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 革命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老共产党组织的执行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篇文章专门讨论一个右派学者，对共产党革命的“善意”想象力。刘海波从头脑里凭空生成一个的延安体系与先进性团体，还拿这个去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这很有点想当然。当然，有这么一点想当然，比那些傻右还是有那么一点进步性和开明程度的。记得李北方说过，刘海波是个好右派，所以，值得花点功夫，来与之认真对话。

　　本文选择较低的概念层次来呈现观点分歧，把基础性的社会背景和政权组织的执行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出来，以较为贴近事实的层次展开对话，可以方便地进入材料质证和观点对照过程。另外，刘海波乐意通过事物成败——例如xx的失败和不受精英阶层欢迎，来论证过程和设计思路正当性与否的思路，本身是一种保守派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老田不能同意，但不与他就此展开争论，这样的辩论不太可能产生效果，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间，就左右翼方法论分歧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为什么右翼或者保守派喜欢整体化的方法论而左翼往往采取要素分解和结构解析的方法。双方在这一方法论方面的分歧，由来已久且从未解决，所以这个方面的分歧虽然重要，但不适合选作对话主题。

　　一

　　晏阳初说中国的农民是“愚穷弱私”，共产党和红军就是从这个愚穷弱私的群体中间来的，从干部都战士都是，毫无例外。如果刘海波打算说这些人受过先进思想教育之后，就发生了质变和提高的话，请先去与费孝通辩论一番再说话。当年费对晏阳初的努力极度蔑视和鄙视，把他的改良努力蔑称为“文字下乡”并认定他们不可能把农民从“礼俗社会”的合格成员通过学习提高为“法理社会”的成员，认定晏阳初从认识到实践都是胡搞，并且没有一分一毫的成功可能性。也就是说，费孝通把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进行了肯定性分析之后，就彻底驳倒了想要通过思想认识进步去造就新世界的可能性了。

　　当然，人在短时间内就发生大的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陌生，但这种改变不合适与思想或者学习过程进行因果链接。毛泽东就说过——“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这是因为在红军内部新的政治经济关系彻底改变了人的处境，人与新的政治经济关系相互适应之后，就发生了巨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红军之所以成为熔炉能够锻造新人，就是因为“三湾改编”之后，在红军连队内部创造了新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思想上的平等，变革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古代儒家也有类似的认识：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如果把这个理解为教育说服或者示范，那就浅薄了，应该看做以政治关系重建社会关系然后才导致“民翼然而从之”。

　　刘海波的看问题方式，拿延安体系和先进性团体的关键词来解释革命，充满了那种轻飘飘的“理念人”的高傲，似乎一切真理和可能性无不自足于某种精英阶层的主张或者思想里，理念人的理念就是决定世界的东西，然后拿这个去解释一切。这个恰好不能够解释革命，尤其是不能够解释共产党的革命，革命说到底是来自于底层民众的认识和经验、赞成和反对，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没有在精英们那里得到认可，更不要得到归纳和理论化了。所以，毛泽东在革命一开始就与他的猪队友们陷入了论战：革命的可能性如何认识和归纳，是从某个书本中间来，还是深入民众中间去调查研究得来，毛泽东强调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动不动说“拿本本来”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事关革命的那各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写入书本。至今依然如此，甚至曾经一度写入过书本的准确内容，近几十年来又被人删除了。

　　二

　　对照非左学者的认识，可以更好地与小幼右进行对话。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了1928-1942年国民党在华北的建立政权组织失败的经验，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赢利型经纪”“政权内卷化”等关键概念，得到非左的主流学界的高度认可。但主流学界对此一状况不能够进行准确解释。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权威的革命专家，毛泽东观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指出：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就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就是终结旧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并夺权。新民主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准确内涵是：下层阶级夺了上层阶级的权力之后，才形成了“新”。

　　刘海波是学法律专业的专家，专家们熟知的问题并不见得就是真知，至少不会应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法学领域的一对重要概念，毛泽东好像不熟悉但是通晓各自的特点并善于运用，并通过革命运动造就一个化私为公的过程，这个化私为公的过程通常要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并夺权才得以实现。革命革命，不是说说而已，那是真个要了地主富农阶级的老命的——其财富乃至于权力和无形的社会影响力都在剥夺之列，夺完权之后就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了——权力不在旧统治阶级手里了。很多专家教授能够把公私领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不明了内在的转化机制及其革命性的内在作用。

　　毛泽东支持组织农民展开批斗会这样的方式，去对付旧统治阶级成员，这个批斗会的后果就是：化从前的私人领域为公共领域，并通过批判会这样的宣传方式来在新干部和群众中间确立新的禁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容许的。

　　然后，就可以对照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成功了。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因袭了“皇权不下县”那个古老的公私分界线，县以下是所谓的乡绅自治，实质上的乡绅自治，就是按照私人领域规则运作的强势群体在起引领作用，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共性的目标得以实现，而国民党的建政原理是以公权力去支持私人领域的强化过程，并选择与县以下私人领域中间的强人合作，不进行政权建设过程就获得一定的执行力，据以实现政府的公共目标，结果是乡绅们的发财大计挤出了政权建设目标，后果是赢利型经纪大行其道并淘汰了保护型经纪，劣绅淘汰了良绅。综合后果是，国民党依赖的那一批人，从农民手上要的多，但是政府财政所得少，他们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得罪了农民，同时政府却什么也没有捞到，相当于是以公权力支持了坏乡绅的发财私欲。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的特点，是其运作成本(含乡绅们的发财目标)大大高于农民的最高负担能力。

　　共产党在华北放弃了分田分地，但是坚决不放弃斗地主和组织农民，这两条一结合，结果就是在私人领域中间确立和推行公共领域的信条。斗争会永远都是需要的，这个模式相当于是以很大的力度在乡村社会里，在各种权威赖以寄托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间，再造新的信条和禁条，打压旧时代各种以私人领域规则体系实现个人发家致富目标的影响力模式，再分配社区内部的影响力。按照革命家们曾经的用语，是要终结归属旧统治阶级的阶级权力样式。斗争会的第一目标和功能，就是清除存在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中间的社会性障碍，然后才谈得上建设新的权威并以新的方式起作用。

　　相比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是以组织农民并通过斗争会的模式，化从前的私人领域为公共领域，终结私权力来给公权力开路。因此，国民党虽然是合法政权，但是获得农民人力物力支持的方式反而像是土匪——诸如抓壮丁、拉夫子。共产党能够在村一级建立低成本的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实现动员参军和有序地征收公粮，无他奥秘，因为终结了千百年来以所谓的乡绅自治外观掩蔽下的私人领域和私权力规则，建设了真正的公权力信条，实现了低成本政权组织的高执行力。政权组织的低成本与否，实质上就是基层组织的干部的个人发财愿望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共产党能够抑制这个——华北根据地通常是中农家庭成员被村民选为干部、因为这些人家里劳动力多负担得起承担公务而引发的误工损失。

　　三

　　在江西的时候，毛泽东通过《兴国调查》发现，地主富农的权力倒了之后 ，乡村中间是中农家庭承接了这个好处，中农家庭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此前没有“话事权”现在有了，被书本认定最革命的雇农，农民反而不选他出来办事——因为这些人“不会话事”。后来在华北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普通农民可能是出于“机会主义”动机选举了中农当干部，但是，客观的后果是：现在是以社会影响力或者荣誉做为基层干部承担公务的最有效激励——相当于只给出一种“心理报酬”。对照从前，是地主富农家庭享有无形权力——社会影响力或者声誉，但只用于经营私人领域的权势并服务于个人发财目标，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批斗会羞辱了他们，以这个方式来夺回无形的权力，授予给愿意服务于公务目标需要的人群，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了低成本政权组织。刘海波可能会讨厌革命时代的斗争会，认为那严重侵犯人格权，不过老田至今想象不出来，除了这个模式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同样的化私为公的目标。

　　夺回无形权力帮助建设低成本政权组织，没有什么先进性团体可言，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再造。农民相对穷困，人均最高负担能力极低，如果单位收税成本过高，那就构成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内卷化”困境，而共产党能够有效地得到农民的物力资源支持，核心在于基层政权组织运动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没有什么先天的先进性团体在起作用，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基础都是“旧邦新造”——在古旧的基础上开辟出新道路来，各种新道路的运作要素原本就是旧邦内部的存在——不过从前不起主要作用罢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三句话许多人耳熟能详，但是弱势的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如何在农村站得住脚，则是最最核心和首要问题，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农村基层政权是最关键的环节，有个这个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农民的人力物力支持。

　　共产党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终结旧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之外，连他们原先认定的“天理”都不对了，夺权极其的彻底。同时，建设新的公权力和规则，能够在广大农村人口中间，公平而平等地分配战争的人力物力负担。八路军在华北的两大政策就是：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富人多交税)。通过组织农民的斗争会，还在这个过程中间建立起与大多数农民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关系，淘汰掉私人发财目标第一的旧统治阶级并打压其声望，这对于低成本实现政权组织目标也是极为有利的。对于壮劳力离家参军或专职工作的，则能够通过村一级政权组织在不同家庭之间进行人力物力调配安排“代耕”，把个体离家后对家庭农业的损害也最小化了，使得共产党的人力征发所附带的生产损害后果最小化了——使得这一负担不那么难于承受。

　　那么，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是凭空设计的吗?不是这样的，在乡村乃至于一个家庭内部，两种倾向其实都见得到，毛泽东曾经回忆说自己的父亲死后，村里去送丧的人很少，他母亲丧事参加的人就很多。这恰好是乡村社会中间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毛父是典型的旧统治阶级传统信徒和实践者，毛母则反过来恰好是响应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精神的代表，这两种人在乡村社会都有很多追随者，毛泽东和共产党恰好是要打压前者，提携和支持后者;这两个努力方向在乡村社会都能够得到人们支持，当后者得到人们支持的更多一些时，那就是共产党的成功道路了，前一个倾向大行其道就是国民党的内卷化了。所以，共产党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激发，使得乡村社会的传统中间，最符合需要的那部分得到了加强，就这样，共产党走出了内卷化困局并确立了新规则——创造了一个看起来让人耳目一新的社会。

　　四

　　至于革命队伍内部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之间，对三湾改编各项原则的背离则是经常性的冲动，为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开展整风，确保干部不至于过度走向与下级和战士对立的程度。延安整风实质上也是一种透过批评压力，促进领导层公共性水平的运动，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参见老田《毛氏现代化的轮廓》一文有关内容。

　　总之，在革命队伍内部也不存在所谓的先进性趋势，而是恰好相反，因为三湾改编确立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极不利于干部群体，在战士那里获得支持和认同的同一个规则，在官员们那里收获的是反对和背弃的长期趋势，这其实就是政治的辩证法。三湾改编的各项内容，引发了具有各种“当然贵族”心态的官员们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背弃，毛泽东由此强调要开展各种公共性追问来确保领导层的公共性不低于某个门槛水平，这些关于公共性追问的思考就成为了毛泽东关于路线斗争思想的基础。换言之，革命队伍内部之所以需要路线斗争，就是因为领导层的公共性水平存在着向门槛水平线以下移动的长期趋势。建国前领导层的当然贵族心态尚低，各种低烈度的整风带来的公共性追问效果尚可，建国之后官员们的当然贵族心态大大滴提升了一个水准，一切整风方式都无法保证公共性的门槛水平要求，这是诱发xxxxx决策——“发动群众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革命年代共产党的成功，是通过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手段，在旧有的私人领域中间建设公共领域并推行公权力规则的话。反过来，革命后的政权在公权力领域中间，扩张私人领域的地盘，则是共产党内部依据旧统治阶级经验重建旧社会的主要不同政见，毛泽东的全部对立面都是这个主张的实践者，这一点业已为历史演化的经验所证明。这个方面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政见集中在：把管理权无条件授予干部，让干部有了更大地操控下级和劳动者的权力，希望借此逼迫工人多干活以提升企业效益和国力，改革设计的主要特点就是“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这个不同政见，与革命时代的准确针对性是：反对“三湾改编”确立的各项政治经济措施，这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去想象效率的提升。

　　国企改革的最后后果，是干部们私有化了国企产权，雇佣化了工人阶级，然后开始反对共产党政权的税收负担乃至反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本身。这相当于是从“放权让利给干部”开始，再造了一个乡绅那样的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只服务于私人财富积累目标，与民众的需要和政权建设的公共性要求都截然对立。这一份经验，恰好与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革命的经验可以对照起来看，都具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论价值。这一次是化公共领域为私人领域，也恰好是以拉高执行成本并以牺牲公共效率为代价的，阶级权力的再造过程恰好是公权力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无限下降的过程，与革命时代阶级权力的削减过程完全一致，只是方向相反罢了。

　　xxxxx的思想主张和实践，都围绕着对公权力领域各种私人化趋势和表现的批判，当然，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历史永远都不可能旧地重演。xx期间的群众组织的批判性，针对的是明示的公权力领域的私人化趋势——坏干部与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重建私人领域的努力，这一“可批评性”奠基于公权力的公共性要求和标准，同时，xx的对立面很强大原因也在于：毛时代公权力领域的私人化过程才刚刚起步，许多民众怀有朴素的感恩思想——旧社会工头坏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些干部虽然有点私心，但总体上感谢都感谢不赢怎么能够大加批判呢？因此，ｘｘ的群众性批判在民间就具有强大的对立面，这也符合社会分化的规律——当时的社会分化程度很浅，远未逼近民众忍耐的上限，这也决定了当权派拥有一个强大的反文革的策略空间——能够就自身的威望在群众中间组织起强大的保守派去压制造反派，使得这个批判难于收到效果。

　　归纳一下，革命永远是事关最底层民众能够感受到的权力关系变革，过于私人化的权力扩张往往在家庭成员中间就会产生反对派——这是旧中国农村的状况，因此，这样一种革命易于成功。革命后社会对民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提掖，带来了政治保守化的后果，许多民众对于轻微的权力私人化趋势熟视无睹或者缺乏批判性，这导致权力私人化过程在民间就得到了巨大的消极支持，结果是明显的——当权派和知识精英合伙一忽悠，复辟近乎毫无代价——没有任何像样的民众反抗下——完成了，等到民众彻底觉醒——例如下岗分流时期——想要通过上访来反抗之时，就已经来不及了——人家说法院不容许受理依据政策进行改革的权益受损案件，这个时期工人阶级想要通过捍卫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来捍卫自身权益已经于法无据了。

　　假如你真的理解了革命，你就能够真的理解xx，还能够顺带地准确解释改革的路径选择。你理解了这三者，就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是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决定论了，就能够准确地理解社会转型奥秘甚至像毛泽东那样：事先准确地预言制度复辟乃至于复辟动力为何了。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如此，没有人民的充分政治化和力量，及其对于各种反社会主义趋势的批判性的有效干预，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这已经为历史演变所证明。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关联阅读：

刘海波：“延安体系”浅论

　　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应从研究“延安体系”开始

　　为什么要提出“延安体系”概念

　　所谓“延安体系”，是本文提出的概念，指中国共产党从真正开始成熟起来的延安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诸多制度与理论创新的综合性有机构成。延安体系建设跨越中共革命根据地时代和后两个时期，但这两个时期是延续的而非断裂的，肇端于而且许多重要创制是在延安时期而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故称延安体系。

　　提出“延安体系”这一概念，乃是为了全面和深入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的真正性质，建立中国道路的中国论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窃以为不足以完成论证中国道路和树立“三个自信”的任务。本文看来，“延安体系”，首先解决的是中国历史蔓延数千年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出现乃是中华文明内部的“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马克思理论的失误或过时，国际共运的挫折，伤及不了“延安体系”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针对时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延安体系”，而非纸上谈兵、引喻失义的47民宪(指张君劢起草的1947年生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延安体系”，中国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不仅能有力应对鸦片战争后外来之挑战，也解决了中国千年来中央皇权官僚制软政权和恶性资本主义问题。这些问题，乃是历代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王莽、张载、王安石、朱熹、康有为等等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的，只能无力喟叹但终为中共的实践所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文明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基础已然奠定。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需要从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认识到“延安体系”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唯有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进行比较，方才明白中共的实际创制之意义，新中国何以新，我们继承了何等重要的制度遗产。“延安体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没有完全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给以我们解答，对“延安体系”不加珍惜是今日最可心痛之事。

　　传统中国的软政权与恶性资本主义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古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宗法时代、皇朝平民时代、人民共和时代。秦朝开始大致是皇朝平民时代，但是在此之前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就已经瓦解。皇朝平民时代自秦朝开始，但是中间又有明显分期，中唐之后，也就是均田、府兵制败坏之后，皇朝平民时代的特征完全定型，故安史之乱为中国中古历史一大分期。

　　封建和皇朝时代体制是各有优劣的。皇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兴衰的周期率，可以做到经济很繁荣，但是最后“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最后一次太平天国又是如此。而且不能应对来自外部蛮族和西方世界的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仅要注意到皇朝时代的政治体制，也要注意它的经济制度。有很多人说因为没有民主，本文认为民主在这里面的作用很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没有这个周期率，他们那个时候有民主吗?

　　王朝周期率的原因本文总结出一点：在这个社会里，自宰相到雇农，人人皆以“读书做官、攒钱买地”为人生主要方向。这是一般的社会激励机制，是所有的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模式。一个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本都用来做一件事：骑到别人头上去。皇朝时代经济制度实际具有恶性资本主义特征，资本投资于土地，资本投资于官位，一个社会如果有所积累的话都投在这个上面。一旦陷入恶性资本主义，则会陷入锁死的发展陷阱。经济发展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中国典型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发展了千余年，没有走向工业化，是合乎逻辑的。除非外来强力和共产党革命，不能打破这个困局。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脱离了农业之外的经济持续发展，才有了广阔的内需市场，才有经济的循环。对技术的要求是内生于这个过程的，至于技术路径是蒸汽机车还是煤的利用或其他这不是问题。

　　另外这个皇朝时代，国家能力是非常低的，国民的政治整合程度与政府能力都低。在这个社会里，只有百姓没有公民。在公民之前还得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民，没有人民哪来的公民?人民就是我们是一个政治团体，我们内部是相互认同的，我们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其中的一个成员才叫作公民，没有这个政治共同体，哪来的公民?皇权不下县，税收能力也非常低，农业剩余大部分截留在中间层的地主、胥吏手中。

　　明朝末年可谓软政权与恶性资本主义的典型。明亡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传统史家钱穆、傅斯年、郭沫若等指出的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等表面原因，也有后人指出的瘟疫、大旱等天灾的偶然因素，更有帝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深层原因。美国学者彭慕兰将明亡归结于“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明末税收长期无着，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豪门巨富与新兴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抑制，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明朝中晚期，因为政府不懂也无力维持主权货币，阴差阳错形成的白银流入机制，使得对外贸易地区不自觉地成为货币输入的吸管，形成了全民性的“出物换纸”运动。东南沿海获利建立在内地受损的基础上，并形成了这些地区历史悠久的买办传统。明末不同地区与行业获取白银的能力不同，引起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恶化，经济外向型的东南地区还好，白银惠及不到的西北地区情况则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由于金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洲的白银流入，美洲白银的出口上升与下降则引发大明内部的通胀与通缩。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不可教条理解，闭眼不看现实，也不可轻易否定，需要进一步抽象和提炼，获得其根本内核。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说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弊端和毁灭性，个体行为制造社会的悲剧，资本主义是内涵了自我毁灭性的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说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优点。中国皇朝平民时代，制度表现为读书做官、攒钱买地、后期则又有出物换纸，正是上下交争利制造总体悲剧的恶性资本主义，定期内爆是其特征。皇权独尊与低下的国家能力，个体的自由平等与社会的毁灭是同时并存的。中国需要通过革命走出恶性的资本主义。中国最需要从旧的社会秩序中摆脱出来。相反，哪些封建传统浓厚、地租不能竞争性掠取;或者有大学教会基金会占有丰厚资源的公共性自主组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西欧、北美，还有海外殖民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高端，倒可以通过改良减轻资本主义的弊端。

　　“延安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历史之关联

　　“延安体系”范围颇广，包括甚重，包涵政治论述、伦理风尚、政制、兵制、法制、币制、田制、税制、社制、婚姻家庭制度、外交政策等方面。“延安体系”包括相互支持、有机统一的两个层面：意识形态论述与诸种制度构造。

　　“延安体系”要言之如下内容。在中国近代重新开启了坚持中国主体性、中国实践普世性的政治论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的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主权货币制度;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加上城市单位体制，消灭两千年的土地食利恶性资本主义，实现了地租均享。创立村社、单位、生产建设兵团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克服中国传统的家族私性社会。依靠中共组织优势建立公平有效税制，有了强大的征税能力，可以做到实际税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

　　兵制而言，建设了政治部门完全控制下的强军，对美军也足以一战，兵民关系历代最好人民子弟兵名不虚传。宋朝之后，朝廷控制之军队和强军不相容，唯有私军堪一战。法制而言，也有马锡五传统，既非“有理没钱莫进来”，也非移植外来法条而有法律的社会内生性，此为延安体系之弱项因为后来没有得到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还实践了以亚非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在婚姻家庭方面，从延安时期开始，提倡基于爱情的婚姻，严格一夫一妻制，严厉性道德，生活作风一票否决，保护家庭限制离婚自由。毛时代，对中下层青年男子的婚姻与性挤压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微的。

　　“延安体系”之构成，并非有人事先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其建设者也未必有我们的自觉，而是面对问题时反思和选择，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延安体系”一些制度的细节是粗糙的，也经常运转不畅，但是从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大格局来看，“延安体系”弥足珍贵，是开启中国历史新纪元，其建立甚至有极大幸运的成分。今日，我们当珍视这一历史遗产，仔细探究其中原理改进缺点并发扬光大。

　　“延安体系”诸创制乃是对中国千年弊端之纠正，是中华文明内部问题之解决，且继承了中国传统中最好的一面。对于此问题之论述，绝非短短一篇文章可以做到。下面即举例简单说明。

　　中国历朝历代所最注重的，莫过于土地制度。

　　战国之前的时代，中国有过典型的封建土地制度。封建社会阶层是凝固的，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不过，领主所获地租不完全是私人性的甚至主要是公共财政性质的。领主是地方政府和国防军，属民所交地租成为地方财政和全国军费来源。中国最兴盛的北周隋唐时代，搞了均田制。均田制是政府按人丁或劳力平均分配土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均田制大致保证地租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共享。

　　秦朝之后中国主流的土地制度是私人地主制，历代变乱的原因除了政府暴政腐败外，还有土地的集中——社会成员地租享有的巨大差距，两者都要重视。封建制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领主丧失了其公共职能(地方行政、军事)，变为纯粹的地主，如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更不稳定。我以为，封建土地制度比私人地主制好，因为地租的共享与分享，社会比较稳定，实际上官职最平等的开放也是少数人的事情。均田制很难维持，操作难度太大。初始土地平均的私人地主体制是不稳定的，最后还是两极分化。村社与族田制度有顽强的生命力。

　　历代大儒，如董仲舒言：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张载言：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海瑞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族田制是族田地租在宗族成员当中均享和共享的，这是范仲淹创造的制度。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范仲淹在苏州长洲、吴县置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始称“义庄”。 明代中叶以来,在长江以南尤其是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方,宗族、寺庙、会社等组织占有的土地,逐渐超出了私人地主及自耕农所占土地,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章学诚谓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前贤的努力，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追求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

　　中国土地革命开始和历朝开国一样，实现了均地小农，直到农业集体化才算完成制度创新，建立了村社土地制度，彻底打破发展陷阱，消灭了攒钱买地的“攒”字。不要认为以掠取地租为目的攒钱买地、自愿交易就是一件好事。竞争性获取地租的社会激励和地租占有的不平等非常有害于工业化，也让社会无从发展内需。中国历代大儒董仲舒、王莽、张载、海瑞的理想，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得以实现，也可以说建立了一个新的井田制，实现了历代大儒的理想。集体化之后的失误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村社共耕或者集体农业生产体制导致的低效率。

　　货币制度问题。合理的货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乃是从汉代贾谊、班固就开始讨论，而到康有为、蒋介石时代还没有解决的，但是中共根据地货币则别开新章。早在根据地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发现了主权货币的性质，彻底摆脱了“货币拜物教”，认识到任何货币无非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已，使货币成为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手段，而非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工具。抗战时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非常成功。北海币是没有任何所谓准备的货币，因为中共强大有效征税能力和关键物资掌控而形成了北海币信用，结果不仅根据地内杜绝了伪币和法币流通，而且根据地政府铸币税还收到了伪区内，因为伪区也在自行流通和储藏北海币。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共同体的政治整合、建设国家能力和有效政府都有前所未有的优势。中国上世纪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政治共同体解体的状态到形成高度凝聚和整合的政治共同体;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民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被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其实，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和民族是一体两面。中国共产党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就政府有效性而言，1900、1920、 1930、 1950年的中国政府是非常不一样的。1900年，两万洋兵登陆大沽口就能杀到北京，迫使当时的中央政府流亡;1950则朝鲜战争和美国在国门之外打了个平手。1950年的中国在和别国比较的意义上肯定比1900年还穷，甚至人民的平均财富在绝对意义上还少了。但是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稳固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政体建立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当代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这种政治模式否定了通过利益博弈、竞争性政党竞选来获取国家政治职位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其反对党争(所以党内禁止非组织活动)，注重促进政策的审议、凝聚共识(所以党内要有健康的政治生活，鼓励让人发言不怕争论)。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体制的超越。先进性团体政治，既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又是政策审议机制，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必须澄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产业工人仅二百万，经济之落后、国防之孱弱可见一斑，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

　　中共精神气质对儒家优良传统的吸收。中共的历史实际上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华，面对中国实际问题，开展独立自主奋斗的历史。中国人民和其中的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固有追求正义、追求美好社会的意向和斗争精神，本来就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传统，是他们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面对问题反思和选择，在实践中走出了中国的新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新四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儒家政治哲学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儒家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是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抽象继承和其伦理内容的具体扬弃。和俄国欧洲共产党不同的是，中共的精神气质是儒家的。此信仰，不是科学理论所证明的。秉持的道德内容有差异，但共产党人与儒家在道德哲学的根本结构上是一致的，即使反孔但从未脱离这个传统道德体系，革命有理之理者，天理也。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要在体用兼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价值立场与实事求是之方法论，不因毛泽东同志有过的政策与制度选择失误而丧失其长远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可为后来者借鉴。其创立的制度遗产，可为我们继承创新。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真信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尊德性，目标求大同，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精华而又融合了时代的内容。马克思的理论则属于“道问学”的部分，尽管曾经是主要的内容，但中共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实践、发展并且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理论中的错误或者过时根本无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延安体系”对今日中国之启示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几乎无人不腐败。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构划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临界点等等。“延安体系”正是一个现成的模板。

　　“延安体系”不是没有弱点，如政治论述方面，没有理解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之间的有机统一、相互支持关系，过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及时提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主权货币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货币数量论阴影不散，不敢大胆印钞搞建设。法制方面孱弱，马锡五的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是无论如何，“延安体系”是我们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我们需要珍视它，如其经济方面包括主权货币、地租均享、资本社会化企业、赶超战略等，此结构在，则工作虽失误亦是疥癣之疾，难看难受不致命，有此基础，改革甚易成就甚大，弃此基础，则病入骨髓社会矛盾无解。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自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其蕴含的人类普遍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因此，窃以为，我们并无必要以特色自辩，乃至自贬，妄自菲薄，而应该坚持普适自为。

　　附录：

　　在后续的微信对话中间，刘海波强调中共“高度组织性高度自主性的政治社团”，是一个“超阶级的结构”，这恰好只是一个概念选择问题。共产党人自己选择是用阶级分析概念来表达的，共产党人认定自己容许多数人利益反对少数人利益的阶级团体。刘海波的选择是坚决拒绝阶级分析话语，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可以借用超阶级的概念例如奥尔森的“狭隘利益”和“涵盖利益”的概念，可以另建一套有关公共性水平的话语，这样，国民党政权依赖的乡绅群体是“公共性水平最低”的群体，共产党依赖不支薪的中农当干部显著地提高了基层政权的公共性水平。共产党人准确地认识到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斗垮了旧统治阶级的有形和无形权力之后才有了中农的话事权，刘海波对此没有表达他的看法——似乎不支薪的中农干部能够与旧统治阶级权力并存似的，这就涉及较高公共性水平的权力如何产生和起作用的条件问题，共产党人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除旧布新”——通过打低才就高的;刘海波只强调高度组织性和自主性还有就是超阶级结构，似乎只有一个技术性的观察维度，而是这个观察维度还完全是新的——与社会学界关于官僚制的研究积累没有任何关系，在刘海波的这个强调中间看不出公共性赖以提升的各项必备条件。

　　共产党人自称代表无产阶级或者体系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把这样一种自信与阶级概念挂钩，至少比刘海波选择的组织性和自主性乃至于超阶级结构这样的概念更为明晰，为什么共产党人自信“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十个没有”，这当然是与掌权者满意的不同服务价格有关的——与旧统治阶级相联系的掌权者不接受低价格条件下的高水平服务，而与剥削阶级不一致的掌权者接受低价格的高水平服务努力，这当然是一种极高公共性水平的自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其社会制度存在的结构位置和状况看，都是追求先富先贵的，这样的人身观和职业生涯定位都是其公共性水平难于提升的结构性障碍。在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有一个符合实际的正相关关系，这正是阶级概念的所指和能指所在。

　　一切阶级斗争最后都要表现为政治斗争，表现为权力体系的服务水平和社会动员能力对比，阶级概念的有效性，也在于此。从过去的经验看，阶级分析很容易被庸俗化为家庭出身，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歧义，公共性概念在这个方面倒是具有明晰性。　　在共产党政权组织内部，常见的公共性问题还在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结合，这实际上意味着较低的个体工具化改造水平，无所谓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个方面是充分资本化统治的社会中间，个体工具化自觉高于传统社会——个体更多滴服从于组织和团队需要，体现的是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服从于组织需要还是反过来?

　　概念选择可以和宽泛，问题是各种概念选择都需要面对事实，概念与事实过程的吻合程度高，才能够让概念或者理论具备对话工具的职能——赋予概念真正的“所指”与“能指”。刘海波在这个方面，似乎不是拒绝共产党人自己的解释和概念体系，而是拒绝概念与事实的对应性本身。仅仅从组织性本身出发，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也保证不了，罗伯特·米歇尔斯名著《寡头统治铁律》一书，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官状况，深刻地指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中译本P351)，原书1911年出版至今无人能够反驳，这揭示了组织和权力带来的社会分化——掌权的官员们就有了背弃公共性要求本身的内在的社会学逻辑。刘海波对于法西斯党的行为能力的看法，恰好与这个米歇尔斯高度一致，这个人后来退出社民党去意大利投靠了墨索里尼。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