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艳：百年前中西文化之争给我们的教训

　　庚子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醉心西化”的思潮。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用英文发表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最早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在欧化主义思潮冲击之下，国粹主义思潮兴起。国粹派认为，诸子学与近代西学是相通的，“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 ，也可以使西学转化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学术承接西方近代学术之嫁接点。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既具有相当深厚的西学基础，又对战后西方近代文明和道德危机抱有悲观态度，转而重新从中国传统文明中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就是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东方文化派是一批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他们主张立足于儒家文明的基点上，调和折衷东西文明，以寻求中华文明复兴之新机。他们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断言西洋物质文明已经破产，极力主张“精神救国论”，构想出一种“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二元对立结构，企图用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复兴中国、超越欧洲。

　　但是，无论是西化派还是国粹派的文化观，在实践中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中国国情与阶级力量对比情况进行分析，只是停留在自己闭门造车式的文化构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