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1年10月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宋庆龄，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联欢，并会见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国代表团。

　　同日 会见一些国家的首任或新任驻中国大使。这些国家是古巴、加纳、几内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瑞典、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会见时陈毅、姬鹏飞(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在座。

　　10月2日 下午，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周恩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陪同。毛泽东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来看看你。你这次访问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团结，很有意义。多尔蒂科斯谈到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我们在试验，在把一些缺点改正之后，有可能成功。公社组织必须适合农民的要求。在适合农民要求的情况下，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高。人民公社还要经过一些年才能作结论。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情况现在需要一种妥协。三种力量代表三个方面。反动势力代表美国，革命力量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利益，中间力量反映中立国家利益。世界在变化，现在非洲在变化，看来拉丁美洲也可能在起变化。

　　10月3日 向邓小平提出，电话通知陶铸(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至1966年8月)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至196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王任重、刘建勋(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子厚、李雪峰(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同志，请他们日内到京，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四日晨，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柯老，指柯庆施。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至1965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至1962年9月)、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4年6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任穷，即宋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10月4日 将中共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批给陈伯达(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8月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夏又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田家英阅，并让将这个报告加印十份给他。报告说：在今年六月间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是不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会后，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试点。这次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在有地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同志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下子看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亲身取得试点的经验，许多问题的讨论，目前还难以充分展开。为了慎重对待这个问题，省委请求批准我们进一步搞试点。几个月以后，再看试行的经验如何。如果还没有很大把握，就再继续试行;如果证明利多弊少，普遍可行，就在明年春季普遍推广。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5日 晚上，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问：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吗?马亨德拉说：都已经谈好了。毛泽东问：公平合理吗?马亨德拉说：是的，我们同意。毛泽东说：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在中国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门，拖拉机很少，要机械化还得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他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不在中国建设什么。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10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和王任重、刘建勋、刘子厚等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同日 阅胡耀邦(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十月二日报送的农村考察报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考察报告说：我带了三名工作人员，从九月四号到二十九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一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生长的庄稼以及群众的劳动、体质和气色，有时候停下车来找群众作了一些访问。形势确实比去年好，群众生产情绪相当高。他们说，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都有了奔头。报告认为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现在好转的原因，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了“农业六十条”，强调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是实行分配大包干。报告认为在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还就农村集市贸易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以及水利建设和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力等问题提出建议。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印发各同志。请彭真同志办。”为指示稿拟题目《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一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指示所列的参考材料中，毛泽东加上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的一件材料。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廖承志(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1963年10月又任新成立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十个人当中，我们要团结九个人以上。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过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共产党，也没有想过要进共产党。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共产党吹牛皮，根本不在话下。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说：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了一首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我把我书写的这首诗送给你们。

　　10月9日 下午，同林克一起重读《矛盾论》英译本。毛泽东谈到有一些附属国后来成了大国。历史上西班牙统治拉丁美洲，现在拉丁美洲国家已纷纷独立;葡萄牙统治过巴西，英国统治过美国，巴西和美国后来都成为独立的大国。毛泽东又讲到中国，讲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名代表。

　　同日 阅《光明日报》十月六日发表的《论假说——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批示陈伯达：“此文可以一阅，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人(作者是张巨青，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在何处。”文章从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与世界观、假说形成的步骤、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产生的根源等七个方面作了论述。

　　10月10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0月1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会见并宴请途经中国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胡志明、黎笋(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谈到老挝、南越的一些情况时，毛泽东说：南越形势很好，越南党的工作做得好。胡志明说：那里有些斗争形式，以前越南没有，中国也没有。

　　10月14日 签署中共中央主席致苏共二十二大的贺词。贺词说：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胜利地返回地面，为人类征服宇宙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和友谊，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日 阅田家英十月十三日的来信。信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工商部记者写的《乐亭见闻纪要》一份，供主席参考。这篇报道里反映的目前城乡交流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很可注意。农民手里的东西逐渐多了，可是国家拿不到。那些农产品，一部分“自给”掉了，一部分同国营企业“对流”掉了，还有一部分进入了自由市场。看来，怎样逐步地使城乡交流纳入正轨，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力恢复和发展轻工业、手工业，使我们有更多的工业品同农民进行交换，大力改进商业工作，使有限的物资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恐怕是当前搞活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有关各同志。”

　　10月15日 阅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十月九日整理的材料《目前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个材料说：从最近情况看，影响煤炭生产水平上不去的主要问题，是人的问题。总的说来，当前职工意见最多的，是工人家属粮食不够吃、蔬菜价格过高和如何能够买到日用品的问题，工资问题虽然有些意见，但不是主要的。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请一阅。你到唐山去时，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阅后退毛。”

　　10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批示：“此件已阅，除关于六十条者(指这份学习材料摘录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26条和第28条。)、已圈掉不用者(指这份学习材料在报送毛泽东前已圈掉的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外，其他都可用。送田家英同志。”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党的生活的若干论述。

　　10月18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发回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致词中拟增加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批评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报告中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毛泽东表示同意增加这段话。

　　10月19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支持，并决定对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报告只刊登摘要。

　　10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他说：这次苏共二十二大是有斗争的。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也就是要整我们，锋芒是向着我们的。这个问题在中央常委讨论过几次。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毛主席也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接着由邓小平报告。他说：苏共二十二大，他们准备很久了，在我们中央同志的脑筋中也装得很久了，估计要出一点点子。出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没有估计到大会上这样公开骂阿尔巴尼亚，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们代表团的致词要给以回击，加了那么一段话，指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总之，常委讨论，主席也讲过，反正我们的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原则。理论的斗争，看来可能这又是一个开始，我们也应该有准备。

　　同日 接见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杨步浩。毛泽东详细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经济收入和分配情况，问延安的飞机场还有没有，问杨步浩去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今年分了多少钱和粮食。杨步浩一一答复后说：延安人民很想念毛主席，希望主席回延安看看。毛泽东说：可以。最后同杨合影。杨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派人送去路费。

　　10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1961年10月20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声明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久已存在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粗暴地违反了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声明着重指出，兄弟党之间产生的分歧应该耐心地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根据平等和协商的原则求得解决。赫鲁晓夫应对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声明还说：阿党不能保持沉默，将以事实和文件，说明阿党和苏共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真相，揭露赫鲁晓夫及其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行为。)。会议决定再等一下，并去电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团复电，也同意等几天，看看再说。本日会议中，毛泽东还谈到不怕孤立的问题，说：哥白尼、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法国、荷兰、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时，也都是孤立的。

　　10月22日 阅中共河北邢台地委十月六日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批示：“杨尚昆同志：河北省委所送《南宫县经验》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送我一阅为盼!”二十三日，对杨尚昆起草的转发指示稿批示：“少奇、小平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

　　同日 同邓子恢(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年11月撤销)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谈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邓子恢说：我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几十年不变。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现在根本不考虑，这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毛泽东问邓子恢，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下放后，会不会出现单干?邓子恢说不会。毛泽东将《河北省委关于分配大包干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给邓子恢，说：你看看，他们的办法可不可以推广?邓子恢回去阅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文件很好，应该在全国推行。

　　10月24日 中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周恩来1961年10月23日离开莫斯科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从机场直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苏共二十二大情况和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等谈话的情况。会议决定公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0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8日 向杨尚昆交办一批文件，并听取杨尚昆汇报彭德怀的情况(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首要成员，撤销所担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关于彭德怀的情况，杨尚昆1961年10月23日的日记说：“上午去彭德怀同志处，谈话到12时始回，他要求下乡到湖南去视察，主席和常委都同意，要我去同他谈。”25日的日记说：“晚间彭德怀同志来看我，由8时谈到10时才走。”)。

　　10月30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请示(请示的内容，可能指在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后苏共中央举行的酒会上发言的问题。周恩来1961年11月9日、10日在给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所作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我们再在酒会上发言，继续争论，也不会得出结果。所以，我们的方针就是不讲话。正好他的酒会不是闭幕后的当天晚上，是第二天开，我们的代表团得了这个机会，31日晚上就回来了。)。会议决定，对苏共二十二大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默声抗议，不写文章，并决定十一月四日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同日 审阅杨尚昆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及附上的四个文件(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61年10月26日关于东北三省实行大包干办法的电话汇报;中共中央西北局10月23日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共江苏省委10月24日关于贯彻执行大包干政策给中央、华东局的请示报告;中共广东省委10月18日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的报告。)，批示：“这些材料都可转发。”“即送刘、周、朱、陈、林、邓阅后，交尚昆发。关于材料部分，各同志可以不看。”指示说：对于改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目前还是按照十月七日中央的指示，只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要普遍推广。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办法，除少数地区可以分批推行以外，多数地区仍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批推行。为了使牵动的面不要太大，各地的秋后分配和年终分配，一般地都按照原来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不要轻易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