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地玩“诈降”民族气节何在

　　——探究影视界中“方正觉现象”的成因

　　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曾声称“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话音未落，竟率全军无条件投降，日军将10军投降的2500多青壮官兵枪杀。后来方先觉逃回重庆后，被蒋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升任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

　　对这样至少有重大历史争议的人，宣传应该慎之又慎。可“特色文艺”的有些人，已不满足于夸大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写写“四行仓库”之类，干脆旗帜鲜明地写起了“汉奸和投降”。剑走偏锋地竟将方先觉拍摄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进行大肆宣扬。其火爆宣传声称：要超过《长津湖》，拿下60亿票房没问题。

　　近读《陈先义：用文艺作品为投降者塑像意在何为?》，真是令人唏嘘，对于影视界中出现的“方正觉现象”，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国军抗战的一大荒谬就是滥玩“诈降”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纷纷整建制投敌，却被屡屡冠以“诈降”，“三姓家奴”比比皆是，这成了国军抗战的一大特色。

　　1.蒋介石明令“保存实力，暂时投降”。尽管抗战期间，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最终未选择投降，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以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伪军超过在华日军的数量，这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观”。

　　出现如此罕见“奇观”的伪军，这同蒋介石直接命令，可“暂时投降”密切相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抽调50万以上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为了让国军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于1939年初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可这部分军队被派到敌后打游击(国府设置的敌后为冀察战区、苏鲁战区)，往往直接整建制投敌。

　　这其中有蒋介石授意下的投敌，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局势不利时,可“保存实力，暂时投降”。这同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有这样可以“暂时投降”的圣旨，谁还舍生忘死地与日军苦斗?

　　2.刘昌义“诈降”日军。1938年2月，刘昌义出任豫北游击总队司令。1940年春，刘昌义部陷入了日军包围之中，如突围将全军覆没，刘昌义在回忆录《我的起义经历回顾》：他决定“诈降”日军。“诈降”后，刘昌义被“委任”为豫北绥靖司令部司令兼暂编第21师师长，隶属河南和平救国军第二军，隶属为汪伪南京政府。

　　1941年9月11日，刘昌义率部反正，击毙了10多名日军佐尉级军官，歼灭了600多伪军。刘昌义部被国民政府改编为暂编第15军，刘昌义晋升为中将军长兼27师师长。1949年4月，老蒋任命他为第51军军长(仅有800余人)兼任淞沪警备副司令。

　　1949年5月25日，刘昌义在上海起义，按投诚人员优待，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民革职务。1982年，对刘昌义改为“起义”人员。很多媒体称其为“抗日名将”、传奇英雄，实属“方正觉现象”的体现。

　　3.庞炳勋也被“诈降”。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三年》的第17部分“投降的将领”中一段话：“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其中最大的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庞炳勋8万大军”。

　　日军抽调5万余人，“扫荡”太行山区，庞炳勋带领集团军总部和40军军部向深山区转移避战。4月29日晚，藏在凤凰山半山腰上的“黑风洞”，已投降日军的新5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之处，立即报告了日本人。

　　日军田中彻雄少尉带领十余人，由孙殿英的秘书李国安带路，找到了庞炳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庞炳勋于5月7日正式投降了日军。5月23日，汪精卫伪政府任命庞炳勋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投降日伪后，国民党进行了策反，庞炳勋也被成了“诈降”，国民党曾密令庞炳勋以军事演习为名，南渡黄河脱离日军。但被日军发觉，取消了演习。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政府随之垮台。庞炳勋急忙致电蒋介石，愿听候发落。蒋介石复电慰勉并委以先遣军司令，庞炳勋转而又为蒋介石卖力，阻止八路军进城对日军受降。

　　4.200万伪军中被“诈降”者众多。在整个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这些伪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日军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直到1942年国民党对日宣战后，国民政府仍然在给伪军发军饷。

　　在投靠日军方面，蒋介石与汪精卫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4年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几乎从未与伪军正面交战。抗战胜利后除了伪满洲国和伪蒙军被苏军缴械之外，其余伪军几乎都被蒋介石收编，也算重回家门，变成了打内战的国军。

　　方先觉参加了衡阳保卫战，庞炳勋也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庞炳勋还表现不俗。但任何事物都有规定性，投敌叛国就是投敌叛国，无论咋洗都不能洗白!

　　如若按庞炳勋的投敌，都能成为被“诈降”，在200多万投敌的伪军中，这能被成为“诈降”者众多。若像方先觉率全军无条件投降日军，都能被有中国特色的影视界，拍摄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进行大肆宣扬。那按这个“诈降”的逻辑，那投敌的汉奸将领，很多都能以“诈降”被洗白成“抗日英雄”，都可以登上荧屏放光彩。

　　可如此这般，英魂何安?天理何在?!

　　二、鼓吹“诈降”何来民族气节

　　1.不能孤立看待“方正觉现象”。深究方先觉率10军无条件投降日军，能被拍摄成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大肆宣扬，这绝非孤立出现，而应视作是一种“方正觉现象”。

　　因为，这是自改开以来，从怂恿“伤痕文学”的大肆污蔑、方方《软埋》的颠倒历史，莫言《毛主席老那天》的否定人民教员，到放任茅于轼公然叫嚣“汉奸中也有英雄，汪精卫就是英雄”等等。

　　更不可思议的，很多公知精英控制舆论话语权，可以肆意胡说，而批判质疑之声，却每每成了被禁言对象。这一个“封”字，可怎生了得!让人又怎生无奈?

　　尤以秦桧站被起来为标志，李自成雕塑、太平军魂雕塑等被纷纷被拆除，陈胜、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重新由“英雄”打回十恶不赦的“反贼”，学校课本中的英雄人物几乎被“扫荡”。“造反有理”变为“造反无理”，革命者成了暴徒，一味投降的孔家成了学习膜拜的榜样。

　　随着一个个反面历史人物被纷纷洗白，连中共历史上特别臭名昭著的女叛徒，都被高规格接见的荣归故里等等，“方正觉现象与此历史虚无主义浊浪，不是一脉相承?

　　2.“庄子试妻”是对“人性论”的深刻嘲讽。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不能讲阶级性，不能讲革命。而阶级性不能讲了，“人性论”就泛滥了，长期以来，讲“人性论”似乎很新潮，用人性替代党性似乎很时尚。人性，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之人的本性。狭义人性特指人的本质心理属性。可人性不能试，一试全剧终。

　　庄子休(字休)修仙未成，回家途遇年轻寡妇扇坟。询之始知为其夫生前曾嘱其在坟头土干后改嫁。庄子休助其扇干。回家后对妻田氏说知，田氏斥此女急于改嫁丑行。

　　庄子想试田氏，即诈作死去，却化作年轻之楚国王孙来吊丧。楚王孙风流倜傥，田氏竟欲嫁之。临合否时，“楚王孙”突然患病，需人脑医治。田氏劈棺取脑，庄子复活，田氏羞而自缢。

　　对于人性的善恶，争论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形成4论：一是性恶论。荀子《性恶篇》中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国家一定要有系统的礼法，来制止小人的率性之行;二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是“素丝说”。墨子提出人生来就像一片白布，放在不同的的染缸里，就是染出不同的颜色;四是一体说。儒家宗师董仲舒认为阴阳一体，善恶一体。

　　两千多年的人性善恶争论，至今也没有得出人性等于善良的科学论断。即使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也仅仅是说懵懂的人生之初。

　　国外也搞了一个关于人性善恶的实验，让一个漂亮女人脱光了，允许让走过的男人，可以对其有个动作，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去“揩油”，唯有一个男人，给她披上一件衣服。

　　2.讲“人性论”还能有民族气节?鲁迅先生说“人性就是一说到钱权，就立马放大瞳孔，一说到男女性事，就立刻变得兴奋，然而一说到道德、礼仪，良知，个个噤若寒蝉，和我没关系，不关我的事。”

　　人性，往往就是利己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讲人性，绝不会勇于牺牲。

　　对于人性，一直争论不休，这说明将人性简单归于善，那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解放人性，包括性解放，无论讲的怎么热闹，怎么耸人听闻，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将党性放在第一位，用人性论否定党性锻炼，那绝对是别有用心。

　　南宋丞相、信国公文天祥，在五坡岭战败被俘，吞食龙脑自尽，未能得死。押至元大都，被囚三年。但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

　　文天祥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文天祥明白：如若“诈降”，不失宰相之位，且家人即可获释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慷慨赴死，终年47岁。

　　文天祥没有妻女?文天祥没有人性?但文天祥更有民族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细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苏武、卫青、霍去病、颜正卿、岳飞、文天祥、于谦、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左宗棠、邓世昌......,可有哪一位玩过“诈降”?可有哪一位丧失过民族气节?

　　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绝无“诈降”一说

　　相比国民党那套令人不齿的“诈降”特色，中国共产党明确要求“要反对一切动摇的领袖投降和出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无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中，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字典和抗战史中，绝无“诈降”一说，绝无任何理由可以为投降、诈降开脱，只有血战到底。

　　1.抗联第8军军长谢文东投降被枪决。谢文东组织“土龙暴动”击毙饭冢大佐、铃木少尉等17名日军。1938年10月初，日军在五道河附近发现谢文东的密营，激战中谢文东的叔伯和三儿子当场战死，大儿媳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为不拖累部队，举枪自尽;谢文东的二儿子突围时被俘，立刻被枪毙;谢文东70多岁的老母亲带着二儿媳和孙子突围中，也被日军打死。日军杀害了他一家八口人。

　　谢文东本应为家人报仇雪恨，但在家人被杀害2个月后，依兰商人毕台浩受日军委托，找到谢文东劝降。毕台浩告诉他四姨太和小儿子还活着，现在人在日军宪兵队，四姨太还将一件信物“祖母绿挂件”捎给他。谢文东竟然忘记国仇家恨，带着24名部下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投降了日军。

　　尽管谢文东抗战初期建有战功，全家也付出重大牺牲，但任何“人性”软弱的理由，都不能成其投降的保护伞，也不能以“诈降”来开脱。抗战胜利后，谢文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新编第27军第85师师长、第5战区中央先遣军第3军军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等。1946年11月下旬，在大夹皮沟就擒，经公审被执行枪决。

　　2.抗联师长关书范“诈降”被枪决。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爱将关书范，25岁就被委任为抗联5军1师师长。1938年10月份，关书范率100多名战士寻找军部，途与日寇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关书范师长和部队突围，血战至“八女投江”。关书范获救后对抗战前途失望，要“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原则”实行“诈降”，以保存实力“曲线救国”。

　　1938年12月上旬，关书范瞒着5军党委和军长柴世荣，携5人秘密前往敌人据点，“协商”达成五军投降的协定：接受五军投降，以五军为中心收编牡丹江抗联部队为独立旅，划定刁翎及土城子为特别地区，由独立旅驻防。

　　5军军长柴世荣得知关书范行动诡秘，连夜骑马奔赴二路军总指挥部向周保中汇报。1939年1月6日，周保中在牡丹江东岸柳树河子，主持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判处首恶关书范死刑，随处捕捉，就地枪决。

　　1939年1月16日，关书范等5人回到指挥部密营，报告“假投降”，他没有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只受到周保中的痛斥：关书范不甘艰苦，无民族气节，无忠实于中国共产党之流血牺牲决心。经临时审判委员会审理，因犯通敌叛国罪，关书范被处死刑，立即执行。

　　刑前，念其在抗联作战骁勇，且“假投降”没造成太大影响，二路军总指挥部用所存最后一点粮油，为其做了一顿“上路饭”。对此，在《东北抗日联军》电视剧第40集，有生动地艺术表现。

　　3.信仰的力量让杨靖宇勇于牺牲。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他们都是人，却非普通的人。他们特别能战斗，他们特别能牺牲，因他们有信仰力量的支撑。

　　生死关头，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却是党性与人性的试金石。有多少所谓人性的软弱，造成了作恶多端。

　　杨靖宇身陷绝境，面临三种选择：投降，诈降，战死!

　　杨靖宇若投降，给出的条件是当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上将军衔。在这样巨大的诱惑面前，若讲人性，庄周的老婆或许都能复活?在这样巨大的市场交换面前，若讲一切向钱看，以如此高官厚禄为诱惑，哪种人性能抵御出卖?

　　大敌当前，汪精卫搞“曲线救国”版投降，蒋介石则直接命令部队“假投降”，甚至马占山都可以率部“诈降”，但在中共的抗日史中，绝没有“假降”、“诈降”的说词，只有死战不退，血战到底，这是民族气节，这是英雄气概!

　　由此，联想到杨开慧被捕，那都不用“诈降”，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只要杨开慧写份与毛泽东的离婚书，就可以释放回家重获自由。按“诈降”的说辞，杨开慧写份与毛泽东的离婚书，完全可以是份“假离婚书”，但杨开慧宁死不屈，显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高贵气节。

　　毛主席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真正的共产党人，必有坚强的党性，那就是人民性、就是阶级性、就是无私性。为人民而死，为阶级而死，为民族而死，重于泰山，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得解放而死，将永垂不朽!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都是具有信仰力量支撑的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人，有坚强党性，才具有超越人性的力量。

　　杨靖宇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是有高度组织观念的人，他坚守信仰，他没有选择投降，也没有权利选择“诈降”，他唯有决绝地选择了战死!他真正用生命书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结束语：必须看到，影视界中出现的“方先觉现象”，这是同文学界及影视界，乃至整个舆论界中，长期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密切相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路漫漫其修远兮”。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汉奸洗白成“抗日英雄”，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戳破“人性论”，就必须坚持事物的规定性，就必须讲阶级性。

　　《共产党宣言》明白无误地宣示：“迄今一切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若不讲阶级性，只讲人性论，“方先觉现象”不仅不能杜绝，只能是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