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弱化党的领导，军工集团腐败，官兵堕落变节，圈子山头林立 | 苏军覆灭之殇

      苏联红军，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是一支由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伏龙芝同志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缔造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队（之一），其全称为苏联工农红军。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不朽的四年卫国战争，苏联红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精华史，是国际共运在欧洲地区的巅峰，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一段红色高潮。

　　1917年至1945年间，苏联陆基和航空武装力量统称为“红军”，海军当时也称苏联红海军（Red Navy）。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极其光荣的初生与成长。

　　但是在1946年后，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

　　“革命”停止了，“战斗”销声了，一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阶级斗争之师，就此蜕变为一支“国家部队”、一支“国家机器统治下的暴力工具”。

　　同时，也为其日后沦为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拳头，埋下了伏笔。

　　除却军队的去阶级化，在卫国战争期间，苏共中央同样还有三个动作令人遗憾：

　　一、1942年，斯大林发布《关于建立完全统一指挥制度和取消红军军事委员会》，撤销政治委员与指挥员同级的双首长制；

　　二、194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194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三、1944年，将1922年起就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取消，该由《牢不可破的联盟》作为苏联新国歌。

　　…………………

　　斯大林逝世后，这支曾经代表着人类正义与先进政治文明的人民军队，随着苏共内部修正主义势力的上台与巩固，也就更加白色化了——

　　当1968年这支军队带领五十万华约部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

　　当1969年这支军队陈兵百万在我东北边境、甚至叫嚣要用原子弹“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时；

　　当1979年这支军队仅凭着苏共中央四个首脑的小型会议指令就出动八万兵力入侵阿富汗时；

　　当1980年开始这支军队就启动了规模巨大的边境走私、贩卖军火、乃至包括毒品交易时；

　　当这支军队1990年灰头土脸地从东欧各个卫星国撤离、顶着当地民众的啤酒瓶和唾沫狼狈地逃回苏联时………

　　放弃了意识形态红线，放松了党的领导，放下了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这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纳粹德军的苏联红军，就这样被自己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1

　　自戈尔巴乔夫掌权改革之后，苏共在“新思维”理论的指导下，自己逐步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根本指导，日益成为一个松散的党团组织，对军队的控制力也便逐渐丧失。

　　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级政治机关和约八万名政治工作军官，且撤销了总政治部，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后，军队开始走向“非党化”“非政治化”。

　　1991年8月24日，戈氏针对苏军在“八一九”事件中的表现发布总统令，正式禁止苏共在军队中的一切活动，撤销军队的政治机关。

　　苏联国防部也下令：自9月1日起，在所有的部队、军事院校、管理机关、国防部的企业与组织中，一律停止苏共的活动，并成立由激进派控制的军事改革委员会，对苏联军队进行彻底改造，使原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的“捍卫社会主义”的苏军，转变为所谓“维护总统、维护宪法、维护国家”的西方模式军队。

　　为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苏军高层领导进行了大换班，迅速撤换了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总干部部长，以及陆军、空军、防空军、空降兵总司令和五个军区司令。

　　原国防部部务委员会的17名成员中9名被开除，总军事政治部的32名将军中有28名被迫退休或遭开除，在军事政治部门工作的军官有九万余人被撤换，在远东地区有约7000名政治军官被开除。

　　据新任国防部部长沙波什尼科夫透露，这次大换班中大约有80%的苏军高级军官被撤换，被撤换与开除的军官大多是苏共党员，而新任命的军官都是在思想上反对“八一九”事件忠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年轻军人。

　　例如新任的国防部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就是因为拒绝执行苏联国防部部长亚佐夫的命令、未参与“八一九”事件，而受到戈尔巴乔夫提拔。

　　戈尔巴乔夫任意裁撤轮换并废止军队干部政治审查制度的后果，正如俄罗斯总参谋部上校尼·布兰涅茨所说：

　　他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军队，同时把庸人留在部队，使骗子扛上将军肩章。

　　2

　　除了党性缺失与党的领导弱化，苏军高级将领的生活特权与人事制度的腐败、包括军队大肆走私经商，也是这支人民军队自我崩溃的又一重要原因。

　　70年代，苏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部队曾向当地集体农庄经理提供大量的部队的“免费”劳动力，以换取经理们回赠给将军们的丰厚“礼物”。

　　在军队自己办的农场里，军中领导们更是常常把部分生产收益据为己有。

　　驻扎在天高皇帝远的堪察加导弹靶场的部队，甚至利用当地特产生产了大量鱼子酱——这些鱼子酱被装成10公斤和20公斤重的箱子，然后在每个箱子上写上某位将军的姓名，装上飞机运到莫斯科，由收件人自己享用。

　　导弹靶场的指挥官为了犒劳生产鱼子酱的部队，则会给他们分发伏特加酒。

　　伴随着腐败与藩镇拥军的，是苏军犯罪行为的盛行。

　　80年代以后，苏军部队普遍存在的偷盗以及私自出售武器装备、军服、汽油、机动车零件和其他物品的现象变得更加猖獗，军人犯罪率节节攀升。

　　199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半年时间内，军人犯罪率上升了40%。其中在比较严重的案件方面，谋杀案上升了16.3%，身体严重摧残案件上升了41.9%，强奸案上升了15.8%，军官作案上升了40%。

　　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的犯罪行为更是削弱了苏共一直以来对军队官兵的信仰灌输与塑造。一名苏军士兵承认：

　　广泛流行的腐败以及走私武器装备以交换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许的。抢劫阿富汗居民，杀死非战斗人员，惩罚性地进攻村庄以及拷打战俘都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得到军官的鼓励。

　　有记录的偷盗案件达6412起，其他包括714起凶杀案、2840起向阿富汗人出售武装案、524起毒品买卖案。

　　作为一个禁毒的社会主义国家，毒品在苏联军队中的泛滥在80年代后达到惊人的程度。

　　据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调查，约有一半的驻阿富汗士兵，尤其是服役第二年的士兵经常吸毒，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让生活“轻松”一些。

　　至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的吸毒、贩毒现象也在蔓延，198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9%的士兵承认自己吸食过印度大麻，侵阿苏军22%承认用过海洛因，11%承认用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强力致幻剂），而退伍士兵又把这种习惯传播到地方的朋友中间，使得苏联吸毒青年迅速扩展到550万。

　　日积月累，维系军队上下级关系的组织纪律性将完全“溃散”。

　　1990年，苏军擅自离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万多人，驻远东地区工程兵部队为抗议军营不公，一天内有五百多人逃跑；驻东德集团军，在德国统一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七百多名士兵逃离。

　　同时，苏军内部的特权腐化、特别是高级军官在物质待遇、人事任免等方面存在的腐败现象，更是对苏军和苏共造成了严重恶果——

　　一是严重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造成干部队伍的潜在分裂。

　　由于苏联军队内部初级军官与高级军官之间在军队管理、干部升迁等方面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和矛盾，很多初级军官对自己在军队的发展前途感到悲观。

　　威廉·奥多姆指出：

　　连营级军官的日子实在难过。他们一天忙到晚，一个月只放三天假(还包括周末)。上级领导有时还借口这些军官所在部队训练和武器保养不力威胁要取消他们的年假。这种来自上司变化莫测的压力给初级军官及其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也使他们在自己部队面前威信扫地。年轻一代军官和将军们不同，他们认识到，苏联军界有很多问题急需关注。于是，高级军官和初级军官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二是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形象，造成官兵思想信仰的混乱与困惑。

　　政工人员对军人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的以身作则、党的原则性、政治思想和军事修养，要看其能否认真地对待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以及其本人的勇敢精神、纪律性、对人的同情和关心态度。

　　威廉·奥多姆认为：

　　他们作为教育者，不仅要善于发表漂亮的演说，不仅要善于向战士解释他们当时所发生的问题,而且在政治道德方面做他们的表率，并一定要懂得军事。要知道，千百个红军战士的眼睛在看着他，仿效着他，以他为榜样。

　　苏联军队不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而是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按照各自的方式运行，与其他层次相互隔离。士兵在军营里闹腾，相互间残酷无情，使连长和营长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和作战毫不相关的事情上。下级军官逐渐滋长着对上级军官的恐惧和隐恨。将军和元帅们大部分是腐败、无耻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下级，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的冷暖死活，都毫不关心。

　　腐败与犯罪实质上损害了苏军指挥员的这一道德示范作用，从而造成苏共对部队官兵思想政治教育的名存实亡。

　　70年末期爆发在堪察加半岛的别连科叛逃事件，从今天回看似乎也并不难理解。

　　3

　　半个世纪前，那位驾驶着最先进的“米格25”逃亡日本和美国的维克多•依万诺维奇•别连科，确实是叛国者，但是他为什么叛逃，一度让克格勃的侦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他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父亲还参加过卫国战争，本人的军人生涯一帆风顺，航校毕业后就被任命为飞行教官，各个岗位都成绩优秀，前途一片光明。

　　结合别连科在航校喜欢阅读专业资料的兴趣，以及他叛国前无目的的旅行，他的同事和克格勃的特工们认定，别连科早被美国情报人员策反，他在萨尔斯克飞行员培训中心提交4次调职报告，目的都是为了爬进米格25的驾驶舱，并给美国“主子”送货上门。

　　然而，俄罗斯媒体后来还披露了另外一些东西。

　　在别连科第四次申请被拒绝后，他找到了萨尔斯克飞行员培训中心主任德米特里•戈洛德尼柯夫少将，要求调到作战部队，去飞和他的飞行技术匹配的先进战机，遭遇的还是拒绝。

　　当别连科被愤怒冲昏头脑时，他破口大骂基地里裙带成风、管理混乱，从上到下盗卖油料、器材，还隐瞒了列巴赫飞行责任事故（萨尔斯克基地酗酒成风，飞行教官列巴赫在醉酒驾机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导致自己和一名学员身亡）的真实情况，威胁要直接给国防部长打报告揭发真相。

　　而戈洛德尼柯夫少将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把别连科扔进卢斯塔弗洛波尔精神病研究所“鉴定”了几个月。

　　最后，别连科还是靠着一位勇敢的医生签字证明他没有精神病，才得以回到部队。

　　当别连科来到防空军513团驻地丘夫耶卡机场，一个靠近堪察加半岛的偏远小镇，近似流放地的生活环境，让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完全无法忍受，几乎每天都在要求离婚，带着儿子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

　　别连科后来在和他的美国朋友交谈时，这样描述过自己赴美时的心情：

　　西方等待我的又是什么？不知道。父亲、母亲、姨妈会不会遭殃？未必。克格勃很容易弄清楚，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妻子和儿子呢？也不会。她的双亲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那谁会遭殃？天晓得……

　　事实是，除了叛逃事件后不久就因医疗事故死掉的防空军干部处负责人达尼洛夫少将，苏军没有惩罚任何一个责任人——就像1970年代，苏联军队中无数类似的事件一样。

　　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当时苏军乃至苏共带头腐败的不是别人，正是勃列日涅夫。

　　在他任内，是苏军急速腐化的时期。

　　前文提到的“鱼子酱腐败”，勃列日涅夫家族同样有染。

　　列宁曾经指出：

　　军队不可能是，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是中立的。

　　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苏联军队在政治立场上的所谓“中立旁观”既葬送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又为军队自身的瓦解崩溃敲响了丧钟。

　　从苏联军队瓦解崩溃的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苏联军队放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苏联共产党放弃对苏联军队的领导，实质上揭示了在苏联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没有正确处理好党、军队和改革的关系，导致形成改革越深化、党的执政地位和军队的政权支柱作用越被削弱的恶性循环，最终酿成亡党亡军亡国的历史悲剧。

　　苏军40集团军司令格罗莫夫曾说：

　　当集团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1985年2月15日）回到苏联境内时，没有一名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国防部的领导人来迎接我们。故意不重视部队撤出阿富汗这件事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失策表现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随随便便就将前任的错误推到我们身上。

　　驻阿苏军作战指挥组副组长利亚霍夫斯基也说：

　　党的高层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参与欢迎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多年的军人归来，再次暴露了对军队的冷漠和毫不关心，军队执行了他们下达的命令，而现在他们已不再需要军队。

　　在1986年至1991年军队维护国内秩序的一系列事件中，每当部队与分离或民族主义运动分子发生冲突时，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政治局都是采取模糊责任的方式非难指责军队。

　　特别是在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中，身为党的最高执权人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在媒体上公开指责按照他和政治局命令“维护法律秩序”的空降兵和内务部队。

　　时任图拉106空降师师长列别德在回忆录中提到：

　　这一事件使得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随后作战师、团拖延或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不断发生。

　　跋

　　2021年10月，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雷霆指出：

　　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如果不彻底解决，不仅影响战斗力，而且事关党指挥枪这一重大政治原则。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人民军队政治纲纪，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2016年9月26日，在视察火箭军部队时发表讲话：

　　要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别过硬，打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好党的科学理论武装，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部队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要坚持不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抓好高中级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严格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纯净部队政治生态。

　　原苏军空降兵受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司令格拉乔夫，曾经在阿富汗战争中担任空降师长，荣获过苏联英雄称号，在空降兵部队中有极高的声望。而在被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后，空降兵就实际上变成了他“一个人的部队”。

　　在戈氏“改革与新思维”的动荡时期，空降兵参加了维护国内秩序的每一次行动，军官队伍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集团”。

　　“8·19”事件中，格拉乔夫政治上的两面性，使得空降兵部队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民主派两股势力争夺的对象。

　　格拉乔夫指挥图拉空降师进入莫斯科执行紧急状态任务时，国防部下达给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会立即通报给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并召回了正在休假的空降兵副司令列别德，让其率领先头团挺进俄加盟共和国办公大楼——白宫。

　　在“民主派”势力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最激烈的关键时刻，格拉乔夫一方面与前文提到的那位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拖延后续空降兵部队进入莫斯科的时间；另一方面，让列别德亲率一个营进入白宫，并调转炮口。

　　格拉乔夫对国防部宣称自己进入了指定位置，对叶利钦则说自己派伞兵部队保护民选总统。

　　空降兵的实际行动，振奋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的士气，局势很快转向了有利于叶利钦的一面，列别德率领的伞兵营也随即宣布保卫叶利钦、同“民主派”站在一起。

　　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关头，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却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更遑论广阔的人民…

　　弱化党的领导，军工集团腐败，官兵堕落变节，圈子山头林立……苏军覆灭之殇，以邻为镜，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