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丨陪读潮：“离土”又“离乡”的农村教育

　　一

　　“陪读”的本质：农村教育移民

　　马克思预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农民向城市转移的现象。随着农业被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部分农业人口不可避免地成为“潜在过剩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

　　90年代以来，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劳动力转移证实了这一预测。农村人口外流仍在持续，但呈现出新的特征。除了劳动力迁移外，近年来，为了陪伴孩子上学而迁移到附近城市的“陪读”现象也越发普遍。

　　高等教育长期被中国农民视为“通往城市工作的阶梯”，以及逃离农业和农村生活的途径。以往，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的影响并不大。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0年，农村学生读大学的比例低于1%，到2010年以后的10年间，这一比例约为5%;一个村庄几十年来总共只出10到20名大学生是很常见的现象。

　　通常只有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才会迁往城市学习和工作，而他们的家人大多仍留在农村。因此，教育制度虽然通过将精英输送到城市，导致农村人才流失，却很少会扰乱农村生活和生产秩序。

　　然而，近十几年来的教育移民现象反映了农村教育的显著变化。一些农村家长由于担心农村教育质量低下，决定让家庭的部分成员迁到镇或县上，以便孩子就读更好的学校，从而离开原村庄或小城镇的学校。

　　这些家庭中至少会有一名成年人与孩子一起搬到镇或县上，通常为母亲或祖父母，他们会购买或租赁学校附近的房子来照顾孩子，这些陪读家长通常没有工作或只做兼职，主要的精力放在照顾孩子上。而父母一方(通常为父亲)则在大城市务工以支持家庭开支，也有许多家庭父母双方都在大城市务工，由祖父母照顾孩子。

　　因此，陪读不仅让更多农村儿童在城市学校读书，而且还改变了一个或多个农村家庭成员的地理分布。从表面上看，这是农村家长的择校行为。从本质上讲，这是由教育引发的新一波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即使目的地只是县域内新兴的小城镇。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人口流失，许多儿童和陪读家长离开农业和农村生活之后，不愿再回到农村。

　　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农村教育移民”，而不只是“陪读”，以强调人口变化对农村社区更广泛的影响。

　　教育移民在中国农村已然普遍，农村社区(依据2008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定义，本研究将县城和乡镇均作为城镇地区。)正在流失大量学龄儿童以及他们的部分成年家庭成员。

　　陪读热潮如今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已有研究调查了陪读儿童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状况和压力水平、陪读家庭的经济负担、陪读父母的婚姻稳定性、以及陪读家庭对城市环境的适应情况。但这些研究很少超出个体和家庭的视角，鲜少分析陪读潮对农村社会更广泛和更深层的影响。

　　事实上，教育移民的原因和影响都与更大的社会背景相关。与劳动力外迁类似，教育人口外流是由长期的城乡不平等造成的。落后的农村经济迫使农民进城找工作，质量低下的农村教育迫使家庭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城镇学校就读，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流动性。农民转移到城市务工使“潜在过剩人口”立即转变为城市劳动力，而教育移民的目标是为农村儿童提供未来的城市就业机会。

　　站在个体和家庭角度，向城市流动可以提高个人收入，拓宽儿童未来的生活道路。然而，不平等的城乡结构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劳动力和人才外流的加剧，农村社区将进一步衰落，从而扩大城乡差距。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关注陪读潮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对其后果知之甚少。本研究采用了社区视角，将陪读与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关联起来考察。以下，我们将首先探讨农村教育移民的驱动力，然后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描述求学外流的趋势，最后分析农村教育移民对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二

　　教育移民的驱动力——

　　撤点并校和城镇化

　　农村教育移民与2001年颁布的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密切相关。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此政策合并了一些农村初中和小规模农村小学，尤其是村教学点。由于上学路途遥远，部分乡镇学校配备了寄宿设施。这项政策引发了全国各地乡村学校的大规模关闭。

　　至2010年，全国52%的六年制小学、58%的不足六年制小学和27%的农村初中已经关闭。农村小学数量从2001年的416,000所锐减至2012年的155,000所，2015年进一步降至118,000所。

　　撤点并校政策给农村儿童就学带来了严重挑战，引发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学校的辍学率迅速上升，甚至在一些学校达到40%，寄宿学校的儿童营养不良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是小学生的通勤时间过长，一些年幼的学生为了上学需要跋山涉水。部分学校虽然为学生上下学提供校车，但由于校车数量短缺，经常超载，发生过多起严重交通事故，夺去了幼童的生命。在2011年和2012年的一系列农村校车事故后，国务院于2012年放弃了撤点并校政策，并下令恢复农村小学。

　　然而，尽管中央政府已明令禁止，学校撤并却并没有停止。2018年，全国每天仍有16所农村小学被关停。

　　村小消失后，许多农村家庭选择了教育移民，家长陪同小学适龄儿童一起迁移到乡镇或县城以照顾孩子的学习和起居。一些学者认为这种人口流动是有经济分层的，但证据较零碎。只有一项研究记录了一所村小合并后，43名农村小学生的分布情况。这些儿童中约三分之一(35%)就读于该镇指定的公立寄宿学校，这些学校虽免费，但教学质量、学校管理和生活条件较差;这部分学生主要来自贫困家庭。其余65%的儿童到了县城就读。比较富裕的家庭(43个家庭中有25个)主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寄宿学校。而只有三个有“硬关系”的或能负担昂贵城市住房家庭的孩子被重点公立学校录取。

　　可见，学校撤并对农村人口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当地小学的关闭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然而，对于许多中等收入的农村家庭来说，教育给了他们一个进入附近城市生活的机会。

　　这些农村中等收入家庭的涌入也有利于小城市的发展。有研究认为，撤点并校是财政紧张的县级政府为减少开支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叶敬忠(2017)对这一解释提出质疑，他认为农村学校雪崩式关停本就在地方政府的计划当中，旨在逼迫农村人口转入县城，促进县城的经济发展。

　　张玉林(2019)使用来自全国多个地方政府的证据证实了这一论点。例如，在广东省大埔县，一位党委委员在向政府领导人发表的演讲中说道：“大埔若要发展，就是要把农村的孩子都弄到县城来!”。广西省平果县县委书记也曾宣布：以教育为重心牵引城镇化建设，……县城的教育的发展……还可以吸引一批人进县促进消费，同时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镇化建设。

　　这一模式首创于山东省平原县，最初将农村初中迁入县城，很快又扩展到小学。一个在城市学校就读的孩子可以吸引农村家庭部分或全部成员迁到乡镇或县城。这不仅成为县级政府的发展战略，也受到辽宁、甘肃和江西等省政府的重视。

　　2009年，甘肃省政府计划将60万农村中小学生拉入到城镇接受教育，预期这“将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一战略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找到了政策支持，该决定明确指出“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

　　教育移民推动了县城房地产的发展。在甘肃省永昌县，县城70%的新楼盘由农村教育移民人口购买。学校扩招后，河南省濮阳市县城房地产销售额增长78.5%，其惊人的经济发展获得《人民日报》点名表扬。甘肃和河南各县城的陪读家庭年开支在2万至5万元之间。房租租金因地而异，普遍占陪读总开支的20%至37%。

　　许多在县城从事兼职工作的陪读家长的收入只勉强够用，当县城的工作无法维持开销时，一些父母会回到大都市寻找薪资较高的工作，把孩子留给祖父母或找商业托管机构照顾。面对这一市场需求，一种名为“代理家长”的课后照料和寄宿服务在县城涌现，服务对象为没有亲属陪同的儿童。根据服务质量和内容的不同，收费为每月150元至2000元不等。

　　可见，无论是否有亲属陪同，学校和学生进城都将拉动城市消费。根据国家审计署对30,000名学生的调查，每名陪读学生的年平均开支约为8046元。

　　与城镇的快速发展相反，教育移民为已经空巢化的乡村带来的是更加黯淡的前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迁导致农业生产减少，土地转让增加，土地闲置，农村的社会纽带被削弱，传统文化受破坏。

　　而教育移民不仅进一步掏空了村庄，还将农村的资金转向城市消费，使农村经济发展更加举步维艰。一位农民抱怨道：“让学校到城里去就是要让学生到城里去，主要是要把老百姓打工攒的那点钱弄到城里去，要么买房，要么租房。”

　　三

　　来自G县的证据：

　　教育移民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以下，本文将根据在华中G县的田野调查详细分析教育移民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G县位于主要粮食生产省份之一的湖北省，2018的总人口为35.8万人，其中75%为农村居民。

　　本研究重点关注小学，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照顾，成人一同搬迁的比例更高。研究样本包括6所城镇小学和6所村小。城镇小学包括县城的总共3所公立小学(G县县城2018年共有4所小学，包括3所公立小学和1所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建于2017年，未被纳入本研究中。)以及3所乡镇公立小学。6所村小分布在三个镇，其中5所为完小，1所为教学点。

　　陪读家庭和村小家庭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并尽量兼顾父母(或监护人)性别、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均衡状况。

　　此外，对样本村小所服务的8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表明这些村庄的确存在大规模的教育移民。村内抽样包括村民和村委会成员，抽样的村民均在村里居住五年以上，村委会成员管理村内事务，对村庄比较熟悉。

　　本研究主要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辅以学校档案数据。对128名农村家长(83名陪读家长和45名村小家长)、88名乡村教师和校长、5名教育局官员、14名村民和8名村官进行了个人访谈，每次访谈持续30到60分钟。

　　此外，我们共收集494份陪读家长(县城353名，乡镇141名)和320份村小家长的有效问卷。如果有父母陪同孩子，尽可能邀请父母填写问卷;在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则邀请祖父母或其他照顾孩子的成年人填写问卷。

　　结果表明，大多数陪读家长为祖父母(53%)或母亲(42%)，陪读父亲仅占教育移民监护人的5%。大多数父亲继续在其他大城市务工，表1显示了样本的具体情况。

　　1. 农村教育移民的普遍性

　　G县的情况反映了教育移民的普遍趋势。县城和乡镇小学由于学区外的农村儿童涌入，学校规模逐渐变大(表2)。样本中最小的城镇学校，学生人数约为700-800人，而最大的两所学校的学生数在2500人以上甚至超过3000人。

2017-2018学年，在样本乡镇小学就读的4602名学生中，43%来自学区外的附近农村地区，而这一比例在三所县城小学为68%。县城三小(学校3)是2016年县政府为了吸引更多农村儿童和家人而新建的一所学校。县教育局官员表示，建立三小和另一所私立学校就是为了给农村陪读学生提供教育，政府还计划“在县城再建一所公立学校，招收更多农村学生”。

　　吸引农村家庭到县城的并非就业机会，而是学校教育。工业在G县的经济中占比很小(28.6%)，非农就业机会不多。在接受访谈的83名陪读家长中，52名为全职家庭主妇(县城25名，乡镇27名);另外三人在县城做兼职，当家政工或开淘宝店。问卷数据表明，样本中67%的陪读家长没有工作。

　　与城镇学校的爆满相反，村小学只招收了学区内15%至50%的学生(表3)。例如，8号学校的校长表示，“今年一年级本来应该有44个学生，但只来了22个，其余的都去了县城的学校”。

　　在大多数村小，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转移到大城市的儿童仅占学生损失的20%，而40%-60%村小流失的学生转到了县内城镇学校(表4)。陪读家长称，孩子们步行到乡镇学校通常需要超过1个半小时，也没有校车。然而，在所抽取的六所城镇学校中，只有6号学校配备了寄宿设施。几乎所有选择城镇学校的农村家庭都因家校距离太远，安排了一名成年人陪同孩子住在镇上或县上。

　　2. 强迫与自愿流动

　　撤点并校导致有学校和无学校的村庄之间出现明显分化。在没有学校的村庄，如金村(54%)、雪村(81%)和苗村(69%)，有半数以上的儿童转移到乡镇和县城上学。而有学校的村庄的教育移民率低于没有学校的村庄，介于13%到51%之间(表5)。

　　乡镇和县城陪读家庭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在接受访谈的乡镇陪读家长中，有一半以上(35人中有20人)是因村小关闭而被迫将子女转移到镇上读书。问卷调查也显示，在乡镇教育移民家庭中，村里没有学校是其到镇上的主要原因(72%;141例中有101例)，而县城陪读家庭中，只有32%(353例中有113例)归结到这个原因。

　　转往乡镇的教育移民通常为撤点并校政策所迫，而县城的教育移民则主要是自愿择校。自愿择校的主要考量是孩子的学业成绩，这一因素是大部分县城陪读家庭(71%，n=353)选择进入县城陪读的原因。

　　我之所以把我儿子转到城里，是希望他能在中考时考好一点。这样，在高中也更容易进入快班。

　　小学打好了基础，她读高中就更容易一些，也更有可能考上大学。

　　教育主要被视为通向理想职业和社会流动的阶梯。不出所料，所有家长，无论来自陪读还是非陪读家庭，都希望子女在城市工作。而且在经历了城市务工的艰辛后，许多农村家长都盼望子女能有“体面”、“稳定”和“轻松”的工作。

　　我希望她在城里有个稳定的工作，希望她自己能够努力读书，能够考起公务员……像地税、国税，包括银行，工资都比较高，而且也还稳定、轻松。我有个表妹，她现在是在工商银行上班，工资比较高，工作也轻松。

　　其他家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望，希望孩子能在城市里有“体面而稳定”的“铁饭碗”。在接受访谈的家长中，只有四位因孩子“无药可救”的学业成绩接受了其以后成为农民工的前景。其他农村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定居于城市，甚至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城市中产阶级。对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上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许多农村家庭选择到县城陪读就是怀着这样的希望。

　　教育移民同时也是逃离农业劳动的一种方式。97%的受访者认为务农是农村唯一可能的工作。农业意味着辛劳和贫穷。受访者在讨论务农时使用了“辛苦”、“整天不得闲”、“收入低”或“不挣钱”等词汇。一位祖母说道：

　　现在务农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我们需要买油、肉、肥料、农药、饲料等，这些都要钱……我基本上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做。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能挣到吃饭的钱。

　　这一抱怨揭示了小农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他们的生计受制于农资市场和日用品市场的价格控制。该县小农的农业收入仅够维持生计，只有老人可以接受务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没有一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成为农民，两名受访者指出：

　　我和孩子他爸都没读多少书，还是希望他们能多读点书，不要像我们一样，(让他们)能上个大学，不要再当农民，就想办法把他转到县城来读了。

　　我就想他努力读书，考个好大学，以后有个好工作，总比在农村搞农业好。

　　问：你希望他以后在农村工作吗?

　　不，农村的工作不好，再说农村哪有什么工作?

　　马克思的幽灵笼罩在农村大地上。热切寻求出路、逃离农业的农村家庭积极培养他们的年轻一代从农民转为城市无产阶级，最好能更进一步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归根结底，教育移民与劳动力移民有着相同的目标：城市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教育移民者很可能一去不回，他们的离开让村庄进一步空心化，使农村更加衰落。

　　3. 资金流失

　　随着陪读家庭成员大规模迁往城镇，大量财富也离开了农村。从所抽取的样本来看，2017-18学年，县城有3686名陪读儿童，乡镇小学有1970名(表2)。而问卷数据显示，陪读生活成本很高，乡镇平均每户每年12,600元，县城平均每户21,300元。据此计算，仅本样本中的陪读家庭每年从农村流出的资金总额便为7900万元，其中6170万元流向了县城(表6)。

　　7900万元的资金流失仍是保守估计，因为本样本仅包括三所乡镇学校，而G县共有八所乡镇学校，并且私立学校尚未统计在内。样本中的陪读家庭在县城的房租支出共有1100多万元。此外，在接受访谈的83个陪读家庭中，有13个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另有21个家庭计划近期买房。

　　2018年，县城平均房价为3860元/平方米，一套楼房总价位于308,800元(80平方米)至540,400元(140平方米)之间。教育移民是G县房地产市场的强大驱动力。县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承认了这一点，表示“如果没有这些陪读的，县里这么多房子也卖不掉”。

　　2018年G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0,340元。据调查，陪读家庭的年均农业收入为4037元，而村小家庭的年均农业收入为7073元。三分之二样本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是父亲)的汇款。显然，农民工的汇款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乡镇和县城，以支付陪读所需费用。

　　如果这7900万元能够集中起来为村庄所用，可以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用于村庄的农业生产现代化、基础设施(包括学校)改善或其他发展。这样的乡村发展建立在当地村组织能够号召个体农户进行集体投资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上，山西蒲韩公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编者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蒲韩实践的具体内容】。然而，教育移民导致这些宝贵资金从农村流失，反而助长了城镇地区的消费和房地产市场。

　　4. 农村中上阶层的外逃

　　只有农村的富裕家庭才能负担城镇地区的昂贵生活费用。超过90%的村小家庭表示希望将子女转到城镇学校读书，但许多家庭因经济条件匮乏而无法如愿，约61%的村小家庭年收入低于60,000元，而乡镇和县城的教育移民家庭中，分别只有49%和37%的家庭年收入在60000元以下(表7)，县城约三分之一的教育移民家庭年收入超过80,000元。这一比例在乡镇陪读家庭中为17%，而在村小家庭中，仅为14%。

　　同样，陪读父母的教育和职业水平也高于村小父母。县城陪读父母获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27%)，明显高于乡镇(13%)和村小儿童(12%)的父母(表7)。县城陪读父母中只有21%为小学文化水平或文盲，而乡镇陪读父母和村小父母中，此比例约为40%。

　　县城陪读父母中约有17%为商人、专业人士、村干部或官员，而乡镇陪读父母和村小父母中这一比例仅为7%-8%。更多的村小父母自报其职业为农民，占9%，而在县城和乡镇，陪读孩子的父母只有3%-4%为农民。

　　显然，教育移民是农村社会分层的表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陪读，留下最贫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口在村庄。

　　社会关系在农村家长选择城镇学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县城陪读家庭都动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以确保孩子能进入一所县城学校。一位母亲说：

　　最好提前找个熟人帮忙，在放暑假之前就要打招呼。不然，想进县一小还是挺难的。听说进其它学校也要关系才能进，其实也差不多，都要熟人。

　　简言之，受过更好教育、资源更丰富、人脉更广的村民可以把孩子送往县城读书，将其他人留在村里。

　　5. 农业生产收缩

　　中国农村为城市经济贡献了1.69亿农民工，提供了一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队伍。而村庄中的农务则成为了老人事业。问卷数据显示，在814名父母中，674名在当地或大城市从事非农工作，而职业为农民的只有44名(表7)，这表明祖父母在农业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今，教育移民进一步拉走了农村的成年人，尤其是祖父母，从而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短缺。

　　在我们调查的494个陪读家长中，祖父母占了53%(260名)。三分之二的陪读家长每月只回村一次甚至更少。尽管乡镇与村庄相距较近，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乡镇陪读家长每周回村。虽然访谈显示有一些陪读家长定期回村继续耕作，但这只是极少数。大多数陪读家长回村只作短暂停留，甚至只为参加婚礼等特殊场合。

　　大量农村成年人外流导致农业生产减少。一位陪读母亲指出，她来到县城后，再也没有时间管理她的茶树了。一位祖母说，她的农业收入减少了一半以上，从9000元减少到4000元，因为她务农的时间减少了。

　　由于大多数陪读家长很少回村耕作，许多人要么把土地租给他人，要么任由土地荒置。一位村小母亲说：“我们村大部分陪读的都没种地了，他们的地有的给亲戚种，有的就荒了”。据一位祖父估计，由于他不在，他家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4亩)已经给了亲戚。另一位陪读祖父曾替全家耕种了15亩农田，但在他迁到镇上陪读后，4亩给了亲戚，10亩较低产的农田被抛荒。

　　事实上，陪读家庭出租土地也并不容易。例如，一位63岁的陪读祖母就找不到人耕种她的土地，因为“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也到城里送孙儿读书去了”。一位母亲曾经耕种大约10亩被乡亲荒置的田地，但当她陪儿子到县城读书时，这额外的10亩土地连同她自己的土地都一起被闲置抛荒了。一位村民受访者估计，“因为陪读，就我家附近估计都有100多亩地荒了”。几乎所有的村领导都将村庄土地抛荒的加剧归咎于陪读。我们的问卷数据也有力地支持了访谈结果(表8)。

　　表8显示，陪读家庭25%以上的田地被闲置，而村小家庭中，此比例仅为7.7%。控制其他变量后，陪读家庭闲置土地的可能性是村小家庭的2.175倍(表9)。每增加一户陪读家庭，土地抛荒就增加1.489亩(表9)。按此速度，样本学校中4265(2896+1369)个陪读家庭共弃的耕地估计约6350亩(423.4公顷)。而样本8个村庄的村平均耕地面积约为1640亩，6350亩的抛荒规模相当于4个村庄的总耕地面积。

　　“陪读家庭”这一变量对土地抛荒的影响系数为第三大(系数=0.777，p<0.05)，仅次于“家庭本地非农就业比例”(系数=1.325，p<0.001)和“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比例”(系数=1.186，p<0.05)(表9)，这表明除了外出务工和当地非农就业外，教育移民是导致农村土地抛荒的最大原因。

　　由于较年轻的父母及其子女不太可能返回农村，农业萎缩将持续下去。在所有被访的陪读家长中，只有一半(83人中的44人)家长计划在孩子长大不再需要照顾后返回自己的村庄;其中33人是50岁以上的祖父母。其他人或已经通过买房在乡镇或县城定居，或正计划买房。陪读儿童占样本中所有农村儿童的40%以上，他们长大后不太可能回到农村。有一半的陪读儿童即使在节假日也不愿短期回村。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以上所有证据表明农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在劳务输出之外，教育移民进一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加速了土地荒置，最终降低了农业产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儿童在城市环境中长大，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也不打算回到村庄，农业劳动力短缺必将加剧。农业生产的收缩已经越发严峻，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振兴农村社区和经济将前景黯淡。

　　6. 讨论和结论

　　对G县的研究证实，农村教育移民的后果超出了已有陪读文献所探讨的范畴。教育移民源于城乡经济差距，并对农村社区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是由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引发的。而随后的县域城镇学校扩招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去切断与农业和农村生活的联系，让子女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尽管其直接的目的是为农村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但教育移民的长期目标是使农村儿童脱离农业环境，并使成就最高的孩子从无产阶级跃入城市中产阶级。

　　从本质上讲，农村教育移民的最终指向与劳动力移民相同，即城市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农经济仅能维持生存，因此小农阶层积极寻求加入城市劳动力群体的机会，教育移民正是这一农村社会长期趋势的延续。

　　然而，尽管最终指向相同，教育移民与劳动力移民在两个重要方面上是不同的。

　　首先，劳动力外迁发生在农村社区的各个阶层，而教育移民的主体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农村家庭，这在县城的教育移民中尤为显著。这些富裕家庭的储蓄主要来自农民工在大城市的务工收入。农民工的外流为教育移民提供了条件，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迁移到乡镇或小城市生活成长。

　　其次，教育移民和劳动力移民对于农村资金的影响是相反的。劳动力移民通过农民工寄回的汇款，为农村经济和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汇款的一部分用于留守家庭的农业生产投入，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的促进。汇款的一小部分有时候用于乡村社区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支撑中国农村的不是“移民文化”而是“汇款文化”。

　　然而，教育移民将这些汇款从农村转向乡镇和县城，投入了城镇消费。本研究清楚地表明，仅样本中6所城镇学校的教育移民，每年就有超过7900万元的资金从农村流出。这些资金主要促进了县城消费，对县城的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但却在消耗农村微薄的资金资源。

　　与此同时，尽管县城的飞速发展备受关注，但农业县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可持续的产业支撑，也非源于县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而是依赖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和消费的增加而实现的。这两个经济增长点都与撤点并校下农村学生进城密切相关，事实上，这是通过教育改革变相将农民工的务工汇款吸入县域内城镇地区，以侵蚀农村经济资源为代价而实现的。

　　同样都是农民工子女，在大城市的学校受到排斥，在县域内却成为城镇化的推动力。

　　众所周知，在大城市，农民工的子女难以进入公立学校，而为这些农村儿童服务的农民工子弟校也经常因“学校条件不达标”而被关闭。教育政策赶走了成千上万的农村流动儿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大城市的负担。然而，在大都市中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却构成了乡村中的中上和中产阶层。

　　这些被大城市视为负担的孩子，在小城镇却被视为有益的资产，受到县内城镇学校的追逐。大城市的学校排斥农民工子弟，通过拒绝支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以维持廉价的劳动力。而小城镇的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又让农民工的务工收入重新流入城市经济。因此，教育移民与劳动力移民相互作用，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资源流动循环，加剧了农村的人力和资金短缺。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经济仍然是在剥夺农村社会的基础上而蓬勃发展的，并以越来越高效和彻底的方式掏空农村社会。

　　上述现象对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教育移民和劳动力移民都会导致劳动力流失，从而导致农业萎缩。劳动力移民把务农主要留给了老人和妇女。而近年来这两个群体也越来越多地因教育移民而离开农村和土地，导致村庄的土地抛荒加速、农业产量下降。人力和资金的大量外流让本已困难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归根结底，无论因工作原因还是教育原因，农村人口外流是由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极度焦虑甚至绝望造成的。教育移民是农村儿童逃离农业的一条途径。这种绝望展示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家庭式农业经济的失败。农村去集体化导致村庄经济组织的削弱甚至近乎崩溃，乡村没有组织能力调动农村的人力物力以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地方经济。

　　设想，如果G县存在有力的农民组织，能够将分散的人力和资金进行集中，陪读所耗费的7900万元本可以用于修缮学校、招聘优秀教师、维护农田和建立农业加工业，从而创造就业机会，至少能将一部分劳动力和利润留在村内。然而，去集体化摧毁了这种集体行动所依赖的经济和组织基础。

　　面对零散的小农家庭，资本与市场渗透和控制农业生产几乎没有阻力。国际国内的农资企业控制了农业生产的上下游，包括种子、化肥、农药、产品定价、加工和销售。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使农民处于生产链的最底端，农业收入被挤压到仅仅维持生计的水平。

　　在没有任何集体缓冲的情况下，单个农村家庭被迫独自对抗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因此在农业中看不到未来。没有其他社会组织的保护，家庭便成为了最后的依靠，而向城市转移成为了农民家庭及其子女摆脱农业的最后出路。正如本研究所表明的，教育移民可能会改善某些个体农村家庭的状况，但最终会使农村社区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

　　四

　　问答环节

　　主持人

　　非常感谢王丹老师以详细的证据和深入的思考，为我们揭示了当前城镇化，尤其是县域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如何通过教育移民来发生的。同时，今天的讲座也将教育和乡村发展相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当前乡村教育和乡村发展的问题，未来可能的出路又在哪里。

　　Q

　　问题一：在陪读潮现象下，有很多耕地都抛荒不种了，那这些耕地大概有多少可以租出去?

　　王 丹

　　如果要统计一共租出去多少亩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问卷中只能通过计算他们租出去的土地占家庭所有土地的比例来做一个估算。陪读家庭可以租出去的土地，大概占其家庭所有土地的23%。因为每个家庭的土地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23%只是大概的一个平均数。

　　Q

　　问题二：请问到县城陪读的家长也是靠打工获得收入吗?那为什么有些人靠打工可以进城陪读，有些人却只能进乡镇或者留守在农村?

　　王 丹

　　教育移民其实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移民家庭到底是不是为了孩子上学才迁徙到县城或乡镇去的。那我们是怎么定义教育移民的呢?就是看他的目的。比如说农民工打工也有带孩子的，但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打工，而不是为了孩子教育才迁到城里去的。然而对于县域的陪读移民，因为大人是跟着孩子上学进城的，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城里找工作，而是为了孩子教育，所以我们称之为教育移民。

　　那教育移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什么呢?——靠打工收入。在我们访谈的83位农村陪读家长中，有52位是全职家庭主妇，其中25个在县城陪读，27个在乡镇陪读。也就是说，很多陪读家长是不工作的，或者只是做些兼职，比如在县城做家政工或者开淘宝店。

　　这意味着陪读费用并不能仅靠陪读家长在县城找一份工作来支持，而是要靠父亲，甚至父母两个人的打工收入。所以在我们的问卷和访谈中，有53%的家庭都是祖父母陪读，父母两个人都在外打工，他们的打工收入在整个家庭的收入中占据了最主要地位。

　　打工为什么会造成农村家庭的分层呢?很显然，在城市里面打工，首先大家的工作和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其次一个家庭的打工人数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父亲一个人打工，有的是父母两个人打工;还有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比如家里有没有病人等等，这些差异都会造成农村家庭的分层。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家庭靠打工可以支持孩子去县城陪读，而另一些家庭同样靠打工却只能勉强支持孩子去乡镇陪读。

　　问题三：中部某些县域正在建设教育园区，所以陪读群体更加聚焦于县城，导致乡镇和村庄的一些学校呈现出教育设施越来越好，但学生又越来越少的现象。这是不是意味着改善农村的教育资源并不是解决农村教育困境的有效办法?那么农村教育困境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改善?

　　王 丹

　　这是个好问题，也非常大。是的，现在的很多现象就是这么吊诡或者说充满悖论。一方面，在过去的20年，农村教育资源实际上得到了很大改善，比如说学校的学生均经费从2000年到2019年大概翻了十几倍;教师工资也基本上翻了一番;很多学校的教学楼、多媒体、互联网等设施和资源在普及六年和九年义务教育时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另一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农村学校的学生留不住，老师也留不住，投了越来越多的钱，学生和老师却越来越少。所以说资源投入确实不是解决农村教育困境的有效办法。但也不是说农村学校可以不要资源了，农村的教育资源还需要继续投入。只是我们认为这种资源投入，没有解决农村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需要思考的事，农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说白了就是为了向城市靠拢。很多人认为好的教育就是考出高分数，能够进入城市重点中学，考进城市名牌大学，最后留在城市找到一份好工作。这样的一个教育，本身就是以离开农村、离开农业为目的的，所以建立在这个目的基础之上的农村教育制度，投入的钱越多，都只会更加促进农村孩子向城市的转移，而不是留在本地。

　　当我们发现资源分配并不能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反省我们诊断问题的方向是不是出了偏差。农村教育问题不仅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教育的根本目的出了问题：它是一个不断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所谓城市高精尖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的教育体制，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并不在它所关心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教育目的怎么可能改善农村教育的困境呢?它本身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所以我觉得改善农村教育困境，首先要有一个观念上的方向性扭转;其次要有一些政策性支持，可以让农村教育真正服务于农村。例如，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能够通过一些激励机制，促使城市青年人流向农村，或者农村青年人留在农村。

　　此外，青年人回流之后，农村还要能接收他们，不能让他们没有工作、不能施展抱负或者所学不能所用。所以农村还必须要有一种组织能力，能够接收回流人口，这种组织就是我们提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上一期诚食讲座【编者注：点击“诚食讲座”，获取完整版讲座内容】，张文茂老师对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进行了解读。所谓农村集体经济，就是要让农村形成自己的经济体系，从而建立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链，只有这样农村才能够吸纳从城市回流的人口，让他们回到农村之后有事可干。

　　大家可能会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上山下乡运动，那时候大批城市青年去了农村，那当时的农村为什么能够吸纳他们呢?如果今天我们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那今天的农村又该怎样去吸纳他们呢?

　　比如说你把他们安置住哪里?如果是安置住在某个农民的家里，那这个农民为什么要接受?如果他们不住农民家里，村集体有没有一些公用的房子供他们住呢?此外，他们怎么参与生产?现在包产到户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村集体的农田分的一亩都不剩了，下乡的城市青年去参与哪家哪户的生产，并且这家到底需不需要他们参与生产呢?

　　所以在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情况下，即便是来一个上山下乡的命令，农村都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农村必须要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制度，才能够安置回流的人，让他们留下来有事可干。

　　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有了自己的产业链和收入来源，实际上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和城市、政府和高校进行联合培养人才，或者说定向培养人才，并输送到农村，而农村目前是没有这个培养能力的。

　　如果我们回首历史，即便是80年代的乡镇企业，在有收入的时候，也有和高校进行过联合培养，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人送到高校去培养，然后再回到乡镇企业继续服务。所以我觉得如果农村可以再一次组织起来强大的集体经济，那么农村不仅能够接收回流的人，甚至还可以主动去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环境，而且仅靠教育体制是无法全权干预的。那么学校可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从头脑上去鼓励那些回流的人，给他们一种类似于浪漫主义的精神支持，因为我们的教育总不能把人们都培养成功利主义的，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让大家都在城市里为自己服务。我们还需要在教育中培养一种服务于社区和社会的情怀，培养一种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多做贡献的世界观。

　　其次，我们的教育还可以给回流或愿意回流农村的人一些知识和技能，让他们更加理解农村，知道农村危机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进而获得真正的技能去改造农村。我觉得这是在教育改变根本目的之后，能够真正为农村所做的事情。

　　当然这些说起来都比较宏观，也是回应你比较宏观的提问。其实现在教育领域也发生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优师计划”，也就是为农村定向培养师资，激励大学生或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回到农村教学。当然这是不需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因为目前农村的学校本身就能够安置这些老师。

　　但问题是，我们在培养农村未来教师的时候，没有一个“农村化”的过程，没有系统性地去培养他们服务于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意识和头脑，使得他们缺乏对农业和农村的了解，所以在这一点上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在历史上我们对农村教育问题也做出过非常大的改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出路的。

　　问题四：在当前农村生育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村小是更加招不到学生的，那么本来学生就少，却还要向村小投资，这个成本收益率是不是比较低?

　　王 丹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浪漫化，确实是需要考虑在生育率降低，并且很多农村人口确实外迁的情况下，村小的效益问题。但是这个效益问题我们也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农村学校对于农村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现在的精英教育体制之下，农村学校在我们的观念中和城市学校并无两样，只不过它是个条件很差的城市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使农村人口受益于教育，给农村孩子更好的教育质量，享受更公平的教育，县城城镇化的这些提议是没有错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跳出精英教育的框架?因为在这个框架下，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目的是一样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功利的，自私自利的。

　　然而，农村教育的社会功能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农村学校作为一个农村社区的文化中心，它不仅仅只是农村孩子读书升学的场所，还可以是农村的成人教育中心，可以是农村老年人的社区活动中心，甚至还可以承担部分卫生健康功能，成为一个公共卫生知识普及中心。这样一来，农村学校的成本收益是不是要重新计算?

　　我们暂且不讲农村学校的成本收益，就讲现在新的教育政策。虽然小学已经撤并了，但新的教育政策要求每一个村庄都要有幼儿园。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教育机构?如果每一个村庄都要建立幼儿园，那是不是需要投入新的资金，需要新的幼儿园教师?

　　实际上小学撤并之后，农村同样需要一个文化机构，那么为什么不把小学和幼儿园合在一起，同时又扩大它的功能，使之成为一个农村文化的、卫生的、健康的、老人娱乐的中心呢?这样说来，成本收益就有另外的算法了。

　　Q

　　问题五：王老师今天讲得很精彩，但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一半讲问题，一半讲建议和方案，包括改善路径等等。我觉得现在的农村可能和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哲学了，出来的全是实用主义哲学，把最终的宗旨抛弃了，所以我认为还应该下很大的功夫把建议和方案做出来，而不仅仅是道德理想。

　　王 丹

　　谢谢您的建议，确实是需要一个对于农村未来的远景，才能够定位农村教育或者农村公共服务到底需要什么。但是我认为农村的未来远景也不是一个那么高大的哲学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未来还要不要农村的问题。

　　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一定要在农村投入，农村人走就走了，以后中国就像美国一样就5%的人口是农民，或者像香港一样有2%的人口是农民，粮食都靠进口。我觉得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最现实的就在这里，就是我们中国14亿人口要不要农业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不要农业，那农村教育可能在未来20年是个问题，但在未来40年可能就不是问题了。但我们不可能走到那一天。

　　我估计很多人都承认，乡村不可能消失。在这个前提下，农业是中国必须要发展的产业，因此需要对于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提出愿景。我们当然希望农村能够是一个让农民生活幸福的、有生产的、有文化的、有充分的至少是富足的公共服务或设施的社会。在这样的愿景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教育、卫生、公共服务和经济等层面，如何能够向农村倾斜。

　　Q

　　问题六：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国外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

　　王 丹

　　我觉得农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我所知的非常有限的范围里，比如说美国的农村教育也不那么理想。因为美国的农业人口特别少，农村教育在美国的教育研究中占非常边缘的位置。他们也存在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农村儿童的大量迁移和农村空心化问题，而且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因为没有户口限制，说走就走了;还有农村文化被城市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所压制等等。他们也提出了农村移民之后的社会问题，比如农村人口转移之后，尤其是社区的一些骨干一走，本地的一些工业或产业也开始出现没落，所以美国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有很多是相似的。

　　欧洲最近有位老师做了一个项目叫空心化(emptiness)，就是说在东欧，也有很多农村学校变成了“空”的。这个项目本身跟我们所研究的中国农村学校的消失、农村儿童向城市迁移等问题，都呈现出类似的趋向。

　　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村的未来和农村劳动力的未来是可想而知的，农民就是一个城市工人阶级的后备军，他们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做好准备向城市转移。所以只有打破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的逻辑才能够逆转农村劳动力的命运和整个农村的命运。

　　注：本讲座稿基于讲者已发表的论文：Wang, D & Teng, Y. (2022). Educational Migration and Rural Decline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Vol 88: 100-125. https://doi.org/10.1086/719473

　　讲座回放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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