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官国”传统的第一人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山上待了七天。这次上山没有举行什么会议，只有小范围座谈。毛泽东每天散步，散步时与陪同前往的几位干部谈了不少话。当时，陪同毛泽东上山的有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王卓超等人。《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刊登了采访王卓超关于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与他们的谈话。王卓超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兼任江西省政法办公室主任，具体主管党中央在江西进行的一些重要活动的保卫工作。那时正值毛泽东酝酿如何去完成他人生必须要做的第二件大事，这篇采访记录让我们听到了他内心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思考多时的想法，感悟到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光下那么大决心做这件大事的初衷，值得我们细细思索体会。

　　王卓超记忆特别深的一次谈话是在上山后第三天的下午，那是王卓超一生中亲聆毛泽东讲话并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两个多小时，而且，毛泽东谈话时情绪相当激动，时而激昂，时而深沉，还带有几分忧郁，给王卓超留下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王卓超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的基本看法：共产党的领导已经稳固建立起来了，“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是，如何“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毛泽东把井冈山时期所创建的士兵委员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并且认为，在取得革命胜利十几年后，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方面，比井冈山时的士兵委员会差多了。因此，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制定有效的制度，在全国“推行政治民主”。

　　翻阅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文章，对于井冈山时期的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一致认为，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使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起义队伍脱胎换骨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里程碑的地位。这些研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的伟大功绩，其中突出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意义，但对“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制度创新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毛泽东这次谈话来看，可以说是低估了士兵委员会的意义，以致党内相当多的干部在回答“井冈山精神是什么”的问题时，竟然忽略了士兵委员会。

　　德高望重，在党内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1959年春，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井冈山。谢老在同身边同志讨论时谈到士兵委员会，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

　　什么叫“官国”传统?谢老把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的这种情况，概括为“官国”的遗产，指出“官国”传统在中国有很深厚的土壤，因此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毛泽东所创建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这种“官国”传统的决裂。

　　让我们来看看“士兵委员会”有多么神奇吧。

　　亲历三湾改编的开国上将陈士榘谈起当年的士兵委员会时充满了感情。他说：“ ‘三湾改编’给工农革命军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真正实现了官兵平等。他是这么描述当年的士兵委员会的：

　　这种平等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尊重士兵的人格，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权利和自由。毛泽东把士兵委员会称为“监督院”，是监督官长的。他说，“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就不敢讲话，讲了话也没有作用”。有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喜欢体罚士兵，只要士兵犯了纪律，他抡起巴掌就打。以前这种情况，士兵是不敢反抗的，连言语都不敢。有了士兵委员会，就使那个军官挨了公开批评。此后，工农革命军里打骂士兵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说服教育和细致入微的政治思想工作。

　　与此相关的是，生活待遇上官兵一致，同吃一锅南瓜饭，同住一个茅草棚。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红糙米是很难下咽的，南瓜汤实际就是白水煮南瓜，既没有盐也没有油。有时候甚至连五分钱的伙食也保证不了，一天只能吃一顿或两顿。尽管如此艰苦，士兵们却没有怨言，就是因为首长和战士都吃一样的饭菜，没有人搞特殊化。士兵委员会还实行账目公开，每月及时向士兵公布。一旦有了余额，就分给大家。尽管数目很小，但士兵们都极为欢喜。

　　在民主政治清风的吹拂下，遇到难事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官兵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士气极其高昂，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从白军俘虏或反正过来的士兵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白军里死气沉沉，官兵之间相互戒备，相互提防;而红军官兵之间亲密无间，没想到红军里这么好。当时，井冈山地区有一首人人会唱的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亲历这段历史的老红军，如宋任穷，谭冠三，刘显宜等都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对士兵委员会给红军带来的巨大变化赞叹不已。现在想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军队吗?没有，从来没有。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在四面敌军重围，生活环境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这支主要由衣衫褴褛，手持梭镖大刀的贫苦农民组成的弱小武装，竟然能生存下来;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还能不断壮大，这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总结的，神奇的力量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带来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胜利十几年后重提士兵委员会呢?谢老看得很透：官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在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对待官国传统的影响就成为掌握各级权力的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如谢老所问：“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就是要把同官国传统决裂的斗争进行到底。

　　“官国”的概念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官本位”。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膺越。“官有九品、人有九等”，级别越高，特权越多，待遇越高，自下而上一级捧一级，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由此形成把是否为官和官阶的高低作为社会价值尺度的“官本位”文化，

　　对于革命胜利后，共产党执政，会不会继承这种官国传统，毛泽东一直是非常警惕的。建国初期实行级别工资制度及军队的军衔制度，毛泽东内心是很抵触的，但在当时一切都学苏联老大哥的政治气氛下，这些“改革”都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毛泽东只能“让步”，但他以拒绝接受给他定的最高级工资，自行连降两级以及拒绝“大元帅”军衔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并且在工资制改革刚结束就对所实行的党政人员工资标准提出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在毛泽东的一再批评下，国务院几次降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直到文革时，毛泽东才敞开表明了他的态度：“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与此同时，毛泽东警觉地注意到，共产党的干部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这种情况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干部的“官气”越来越多，政府的机构越来越像个“衙门”。许多干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

　　毛泽东同时注意到，这种等级制度在官员的政治生态中起着越来越明显的腐蚀作用：“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

　　这些与毛泽东投身革命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的情况使得毛泽东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他在上井冈山时向王卓超等人吐露了内心的思虑和担忧。王卓超回忆道，毛主席登上井冈山，就回忆起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主席很激动地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主席接着很深沉地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主席又说：“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

　　读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在坚持推行的一些举措了。以中央委员会的改革来看，一方面，毛泽东主张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一些中央委员，甚至可以是党的常委，副主席;另一方面，改变中央委员的待遇：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而且，毛泽东鼓励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不脱产，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个时代出现的农民副总理，工人副总理，直到今天还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毛泽东向几千年官本位文化进行的直接挑战，当然是破天荒的事情。

　　关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这篇谈话，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采访记者问王卓超：“毛主席讲这些话时，您当时能理解吗?”王卓超实实在在地回答：“不理解。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这确实反映了党内大多数干部，包括中高层，当时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很不理解的实际状况。当毛泽东强调“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时，在场的刘俊秀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到，当时的干部心目中，中国的政治民主，有工会，有贫下中农协会，已经不错了，没有必要再搞大的改革了。可是毛泽东不这么看，他抓住了政治民主的关键点，那就是群众有没有对官员的监督权，包括对最高层领导的监督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特权阶层还是不能根除的。

　　谢老说：毛主席是中国打破“官国”传统的第一人。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