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友邦惊诧”论的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深深继承了蒋记国府的买办跪奴遗风，动辄“友邦惊诧”，什么事都能扯到“有碍国际观瞻”层面……

　　这种“自甘贱民”的嘴脸，让人不由想起蒋介石当年在日本人面前的唯唯诺诺：

　　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与某些人士今天的怯日媚日、怯洋媚洋心理何其相像。

　　鲁迅当年骂老蒋骂得可谓一针见血：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敢问这些“惊诧派”，19名中国劳工在韩国电池厂群体性死亡，你们出来维护“外交关系”了没？4名中国公民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农场被“处决式”杀害，你们出来维护“外交关系”了没？2名中国游客在泰国曼谷暹罗百丽宫商场遭枪击，你们出来维护“外交关系”了没？

　　一个无需争议的见义勇为之举，从两国政府、外交机构，到民间舆论、普通网民，无人不称赞胡女士英雄义举，然而某些人却偏要另辟蹊径给它莫名其妙的“上高度”，上升到无厘头的所谓“中日关系”……

　　我只能说，这种“上高度”反而是在给胡女士的义举“降格调”。

　　因为无差别攻击妇孺本就是通行国际的会受到绝对谴责的恶行，因而，胡女士见义勇为的救人举动其性质是极其普世的。

　　营救行为之伟岸，与她救的人是哪国国籍、以及行凶者是哪国国籍并无关系。

　　所以强行“上高度”，只会暴露某些群体内心一贯以来的立场倾向。

　　也就是毛主席1936年在《反对投降活动》中所言：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

　　比如近段时间以来，当我看到太多网络上我们熟悉的那帮精日分子、“友邦惊诧派”、“开明开放派”、“与国际接鬼派”们纷纷不吝笔墨的美誉胡女士，我就知道“死人比活人好用”的卑劣戏码又一次上演了，这位尸骨未寒的英雄卫士就这样成了他们夹带私货、输出反动外交认知与奴性种族主义即逆向民族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为这部分人描摹的画像堪称一绝：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看看近些年这些人的做派，我们反腐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我们抗疫也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甚至我们在伊丽莎白、安倍晋三亡命时不陪着他一同披麻戴孝泪奔哭丧，也是不对的，也是会“友邦惊诧”……

　　我只能说，怪不得当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敢于发明“中美夫妻论”这个概念：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国负责存钱，美国负责消费。

　　因为山姆大叔太知道了，咱这边的某些势力辫子是永远剪不完的，春天来了，便会春风吹又生。

　　日本国旗降下他们是嫌不够的，他们要的中国国旗也有一天能被降下。

　　回望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曾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我们在机场不为所动得横挂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标语，用以欢迎“帝国主义世界的领袖”。

　　试问：“友邦惊诧”了吗？

　　然而，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依然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

　　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为什么毛主席从无考虑“友邦惊诧”？

　　早在新中国建政之前，毛主席在连年累月的战斗岁月中，已然洞悉了反动势力因不得人心的注定羸弱：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话，很难懂吗？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这句，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傲语，这番姿态，同样被志愿军带去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风尘进京、主动伸出紧张得汗渍满满的双手，中华民族对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达到顶峰。

　　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权，是卿卿我我出来的，还是枪炮轰鸣出来的？

　　“我们中国有6亿人，死了3亿，还有3亿！怕什么？”——只有这般，6亿尽是舜尧，方才安康无乱；

　　“我们中国有6亿人，一个都不能伤着啊！快备好厚礼，前去和谈……”——如若这般，6亿尽是囚虏，被俘不过朝夕。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威严地警告美国：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这样的话终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其实早在半年前的1971年7月9日，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六人，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下降落于北京南苑机场时，就遭遇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的欢迎。

　　基辛格当时看到标语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还一度感到很愤怒。

　　这些，他必然是在回国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的。

　　但是一年后，尼克松仍旧愿意顶着我们中国对他美帝的“另类欢迎”，毅然决然地来到北京向毛主席取取经、讨讨课。

　　事实上，就在尼克松访华那年，1972年的下半年中央军委就指示军政大学在原政治学院举办学习班，用三个月世间专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目的很明确：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能忘记帝国主义本质。

　　邀请、获言之“同意”尼克松访华，包括中美关系的破冰，实质不过是同美帝国主义势力继续斗争的新形式罢了。

　　这就是毛主席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

　　纵向比对80年代之后兴起的“惊诧友邦论”、“中美夫妻论”、“无限和平论”等，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析出真理：

　　投降主义，并不能换来生存空间。

　　出击主义，也并不会丧失生存空间。

　　庙堂鸽派、江湖跪族、温室萌新，80年代之后这三股势力长期妖言惑众，同时擅长祭出戕责国人的三大棒：旧阶级斗争思维、旧冷战思维、旧民粹主义。

　　用古词作，则为“义和团”；今令，则“战狼式XX”。

　　总之我们不可与海洋文明交恶，非但不可交恶，连融入都融入不得，非屈膝岸边、叩首迎合不为“开化、开放、开明”……

　　中国当代以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极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跪洋卖国主义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所谓融入世界，这个“世界”在李鸿章们所处的东亚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战格局里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这种人的潜意识里，美西方是世界规则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让人，因而中国要做的就是仆从和服务。

　　哪怕是涉及主权安全这等民族重事，也必须“不可惊诧友邦！”

　　由此了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此人2021年时一会儿高声聒噪“加大核武器储备”，一会儿又奴颜奸笑“劝善拜登”（生怕美国人以为中国要反美、生怕美国人对华动怒）的原因。

　　我们不输出意识形态……我们是防守方……

　　试问：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输出意识形态？凭什么我们要当防守方？难道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输出的意识形态了吗？

　　这非常搞笑。

　　我们从前可是赤旗插遍全球、毛泽东思想响彻世界的政治输出大国，什么时候开始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以“内敛”为荣耀了？

　　不引以为耻、反引以为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去年以来，张雪峰对底层学子好心提点却遭到一群高校叫兽的集体围攻，恰得应证。

　　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十一年前的华盛顿，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夫妻”论调曾死灰复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夫妻论”之后，“主仆论”又横空出世……

　　就在那场中美商贸联委会举办的当天，西方集团联手对俄罗斯发动金融战，俄央行继当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个基点到10.5%之后，刚刚五天，面对西方发起的攻击和卢布的再次贬值，不得不一口气将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团是在做给谁看呢？是示威，还是炫耀呢？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易中天本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实恐怕很多人不知，这部分人在80年代发迹之前，恰恰是群众运动中最用力过猛的群体。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夫妻论，夫妻论，你想当太太，但人家只想统治、羞辱你、凌驾你。

　　夫妻论的顶峰时期大致为小布什末期与奥巴马第一任期，这些中国的碎嘴渣子时常挂于嘴边，一挂就是十年。

　　辅以浑身颤抖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外交封锁、贸易讹诈、核威胁”……

　　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旧辞。

　　自1840年始，这些旧辞中国人听的少了？怕躲让从屈，有用吗？

　　倒是1949年，这个站着求生的党率领中国人民第一次间接战胜海洋文明（蒋府为其爪牙）、1953年又第一次直接战胜海洋文明，其意义一举超过半个世纪前日俄战争的日本，中国人民重新成为亚太世界领袖。

　　日本挫败沙俄，其目标不过是融入帝国阵营，本质仍是仆从，且这份战争遗产也在二战中被粉碎；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为，则是站着把话说了。

　　回到今天，“请政治远离XX”、“我不要大国崛起…我要……”

　　剥开纸醉金迷，有人早已是哆里哆嗦，有人早已是噤若寒蝉，更有人动辄咆哮“恐致战争、恐惊诧友邦”……

　　放眼望去，东郭先生不在书里，宋襄公公不在史中。

　　还是说回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彼时曾要求联合公报：

　　必须表明中国原则立场，美国必须承诺对台湾断交、废约、撤军。

　　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开始是拒绝，希望中国让步。

　　结果毛主席直接表态：

　　如果达不成协议，可以不发表公报嘛！

　　试问，有何不妥？最终《上海公报》美国人敢不签吗？

　　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革命政党、一个由革命政党率领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他应该有的样子。

　　“友邦惊诧”论调的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以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本文结尾吧：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