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张雪峰说错了吗？他只是戳穿了教育产业化的真相……

　　文/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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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考研名师”张雪峰在直播中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多教授的跳脚以及社会的广泛热议。

　　视频中，张雪峰对学生家长表示：

　　“理科590报新闻?你会毁崩溃的。”

　　“别报新闻，从中国本科专业目录里面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好。”

　　“如果我是家长，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然后给他报个别的。”

　　“你可以把它当个爱好，不要把它当成职业。”

　　对此，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张小强炮轰：

　　“千万别被张雪峰这样的网红忽悠。他害人不浅、误导公众。”

　　“新闻专业能文能武。新闻传播学就业前景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并不限于媒体。进可以自主创业、到互联网大厂;退可以考公务员，到国有企业。”

　　就事论事，对于这场争论，笔者支持张雪峰!

　　有人抨击张雪峰“贩卖焦虑”，真是“何不食肉糜”，“焦虑”还需要张雪峰去贩卖吗?

　　网络上有一张疑似上海海洋大学内部流出的图片，显示截止4月11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仅14.83%，上海全市本科平均就业率仅24.10%……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可见一斑，据说很多大学生甚至为了延迟毕业选择故意挂科。

　　关于“新闻传播学”专业，张雪峰在2022年年初的一则视频里已经谈过了：

　　张雪峰建议家长如果要选这类专业，一定要看清楚，有些院校是新闻强，有些院校是传播强，千万不要瞎报。

　　就这个类别现在新出来的一个时髦专业——“网络与新媒体”，张雪峰又说了一句“大实话”：

　　其实这句“大实话”不仅仅是对所谓“新闻传播”、“网络与新媒体”有效，对于目前相当多的文科专业而言，都是直指要害的。

　　例如市场营销学，这本来就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但完全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专业去招生，书本里、学校里，是教不出市场营销的真本事的。

　　最后造成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工科大部分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时往往能找到对口专业和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文科很多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数根本就不可能去从事本专业工作，新闻传播学便是如此。张雪峰的数字是“80%以上”，不知道是否准确，而笔者的爱人就是新闻传播专业的，从她以及她同班同学后来择业的方向看，“80%以上”不从事本专业是太过乐观了。

　　这样的现象在更本质层面看来，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培养大学生”成了通过教育赚钱的产业。教育以利润为导向的情况下，不会真正顾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为了完成“毕业生就业比例”的行政考核指标，各学校的招生就业处并不缺乏对数据“PS修图”的能力。

　　实际上，在经济下行、生产过剩的现阶段，“过剩”的不仅仅是文科生，理工科毕业生的“过剩”和“内卷”同样是严重的。只是相比理工科还能学到一些真本事，很多本来应该在社会实践中去学习的人文学科，完全就是为招生而招生。

　　今年学费要普遍上涨了，相比而言，这只是“小头”，一个教育行业能拉动起来的可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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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精英大骂毛主席不重视人文学科、甚至“取消文科”，骂了几十年。然而，央行自己在2021年发布的一篇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却得出一个奇怪的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这个观点可谓“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关于这个观点，网络上一个更加直白的说法就是“文科生误国”。

　　但是，“误国”的哪里是什么“文科生”?

　　关于毛主席“取消文科”的指责，精英们举出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停办中国人民大学。由这种指责产生了一个更可怕的后果：

　　在主流叙事里面，一个常见的说法是“经历了70年代的浩劫，80年代以后人文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然而，“蓬勃发展”起来的究竟是什么?历史学科很多专家、教授抱着“报复”心理，疯狂诋毁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革命与进步运动，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西化思潮泛滥;文学、文艺领域同样如此，80年代的高校人文学科对伤痕文学的兴起可谓功不可没;西方经济学不加任何批判地进入大学课堂;“人道主义”也成了哲学领域的时髦……在这样的“行情”下，“反毛”、“反马列”成了人文社科领域的时尚，那些坚守信仰的人被视作守旧的异类，而逐渐被逆向淘汰。

　　由此导致了一个比“文科生太多”更加真切也更加严峻的问题：“文科生反毛”。当然这里“反毛”只是一个抽象指代，笔者的意思是高校人文学科非但不教给学生真本事，反而教给了他们与人民、与社会主义对立的立场认知。

　　其实，关于毛主席“取消文科”的指责，完全是一种污蔑。毛主席并非要“取消文科”，文科的全称叫“人文社会学科”，脱离了社会实践，这个学科也就成了无根之木。

　　毛主席就是要把人文学科搬到社会这个大学校，毛主席反对的只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精英化倾向，这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是完全背离的。毛主席的教育改革是要求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这样的要求不仅仅是针对文科，也包括理工科。

　　我们来看看那个时代是怎么搞文科的：

　　北京大学文科专业。三分之二时间在课堂学习专业基本知识，三分之一时间师生一起下工厂，去农村，带着课程，结合实际进行专题调查。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带学生与北京文物管理处合作，参与京郊西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房子、烧灶、陶器、窑穴等重要古代遗迹和遗物，接受田野考古训练，不搞“书本上考古，黑板上种田”。哲学专业，每个年级有150名师生，分别安排到西城区工厂、商店、首钢、发电厂和街道进行实践教学，结合生产管理，跟群众交流心得，写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摘自《文汇报》1973年1月5日)

　　复旦大学文科班。提倡辩论学风，个人钻研和集体辩论是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两个方面。强调“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没有辩论的气氛，就必然会象旧文科那样死气沉沉，万马齐喑。要在大学文科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就必须反对课堂的“一言堂”，要提倡“群言堂”，采取摆实事，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坚决反对轻易把不同观点宣布为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允许批评，也允许反对，允许发表意见，允许修正意见，也允许保留意见，鼓励师生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敢于认识真理。(摘自《人民日报》1972年9月25日)

　　以考古学为例，今天的主流都不得不承认，70年代是考古学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历史学的研究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这与毛主席重视读史是密不可分的。

　　而那个时代的人文社科图书编写，更是不乏工农兵的参与：

　　上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编者说明”

　　试问，这样的现象还能不被称作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而人文学科也只有与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也才能学到真本事，才能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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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大部分的人文学科从业者并不直接从事劳动生产。这个群体只能作为一个“依附阶级”存在，他们要么依附于这个阶级，要么依附于那个阶级，新闻从业者更是如此。

　　面对自己的一句话引来的巨大“压力”，张雪峰在微博上进一步回应：

　　这话说的就更实在了。如果你出身在北极鲶鱼、江西周公子的家庭，当然无所谓选什么专业了，家里的长辈早就替你铺好了路;但如果你出身一个普通平民家庭，一毕业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当然要考虑选一个能找到工作，且能找到好工作(工资稍高)的专业。

　　已经离世的前《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9年，付国豪被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录取，后来转至新闻学专业，并于2015年顺利毕业。

　　付国豪就是在“新闻理想”的鼓舞下“弃理从文”，他在香港的勇敢表现，也让我们相信，他是一位有能力的记者，是忠于“新闻理想”的。

　　然而，当天回到北京之后，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

　　按照付国豪走后，他的父亲付成学讲述的情况：付国豪迟迟不能转正，拿不到记者证，不仅如此，付国豪作为记者必须随叫随到，所以租房离报社不能太远;付国豪作为记者要有独立的空间写作，没法住群租房，单独租住一个月六千以上;加上各种开支，一个月下来收入状况就是“赤字”了，还需要家里补贴。

　　由付国豪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个行业即便你有理想、有爱好、有能力，也是平民家庭“玩”不起的，除非只打算碌碌无为混日子。

　　套用江西周公子的一句话：“还以为是60年代?”付国豪的悲剧就在于新闻理想遭遇了市场社会的现实。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下属单位。2009年，出版社转企改制正式启动，环球时报社的上级单位人民日报出版社也很快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制，环球时报社本身的性质也从事业单位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独立核算、参与市场竞争。

　　当环球时报社变身成为一家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企业，它就必须要考虑“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就是增加收入，例如2020年实名举报胡锡进的环球时报副总编、广告部主任段静涛就曾经是环球时报社的“财神爷”，曾让环球时报年入2亿广告费;而“节流”就是尽可能地缩减支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削减员工工资和福利。

　　从“节流”的角度出发，环球时报社甚至它的上级人民日报社显然不会愿意给付国豪这样的年轻员工解决宿舍问题。而人民日报社大院里本来是有员工宿舍的，但这些宿舍现在却拿到租房市场招租了：

　　大院里面也有员工家属区，只是这个职工分房福利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些分的房子也被拿出来出租了：

　　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住房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承担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这就是被后来的改革经济学家们诟病的“企业办社会”。

　　企业给员工建设家属区、直接分配住房，家属区内设立食堂、小卖部、幼儿园、学校、医院、澡堂、影院等几乎所有福利性、低收费的生活设施。这种模式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突出特色，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下，工人们以厂为家，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充分发扬了主人翁精神，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建设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强国。

　　1991年6月，《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发布，住房产业化改革进入酝酿阶段;1994年7月，《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下发，正式确立住房商品化的目标;1998年7月，《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即发放住房补贴)，截至1998年底，全国已经全面停止实物分房。

　　1991年才出生的付国豪，显然不可能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关于张雪峰讲“新闻与传播不是一回事”的话，笔者有另一个理解：新闻本来应该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这个崇高的职业也需要吃饭，最后只能逼着那些还有理想的人去做“传播”，而依附于他们原本不愿依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