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保卫战正式打响

 人民币保卫战正式打响

　　张庭宾点评：最近IMF将货币篮子的调整由原定的今年年底推迟到明年9月，这一幕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了，今年6月中旬大摩宣布推迟中国A股加入MSCI指数，上证指数很快暴跌。此次人民币不会暴跌，因为央行像本人警告的那样——在2013年以后摇身一变由“自由汇率派”变成了"固定汇率派"， 他们一定会挺人民币直到热钱权贵资本高位兑换美元离场，中国外汇储备出现美元短缺的汇兑危机为止。
更好笑的是IMF,SDR对中国来说明明是根绞索，它却当金条来卖，中国不仅多出了数百亿美元资本金不说，而且最后资本项目开放将打开，中国的金融防御体系将彻底崩溃。IMF实在是太欺负中国没人了！所幸此次股灾令中国决策层清醒了一些，IMF把绞索当金条卖的把戏估计玩不下去了！

　　正文：

　　今天IMF公布,推迟将人民币纳入SDR，一时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迅速大贬值，开盘后迅速大跌，尽管后来国家出手，维护了人民币的汇率的稳定，触底回升，但是成交量近4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大量的人民币被抛售，对于人民币的多空搏斗非常激烈，人民币保卫战拉开序幕。

　　至于推迟人民币加入SDR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尽管处于政治和外交的原因，说得很委婉，但真实的情况是：

　　1、近期中国的救市，让国际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因为如果不走向市场化的话，经常进行人为干预，那么这种在股市上的干预也会体现在货币上，而货币的汇率干预和操纵，这是国际社会上最不认可的。即使要干预也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而非初级的行政干预。

　　2、人民币这次加入SDR受阻，那么要好几年后才能重新讨论是否可以加入，这对人民币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为了这天做了很多工作，等了很长时间。

　　3、IMF似乎给中国留了一个口子，9个月后再讨论。这似乎要求中国在9个月内退出救市，并实现人民币自有兑换。9个月内退出救市可能性很大，但是人民币自有兑换很难。

　　人民币保卫战已经正式拉开序幕，因为人民币加入SDR已经是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被西方牵着鼻子走，不如主动采取一些措施　

　　1、中国应当尽快加强对外汇的管制，这应当越快越好。因为IMF故意给中国留下9个月时间，实际上是想让中国投鼠忌器，为加入SDR不敢进行外汇管制，从而让大量资金外逃赢得时间，而这9个月的时间刚好让热钱在美联储加息前和不久后，有一个从容的时间。

　　2、中国的楼市接下来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大量的热钱通过合法和地下的途径开始外流，这对于热钱大量囤积的楼市肯定是大利空。

　　3、股市危险，这是不言自明的。

　　4、中国外汇储备接下来面临很大的消耗战，而且这种消耗战是长期的，所以对于外汇储备的使用接下来应当节约着用，不要大手大脚，不要今天援助这个国家，明天施舍那个国家，不要今天金砖银行，明天亚投行，都是花钱的主，别一下将家底打光，关键时刻外储是用来救命的。

　　5、尽快退出股市救市，越救市越没信心，股市最好的化解风险的方法就是下跌，卧倒的风险，远比站着挨空军空袭强。

　　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股市保卫战还没过去，人民币保卫战又要开始，而且人民币保卫战更复杂，对国家的意义更重大，我们真的陷入了一个困局，天佑人民币，天佑中国！

余永定：过早资本项目全面开放是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资本项目自由化被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其实，与贸易自由化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从来就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纷纷反思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理念和实践。资本项目自由化也被请下了经济学神坛。

　　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康德苏的回答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促进资源实现效率最大化地使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康德苏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较多的投资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对于那些同时开放金融部门以引入外国竞争的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更高效、更复杂的国内金融市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经济动力。

　　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康德苏所说的这种种好处。即便可以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改善资源配置，这也不意味这种改善是帕累托最优。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跨境流动不受约束情况下，受益者一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脆弱的中小国家，则可能因没有资本管制的屏障而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牺牲品。

　　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日渐式微。IMF也偃旗息鼓，并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防范风险上。IMF所强调的不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性和时序性。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

　　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却遭到它们最直接的受益者的痛批。最近索罗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所谓的科学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拙劣的构想……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造成的不是确保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而是金融危机”。

　　绝大部分经验研究并未能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支持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经验证据进行了评估。其结论是：“尽管大量跨国研究致力于分析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效应，但是，似乎只有有限的证据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著名经济学家简尼、萨布拉马尼恩和威廉姆森专门对资本项目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做了全面研究。他们也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何确定的关系。他们指出：国际社会不应该试图促进－甚至在长期－资产的完全自由的交换，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看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几乎没有什么好处。须知，这位威廉姆森就是 “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始作俑者。

　　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主张今天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念。

　　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实现人民币可兑换”。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二、三、四款的义务，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希望在此后五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货币可兑换计划被搁置。

　　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指出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意向。

　　应该说，在实践中，中国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相当谨慎的，一直坚持渐进的方针。但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的关键两个字是“加快”。对于“加快”一词应做何种解读？

　　坊间一直有传言，中国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七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即通过QDII和QFII等限额体系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投资主体和投资额度进行控制。如果“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

　　2015年6月15日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充分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也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中国应该庆幸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也应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2015年6月－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

　　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如果中国此时已经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国内、外资金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A股市场，我们将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中国的股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我们能及时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政策，善莫大焉。

　　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或主要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但我同时确信，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确定的好处，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资本项目，甘冒与之如影随行的种种巨大风险。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或通过该举措的所谓“倒逼机制”来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种种挑战，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增进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方针的同时，中国必须加速国内的各项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来源：《财经》杂志2015年第21期 作者余永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来源：中华元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