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的前因及试图达到的目的种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人是分高低贵贱、三六九等的，分劳力者和劳心者，劳力者高人一等，劳力者低人一等，劳心者管着劳力者，对劳力者干的活非常轻视，不屑一顾，认为那都是下人干的粗活，劳心者一直都不参加劳动，连家务活都让佣人丫鬟，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下人们打理，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说法，这一点都不奇怪。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把封建社会那一套整个儿反了，天翻地覆，他给干部们定了一个规矩，要参加体力劳动，或称“下放劳动”，大部分干部能够理解，但也有不理解的，以至于多年以后还常常要诉苦，抱怨，把“下放劳动”说成是一种迫害，其实这是不对的，那时的下放劳动是一个政策，针对的是全体干部群体，谈不上是什么迫害。

　　毛主席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前因很长，逐步形成了一种思想，最后落实到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西学东渐的时候，毛主席受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对“劳动”有了新的认识。

　　1920年11月26日，毛主席写给同班同学罗学瓒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位同学到工厂作工的赞赏，也表达了自己要去作工的愿望，他写道：

　　“听说你已离学校在工厂作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脱尔斯太(托尔斯泰)所谓‘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

　　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毛主席在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发表文章“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指出“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对劳工的地位进行了高度赞扬，他寄语劳工们说：

　　“最后我要向工友们简单地说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不劳动的不得食!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劳工神圣!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毛主席已把劳动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是神圣的，劳动者创造了一切，因此全世界都应是劳动者的，不劳动者不能吃白食，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才有了他著名的诗句：“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把革命与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建立了一支革命大军，也建立了一支劳动大军，又战斗来又生产，这成为毛主席克敌致胜和战胜一切围追堵截、艰难险阻的法宝。

　　193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称赞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为什么呢?他说：

　　“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跟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他以自己的感情变化经验为例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日寇的封锁，加上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停发部队经费，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没有油吃，没有衣穿，那些国民党顽固派们兴灾乐祸，一天到晚盼着解放区塌台，解放区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自给运动，开荒种田，大搞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功摆脱了危局。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回顾经济自给运动的过程时写道：

　　“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 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 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1943年11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组织一支劳动大军，他说：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对于边区军队的生产劳动，他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主席认为军队实现自给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他说：

　　“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1945年4月27日，毛主席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历数了生产劳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指出将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扩大，由分散作战转向兵团作战，就不能做到一面作战一面生产了，而且还需要后方的大量物质供给，这一任务就留给了后方部队和地方部队，“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对于军队的生产自给，毛主席分析了它的表面落后而本质的先进性，他说：

　　“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

　　“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扩充了军队，毛主席还总结了它的六大附属作用，“副产物”，它们分别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部队中的二流子气和军阀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了纪律性，生产中的劳动纪律对战斗纪律和生活纪律起到了增强作用。就象毛主席所说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毛主席把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喻为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对生产运动这个“环子”，他说：

　　“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毛主席号召进一步、普遍地推广整风与生产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他说：

　　“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1947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发表讲话，要求“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他说“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因此要创造新的艺术，他说：

　　“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

　　1949年10月24日，毛主席同绥远负责人谈话，主要谈起义部队的团结和改造问题，其中讲到了劳动能够改造思想，他说：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

　　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毛主席的劳动价值观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提升，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劳动理论”，他用劳动“改造思想，改造人”，将中国人民的潜能和力量极大地焕发了出来，成为压倒一切敌人的“独门”武器，终于所向披靡，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历史任务。

　　全国解放以后，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曾经的革命者身份发生了翻转，变成了社会的统治者，“劳动”的武器会不会丢掉?会不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难免有人会这样想，也会这样做，而作为彻底的革命者的毛主席却不打算放弃它，他要保持过去的那个本色。

　　1949年12月5日，毛主席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指示说：

　　“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人员都要参加体力劳动，指示说：

　　“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

　　1957年4月28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关于干部参加劳动，他做了这样的修改：

　　“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

　　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他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说：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

　　1957年1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对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说：

　　“干部下放。口号是‘统一安排，劳动锻炼’。各部门要成立专门管干部下放的十人小组，十年之内干部轮流下放锻炼一次。新吸收人员时，先吸收已经锻炼过的。”

　　1958年8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对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他说：

　　“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跟工作结合起来，要作出一个决定。”

　　1958年8月19日，毛主席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他提出要搞政治挂帅，他给出的办法是：

　　“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

　　1958年9月8日，毛主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谈到教育与劳动结合问题，他说：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

　　“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去年和今年，我们对这方面给了很大打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采取同群众商量的态度，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跟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不能压服而是说服，这些东西一来，空气大有改变。”

　　1958年12月11日，毛主席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谈到薪资、等级等问题时，他指出“上下距离不要过大”，我们正通过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进行改进，他说：

　　“利用整风的办法，干部参加生产，官长下连队当兵，大大地改进了上下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59年2月13日，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稿，通知说：

　　“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重大措施，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现在，中央再次要求全国必须贯彻执行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1959年8月16日，毛主席对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写了一篇批语，批判了文中描写的统治阶级的腐化，“甘脆肥服，命曰腐肠之药。”他在批语中写道：

　　“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与学习小组一起精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

　　“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 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1963年5月7日，毛主席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

　　题的决定(草案)》稿，他要求大家注意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他说：

　　“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山区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的问题，可以了解农业生产。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

　　1963年5月8日，毛主席部分领导人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谈到调查研究时，他说：

　　“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儿有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劳动。

　　1963年5月9日，毛主席审阅浙江省委办公厅《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将标题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作了批语，他写道：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传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1963年5月27日，毛主席在湖北武昌同王任重谈话，期间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不要做官，不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能了解情况。他还提出省级机关人太多，能不能减一半，要湖北做个模范。

　　1963年6月4日，毛主席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教育运动，他说：

　　“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

　　1963年10月18日，毛主席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一行，关于“社教”问题，他说：

　　“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在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于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

　　1964年5月13日，毛主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关于“社教”工作情况，他说：

　　“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

　　在毛主席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劳动成了最光劳的事情，成了社会的崇尚和潮流。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联合给毛主席写信，说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他们担心自己的父母长此以往会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他们提出了建议：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主席对他们的信很重视，批示说：

　　“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

　　阳早等四位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美国专家也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了大字报，提出八项要求，其中有“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毛主席对这张大字报也非常重视，写批示说：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

　　黑龙江省委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主席看到这篇报道后作出批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年，毛主席作了一个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新闻报道的编者按中称之为“新风尚”，并“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毛主席的时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干部，乃至青年学生，都将自己置身于劳动的火热氛围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创举，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持久地、热情地、大力度地推动干部、军队、青年学生去参加劳动呢?除了困难时期增加供给的需要，根本的目的是依靠劳动来改造人，改造人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是劳动创造世界，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劳动者的国家和社会，而不是不劳而获的官僚主义的“官国”，因此保持劳动者本色是新社会、新国家的根本保证，如果管理国家的人脱离了劳动，那就会滑向旧的社会制度，滑向人民的对立面，就会沾染懒、馋、占、贪的坏毛病，就不会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他不喜欢人民，人民也不喜欢他，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建立起来的“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成功经验就会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牵挂着如何不脱离劳动者的这件大事情，他对有学生上了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的问题发表看法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

　　毛主席对干部参加劳动是多么用心良苦，了解毛主席的劳动思想，对于理解毛主席当年做出的许多重大决策以及正确客观地认识分析历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干部的“为之计深远”，看出他的深谋远虑，他的大战略，大计策。当年干部参加劳动受苦了吗?受苦了，但回过头去看一看，是否会醒悟到：那是毛主席对干部真正的爱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