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听毛主席演讲不打瞌睡:毛主席的演讲有什么独到之处?
毛主席是一个革命家,做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他所非常擅长的一门功课,除了自己的文笔,他的演讲也独树一帜,尤其在延安的时候,那里的一些学校,像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经常邀请他去做演讲。
毛主席的演讲很受欢迎,听讲的人入脑、入心、全神贯注,有幸听过毛主席演讲的人,历经几十年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一个老人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年的情景,脸上依然掩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演讲的时候,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毛主席如此牢牢地抓住听者的心,靠的是什么?
不妨拿一篇毛主席的报告来读一读,都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24日,毛主席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又在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口头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枯燥无味的,处理得不好,很容易让人瞌睡,毛主席的这个口头政治报告是怎么作的呢?读下来,很明显会感觉到一些鲜明的特点。
开门见山
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套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直奔主题。毛主席开篇便说: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就这样了了数语,便将人们带进了报告的中心内容了。
语言生动
毛主席的报告是讲大道理的,讲路线,讲政策,讲党内的严肃的问题,他却没有板着面孔,单纯地去空泛地讲道理,而是处处采用通俗的、活泼的、生动的语言,轻松自如地把大道理讲通了,讲透了。
他在讲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讲到了大革命时期忘记农民的深刻教训,他用了“泼冷水”这种说法,“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
讲到“反帝”的时候,他说“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 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
他讲到丢掉了农民后的严重后果时,他说:
“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
怎么办呢?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才有说服力。毛主席说:
“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对那段忘记领导权、忘记农民的历史错误,毛主席说道:
“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
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毛主席说虽然结果没有改造成功,但“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它取得了宣传上的收获,因为它让老百姓认识到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需要洗一下。他讲道:
“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 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 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
“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讲到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以及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毛主席用“反面教员”强调经验对教育人民的重要性,他说:
“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 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讲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正确路线的来源问题,毛主席这样说: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
讲到革命不要怕麻烦的问题,毛主席这样说:
“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讲到党内存在的不喜欢孙中山的情绪问题,毛主席指出要举起孙中山的旗帜,他说:
“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比喻形象
毛主席的演讲中存在着大量的比喻,他在讲道理的时候,形象的比喻随手牵来,活泼而有趣味。
他在讲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时,这样来比喻:
“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
他在讲到国际形势、外国的情况时,警示说:
“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 我们要警觉。”
他在讲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时,这样来比喻:
“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他在讲到部队力量增长问题时,这样说:
“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 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 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他在讲到党员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时,这样说:
“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 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 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 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
引经据典
毛主席自幼喜欢读书,长期大量的阅读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在演讲中常常自然而然地“用典”,增强了演讲的趣味性和说理性。
他在讲到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自卫反击时,他用了《左传》上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还用了《礼记》上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用到了《列子》上的“愚公移山”,他说:
“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 儿子再交给孙子。 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 ,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 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 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他讲到我们的军队与党外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这样说:
“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 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 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
他在讲到城市工作时,这样说: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 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他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这样说: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 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
他在讲到讲真话的问题时,这样说: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除了这一些,毛主席的这篇口头政治报告里的趣味性“爆棚”,他颠覆了人们对政治报告的一般性认识,象“聋子放爆竹——散了”、“猪鼻子里插葱—— 装象” 等歇后语的应用,象“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等趣话的应用,象“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等幽默语言的运用,比比皆是,枯燥的政治语言悉数消融在通俗的群众性语言之中,深奥的大道理倾刻间成了浅显的大道理。听着这样的口头报告,哪个还能瞌睡起来呢?
毛主席的好友萧三曾评价毛主席说:
“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这样的评价,真是太确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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