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红胜火

　　雨，一场紧接一场。贵州北部重重叠叠的山峦，在蒙蒙雨雾中时隐时现，如同大山之中这支飘忽不定的红色大军。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这是1935年临近清明的时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马背上的毛泽东却把目光投向了几百公里之外的云南。

一

　　四渡赤水，毛泽东指挥红军用一连串声东击西的行动，把国民党军队甩在了身后。不过，上百个团的川军早已沿长江完成布防，聚集于川南黔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有几十万之众。面对敌人的前堵后追，遵义会议确定的从贵州入川过长江，进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毛泽东不得不思考新的计策。就在这时，情报探得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晏道刚等国民党高官飞临贵阳督战，毛泽东心中一喜：机会来了!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1935年3月28日，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在乌江以北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向南急进。乌云翻滚，暴雨滂沱，正是部队隐蔽过江的好机会。敌机盲目扔下几枚炸弹扬长而去，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几乎没费任何周折。

　　大雨初歇，毛泽东策马前行，在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递过来的地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几位红军将领恍然大悟，毛泽东重新选择的过江地域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就在这时，一则不幸的消息传来：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过江时突遇敌机轰炸失踪。

　　钱壮飞，我党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和杰出代表。1929年底，他与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地下战斗小组，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党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钱壮飞果断抢在敌人行动前冒险送出情报，使周恩来、瞿秋白、陈云等一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幸免于难。后来，身份暴露的钱壮飞几经周折，转移到了江西中央苏区。遵义会议后，正是钱壮飞等一干情报高手的卓越工作，为毛泽东神奇用兵提供了既快又准的情报，使得身陷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之境的红军一次次绝地逢生。

　　情况紧急，周恩来连忙派人寻找钱壮飞。一天，两天……第三天傍晚，仍未找到钱壮飞的影子。

　　远处的晚霞与近处的杜鹃花燃烧在了一起。毛泽东知道，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专家不会轻易落入敌手，很有可能已身遭不测。长征以来悲壮的一幕幕，浮现在毛泽东眼前——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曾经令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无可奈何的红色队伍，不得不踏上远征之路;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也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

　　夜色茫茫，十里相送，战马最后一声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长征就这样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倒在了这条凶险莫测的长路上。

　　1934年10月21日，队伍还未走出江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在率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时，献出了25岁的生命。反“围剿”中失去一条胳膊的洪超，是名震红军的勇猛战将，当过朱德、毛泽东的警卫排长，担任过4个主力师的师长。洪超的搭档，是后来成了开国大将的黄克诚。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5天5夜，出发时8.6万人的队伍锐减至3万余人。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主力三十四师未能过江，大部壮烈牺牲。29岁的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这位从秋收暴动起就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铁血汉子宁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那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战。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五师十四团团长黄冕昌……14位团以上干部牺牲在湘江两岸。他们与陈树湘一样身经百战，本来有机会趁敌人立足未稳杀出一条血路，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转移，捆住了原本机动灵活的红军队伍。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挥权的毛泽东只能眼看着英勇的红军官兵倒在血泊之中。激战过后，清澈的江水变成了红色，当地的百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死者的鲜血，激发了生者的反思。面对一批又一批倒下的战友，长征将士更加怀念跟着“朱毛”打胜仗的日子，呼唤毛泽东指挥红军。湘江之战一个半月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执掌红军——那一刻，改变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命运。连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也感到吃惊：红军为何突然间又变得神出鬼没了?

　　早春时节，红军在赤水河两岸迂回穿插，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全歼红军于川黔边界的图谋。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5天之内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主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弹尽粮绝的红军补充了10万发子弹。紧接着，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与国民党军队拉开了一个星期的距离。

　　残阳如血。二战遵义时，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进军的号声中。这位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的战将，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那个胜利的傍晚，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吟出了一段泣血文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二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才失邓萍，又失钱壮飞，连折两员大将，长征路上的这个清明，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悲痛。让毛泽东牵挂的，还有那些奉命留在赣南闽西的战友。

　　尽管早已失去联系，但毛泽东清楚，千里之外的苏区无疑面临着更为残酷的局面——那里，有他的挚友何叔衡、瞿秋白，有因他而受牵连的古柏，还有被他称为“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主力红军长征后，20万国民党军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分散突围，成了这支1.2万人红色队伍的最后一线希望。

　　1935年2月24日凌晨，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与敌人遭遇。为了不拖累同行的战友，59岁的何叔衡猛然挣脱身边的警卫员，纵身跳下了悬崖。瞿秋白不幸被俘，当年6月18日英勇就义。

　　何叔衡早在1913年就与毛泽东相识。1920年冬，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年，又一同出席了党的一大。毛泽东对这位年长他17岁的长者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1年，何叔衡进入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人民委员、临时法庭主席，主持了党的历史上因贪污腐败而被处决的第一个县处级干部——“二苏大会”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一案的审判。后因何叔衡不赞成愈演愈烈的“左”的肃反政策，被撤销全部职务。毛泽东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却无力带上自己的老友一同长征。于都河畔的相送，竟是永别……

　　那个多雨的春天，成了中央苏区的“死亡春天”。1935年3月6日，党的六大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38岁的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壮烈牺牲。同一天，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古柏在突围中献出了29岁的生命。

　　担任过寻邬县委书记的古柏，曾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寻邬调查》。毛泽东在这篇文稿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此后，古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古柏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受到残酷打击和错误批判，史称“邓、毛、谢、古”事件。

　　1937年秋，毛泽东在延安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来信，才知道自己的这位至交早在两年前已经牺牲。他挥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参与联络指导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同样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那次起义，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加入红军队伍，改编为红五军团。毛泽东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刘伯坚报告张闻天才得以及时救治的。正因如此，刘伯坚得罪了“左”倾主义的当权者。

　　叶剑英路过于都，刘伯坚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不禁泪流满面。刘伯坚哽咽着说：“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叶剑英立即向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反映了刘伯坚的请求，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那片越来越小的红色根据地。1935年3月4日，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部向油山突围时，腿部中弹被俘。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一周之后，被敌人押解移狱的刘伯坚，拖着沉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江西大余县人潮涌动的青菜街。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这种羞辱的方式摧毁刘伯坚的意志，没承想却让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吟出了不朽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他在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身陷囹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刘伯坚竟然在狱卒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狱中月夜》，成功寄给了兄嫂。行刑那天，他给妻子王叔振写下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然而，刘伯坚至死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再也看不到这些信件了。几乎是在刘伯坚就义的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被害于闽西长汀。

　　刘伯坚牺牲的1935年3月21日，正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篇章——四渡赤水结束的时候……

三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接到延安。已经在重庆苦苦等待了丈夫8年的张振华，直到这时才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

　　更多的噩耗，毛泽东也是在率领长征大军到达陕北后才陆续得知的。1935年的这个清明，毛泽东甚至无暇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留下任何文字。眼下，他心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调出滇军主力，以便让红军迅速到达长江上游处的金沙江畔。蒋介石的到来，让毛泽东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战机。

　　红军主力渡过乌江，毛泽东立即命令营造佯攻贵阳之势，部队大张旗鼓地高喊：“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4月6日，农历三月初四，清明节。红军占息烽，下开阳，势如破竹，兵锋直指贵阳。贵阳城此时仅有黔军4个团，距贵阳较近的兵力也不过是刚刚从遵义战役溃逃下来的残兵败将，根本没有战斗力。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红军，蒋介石措手不及，急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来“护驾”。

　　当孙渡纵队以3天200公里的急行军抵近贵阳，红军却在贵阳城外猛然转向西南，准确而及时地在敌军即将合围的30公里缺口间冲出包围圈，一路狂奔进入云南。紧接着，又以威逼昆明之计，吸引滇军注意力，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之机，抵达江畔。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红军已经靠着7条小船巧渡金沙江向北而去，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追击。

　　4月25日——清明节后第19天，一位红军指挥员带领的游击队，在江西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中被敌人包围。子弹打光，他又上好刺刀，准备进行白刃格斗。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过前胸……魁梧的身躯顷刻倒在地上，手中还紧握着枪。

　　敌人从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张浸染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的背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那是他的三弟，29岁的毛泽覃。

　　那个多雨的春天，从赣南闽西到贵州云南，杜鹃花鲜红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