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的反思:阿拉伯之春最终让我们四分五裂
导读
谷歌(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他的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那场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却未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替代选项。那么问题来了: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吗?
(纽约时报报道,原标题为社交媒体是破坏者还是创造者?)过去几年里,我们目睹了大量的“Facebook革命”,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再到伊斯坦布尔、基辅和香港的广场上发生的运动。对于这些运动,社交媒体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一旦硝烟散尽,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续的政治新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这么多声音得到放大,达成共识成了不可能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社交媒体更擅长打破原有秩序,而非建立新秩序吗?
最近,一个重要的人物用一个大大的“是”,回答了上述问题。这个人便是谷歌(Google)的埃及雇员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他的匿名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2011年初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革命。那场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却未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的替代选项。
那以后,古尼姆便搬去了硅谷。12月,他发表了一段TED演说,讲述的是他过去的错误认识。演讲值得一看。古尼姆开场便说:“我曾经说,‘如果想解放一个社会,只要有互联网就够了’。我错了。说那些话时,是在2011年,那时我匿名创建的一个Facebook页面帮助发动了埃及的那场革命。‘阿拉伯之春’显示了社交媒体的巨大潜力,但也暴露出了它的巨大缺陷。那个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的工具,最终让我们四分五裂。”
本世纪初,阿拉伯人涌向网络。古尼姆解释说:“渴求知识和机遇,渴望和全球其他所有人建立联系的我们,逃避令人沮丧的政治现实,过上了另一种虚拟的生活。”
他指出,后来到了2010年6月,“互联网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浏览Facebook时,我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埃及年轻小伙子的尸体,他身上留下了拷打的痕迹。被警方杀害的这个人叫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29岁,亚历山大人。我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自己……我匿名创建了一个叫‘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Facebook页面。仅用了三天时间,这个页面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他们都是有同样的担忧的埃及人。”
很快,古尼姆和朋友用Facebook集思广益,“这个页面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受关注的页面……社交媒体在这场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发起了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它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也让政权无法阻止运动。”
最终,埃及安全机构在开罗追踪到了古尼姆。他被痛打一顿,后被扣押11天。但他获释三天后,在他的Facebook帖子的鼓舞下奋起的那数百万名抗议者,就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唉,这种狂喜很快逝去,古尼姆说,因为“我们没能建立起共识,而且政治斗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他还指出,社交媒体“只会放大”这种两极分化,因为它让错误信息、谣言和仇恨言论的传播,让同类声音的聚集变得更加容易。这完全是一种有毒的环境。我的网络世界变成了充斥着煽动文字、谎言和仇恨言论的战场。”
支持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人利用社交媒体相互诋毁,而古尼姆和其他很多人所处的民主中心地带却被边缘化了。他们的革命成果先后被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军方窃取,兄弟会失败后,军方上了台,然后逮捕了许多最初促成革命的世俗派青年。军方有自己的Facebook主页,也在上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那是一个令人感到挫败的时刻,”古尼姆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保持沉默,我用这段时间反思过去发生的一切。”
以下是他针对如今的社交媒体得出的结论:“首先,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谣言。如今,强化人们的偏见的谣言,可以在数以百万计的人群中被取信和传播。”第二,“我们倾向于只和与自己观念一致的人沟通,而且因为有社交媒体的存在,我们可以禁止任何人的消息出现在眼前,取消关注,或屏蔽他们。第三,网络上的讨论很容易降格为愤怒暴民的发泄……就好像我们忘记了屏幕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张头像。”
“第四,改变自身的观念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社交媒体传递信息迅速而短暂,我们被迫仓促下结论,用140个字就复杂的世界事务发表犀利的观点。一旦这么做,这些观点就永远不会从网络空间消失。”
第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说,“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体验被设计为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利于浅薄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讨论。 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是来这里对着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对话。”
古尼姆没有放弃。他和一些朋友最近创立了一个网站Parlio.com,用以呈现就有争议和往往是热点的议题展开的有智慧的公民对话,它的目标是缩小人们在观念上的差距,而不是扩大它们。(我在Parlio上参与了一场辩论,发现它挺吸引人,而且颇具实质性。)
“五年前,”古尼姆总结道,“我会说,‘如果你想要解放社会, 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现在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解放社会,首先要解放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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