡成勋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并扬言要逮捕“马克思经理”(指方志敏)。由于方志敏因病住在美国人办的南昌医院，幸得身免，不久，他离开南昌前往南京。南昌文化书社虽然只存在半年左右，但以它为据点，为江西革命运动点燃了星星之火。1923年8月，赵醒侬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与正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的方志敏商量，组织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20余名江西进步青年，重新恢复《新江西》，改为半月刊，定刊名为《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指导江西的革命斗争。1923年8月，《新江西半月刊》创刊号在上海发行。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新江西》半月刊封面

　　《觉悟》：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学的主渠道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已意识到宣传阵地的重要，办刊物成为他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编辑成为方志敏的一种重要“写作”形式。除了《新江西》外，这一时期发表方志敏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刊物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有方志敏小说《谋事》、诗歌《呕血》《我的心》《同情心》等多篇。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邵力子创办了《觉悟》，由著名活动家陈望道、施存统等担任编辑。《觉悟》宣传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很受青年欢迎。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下，《觉悟》具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从1920年起，《觉悟》开辟“随感录”“诗”“小说”“剧本”专栏，发表了大量文艺著译，成为五四时期新文艺的主要阵地之一。1920年，尚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方志敏致信《民国日报》，就《觉悟》发表的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觉悟》上有一篇《捉贼》的白话小说，描写学生痛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信中诘问：“小偷算不算最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敲打?”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邵力子非常赏识方志敏深刻的见解和辛辣的文笔，于是给方志敏回信，称赞他的看法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还约他以后给报社写稿。这样，方志敏开始给《觉悟》投稿，他的第一首散文诗《哭声》就发表在《觉悟》上。后来，他又给邵力子寄去了另一首诗歌《呕血》，也刊登在《觉悟》上。此后，方志敏常给《觉悟》投稿。在方志敏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有一半是发表于《觉悟》上的。

　　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学来到上海，拜访了《觉悟》编辑。邵力子发现20岁出头的方志敏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对社会和政治有相当洞察力。见方志敏生活困窘，邵力子便伸出援助之手，他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留在我们报馆打杂吧!”邵力子还推荐方志敏到上海大学旁听。于是，方志敏白天在校学习，晚上到报馆做校对。一天，他看到一个青年因没有找到工作在上海街头行乞，触景生情，写了一篇白话小说。邵力子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像方志敏初来上海时的写照，就给小说起了个名字叫《谋事》，发表在《觉悟》上。在上海，方志敏还结识了恽代英、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从《寸铁》《锄头》到《红旗》：方志敏武装斗争思想从萌芽到成熟

　　1925年夏，方志敏在江西弋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漆工镇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旬刊《寸铁》，领导农民运动。《寸铁》的出版，是方志敏重视武装斗争思想的萌芽。他认为，要和敌人斗争，光有文的还不够，还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铁，也是战斗的武器，故将刊名定为“寸铁”。1924年夏季，方志敏回老家弋阳湖塘村创办旭光义务小学和贫民夜校，在《寸铁》上发表揭露张念诚(操纵选举的土豪劣绅)的文章——《猪仔议员》。

　　1927年5月，根据方志敏的提议，江西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锄头》创刊。方志敏为这个刊物撰写了发刊词：“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的大汗，让太阳去煎晒。总之，不管它肚饥身寒，我们只知道低头成天弄我们的锄头!因此，人们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粗莽的锄头!十几年来，军阀的猖狂，帝国主义的横暴，以至于为民众牺牲的烈士，头颅的空抛，鲜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这样的恶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令人叹服的是，只用短短百余字，方志敏就把“锄头”与革命事业的成败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1927年南昌起义后，方志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弋阳区委、横峰区委、信江特委和信江苏维埃政府，先后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中共横峰区委书记、信江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赣东北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称赞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932年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扩建而成)是“苏维埃模范省”。

　　中共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仅省级报刊就有十多种，如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和《红色东北》、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和《突击》、省军区的《红星报》和《前线》、省工会的《工人特刊》、共青团省委的《列宁青年》和《青年实话》、省互济会的《互济生活》、信江特委的《红旗报》、省委的党内刊物《党的建设》、共青团省委内部刊物《团的建设》等。

　　1929年春，方志敏领导创办信江特委机关刊物《红旗》。《红旗》每期有8至10个版不等，发行2500份，后增至3000份，主要转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刊登中央与江西省委的指示文件并加以评论，阐明信江特委对苏区各项工作的指示、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传播各种文化知识。1930年7月，中共信江特委向中央报告说：“此《红旗》在信江群众中已得到了很大反映的成绩，收效最著。”同年7月，信江特委改为赣东北特委，特委宣传部长黄道担任《红旗》主编。1932年底，《红旗》改为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机关报。

　　《工农报》：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要平台

　　在方志敏创办的报刊中，《工农报》是闽浙赣省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1930年8月，方志敏在江西省弋阳县芳家墩创办了《工农报》。1932年11月，该报成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社址迁至江西省横峰县葛源。报纸几乎每期都有社论，由报社干部自写或由省负责人撰写。在该报1933年1月10日第65期及3月17日第72期上，分别发表方志敏撰写的题为《庆祝消灭林炮台的胜利》和《为全部实现省苏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的社论。此外，还设“专载”“工农通讯”“苏维埃文件”“突击队”等栏目。“突击队”是一个批评性栏目，刊发了如《不做工作的黄坞乡苏》《德兴十一区塌台的责任》等小文章，反映区乡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

　　《工农报》号外

　　方志敏经常为《工农报》撰写评论文章，对采编工作提出意见，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报社缺少专业人才，他就从上海、南昌、景德镇等城市请来技术人员;印刷机器缺乏，他设法通过白区党组织或自己的朋友在城市购买;纸张质量不过关，他便来到生产毛边纸的苏维埃纸厂，同工人师傅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质量过关的印刷用纸。在方志敏的帮助下，《工农报》的质量不断提高，成为赣东北苏区最出色的报纸之一。

　　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报》和《青年实话》经常在相关专栏中公开报道贪腐案件一样，方志敏也支持《工农报》在闽浙赣苏区反腐败运动中揭露腐败现象。1932年11月30日，《工农报》发表了一条批评性新闻报道说，葛源泉有个红色旅馆主任名叫何坤生，他利用红色旅馆的地位收买群众的金子，低价买进，借用旅馆的名义，要对外贸易局替他高价卖出。这事被工农检查部揭发出来后，当事人被撤职查办，其非法所得全部被没收，还在报上被点名批评。1933年4月30日，《工农报》公布了一大串贪污腐化分子的“黑名单”。编者还为长名单配了如下按语：“最近各地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个一个的(地)、都有头有脑的(地)把他们登载出来，实在太费笔墨。因此，只好收集他们的尊姓大名，在这儿开一个贪污分子展览会，请看啊!”这则报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展现了方志敏的反腐决心。

　　方志敏画像

　　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工农报》在群众中已取得相当的信仰，今后更应用更大的力量改善该报的内容，使该报成为苏维埃与工农群众政治斗争的工具，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革命战争的鼓动者与指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